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化圈论

“那”地名现象与“那”文化圈

“那”或“纳”（古壮字为“”）在壮、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中为“水田”。在壮、傣、布依等民族地区，有许多冠以“那”、“纳”字的地名。其特点是以各类田的俗称作为标志，采用类名加专名的办法，构成以“那”、“纳”起头的“齐头式”地名，如那坡、那马、那板、那龙等等（冠“那”、“纳”字地名中，以“那”字为多，为叙述方便，以下主要使用“那”地名）。

1982年，广西开展地名普查，全自治区共得地名23万多条，其中少数民族语地名7万多条，少数民族语地名主要是壮语地名。1988年出版张声震先生主编的《广西壮语地名选集》，收入壮语地名5500条，占广西壮语地名总数的8%。其中含“那”、“纳”地名872条，占收入壮语地名总数的15.8%。今天，当我们打开亚洲地图就会看到，在珠江水系流经的地带，都分布着许多冠以“那”、“纳”字的地名，其中又以桂西的左右江和琶江流域最为密集。

“那”地名在云南也大量存在，其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名普查就有518个之多。从地图上看，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也有许多“那”地名。

这种冠“那”字地名现象自近代以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在他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就写到：“广东台山有那扶墟，中山有那州村，番禺有都那，新会有那伏，清远有那落村，高要有那落墟，恩平有那吉墟，开平有那波朗，阳江有那兵，合浦有那浪，琼山有那环，防城有那良，广西柳江有那六，来宾有那研，武鸣有那白，宾阳有那村，百色有那崇，邕宁有那关，昭平有那更，平南有那历，天保有那吞，镇边有那坡。这那字地名，在两广汗牛充栋。”他还注意到“那”地名与中南半岛民族的关系：“据泰国史书所载，小泰人的一部分自滇边十二版那（僮语即村，那即田），版那即村义。到了泰北，他们创立一个兰那省，不久又创立一个兰那朝（兰即屋，那即是田），兰那即田屋义。田屋和田村这两个名称是何等的一贯！当时的小泰人必有异常高尚的农作文化。……现在泰国那字地名多至不能尽举，尤其是沿小泰人入境的路线，那字地名更多。例如那利Na-li，那坡Na-poue，那当Na-then，那地Na-di，那何Na-ho，那沈Na-sane等，这都表明泰国地名与两广地名的联系。泰语倒装，那何即是何田，那坡即是坡田”。当代学者游汝杰先生在对“那”地名的分布进行调查后也指出:“那”地名“分布地域连成一片，北界是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北纬26度；南界是老挝沙湾省的那鲁，北纬16度；东界是广东珠海的那洲，东经113.5度；西界是缅甸掸邦的那龙，东经97.5度。这些地名的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就广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江、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宜于稻作。”

笔者在1997年出版的《壮族稻作农业史》中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论述，并称之“独特的‘那’文化”。今天我们可否将“那”地名分布的这一区域称之为“那”文化圈，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这一区域大致为东起我国广东省的中部偏东，湖南省南部，西至缅甸南部和印度西部的阿萨姆邦，北至云南中部、贵州南部，南至泰国南部、越南中部和我国的海南省。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地理实体、居民聚落和地域区划所取的名称，是特定的一种语言符号和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又有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那”在壮泰语中是稻田的通用名称，“那×”或“纳×”地名实际上是壮泰语支称水田的记音汉字。笔者认为，“那”源于水田最初种植的糯稻，糯（古作“稬”）在壮泰语中为“奴（nu）”或“那（nua）”，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延称种植糯稻的田为“那”（na），“奴”（nu）和“那”（na）为相互关联和语言对应的同源词，亦即汉语称“糯”（稬）的底层词。由此可见，由“那”构成的地域性的地名文化景观，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本来面目，是稻作农业起源的鲜明印记。因此，“那”文化即是稻作文化。

一定的文化总是由一定的民族创造并以这些民族为载体的，没有民族作为载体的文化或没有文化特征的民族同样是不存在的。那么，在“那”文化圈中，创造这种“那”文化的是哪些民族呢？笔者认为，应是壮侗语族民族，他们包括我国的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越南的侬族、岱族，老挝的老龙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等。

