一代雄主为何背上了千古骂名?说说被孔子他们骂惨了的郑庄公
发布时间:2023-09-22 08:56:24 作者:覃仕勇说史 浏览量:914
与齐、晋、燕、楚等老牌诸侯国相比,郑国的诞生时间晚得多。
它是周宣王于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把郑地封给了弟弟友,这才正式建国的。
友,也就成为了郑国的第一任国君——史称“郑桓公”。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郑桓公的“桓”是他死后获得的谥号,是个美谥;郑桓公的“公”,是他生前的爵位。
根据《左传·昭公十三年》中“子产曰:‘郑,伯男也。’”的说法,郑国的本爵其实是“伯男”。
之所以称郑桓公为“公”,按照陈恩林先生所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中的解释,是“畿内伯……入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称‘公’”。
即郑桓公属于“天子三公”的“公”。
他这样的公爵只限于一身一世,他的后世子孙必须恢复本爵。
当然,陈恩林先生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里面也提到了,“公”虽然是一种爵位,但在诸侯国内,国君无论是什么爵位,都是可以被尊称为公的,那是一种尊称。
不过,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孙子郑庄公的“公”可不是尊称,他俩也都是“天子三公王朝卿士”。
史家因此称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这爷孙仨为“郑氏三公”。
既然郑庄公的生前爵位也是“公”,为何《左传》总是左一句“郑伯”,右一句“郑伯”地称呼他?
这是故意的。
把郑庄公的爵位从“公”降为“伯”,不过是要表达出对他的谴责和批判。
作者还在《左传》记录的第一件大事“郑伯克段于鄢”里,明白无虞地解释了这六字的别有用心。
原文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意思是说:“段”虽然是郑庄公的亲兄弟,但他的行为不配称弟,所以无须标明他是郑庄公的兄弟;对郑庄公不称“公”而称“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克”字本是指两敌对势力之间的相生相杀,不应该用在兄弟之间,但他们兄弟犹如仇敌,所以用了“克”字。
“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的考究和安排,并不是《左传》的独创,更不是《左传》的首创,而是来源于《春秋》。
《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春秋》作注的史书,称“春秋三传”。
据传,《春秋》为孔子所作,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
其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故有“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之说。
“郑伯克段于鄢”的整件事在《春秋》中仅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带过。
《左传》则为我们详细记述了事件本末。
话说,郑伯是郑武公夫人武姜所生的嫡长子,取名“寤生”;段是武姜生的嫡次子,又名“共叔段”。
武姜喜共叔段而恶寤生,多次劝郑武公立叔段为太子。
郑武公没有理会,而按照周礼的“嫡长继承制”,坚持立寤生为太子。
郑武公死,14岁的太子寤生继承君位,即郑庄公。
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封给自己心爱的幼子共叔段。
郑庄公考虑到制邑地势险要,生怕共叔段守不住,让母亲另外挑选。
武姜于是另选了京邑。
郑庄公就把京邑封给了叔段。
大夫祭仲觉得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合礼制,强烈反对。
郑庄公无奈地说:“这是母亲武姜的要求,我不敢反对啊。”
祭仲说:“你把这么大的封邑给了叔段,一旦他的势力滋长蔓延,就难以控制了。”
郑庄公安慰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叔段的势力果然增长得很快,郑国西边和北边的边邑都倒向了他。
公子吕向郑庄公报告说:“叔段的势力快要赶上国君了,一个国家是不能有两个国君,您快想办法除掉他呀。”
郑庄公黯然回答说:“不用除掉他,他会自己灭亡的。”
但共叔段并没有自己灭亡,势力继续膨胀,一直延伸到了廪延(当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
公子封担心得不行,说:“快点动手吧,不然局面会难以收拾。”
郑庄公摇头说:“他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一定会灭亡的。”
然而,共叔段整顿好兵马,密约母亲武姜为内应,悍然起兵了。
郑庄公侦知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先下手为强,发兵讨伐共叔段。
共叔段大败,逃回京邑。
郑庄公乘胜进攻京邑。
共叔段守不住,逃往鄢邑(在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
郑庄公继续攻打到了鄢邑。
共叔段再败,逃亡到了共国(今河南辉县)。
这样,共叔段之乱被平定了。
郑庄公恼怒于母亲武姜的偏心眼,命人把她安置到城颍(当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对天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但是,他很快就反悔了。
一年之后,在颍考叔的建议下,郑庄公“掘地见母”,和母亲和好如初。
事件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公羊传》把《春秋》这一“克段”之隐义阐发得更加明显,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谷梁传》也说郑庄公除共叔段是“处心积虑”。
其实不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春秋三传”把郑庄公说成是阴狠毒辣的野心家,在孔子的引导下,后世几乎一致把郑庄公认定为阴险狠毒、奸诈虚伪、睚眦必报之徒。
东汉大儒杨震大加指责郑庄公,说他“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
南宋人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骂郑庄公是“古今大恶”,说他对共叔段采用了“钓鱼执法”的手段,强词夺理地说什么“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直把郑庄公骂得狗头喷血。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沿袭前人之说,骂郑庄公“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
蔡奡的话尤其恶毒,说:“忍哉寤生!幽母杀弟,狡狯性成,流秽青史。”
马骕甚至说郑庄公乃是“千古罪人”,大有一锤定音之势。
实际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根本就是一个死结。
像郑庄公与共叔段这种为争夺君位而上演的骨肉相残的惨剧,在历史上真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就说在郑庄公所生活的时代,晋国曲沃翼城之争也已经悄然上演了。
后世唐朝的“玄武门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九龙夺嫡”等等,更是把这种斗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味责怪郑庄公“失教”,没有教导好弟弟,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满口胡柴郑庄公“以兵机施于骨肉”,实在苍白无力。
话说回来,为什么自孔子而后的历代儒家名人如此不待见郑庄公呢?
