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古人“斗疟”怪招：揣铜钱、背杜诗和写纸条

呼延云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传染病跟战乱、饥荒并称为广泛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三兄弟”，有一些现如今已经很少听到的传染病，比如霍乱、鼠疫、天花，在那时曾经造成“万户萧疏鬼唱歌”——疟疾也是其中之一。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但在古代，这种忽如坠入冰窟，忽如炙于烤炉的病症，以其感染性强、传染范围大、死亡率高而引起人们巨大的惊恐，以至于古印度人将其称为“疾病之王”。也正因此，在我国的古代笔记中，对疟疾的病因和防治方法都有各种匪夷所思的记录，充分体现了在科学不昌的年代里，人类面对恶性传染病时的惶惑不安和茫然无措。

一、疟童专爱恶作剧

晋人干宝在《搜神记》里指出疟疾乃是疟鬼传播所致，疟鬼是颛顼氏的三个儿子之一，居住在长江边，这大约是因为南方湿热，而长江一带更容易爆发“瘴气”（即疟疾）的缘故。

疟鬼到底是个什么形象，说法不一，古代笔记中最多见的是以儿童的面貌出现，即疟童。

南朝《录异传》中写嘉兴县令吴士季患疟疾，经过武昌一座庙宇，“遣人辞谢，乞断疟鬼”，然后走出二十里地，因为困乏，找个地方躺下睡觉，梦见塘上一人乘马追呼，让他上船，上得船后，“缚取一小儿去”。梦醒了，疟疾就好了。

另外，有个名叫弘父的疟疾患者，患病多年，饱受折磨。这一天他独自走过一间田舍，疟疾发作，忽冷忽热，苦不堪言。昏迷中，他恍惚见到有很多小孩搔挠他的头和脚，他以为是村里的孩子淘气，欺负病人，便突然跳起，抓住一个孩子的脚腕，谁知那孩子竟变成一只黄鹢（一种水鸟），剩下的孩子都逃走了。弘父将这只黄鹢带回家，绑好了挂在窗户上，准备明天煮了吃，谁知第二天一早发现，黄鹢已经失踪了，而弘父的疟疾也从此痊愈了。

疟童的传说在清代笔记中也很多见。袁枚的《子不语》写上元县令陈齐东，少年时代曾经跟一位姓张的朋友寓居在太平府关帝庙中。张某患上了疟疾，陈齐东与他同住在一个屋子里，午休的时候，两个人对卧床上，朦胧中，陈齐东见到一个童子，“面白晢，衣帽鞋袜皆深青色”，探头探脑地站在床边看着张某。陈齐东起初以为是庙里的顽童，也没过问。片刻，张某突然疟疾发作，躺在床上哆嗦不止，那童子便离开了，谁知他刚走，“张疟亦止”。第二天睡觉时，陈齐东突然听见张某狂叫，痰如涌泉，而昨天那个童子又立于张某榻前，“舞手蹈足，欢笑顾盼，若甚得意者”。陈齐东一下子醒悟过来，知道这童子其实是疟鬼，立刻跳起身来抓向童子，“着手冷不可耐”。童子吓得拔腿就逃，陈齐东追到院子里，不见了踪迹。张某就此痊愈，而陈齐东的手上染了一层如烟熏色的黑气，数日方消。

《子不语》

古人将疟鬼想象成一个童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疟疾这种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仿佛顽童在恶作剧一般。清代学者李庆辰在《醉茶志怪》中所写的疟童，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一位妇人李氏，“患疟疾，昏乱中见一物如猫，跃登其榻。细视乃一小童子，绿衣红裤朱履，头绾双髻，向之笑，辄寒热交作，至昏昏睡去，则不知何作矣”。连续几天如此，李氏方悟其为疟鬼，想要驱逐之，却又没有办法。一天晚上，李氏发现疟童又登上床榻，却突然退缩，李氏便寻找到底是什么让疟童感到害怕，“见窗上有剖瓜刀一柄，因思必其所畏”。次日，她睡前将那把刀放在枕畔，疟童果不敢近。李氏拿起刀扔向他，疟童“吱吱嗥叫而遁”，自是李氏病愈。

二、一泡尿驱走疟鬼

清代学者朱海在笔记《妄妄录》中，为疟疾患者病发时的景象做了这样一番描述：“其疾初发寒，虽炎暑衣厚棉、拥襆被，尤双齿格格相都，寒后发热，遍身如火炽，迨汗出始解。或一日一发，或间日一发，惟四日再发者谓之‘三阴疟’，病最重。”在这段话的结尾，朱海无意中道出了疟鬼的真相，那就是“发热时人辄昏瞀作呓语，往往有鬼凭之”。

不过《妄妄录》中所记的两则疟鬼的故事，与大部分笔记不同，其鬼乃是成人而非孩童。第一则说有个姓李的儿时感染了疟疾，病发时，恍惚间见一人在旁边用扇子给他扇风，于是浑身发冷，拥被卧床，那人便压卧被上，片刻，李某便又觉得气闷发热。后来他的父亲带他去土地庙，出庙后也见到有个人“持扇拂其后心”，知道是疟鬼，便返回土地庙祈祷叩拜，“良见持扇者在庙前窥探，良久而去”。回家之后，李某的病就痊愈了。另一则写一个名叫沈旭亭的人患上疟疾，“其初发寒时，但见群鬼揶揄之、嬉笑之、唾骂之，扳其颈、折其腰，佝偻呻吟，群鬼莫不愉快，寒愈甚则侮愈不堪”。等到发热的时候，群鬼又连踢带打，扒他的衣服，让沈旭亭吃尽了苦头。有一天他在病中忽然想要小便，“方取溺器，溲已遗”，尿到了群鬼的身上，“鬼即不见”，而沈旭亭汗出神爽，渐渐康复。

