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本体论再认识

【作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希望从中获得对中国改革发展有益的经验。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在此方面投入巨大智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所得极为有限。这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依然陷入在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的教学之中未能自拔，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依然沉浸在计量经济学回归参数估计的范式之中乐之不疲，中国经济学的思维依然未能实现在高质量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转化。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马克思高度哲学化的语言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有所隔膜的，马克思基于自己所设定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对于高级人士而言也可能是难以跨越的。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不仅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是如何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看，要发展生产力，只能搞好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果，生产关系是因，生产力在后，而生产关系在前（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钧教授就曾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发展生产力是先调整生产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也是先调整的生产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是一个发展理论问题，是一个既定社会形态保持自我、发展自我的问题。它与历史唯物论是相辅相成的。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本体论再认识。该文曾以同一标题发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上。这里发表时去掉了脚注！

一、引 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所构成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然而，围绕对这一经典命题的解读、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两大对立的范式，并且都宣称自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理解。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在俄国（及之后的苏联）和中国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革命并在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表述，这是由于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苏联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2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认为当时俄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并且，“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斯大林，1958，第4-6页），其实也表达了在社会形态变革时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的观点（张德霖，1989）。确实，斯大林的这个表述将苏联的公有化政策牢牢地建立在客观、唯物的基础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和策略上看，斯大林的这个表述是完全正确的。当苏联实施公有化时，所依据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实质上是将建立新型生产关系而不是将发展生产力，置于了优先性的位置上，不如此，就不可能对抗“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斯大林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腐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斯大林，1958，第5页）。

与斯大林相反的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来反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责他“过早地发动革命”，因为俄国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潜能。托洛茨基也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够建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孰为优先者，也发生了诸多争论，至今依有余响（马社香，2013ab）。其实，无论是考茨基、托洛茨基，还是中国一些人，都是把生产力数量上的大小而不是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作为了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量，从而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了。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理解和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解虽然是对立的，但其实，他们都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首先确定生产关系，因此，都可以定义为“生产关系优先论”，只是他们所主张确立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一个是主张只有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力，一个是主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应该缓行才能发展生产力。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基本瓦解，而中国的生产力则已经使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高度。在西方，法国哲学家Althusser（2014）和英国历史学家里格比（2012）都直截了当地认为，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他们还都认为，甚至马克思也在有的场合认为生产关系具有对生产力的优先性（里格比，2012，第17页）。科恩（G.A. Cohen）曾坚定地支持生产力的优先性，科恩（2008）虽然没有否定生产力的优先性，却认为，究竟如何论证生产力的优先性，依然是不清晰的。这样，科恩就从自己早期的为生产力优先性辩护的立场上后退了。威廉姆·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去陈述他们为什么深信生产力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基本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情况和理由”，因为他们把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看作为一种经验常规，因此无须寻求进一步的说明”（肖，1989，第57页）。然而，综合考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实践以及一些论述和阿尔都塞、里格比、科恩的论述，即使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也有可能是客观成立的。这样来看，究竟怎样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及其第一位的地位，究竟怎样理解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第二位的地位，就依然是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命题，如何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与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的关系，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政策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哪个命题具有优先性。这个优先性问题也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哪个具有优先性具有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也被斯大林所承认。而如果承认，在某些时间（如20世纪上半叶）和某些地点（如俄国和中国），从作为党的生命线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那么，很显然，在这些时间和这些地点，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就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更重要了。这是一个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框架的更为学术的思考角度。为此，本文首先精确地定义什么是生产力，其次精确地定义什么是生产关系，然后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即哪个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为什么优先于哪个。这样，我们就能把生产关系优先性命题和生产力优先性命题统一起来，从而就能为更有效地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基础。