关于这个地域的民族情况，徐松石先生在他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也有过论述：“大凡使用泰语僮语和黎僰等语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壮泰人。他包括泰国本部的小泰族和佬族，包括缅甸的掸人，包括印度支那的普沙和普泰，包括云南境内的僰夷、蒲人、大伯夷和土僚，包括贵州境内的侗人和仲家，包括广西境内的僮人和仲人，并且包括广东境内的黎族。”

1991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进行“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合作项目，这个项目旨在通过对壮泰两个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弄清它们之间在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正如该项目中方实施负责人覃圣敏先生在《关于壮泰民族的起源问题——壮泰传统文化比较总论之一》中所说的：“我们综合研究的结果，觉得‘同源异流’一语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壮泰两个民族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正因为‘同源’，才使壮泰民族在传统文化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又由于‘异流’，才使两个民族的文化产生差异。”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上述“‘那’文化圈”是客观存在的。

近年来语言学界提出“语言联盟”的新理论，创造了一种区分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的新方法，这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已较广泛地被认可和接受。这种新方法是将瓦迪士（M·swadesh）1952年从印欧语中挑选出的被公认为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200个词汇分为二阶，第一阶被认为是人类语言中最稳定的核心词，也称“第一百词”，第二阶是剩下的100个词。然后根据两种语言在第一阶和第二阶中的关系词的多少来确定从第一阶到第二阶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是上升，则表明这两种语言没有同源关系而仅有接触关系；如果是下降，则表明这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在上述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中，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对壮语和泰语进行比较的结果，第一阶有79个关系词，第二阶有56个关系词，从第一阶到第二阶的趋向是下降的，说明壮泰语有同源关系。另外，我们将2000多个基本词汇在壮泰语中比较，读音相同或相近的约占75%。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两个民族相互交往的结果，但了解这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人便可知道，他们相距遥远，陆上没有水路沟通，陆路也有山岭相隔，海道要绕过马六甲海峡，即使两个民族先民有交往，也不可能达到语言上有那么多共同性的地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分析，壮泰民族原来应该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不然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多共同词汇。”壮族与东南亚国家中的老、掸、侬、岱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都具有同源关系。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生活在各个地域里的人们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要生产方式，有渔猎型、畜牧型、农耕型或半农半渔型等，其中农耕又分为早作型和稻作型，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类型和风格的民族文化。

“那”文化圈所处的是北回归线两侧的北纬16度至北纬26度，东经97.5度到东经113.5度这一地带，是热带、亚热带地区，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适宜于稻作，据农业科研部门的调查，这一区域是世界上野生稻分布最密集的地区。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壮侗语族民族群体的先民，自新石器时代便开始了适应这一自然地理环境特点的稻作农耕方式，并形成了据“那”（水田）而作，随“那”（水田）而居，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壮族民间流传的俗语：“内湳眉巴，内那眉考”（doi mam mipa，doi na mi khau），意即“水里有鱼，田里有稻（米）”，就是这种生活模式的写照，反映了生活在这个地域的民族群体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制约下，这一民族群体的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都具有鲜明的“那”文化性质特征，如依稻作农耕的不同季节而顺次开展的各种民间传统节日及以“那”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等等。

考古学上将有肩石斧、有肩石锛、有肩石铲、石钺等统称为有肩石器，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器身上部都有肩，这是生产工具从手握操作发展到安柄操作的进步标志。它的出现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学资料，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区分布的有肩石器，以广西地区发现地点最多，年代也最早。据统计，目前在广西南宁、柳州、龙州、大新、来宾、鹿寨、钟山、贺州、百色、靖西等48个县市共157个地点都发现有肩石器。横县西津贝丘遗址发现有肩石器最多，共104件。广西发现的有肩石器以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最早，其年代距今9235-7450年之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广东发现的有肩石器以西樵山遗址最早，距今约6000多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云南、贵州发现的有肩石器都属两广型，年代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些则是青铜时代的遗物。