在《醉茶志怪》中，亦记载有“成人疟鬼”，而且是个女鬼：赵某夏天睡午觉，“朦胧间见一妇人搴帘入，白衣麻裙，面貌黄肿，眉目戚戚然，神色可畏”。这妇人逼近床榻，以手按赵某的胸口，赵某便觉气闷如噎，全身顿时寒热交作，发了疟疾，到了晚上刚刚有所缓解，那妇人又来折磨他，如是月余。赵某变得形骸骨立，身体虚弱到盛暑天不得不盖着厚棉被……后来有人教他以桃木剑钉在墙上和床的四周，这一下那女鬼可就不敢接近他了，只能站在门口瞋目怒视、指指划划，后来便不敢再来了，赵某这才算逃过一劫。

三、治疗疟疾三奇招

正是因为对疟疾的病因有着“疟鬼作怪”的认识，所以在治疗这一疾病时，除了请医生开方之外，还存在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倘若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成三种。

一是外用。就笔者对相关资料的归纳总结来看，于抗疟“有效”的外用物品，一曰衣服，二曰铜钱。

先说衣服。《右台仙馆笔记》中写钱塘人朱振甫，光绪己卯年夏天，独坐楼上，“忽风雨骤至。朱起闭窗，为暴雷摄去”。雨停后，家人登楼，发现朱振甫不见了，见窗台上有火灼的痕迹，窗下还有一只鞋，更加惶惑不安。仔细寻找后，才看到朱振甫躺在楼后面的地上，“胸次尚温，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苍黑成纹，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皆莫之识”。家人把他扶到床上，半夜他才渐渐清醒过来。问他遭到雷击后的情形，他却半个字也说不出来。恰好家中有个人患疟疾，寒热交作之时，仓促中把朱振甫那件有雷击纹的短衫披在身上，病居然马上得到了缓解，“自后病疟及疫疠，或为鬼魅所祟，得此衫，无不立愈”。上门来借这件宝衣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再说铜钱。明末学者周亮工的《书影》和清代学者王椷的《秋灯丛话》中都记载：有抗疟效果的铜钱，必须是周世宗柴荣“毁天下铜佛”所铸之周元通宝。顺治年间，孝感发生大规模的疟疾流行，只要“检取周元通宝一文持之，即愈”。顺便说一句，周元通宝因为与佛有关，所以在古代历史上颇具神名，除了驱疟，还可辟邪，甚至妇女难产，“持之即下”。

第二种说来奇怪，居然是诗歌。清代诗人陈梓在《删后诗存》里就写过“杜诗止痎疟”，而在明代学者李日华的《六砚斋笔记》中则明确给出“药方”：大白天握着一枚枣子，在空中书写杜甫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然后对着太阳深呼吸一口气，吹在枣子上，再把枣子给患者吃，就能治疗疟疾。同样有效的还有杜甫的另外一首诗，“诵少陵‘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句，疟亦顿愈”。另外《坚瓠集》里记载了专门的“驱疟诀”，第一天念“疟堙迦酰迦”，第二天念“疟坠帝药迦”，第三天念“疟怛唎帝药迦”，第四天念“疟者特托迦”，虽然看上去总有种迪迦奥特曼的感觉，但据说能让疟鬼远避。

《六砚斋笔记》

第三种是“笔墨”。古人对字纸始终抱有神圣的意识，特别是高官显贵或忠义之士有关的字纸，尤有不可言喻之神力。如民国学者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写光绪末年有患疟疾者，“百药毕投，无效”，有人告诉他，把写有高官名字的纸扎在头发里，特别管用。“其人如言，取黄纸书钦命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部堂端方，密置发髻中”，果然痊愈。还有反清义士赵继抃的书法，笔力遒劲，有人收藏来“烧灰治疟，有奇效”。倘若既不知高官显贵的名讳，又没有忠义之士的遗墨，还可以“骗鬼”。《坚瓠集》的作者褚人获年轻时曾患疟疾，一天正寒热交作时，他的族兄李君来探望，用毛笔写了几个字，折成纸卷轻轻敲打他的胳膊，褚人获便症状有所减轻。李君叮嘱他不要打开，只要疟疾发作就用其击打，渐渐的居然病愈。褚人获拆开纸卷一看，上书十一字：“江西人，讨木头钱，要紧要紧”，大惑不解，后来才悟出“岂疟鬼不识字，遽以为天符律令而远遁云”。

上述三种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之所以能“治”疟疾，基本上都是心理作用加上自身免疫力克制疾病的结果——明代笔记《涌幢小品》就曾说“疟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壮士不病疟”，说明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可以改善病情的——如果说《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是古人战疟的“主流”，那么这些神神叨叨的“支流”，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与疟疾不懈的苦斗和探索，无论它们何等荒诞可笑，也值得尊重和思考。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