二、生产力的本体论

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确定义生产力概念的必要性，已有的定义还缺乏数理的表现形式。这部分是因为生产力概念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缘故。“没有一个概念像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力水平（或发展程度）这一概念那样具有表面的简单性，而在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难题”（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08年，第226页）。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永恒话题（马俊领，2009）。赵家祥（2012）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6对共12个生产力概念，然而，依然不能让人满意。面对这些难题，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运用数理来有力地重建生产力概念恐怕是在它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的最有效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持彻底批判态度，从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很少出现这种形式。可是，褫掉西方生产函数概念的庸俗因素而保留其合理的形式，就可以发现，有两种方法来清晰地定义生产力。一种方法是从生产力的条件、原因和可能性的角度来定义。这正是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使用的定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指劳动资料（means of labor）与劳动力（身体、大脑和知识）的组合，以及劳动力之间的合作、管理。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它包括“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原料、工厂、机器”、“矿山、矿井”和“工具、交通手段”等，现在一般记为工具、机器、设备、土地、基础设施、原材料，甚至包括技术、知识和技能等。1938年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这样归纳道：“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斯大林，1985，第218页）。有了劳动资料、劳动力、劳动力之间的合作和管理，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适应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就有能力生产出来了。从数学上看，这种方法不过是把马克思所列举的和斯大林所归纳的主要生产力要素表示为一个向量而已。

另一种方法是从表现生产力的结果（产品数量、产品质量、产品性质、产品价值、产品价格）来定义。这样，企业产值、社会总产值、GDP等就分别是从企业和社会层面对生产力结果的度量了。这种度量方法在微观上产生了企业的市场竞争等微观理论和相关问题，在宏观上产生了宏观经济理论（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只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带有高度扭曲性的部分）和相关问题。这种方法不过是把马克思所列举的主要生产力要素映射到产品空间罢了。

上述两种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借助改造后的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的概念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定义统一起来，即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同时包含生产力的上述两种定义：

由于（1）式，我们有时可以把上述两种生产力的定义看作是等价的。但由于二者的不同，对于我们后面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使用不同的生产力定义可能方便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1）式都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现代表达。这反过来也表明，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是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的一种（扭曲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1）式并没有表现出所有的生产力因素。比如管理和劳动力之间的合作等也是生产力，就没有出现在（1）式中。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但我们也可把它们看作是生产关系，留到下面去处理。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运用时，（1）式可能变化形式，它所包含的变量可能变化，变量的数量也可能增加。但（1）式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就够用了。

很显然，在上述对生产力本体进行的数理描述中，我们已经把生产力的历史融入进去了。机器、厂房是现代社会中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社会的概念。然而，只要我们对（1）中的各个变量做新的解释，我们的本体论解释也可以适用于古代社会。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本体论研究可能具有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了。这点对于如下的生产关系的本体论讨论也适用。

三、生产关系的本体论

公式（1）虽然可以看作是对生产力所下的两种定义的统一，但它已经蕴含了生产关系的概念。这从如下的生产关系的本体论阐述即可看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广泛地讨论了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则第一次出现了生产关系这个术语，并且明确了所有权对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还曾在《资本论》中在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这两个广泛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如见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8-21、93-113、165、312、438、556-582、631-649、711、744、878页，第三卷第53-54、279、441-442、702-703、876-941、992-1000页。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证来叙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对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而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展示生产关系是必要的。但这就使得生产关系可以包含家庭关系、群内关系、组织内部关系、国家内部关系、国家间关系了，这就使得生产关系泛化了，从而也就难以抽象地整体地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了。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归纳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而认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三个层次，即（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1961，第58页；李匡夫，1984）。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的物质条件上结成的复杂的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归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斯大林，1961，第58页）。基于斯大林的表述，很显然，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根本、支配意义的生产关系。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包括管理关系，即企业内部关系，以及不同人群关系等）、企业间关系、产业间关系、区域间关系，甚至国家关系。