越南出土的有肩石器，器形一般较宽，且厚重，也有些器形较宽，制作都较精致，肩角多呈直角，也有呈锐角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出土的有肩石器与越南所出相同，都属两广型系统。令人感兴趣的是，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印度和孟加拉也发现了有肩石器，主要发现地点是在印度的阿萨姆和孟加拉湾西部沿岸。这里发现的有肩石器，形式上有的双肩明显，肩角为直角；有的双肩不明显，肩角为钝角或锐角，基本上属于两广类型。我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里的有肩石器是由华南经东南亚沿海一直流传到印度阿萨姆和孟加拉，时代在公元前200年。夏鼐先生的意见是可信的，但年代确定可能偏晚了一些。考古学苏秉琪先生也指出：“中国中、西南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关系以岭南到云贵高原的有肩石器（斧、铲）为典型，有肩石器到印度河为界，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衔接”。此外，在老挝曾发现一种双肩石器，器型比较特殊，但在广西壮族地区也能找到它的母型。总之，如果将史前时期有肩石器的分布区与现代壮侗语民族居住分布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可以说，凡是有现代壮侗语族民族居住的地方，都有两广型有肩石器遗存。如远离西越文化中心的印度阿萨姆地区，那里有为数较少的现代壮侗语族民族的一个支系——阿含（Ahom）人居住，因而在这个地方也发现有有肩石器出土。这就说明有肩石器的分布范围，正是“那”，文化圈范围，有肩石器文化是“那”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

有肩石器文化中最典型的是大石铲，我们称之为大石铲文化，它是“那”文化圈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特征。

本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广西南部6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00多件石铲，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大石铲，它们是稻作农业的主要工具。据测定，其年代在距今5000—6000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大石铲是在双肩石斧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它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稻作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大石铲文化遗址分布大致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海南省以及越南北部，其中密度最大的是在广西南部特别是左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

近代著名的民族学家罗香林先生指出“古代越族文化之最令人注意者，为铜鼓之制作与使用。而越制铜鼓，又以骆越为盛，故又称骆越铜鼓。”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的北江以西地区，西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分布与“那”地名分布范围几乎重叠！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史前时期有肩石器文化分布的区域，同时也是青铜时代铜鼓文化分布的区域！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上最普遍、最广泛的纹饰是青蛙的塑像，青蛙是铜鼓的象征，不少民族把铜鼓直接叫“蛙鼓”。而青蛙与稻作农业则有着密切联系，正如罗香林先生说的“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铸立体蛙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壮族民间在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栓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谷的习俗，谓之“养鼓”，以防其飞跑。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文化源于稻作农业，是“那”（稻作）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又称“花山文化”。在延绵200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其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堪称世界奇观。其中又以左江支流宁明江畔耀达“岜莱”壮语“岜”为山，“莱”为花纹，“岜莱”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在高达44米，宽135米，总面积约500平方米的临江悬崖峭壁上，绘有130个各种图像，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为世界原始崖壁画所罕见。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的是剪影式的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先民蛙图腾崇拜的再现。而在壮族观念上，青蛙与稻作农业有密切的关系，这就说明，左江流域崖壁画也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文化形式。

广西左江崖壁画

除了前文所述的“那”地名外，“那”文化圈内还密集分布着大量的“板”（包括同音和近音的“版”、“曼”等）地名。“板”（“版”、“曼”等）在壮泰语中为村、村庄的意思。以板、曼、版冠首的地名与以“那”冠首的地名一样，在壮泰语民族地区遍地皆是，仅《广西壮语地名选集》中收录的广西“板”字地名就有400多个，其分布与“那”字地名大致相同。另外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其中“西双”壮傣语为“十二”，“版”即村，“纳”即田，为“十二村田”的意思。在壮泰语中，“那”与“板”联系紧密，常有把种田的人称为“布板”、“布那”，而“板那”则是依田而建的村落。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明显的“那”（稻作）文化特征。

