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前世今生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他的关于中国武侠小说的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这样写道。

半年前，在2016年的香港书展上，不同于往年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书展首设年度主题——“武侠文学”，以及主副题“从香港阅读世界 -阅读江湖 · 亦狂亦侠亦温文”，这让武侠小说的概念再一次回到公众视野。而昨日，《寻秦记》的作者黄易病逝，也让人们的视线又一次聚焦回了武侠小说。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为大家梳理了武侠小说的源流历史、当今现状，让我们一探武侠小说的前世今生。

早在先秦，“武侠”便已有端倪。“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时关于“侠”的形象还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汉《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

武侠小说的真正发迹，始于唐传奇中的豪侠小说。唐传奇中，“豪侠”作为三大表现题材之一，涌现了诸多佳作，如裴铏的《聂隐娘》，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这些豪侠小说不仅为唐传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灵感。在豪侠小说中，“仗义”“报恩”“比武”成为了三大故事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传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唐制且稍有发展。元明时期，关于武侠的创作缺少突破，侠客形象也没有亮点。到了清朝，不少著名文人乐于描写侠客，如李渔、蒲松龄等，只可惜明清白话小说对侠客形象的表现，远比不上简短的文言小说。因此，文言小说系统中的侠客形象，以中晚唐时期最有魅力，后世却没有多少新的创造。

现代武侠小说出现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武侠被称为“民国旧武侠”，代表人物有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侠文学曾一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复苏。30年间，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发扬光大，梁羽生、金庸、古龙三家鼎立，各显神奇。到了1980年代中期，梁羽生、金庸封笔，古龙逝世后，武侠小说的创作便进入了“后金庸时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52年，梁羽生写下了“新武侠开山之作”的《龙虎斗京华》，并由此揭开了港台武侠小说从1950年代发展至今的序幕。

直至1984年封笔时，梁羽生共出书35部，是新旧武侠小说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奉行“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道德观念，追求“文心侠骨，统揽孤怀”的精神境界。他笔下的主角多为侠派正统角色，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和人民的化身。《龙虎斗京华》中，丁派太极门的高手柳剑吟坚持“反清灭洋”，却被“保清派”杀害，最终其女柳梦蝶为他报仇雪恨；不过，梁羽生作品在大气的一面下，也常被诟病主题思想的单一化和人物形象的符号化，难免令读者感到“乏味”。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创作《大唐游侠传》等野史型作品，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终不及早期创作的水平。

梁羽生曾评价自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风气者，是金庸将其发扬光大。作为上世纪60年代武侠小说界的“武林盟主”，金庸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惩恶扬善的主题收获了一大批读者的同时，还善用反讽使故事增添了诙谐幽默的气息。不同于梁羽生一直致力于描写人间正道，金庸在《鹿鼎记》等作品中，用韦小宝等背离儒教正统和侠义精神的人物揭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并进行批判。因此，他的创作跳脱了前人的精神框架，使武侠更接近人性的本质，人物和故事也都更贴近现实。艺术成就方面，金庸笔下人物的性格鲜明饱满，故事恢弘大气，熔历史与诗情于一炉，构思巧妙又富有新意，留下了一部部武侠经典。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但时至当下，“金庸热”仍未褪去——他的作品仍受广大读者青睐，并多次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

港台武侠文学辉煌的30年中，古龙是唯一能与梁羽生、金庸相提并论的武侠文学大家。晚于梁金两人，古龙在上世纪60年代才凭借处女座《苍穹神剑》进入文坛，并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创作高峰。他借鉴西方的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创作出《楚留香》、《白玉老虎》等情节诡谲奇异的作品，带有浓烈的悬疑气息。同时，古龙善用短诗、短句，营造出幽远飘渺的意向，使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的特点，笔下的侠客，如西门吹雪更有着现代人的内心矛盾和精神痛苦，而不是以往那种超脱世俗的大侠。在创作后期时，他更偏爱写短篇小说，用短幅的故事去表现他的奇诡、多变的风格。古龙的创作不仅催生出丁情、温瑞安等“古派”作家，更是开了现代武侠小说的先河，。

如何在前人的辉煌中走出一新路，是“后金庸时代”的创作者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其中，新派武侠五大家的温瑞安，黄易脱颖而出。从1970年代至今，温瑞安的创作沿袭了古龙的现代武侠主义：不注重故事的时代背景，而是着笔于人物和个体；语言玄乎飘渺，情节诡异。黄易则擅长将历史、科幻结合，独创的“灵幻小说”带有强烈的哲学思考，自成一家。

小说之外，“武侠”也有新发展。杜琪峰的黑社会武侠，徐克、王家卫的武侠电影，都为香港的武侠文学注入了新内容。网络的发展、女性作家的增加及奇幻等新元素的加入，让港台的武侠文学一直处于变化中。

相较于上世纪50-80年代，“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虽有发展，但总体还是呈衰落之势。个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笔，古龙的逝世之外，也与武侠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读者阅读偏好和作者创作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

“后金庸”时代的港台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影视、电字传媒的发达，对小说等文字传媒造成极大挤压；大量武侠及动作漫画的兴起，取代了武侠小说文字的功能。网络在为武侠文学创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没有了出版社、杂志社的专业把关，一大批低级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读者眼前，经典之作却少有。

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读者的阅读偏好，文学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快餐式”文化横行使部分读者更追求简单、刺激的阅读快感，而放弃了慢慢品味文学经典里的智慧与内涵。相比作家着力描写的“侠义”和庞大、精细的武侠世界，在亚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猎奇心理的使他们更喜欢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充满血腥、杀戮的画面。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武侠文学的创作，刺激了劣质作品的产生。

在大众文化的视觉化，娱乐化和人们阅读偏好、审美趣味的改变的情况下，武侠小说及其他大众文学的作者逐渐向纯娱乐和艺术快感倾斜，故事情节也多有雷同。作家的创作失去个人特色，创作态度也越来越不严谨，作品的总体质量也不如以前。例如，温瑞安被认为更注重形式的革新而非内容的创造，艺术成就也就难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徐渊在《金庸小说与“大陆新武侠”创作》中指出，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大获成功，其原因在于金庸的创新性、对人物的把握以及对文化展示与传播的促进作用。这是现今大多武侠小说创作者没有做好的。

吴秀明、陈洁在《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中表示，武侠小说是一个永远开放的体系，它需要创新，即使这种文体和观念革新很难。但惟其如此，它才有意义值得读者不断去探索、去实践。

“后金庸时代”里，港台武侠文学是否能走得更远，还是个未知数。

（本文写作，部分参考吴秀明、陈洁的《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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