斯大林（基于一国内部）对生产关系的归纳性定义是本质的。只是从当代经济学学术看，斯大林的定义都缺乏一种基于形而下的现代成本概念的实证主义形式。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对许多后人而言带有一种不必要的静态色彩，仿佛它们与经济的运行、企业的核算没有多大联系似的。这也因此使得他的论述带有一种不必要的神秘色彩，使得在他身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得以有机可乘，篡改、颠覆他们的理论。在中国，也有人实际上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说成是一种教条（张闻天，1979）。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公式形式来表达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关系的大部分内容，使它与马克思（2004）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的多个收入范畴（如工资、利息、利润、地租）联系起来，借此证明斯大林的定义的科学性，从而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使用文字来定义生产关系就使得他的定义有可能包含-式所无法包含的内容，如生产过程中的管理问题。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很显然，毛泽东所强调的作为生产关系的管理问题属于斯大林定义中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管理问题是-式所未能包含的（巴图里亚，1982）。同一种所有制完全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管理关系，斯大林在生产关系定义中把不同的管理作为对立的生产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还在1956年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既是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的发展，又处于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之内。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斯大林的表述是严谨的（雷恩，1997；史密斯、希特，2010）。

在厘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体后，我们就可以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了。

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

从上述框架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明显的。第一，没有相关的人（劳动力、奴隶主地主或资本家、管理者）和物（各种资本的物质形式、土地以及无形的生产要素），就不可能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在内的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中的每个因素的存在及其客观性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种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只有一种。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映射是一个一对多的函数。一个社会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映射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比如，在当代世界，现代生产力基础对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生产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才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在西方建立起来，但知识产权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苏联和中国长期并不存在。

第二，既然生产力涉及到如此多的变量，就必然涉及这些变量所代表的客体（包括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客体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也即必然涉及人们所拥有的既定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了。这就使得生产力中的每个因素不仅都各自孤立地对应一定关系，它们所对应的关系还要彼此一致起来，并且，这些互相一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具有从属关系。比如，在封建社会，土地归于地主的关系是主导性的生产关系，而佃农依附地主是从属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归于资本家所有是主导性生产关系，而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拥有并且只拥有劳动力，土地归于地主所有属于从属性生产关系。正是因为资本归于资本家所有，土地归于地主所有，劳动者才只能拥有劳动力；而且，资本的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地主的经济权力：仅仅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可能获得资本家所拥有的经济权势。

第三，上述两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静态的。动态的，一般说来，从一种社会形态所拥有的稳定关系模式看，如果一个生产过程是以某种关系模式完成的，再生产过程往往就是以这种关系模式完成的。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一种生产关系形成后，就必然延续于之后的再生产中。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的社会形态。这就使得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得到不断地加强。这可以被称为生产关系的路径依赖属性，即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一旦形成，就可能长期处于一种锁定的状态，并且会自我强化。这就使得从一种生产关系转型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只能通过强大的外力作用（如革命）才能达到。

第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具有可变性。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内部，一种生产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因此，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只是量变。但当人和物都同时出现质变时，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就会发生质变。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现，就是由资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组合，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在历史上，蒸汽机、纺织机等机器的出现使得土地（La）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这终结了封建社会（王今朝，2019）。这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路径依赖属性并不是永恒的。

以上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观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

第四，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内部，一种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因此，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只是量变。只有当人和物都同时出现质变时，社会形态才发生质变了。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现，就是由资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组合，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在历史上，蒸汽机、纺织机等机器的出现使得土地（La）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这终结了封建社会（王今朝，2019）。因此，从探寻社会形态变化的规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力根本不同，生产关系就根本不同；生产力仅仅发生量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就仅仅发生量的变化。

第五，当我们把观察生产关系的视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转移到交换、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命运，更容易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历史的长河看，只有在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满足于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这种大规模交换关系（即所谓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都不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力本来就是社会化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形式。正是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必然性，但它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共性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大规模交换经济。

理解了上述机理，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变迁的如下表述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从探寻社会形态变化的规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力根本不同，生产关系就根本不同；生产力仅仅发生量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就仅仅发生量的变化。比如，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一种创新性的产品将会对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它可以是创造一个新的全新产业，也可以对已有的产业产生巨大冲击。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有时间维度的：生产力对有些生产关系的内容的决定是即刻产生的（比如，一旦引进某种机器，就会马上改变管理关系，也改变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或者说，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权关系要成为社会的主导的所有制关系，是必然经历相当长的时期的。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必然经历上层建筑层面的革命或革命性的变革才能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基本上是基于英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归纳，因此是在封闭经济模型中做出的结论。尽管如此，它在开放经济模型中依然有一定的适用性。当资产阶级的廉价商品“就像一门重炮，把一切中国式的长城轰为平地，迫使顽固仇外的野蛮人俯首投降”时，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有可能促使经济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就是一种证明。今天的世界已经在发生转向，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有可能促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了。比如，今天中国所拥有的高铁技术已经对生产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围绕5G技术的发展，也已经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