如前所述，“那”文化圈的族群同为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其先民为史称“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相对东南沿海越族（简称东越）而被称为西越。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越是由东越迁徙而来的，特别是秦汉大统一后，引起长江中下游的百越族群纷纷向南迁徙，从而带来了东越文化，岭南文化是东越文化传播的结果。笔者认为，壮侗语族民族先民西瓯骆越虽然与东南沿海越族在文化特征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人类某些原生文化的相同和相似是存在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西越源于东越，西越文化源于东越文化。上述西越地区的几种文化特征在东越地区基本上没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些原生文化不可能是东越传播的结果。同样，西越地区的这些原生文化也不是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它是一种独立起源的文化形态。

首先，从体质人类学看，岭南古人类体质特征与岭南现代人类特征相似。本世纪80年代，有学者将广西现代壮族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甑皮岩人、昙石山人、河宕人进行比较，指出甑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额宽、垂直颅面指数、面角、眶指数、鼻指数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属中眶型、阔鼻型，这意味着现代壮族很有可能有甑皮岩人血统。壮族在头长、头长高指数、头宽高指数、颧宽、上面高、鼻根指数等项更接近于较甑皮岩人晚的河宕人，显示了这种渊源关系。而自甑皮岩人往前追溯，甑皮岩人的接近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鼻阔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突领型的齿槽面角等方面，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恰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而这种继承关系表明了生活在广西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长的。另外，李富强、朱芳武在对柳江人等古人类骨骸及现代壮族活体测量获得大量数据并进行分析比较后也指出：“现代壮族在其体质形成过程中，与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某些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一定继承关系，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

其次，从考古发现看。在“那”文化圈中，在云南省元谋县有距今150万年的“元谋人”，在广西右江盆地发现有73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址，在广东省曲江县发现距今约10万年的“马坝人”，在广西柳江县发现距今约5万年的“柳江人”，在来宾县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麒麟山人”，还有“灵山人”、“隆林人”等。考古发现还表明，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周围分布着极为密集的和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显示其互为衔接和前后相因的继承性。例如，在“马坝人”遗址的周围不仅发现了相当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且在此后，又是岭南战国墓群的分布中心，从而说明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距今5万年前的“柳江人”遗址不远的地方有距今3万年的来宾“麒麟山人”及仍属旧石器时代的柳州“都乐人”遗址、“九头山人”遗址、“白莲洞人”遗址、柳江县“甘前人”遗址、忻城县“牛岩人”遗址，新石器时代柳州市“鲤鱼嘴人”遗址等。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也有时代的延续性。早的如距今1万年左右的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往下的有距今4000-6000年的大石铲文化遗址。其中分布在石山地带的洞穴遗址，早的距今1万年，晚的也有3000年以上。这些都说明了这些远古时代的人类没有灭绝，也没有迁走，而是世代相传繁衍下来，成为“那”文化圈中的原始居民。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包括农耕稻作、喜食蚌蛤、居住干栏、屈肢蹲葬、凿齿、使用有肩石斧和石铲等特征，显然与“那”文化圈族群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屈肢蹲葬式，仅在广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200多例。这种屈肢葬直至现代在“那”文化圈族群中仍较普遍地存在。

马坝人遗址

第三，从语言上看。关于“那”文化圈族群语言的同源关系，前文已作论述，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壮侗语与汉语是同源关系，而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们仅仅是接触关系。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运用前述的“语言关系阶曲线图”对汉语和壮侗语进行比较，结果是，两种语言的关系词数量从第一阶到第二阶为上升的趋向，说明壮侗语与汉语之间只是接触关系而非同源关系。事实也是如此，仅以壮族为例，从地理条件上看，壮族先民分布地区和汉族分布地区之间的交通条件远比与泰族分布区之间方便得多；从交往的历史来看，即使是从秦代算起，壮族先民和汉族的交往至少已有2000多年，而且从未间断过，但直至今日，壮汉之间的语言差距仍很大，用壮语和汉语仍然无法直接进行交谈。潘其旭先生通过对壮汉语词序结构的思维模式的比较研究，证明壮侗语族群的语言体系与汉语不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而是接触关系。他指出，壮语的结构类型与人们的惑知和思维的顺序同步，体现为一种A＋B的思维模式；汉语的结构类型与人们的感知和思维不同步，须要经过充分的前加工过程才能表达完整的概念，体现为一种B＋A型的思维模式。缘此，壮语形成了类比化的构词方式，具有整体性的思维走向；汉语形成了情态化的构词方式，具有意象性的思维特征。壮语造词的语音形式具有演绎性逻辑思维特质，同音词较少；汉语造词的语音形式具有跳跃的模糊思维特点，同音词繁多，等等。显然，壮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及其思维走向，可谓是南辕北辙，互为“颠倒”。由此可见，“那”文化圈族群的语言即壮侗语族语言是一种独立起源的语言体系，它们与汉语只是接触而不是同源关系。