究其原因,郑庄公”幽母杀弟“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郑庄公后来起兵对抗了周桓王,还胆大包天射伤了周桓王。
事情是这样的:
郑庄公为了对付共叔段,很长一段时间顾不上入朝协助周平王处理朝政。周平王没办法,就把朝政交付给了虢国国君虢公,不知不觉地冷落了郑庄公了。
郑庄公这边缓过气来了,埋怨周平王只顾信任虢公,不把自己当回事。
周平王及时作出了解释,为了消除“误会”,他主动把太子孤送到郑国去居住,以示对郑国的信任。
郑庄公破涕为笑,作为回应,也把郑国的公子忽送到周朝居住。
这样,天子和诸侯之间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互换人质。
这在孔子他们看来,这君不君,臣不臣的,真是乱了套了。
不用说,郑庄公这么做,属于大逆不道。
但更过分的事还在后头。
周平王在公元前720年驾崩了,一直在郑国当人质的太子孤返回了京城,继承了王位。
谁也没有想到,太子孤命薄,王位还没坐暖,他就挂了。
那么,就轮到孤的儿子姬林继位了。
这姬林就是周桓王了。
周桓王认为父亲的死,都是郑庄公给害的。
他认为,父亲如果不是在郑国当人质吃了太多的苦头,是不可能这么早就离世的。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他恨上了郑庄公。
少不更事的周桓王越想越气,最终热血上涌,脑袋发昏,宣布解除郑庄公在朝中的政务,转手把朝政都交给了虢公打理。
郑庄公身为一代雄主,没来由地吃了这个哑巴亏,气得不行。
但人家周桓王贵为天子,他也不敢怎么着,只能另外找地方泄愤。
说来也巧,宋国、卫国作乱,而郑国之前和宋国也有过过节,郑庄公因此把目光投向了宋国。他就点起兵马,假借周桓王的名义,“以王命讨不庭”,大举讨伐宋国。
打着周桓王旗号的郑庄公,得到了齐国和鲁国的支持,很快攻破了宋国,逐杀了宋国的国君宋荡公,另立了公子冯为宋国的新国君,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宋国。
郑庄公大大地出了一口气,满意而归。
但是,周桓王听说郑庄公假借自己的名义去打人扬威,不干了,先是下令撤去了郑庄公左卿士的职位,后来又征调起蔡、卫、陈三国前往征讨郑庄公。
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天子亲自带着诸侯国的军队前来问罪,那么,作为诸侯国的一方,就必须赶紧认错了。
但郑庄公不肯受这样的窝囊气,整军迎战。
于是,周、郑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市东北二十里)开战了。
刀枪无眼,周桓王在混战中被射中了一箭,大败而还。
至此,周王室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形象被破坏了。
诸侯问鼎,群雄争霸的局面由此纷至沓来,春秋大混战宣告开始。
这让孔子等人气急败坏。
在孔子的心目中,夏、商、周三代是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他曾经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夏、商、周三代的美好之处在哪儿呢?
《论语·颜渊》中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你做你的君主,他做他的臣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不得与君争,各安天命,各自认清自己的位置,都规规矩矩,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二者不能交换,社会的等级名分一律都不要变动,彼此都与世无争,那么就天下太平了。
不难看出,要社会的等级名分一律都不变动,只是孔子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是运动的。西周末期,中国奴隶制度行将崩溃、封建制度蓬勃兴起,郑庄公对抗周王室,不过是反制约的表现,和其此前平定共叔段的叛乱一样,都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表现。
可以说,郑庄公的所作所为,是独立个体要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新的一统天下的主观需要,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乃是大势所趋的大历史潮流。
孔子等人缺乏这样的历史观,只能“礼乐崩坏”的痛哭中,把一腔怨气撒向了第一个挑战周王室尊严的郑庄公。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郑庄公就被诅咒成为了“古今大恶”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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