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命题的合理性论证

我们前面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以承认生产力的变化为前提的，它因而必然导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的变革是划分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然而，也不是所有生产工具的变革都构成划分生产力不同阶段的标志。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比如中国）而言，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生产力是如何变化的，那么，我们就只能从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原理来寻找答案了。

（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逻辑合理性

是，以产出所表示的未来的生产力就是由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了。但从因果关系上看，不能用过去的生产力来解释未来的生产力，否则，就是循环论证了。于是，只能舍象掉生产力，留下生产关系作为决定生产力的变量，只能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特别是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很显然，这可以作为马克思也认为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的证明了。

毛泽东1937年则上升到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高度而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界定这个“一定条件”究竟是什么，但应该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实践。因为革命就是发动群众来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而建设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的理论阐述：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重新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总结：“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就连西方学者也敏锐地观察到了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比如，布伦纳（Robert Brenner）就断言，“不同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或剩余剥削关系，一经确立，就会给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模式设置非常严格的界限和可能性范围”（Brenner，1985，第12页）。而他的财产关系指“直接生产者之间、剥削阶级之间（如果有的话）以及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它明确并决定了个体经济行为人（或家庭）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经济产品相结合的方式和制度。这样的财产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是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假如有的话）确立其阶级身份的前提条件（Brenner，1985，第26-27页）。”可以说，布伦纳认为，（社会）财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与否。

西方国家也是在运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来破坏其它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努力。苏联解体从实践的角度表明，维护一个国家经济制度首先在于生产关系而不在于生产力。无论是俄国、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曾面临，今天也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两个策略之间究竟选择哪个？也就是，哪个更具有优先性？而且，连已经失去影响力的华盛顿共识都是生产关系优先。西方正是通过破坏苏联和中国的生产关系来破坏他们的生产力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担心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其实也是破坏生产关系，从而使广大人民的生产力转变为资本和少数官僚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认为生产力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就难以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危险。

（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

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有很多，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大机制。

1、储蓄-投资机制

投资决定资本增长，储蓄增长决定投资增长，而生产关系决定储蓄增长的潜力和性质。任何国家为了得到生产力，必须首先要有储蓄，才能有投资，有生产。所需要得到的生产力越大，就需要得到越大的储蓄。为此，不得不在国家水平上做出生产关系的安排。这对于俄国苏联和中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适用。比如，当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到底是用公有制还是用私有制的方法来得到储蓄，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在工资水平不变的

2、总供给-总需求机制

生产力发展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必须持续。为了实现无危机的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必须采用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工资可以明显高于私有制经济。这使得公有制经济的宏观经济更具有稳定性，更不容易甚至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容纳生产力的更高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发展（产量由增加到）的过程中，公有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类的真正解放。这再次说明，对于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首先的问题是解决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应该是生产关系优先。

从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迅猛也可以看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机器人等新技术新应用的迅猛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如果采用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随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排挤，甚至无人工厂在世界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生产出来无处销售，这样的生产力实际上就没有价值实现的场所。因此，只有公有制才能容纳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情况，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情况。正是这种情况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最紧密的指导性。

总之，无论是从储蓄-投资关系还是从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看，只要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应该用公有制的办法而不是用私有制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值得指出的是，图1无法显示的公有制社会所积累的资本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最优化地配置从而可以使它能够比私有制社会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实际上，在生产力愈来愈具有社会性的今天，私有制实际上构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比如，诸多国家和地区就是由于土地私有导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无法修建高速铁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维护本国安全还是维护生产力的发展，都应该遵循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也就是遵循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更一般地看，人是先于产出而存在的。因此，为了得到将来的产出需要事先确立人与人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在时间上是优先于生产力的。既然生产关系在时间上是优先的，就不可能是适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可能是适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把此命题应用于和平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因为比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能够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在其它情况一样的条件下），平等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关系也可能带来更大产出。