我们说“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独立起源，并不是说它是孤立发展的。这是因为它的东部受着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并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因素，西部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并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因素。

中原地区居民与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墨子·节用》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大戴礼记·少间篇》：“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尚书·尧典》：“申命义叔宅南交”。这里的交趾，南交，都泛指岭南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淮南子·人间训》高诱注：“九嶷山名也。在苍梧，虞舜所葬也”。据考证，其中所提到的零陵、苍梧，都是壮族先民苍梧、西瓯和骆越部族聚居之地，说明壮族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了文化交流。到了商周时期，这种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逸周书·王会解》说：“正南匝、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矶、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里的瓯（即西瓯）、桂国都是指岭南地区，从而说明这里的土著居民与中原商王朝已经有了交往。周王朝与岭南土著居民也有着经济文化的往来，《逸周书·王会解》有“路人大竹”，“苍梧翡翠”的记载，《吕氏春秋·孝行览》有“越骆之菌”的记载，说明岭南的特产仍不断地输送到中原地区。1974年在广西武鸣县和兴安县各出土了一件商代铜卣，在兴安、灌阳等地发现西周的铜钟，其器形、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说明中原地区文化也不断传人岭南。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文化的南渐，岭南与中原文化交流更多更广泛，这些从桂北地区恭城、平乐等地的考古发现就可以说明。如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的铜双肩钺、长方銎首，折肩、宽弧刃或直刃，与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流行的双肩石斧十分相似。武鸣元龙坡骆越西周春秋墓都是小型的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玉石器；铜器中的卣、盘与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相似，刀、钺、匕首、镞等形制特殊，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秦汉以后，大批中原汉族移居岭南，使岭南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那”文化圈东部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首当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仅以壮族为例，壮汉文化交融在语言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壮语中融入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如中古时期融入的pwn⁶（粪）、pan¹（分）、pi²或pei²（肥）的壮语读法还保留有中古汉语“无轻唇音”的语音特点。早期这种借词主要是日常生活用语，如“碗”、“筷子”、“桌”、“椅”、“斤”、“两”、“尺”、“寸'等等，需用壮语拼音系统来拼读。有人粗略统计，这种借词在壮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如让农民叙述种黄豆的全过程，借词约占10%（包括重现词）。而在叙述现代政治等内容的文章中，借词的比例则高达50%左右。壮人使用汉语的人数比例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加，戴庆厦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南宁市和南宁附近地区的壮族，除了使用壮语外，还使用汉语的普通话、粤方言、西南官话等，有些人能操多种汉语方言。

文字方面。唐代以来，壮族民间就开始流行一种土俗字，壮语称为“Sawndip”或“Sawdauh”，意为“生僻字”、“道公字”。其主要通过摹仿汉字“六书”的某些构造方法创造出来的，大多数以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作为造字要素，其中也有不少为自造字。按结构类型可分为形声字，如伝（vun，人）；会意字，如（kwn²，上面）；假借字，如眉（mi，有）；借汉字，如心（sim¹，心）；自造字，如（ku⁶，做）。这种古壮字在壮族民间最早见于澄州（今上林县境）刺史壮族韦敬办于唐永淳元年年（682年）撰写和竖立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其中有“

