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攻守双方互换

加入WTO的20年里，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方，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者。

——易小准

文 / 巴九灵

2021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周年。

该如何形容过去二十年呢？WTO前副总干事易小准说：加入WTO的20年里，中国既是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受益方，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者。

1982年，中国开始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当年中国内地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出口+进口）仅占世界的0.93%；到2000年，占比也只有2.22%。

而去年，这个数字是11.55%，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第一大国。（单独比较货物贸易，则在2013年超过美国）

以“入世”为分界，前20年与后20年的外贸增长曲线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2000年中国内地仅为40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八，去年达到1493亿美元，世界第二（第一是美国，1563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增长为20年前的十倍，从占世界的3.6%升至17.4%。人均GDP从不足1000美元提高到超过10000美元。外贸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功不可没。

说中国是最大的受益方，估计没多少人会质疑，只有中国人自己不愿如此声张。那么，中国是最大的贡献者吗？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初，特朗普政府曾发布一份报告，宣称“美国错误支持了中国加入WTO”——这个国家仿佛吃了大亏。

但从数据上看，2000年，中国内地只是美国的第11大出口目的地，甚至不及新加坡。而到2020年，中国进口了1245亿美元的美国货物，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在北美自贸区之外最大的商品市场。

过去20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增长了670%，而其他市场只增长了70%。比如第四大出口目的地日本，20年来毫无增长。

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等企业的在华销量，都超过美国本土。

仅2015年一年，美国对华出口就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18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

此外，纽约联储副行长Mary Amiti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因中国加入WTO而受益，他们可以支付更少的费用，获得更多种类的商品。

2018年，美国原驻华外交官Andy Rothman撰文称：中国加入WTO是一个福音，而不是一个错误。

这福音并不针对美国，也造福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第二大是欧盟。

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离不开世界，各国追求国家利益也离不开中国，这种利益深度绑定，是和平的巨大保障。

WTO现任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拉曾说：没有中国，WTO就无法被称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这句话听上去，好似中国是WTO的创始成员国。

然而现实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64个加入了WTO，按时间先后排列，中国是第143名成员。

为了加入WTO，中国前后历经15年的谈判，是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历史上谈判时间最长的一次。

了解过往，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眼前。

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半年多前，英国与法国签署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英国对法国的葡萄酒和丝织品减免关税，而法国对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减税。

这是第一份现代自贸协定，被认为掀起了“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英国也被普遍视为自由贸易的旗手。

但随着时间推移，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在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达到顶峰。为了提振经济，各国以邻为壑，希望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进而保障就业，将危机转嫁他国。

1929年大萧条，美国一家银行出现挤兑

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关税提升至历史次高水平。

保罗·道格拉斯、欧文·费雪等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请愿，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白宫逗留一夜，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小托马斯·拉蒙特“几乎下跪请求”，试图说服总统胡佛否决这项法案。

但胡佛迫于党内压力，还是签署了。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和工人，增加国内订单，解决就业，带来繁荣。

1932年，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案》，对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关税，不久提升至15%，后又提升至33%，也标志着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向。

如果加征关税不会引起贸易伙伴的报复，这样做或许有几分效果。问题在于，反制是必然的。而反制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双输”的囚徒困境。

经济学家Jakob B. Madsen后来估算，那段时期的全球贸易规模实际萎缩了33%。

贸易保护非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割裂了各国的经济联系，世界大战随之而来。

战争接近尾声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痛定思痛，意识到国际冲突的本质是经济性的，那么建立稳定有效的国际经济组织，或许可以解决很多政治问题。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曾说：

你无法将商业的想法和战争、和平的想法区分开来。
对我来说，不受阻碍的贸易与和平相关，高关税、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经济竞争与战争相连。虽然涉及许多其他因素，但我认为，如果让贸易更加自由流动，减少歧视和障碍，一个国家就不会对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产生致命的嫉妒，从而消除滋生战争的经济不满，我们就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

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德尔·赫尔

正是这样的理念，孕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本意是成立国际贸易组织，但各国最终没有完全谈拢，关贸总协定作为一项“临时适用”的协议，一直持续了47年。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自由贸易。

例如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就认为战后经济政策首要在于充分就业，因此，要利用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保护本国产业，扩大生产。同时，他也不信任美国的自由贸易主张，认为这只是美国人为自己着想。

并非凯恩斯看不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实在是时势使然。

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时，当然希望自由贸易，希望全世界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本国产业需要什么保护？只有我们去欺负别人，没人能欺负到我们头上。

到了二十世纪，攻守之势异也。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工业主导地位在大萧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于是，自由贸易的初代旗手英国畏畏缩缩，而当初高筑壁垒的美国成了新的灯塔。

合则用，不合则废。大家嘴上说的是主义，心里盘算着的还是本国的生意。

屠龙少年变成巨龙本就是常见戏码，再来一次也不足为奇。

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本来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为了防止新中国利用GATT，决定退出。

直至1971年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才日益紧密。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复关”（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从这一年算起，直至2001年正式加入WTO，就是我们常说的15年“世纪谈判”。

15年大致分为几个重要阶段：

1. 1986年7月中国提出复关申请，到1989年5月中美第五轮双边磋商，就一些核心问题达成基本谅解，预计1989年底结束复关谈判。

然而，国际风云突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并把暂停中国复关作为制裁之一，谈判陷入僵局。

2. 1992年2月至1995年末，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开始推动复关谈判。

但是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不认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199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600美元）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推迟谈判进程。

直至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未能达成协议。

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

3. 1997年下半年，中美关系趋缓，美国通过高层官员陆续向我国透露，克林顿政府已经调整美国对中国入世的政策，随后两国元首互访，几经波折——包括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终于在1999年11月15日达成中美双边协议。

期间，有一段经典的“递条子”轶事。

1999年11月9日至14日，两国代表团交手数回合，始终有几个问题难以敲定。

15日上午，朱镕基总理来到谈判一线做最后的决断，第一句话就是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你也不要啰嗦了，就把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给我写在一个小条子上。

龙永图列了七个问题，结果在谈判桌上，美方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朱镕基都回答“我同意”。龙永图急了，再三递纸条，提醒“国务院没授权”（他不知道当时中央已经全权授权朱镕基临场决断）。

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从第四个问题开始，朱镕基对美国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就签字。五分钟后，美方同意了。

回头来看，后面四个坚持恰是汽车贸易等关键领域。

4. 1999年11月至2001年11月，中欧完成双边谈判，此后另有一番波折，美国认为在双边谈判中没有完全实现目标，如农业补贴、汽车配额等问题，于是提出进一步的改动要求。

中国当然不同意，这一僵持，又是两年过去。

当时的WTO总干事穆尔曾说：我必须告诉你们（美国），无论美国国会的表决结果如何，中国都可以加入WTO。如果美国国会拒绝这项贸易条约，美国企业也许就得不到WTO其他成员所得到的贸易利益。

最终，还是美国人坐不住了。

根据不止一位参与谈判的人员回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实质就是中美双边谈判，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始终主要是美国。1000页的入世谈判文件，900页的中美双边协议，两者重合度非常高。

当时的美国，想尽办法让中国开放更多市场，以便出口自己的农产品、高端制造业产品。

当时的中国，面对入世更多的不是激动，而是担心“狼来了”。

2002年，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会上仍然是讲“防御”的多，讲“进攻”的少。

谁知二十年过去，攻守之势又异也。

作者 | 木有药师 | 当值编辑 | 何梦飞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