（三）对一些可能的否定意见的否定

有人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殖民和帝国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的侵略证明了生产力具有优先性。其实，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研究上，不能用外国的生产力对本国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来看待。从理论上看，这是一种外因决定论。从实践上看，它只能被理解为偶然现象。人类历史充斥着经济落后国家、民族侵略经济发达国家、民族的事例，因此，侵略并不证明生产力具有优先性。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民族侵略经济落后国家、民族，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因素的作用，不能用它来证明生产力具有优先性。而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革命也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民族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善（如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减租减息等）有效地抵抗经济发达国家、民族的侵略，因此，也证明生产力不具有持续的决定性。实际上，如果认为生产力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日本侵华时具有远比中国为高的生产力，必然导致中国失败论、速败论，日本的胜利论、速胜论，而且中国的生产关系应该按照日本人的意志来安排。而其实，即使日本曾产生速胜论，也不仅是基于生产力优势，而是经过长期准备（包括长期调研中国）所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公式（1）其实表明，生产关系的存在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对生产关系的安排，即就不可能有对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等的安排。因此，生产力具有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然而，这个分析是先假设生产力的存在。如果我们追问，生产力为什么存在，就可以发现，一个特定的生产力的存在一定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一个一定的生产关系却可以不依赖于生产力。比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在远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设立的。

还有人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忽视、贬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瓦特改进蒸汽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也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即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这种生产力产生于错误的生产关系之中，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并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最终生产力也会停滞。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就发表宣言，反对使用核武器。与美国等国用核武器做威吓相比，中国则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拥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优势，但美国在衰败。因此，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也不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对此，恩格斯曾有经典表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这样，就几乎必然发生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在越高级的生产力水平上，距离人民群众的需求就越远，因此，即使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起来已经结束，但也只是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因此，用科学技术重要来反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是错误的。

反对生产关系优先性命题的人可能认为这个命题与历史唯物论相矛盾。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是针对社会形态的自发演化而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欧、北美、日本兴起而形成列强时，清政府时期的中国由于生产关系落后，不可能获得列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为了获得这种生产力，必须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破坏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生产关系，破坏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为此，不得不组织民众进行革命，不得不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否则，如果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必然壮大和锻炼无产阶级队伍作为掘墓人，激起新的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是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物质性了。李达（1958）总结到：“生产关系也具有物质性，而不是心理性，因而是物质关系”。于是，在近现代中国，唯物论就不是仅仅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是也可以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了。因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并不与历史唯物论相抵触，而是它的必然推论。这样看来，把生产力概念被看作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赵家祥，2012）就是并非总是必要的了。即使这个观念是马克思本人理论的硬核，也可以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硬核。

再进一步看，如果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定义为最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由于生产力的革命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力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在两三百年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只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科技革命应该会促使资本主义被颠覆。然而，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生产力的重大发展，但社会形态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都无法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解释。更严重的是，如果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十月革命是早产儿，那在过去是机械的历史唯物论，而在今天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同样道理，如果认为中国1949年生产力还极低，因此还不宜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就最多只能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就必然要否定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旦片面强调因生产力落后而必须发展生产力（理由可以是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就必然否定既有的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就必然过分强调市场，过分强调依靠个人的自发力量，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而这必然导向削弱党对经济的领导，削弱国企和集体制企业。而且，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必然导致否定革命。这样，就必然无法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了。而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型的时期，生产力的变化反而是较小的，我们也难以用生产力的变化来解释重大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能取封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代之。于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文本就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并且有其具体用法的事实就清楚了。至于在短期，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了。

总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是完全成立的。其实，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生产比所有形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除了为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与保护外，还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得以确立、发展与完善的坚实基础。因而，它是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与巩固政权的根本所在。所以，历来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不重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尤其是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文明观时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五、两个决定作用的一致性问题

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那么，这两种决定作用的是否具有一致性呢？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在历史的极长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于认清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性极其重要。因为马克思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规律。而社会形态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最主要方面为划分依据的（靳辉明、洪光东，2011）。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马克思设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为了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就只能使用生产力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是受代表蒙昧却又颇有影响的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的刺激而产生的，是与后者对立，旨在取代后者的历史观的。也因此，这些表述中就缺少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的作用。