”等。此碑现在仍完好地保存于今广西上林县麒麟山。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庄绰的《鸡肋篇》、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对古壮字及其使用的情况都有记载。《桂海虞衡志》说：广西一带“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说明当时古壮字使用已很普遍。1988年由张声震先生主编的《古壮字字典》收入流行于壮族地区的古壮字10700个，其中使用较普遍、结构较合理、被列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种古壮字被大量用于民间契约、碑刻、师公经诗唱本、抄录民歌、神话传说等，壮族著名长诗《布洛陀》、《莫一大王》、《布伯》、《传扬歌》等及以汉族故事题材创作的长诗《何文秀》、《二度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本等，都是用古壮字记载保存下来的。

文化教育方面。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秦亡后赵佗治理岭南，弃中原冠带，易服变俗，执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倡导汉越通婚，同时主张“以诗礼化其民”。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以其故俗治”的同时，把中原先进的文化介绍到岭南地区，并在岭南设立学校。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在岭南推行；宋元至明清，广西各地书院发展；民国以后，现代学校建立，都推动了中原汉族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促进了壮汉文化交流和融合。

宗教方面。近代以后，道教、佛教大规模地传入壮族地区，但均没有成为壮族的宗教，而是被壮族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吸收其中适合本民族的内容和形式，揉进本民族的民间宗教之中，形成了师公。在壮族师公仪式中，既有道教的内容，又有佛教的内容。

“那”文化圈的西部主要是傣、泰、老、掸、阿含人的居住区，这里地理位置偏远，在历代中原政治家心目中，这里都是“蛮貘之地”，“化外之域”。他们对它毫无了解，仅凭传闻构筑印象，认为这些地方，得之不足兴邦，弃之不足损国，再加上地理形势上的重重险阻，因而朝廷多次征伐而又止，尤其当中原国力衰微之时，更不来此问津。当然不是说这里与中原没有联系，只是联系不多，史书记载也很少。云南学者黄惠焜先生认为，这个区域的越人（即后来的傣、泰、掸、阿含人）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文化影响，一个是来自东北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一个是来自北面氐羌文化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东面楚文化的影响，一个是来自西部印度文化的影响。其中，中原文化留下了应有的烙印，楚文化到滇中而中断，氐羌文化因类型太不相同且并不显著优先于百越文化，没有取得征服性的效果，唯有印度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奇迹般的威力。印度文化博大而精深，柔和而富魅力，一旦和越人的民风民情乃至民族性格相结合，再加上小乘佛教的传播，更象菩提树一样生根发芽，蔚为壮观。它改变了越人的文化走向，丰富了越人的文化内涵，重塑了越人的文化性格，推动了越人文字创造，推进了这一地区越人最后形成为泰掸等民族。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壮族是“汉化较深的越人”，那么泰族便是“印度化了的越人”。

我们论述“那”文化圈的存在，是想说明，由于自然生态环境不同等原因，决定了亚洲文化起源的多元性，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各个民族在各自的国度里形成并显示出同源异流的文化特征。就中华民族文化而论，也是由许多民族文化汇合而成，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他还描述了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的特色：“在相当早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长期以来，我们都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把“黄河文明”等同于“中华文明”，在论述古代文化的时候，重北方轻南方，认为北方（黄河流域）是“源”，而南方是“流”，中华民族文化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而后向四方扩散的。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只重视黄河流域的汉族文化，而不重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因而导致了一些不科学的结论。

大江大河多为人类文明的瑶篮，两河流域之于西亚如此，尼罗河之于埃及如此，黄河之于中华民族亦如此。但是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其文化的源头不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也是如此，黄河流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进人金属时代以后，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对周边地区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按照各自的规律发展着。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当黄河流域出现以粟为主要标志的旱作农业文化时，长江、珠江流域也出现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文化。如前所述，“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就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贡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逐步形成的从北到南的牧业、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三个文化带，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南方稻作农业的出现在时间上早于北方的旱作农业。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珠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没有发生过中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由中华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我们必须以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必须以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

文章作者： 覃乃昌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刘言

校对：汪晨云

责任编辑：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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