马克思决不是主张人类被动地等待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决不是否定意识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正是为意识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开辟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话语，由于大规模交换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是高度社会化的了。进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加以解决。而这就要求我们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策略上，要遵循生产关系的优先性。也就是，我们应该如毛泽东那样承认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应该如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决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在未来一个时期获得一定的生产力，即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上对美国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新中国也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先（基本）设定好新的生产关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在西方工业化以后，很显然，如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社会只有在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工业化。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为了发展生产力（获得国外已经获得的产品），应该首先设定好生产关系，而不能听凭既有生产关系的支配，更不是依据生产力落后就断言只能采用旧的或他国所采取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他的问题也转化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的问题，实际上也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是显然的。一个社会想要一定的产品，就必须设立一定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因此也必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搞革命就是搞生产关系，破旧立新。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看，革命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发展，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及其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因此，革命本身就是发展。因此，尽管人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社会化（广义）的生产力在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社会形态中发生的革命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今天，在马克思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时代，当我们认识到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后，我们就应该更加主动地利用一切条件去发展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关系。

六、结 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是马克思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抽象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本文分析表明，与运用形式逻辑经常进行的分类不同，这两个概念既有不同，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这是因为二者都离不开人和物，都离不开它们的相互作用，所以，不得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然而，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究竟是生产力具有优先性，还是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特别是，究竟是让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先发展，再校正生产关系，还是先校正生产关系，再发展生产力呢？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第一位的。我们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则是在现当代世界的生产力已经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才成立的。这样，我们实际上也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第二位的了。但是，就当前中国实际而言，起作用的已经主要不是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而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性了。我们说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就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善生产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毛泽东晚年担心政权变色就是担心生产关系变化（宋方敏，2016）。

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实现机制可以是模仿，也可以是理论的指导。资本主义从完全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首先由一些垄断者成功了，引起了另一些领域的厂商的模仿。福特制作为美国汽车制造家和管理学家福特首创的一种生产管理制度，就是在生产力基本没有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首先改善生产关系再来发展生产力的，也引起了众多工业企业的模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则既有模仿苏联的因素，也有马列主义指导的因素。模仿和理论的指导共同构成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具体实施机制。

我们的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命题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完全一致的。马克思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我们的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命题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澄清这个问题，中国到底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力，还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这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本文的意义。

参考文献：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2001：《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89页。

Γ.A.巴加图里亚，1982：：《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生产力”范畴》，《哲学译丛》第2期。

G.A.科恩,2008：《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丹尼尔·A.雷恩，1997：《管理思想的演变》，赵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靳辉明、洪光东,2011:《所有制关系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中的基础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2010：《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徐飞、路琳译，北京大学出版。

李达, 1958:《第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续）》，《江汉论坛》第5期。

李匡夫，1984:《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一致》，《齐鲁学刊》第3期。

马俊领, 2009:《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重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马社香：《毛泽东“逐渐集体化”与刘少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从异趋同的理论疏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a）。

马社香：《邓子恢和毛泽东争论的另一种说法》，《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b）。

斯大林, 1958:《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4-6页。

斯大林，1958：《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5页。

斯大林，196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第58页。

斯大林，198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S.H.里格比, 2012：《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

威廉姆·肖，1989:《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第57页。

吴易风, 1997:《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宋方敏, 2016:《中国特色的现代国企制度，应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三会一总”分工负责制》，《国企》第11期。

王今朝、龙斧，2012:《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数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王今朝, 2019:《政治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张德霖，1989:《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再认识》，《经济研究》第6期。

赵家祥, 2012:《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党政干部学刊》第6期。

张闻天, 1979:《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第10期。

张秀琴, 2012:《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江海学刊》第4期。

Althusser, L., 2014, On the Primacy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ver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L.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d by G.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209-217.

Robert, Brenner, 1985,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 H. Aston and C. Phipin ed.,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

Robert, Brenner,1985,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Ro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6-27．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