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称霸起点:门户开放为何要选在中国?最大拦路虎为何是日本?
发布时间:2023-05-21 10:58:00 作者:互联网收集 浏览量: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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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国际格局。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美国拥有的财富占了将近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军事力量遍及世界各地,美国决策者正式提出了“美国领导世界”的口号。
这个格局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美国决策者为建立这样的国际格局,取得全球领导地位作了长期的努力,这可以从19世纪末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说起。
门户开放主义是美国的一个大政策。
1899年海约翰国务卿提出这个政策是针对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美国有可能被列强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这样一种具体情况提出来的。
但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期中来看,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此。
当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确立了一套国际秩序,那就是以赤裸裸的殖民战争、以领土掠夺和瓜分殖民地、以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特征的老的殖民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处于边缘地位。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曾经在美洲大陆进行了领土扩张,但这种办法在海外却行不通。美西战争是美国挑战旧殖民体系的一个尝试。虽然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毕竟代价太大,而且美国可以对西班牙进行战争,但绝无可能与英、法、德这样的强国进行类似的战争。
这样,老的殖民体系无疑成为美国崛起的障碍,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按照新的原则组织的、足以对抗和阻止竞争性帝国主义领土掠夺的国际秩序。
这种国际秩序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不是建立在征战和讨伐之上的,而是以资本和商品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它不是要设置保护主义壁垒,或寻求排他性的势力范围,而是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运用到国际商业活动中去。自由的商业竞争恰恰就是门户开放主义的实质。
在什么地方可以来率先推行这种新的政策呢?
在欧洲显然不行,旧的秩序在这里根深蒂固,而且与欧洲大国相比,美国是弱者。非洲已经成为欧洲严加控制的殖民地。南美本来就是美国的后院。
英语国家几乎都是大英帝国的禁脔。
于是美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在这里寻找可以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改造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格局的机会。东亚正是这样的地方。
在这里,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分崩离析之中,而新的国际格局尚未成型,国际关系正在转型之中。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不断侵袭已经土崩瓦解,清帝国本身正在衰落,西方大国和日本正在这里扩张势力,但没有一个国家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脆弱的相对平衡。
这种形势正是美国可以利用的。
门户开放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试图在这里建立新秩序的尝试,是美国把自由主义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之中,以自由的商业竞争来取代争夺势力范围的老殖民主义外交。美国相信它可以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可以通过这种竞争首先在东亚和平地建立起一个由它主导的新的国际格局。
美国建立新的国际格局的努力尤其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以及巴黎和会。
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国际秩序的框架,其核心是以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取代近代以来欧洲的权力政治。
从17世纪以来主导欧洲政治的权力政治原则导致了欧洲国家为追求国家权势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国家之间虽然有条约、协定、交往的规范,但维持和平基本上靠的是大国之间脆弱的力量均势。一旦均势打破,战争便不可避免。
威尔逊试图以新的国际关系准则来构建战后世界,用豪斯的话说是要:
“按照我们的心愿完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并且使完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能够有一套国际机制来进行约束,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
这些原则中虽然没有门户开放的字样,但其实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恰恰是以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取代势力范围,取代分割殖民地。
从国际格局的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欧洲老殖民帝国主导世界的时代走向结束,逐渐向着由美国主导国际政治的时代转变,正如威尔逊向国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1918年1月9日《纽约论坛报》社论所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总统确定了美国世界政策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国际政策的理想”。
欧洲国家既要抵制这套原则,更要抵制这个新的国际格局的肇始。
威尔逊后来在巴黎和会上在某些问题上,包括在中国山东的处理问题上,背离了自己提出的原则,美国参议院也拒绝加入国联,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仅仅通过一次世界大战还不足以为这样一种替代做好准备。
巴黎和会对于中国外交是非常重要的。和会进行期间,中国民众对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表现了新的民族觉醒。
正是在强大的国内舆论的支持下,出席和会的代表顾维钧才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终于结束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与列强交涉中不断重演始争终让的历史,此后,中国的外交不再以割地赔款和继续丢失利权为特征,而开始了逐渐收回利权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改变中国与列强之间条约体系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对中国新的民族觉醒是有作用的,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为之欢呼叫好,它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幻梦。
惟其如此,当威尔逊在和会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时,他们对美国的失望才如此之深。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除了美国挑战远东的现存国际格局外,日本也在力图改变这个格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在亚洲大陆进行扩张是它的既定政策,建立一个日本称霸东亚的国际格局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终目的。
美国和日本都想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塑造东亚国际格局,两种力量进行着明争暗斗。
20世纪初美、日在这个地区有三次重要的交手,美国屡屡败下阵来:
通过1905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美国认可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通过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美国应允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和平手段”放手扩张势力;通过1917年的《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美国在这些协定中所作出的承诺与门户开放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些协定也可以说是美国从门户开放主义的倒退。
这种情况说明了,虽然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但当它独自与日本过招时,它在东亚地区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日本,于是就从自己的原则后退。美国的办法是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一起来制约日本的扩张。
这就是1921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会后建立起来的华盛顿体系。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大国,得以克服了日本的反对通过了由美国倡导的《九国公约》,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意愿在东亚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
首先,美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集团政治,拆散了作为远东帝国主义外交标志的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是1902年缔结的,经过1905、1911年两次续约,到1921年期满。日本希望继续维持这个盟约,实际上,这个盟约是日本过去在东亚进行扩张,包括进行日俄战争的一个依持。美国坚决反对继续保持英日同盟。华盛顿会议拆散了这个同盟,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胜利。
其次,《九国公约》规定在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上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从而表示以大国合作和协商来取代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排他性的竞争这一原则基本得到确认。
再次,门户开放原则得以制度化和国际化,中国代表第一次表示认同这个原则,各国代表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予以认同,实际上在《九国公约》中阐述的门户开放原则较之海约翰最初的照会有两点引申:
由要求在列强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的贸易机会均等引申为在中国全境的商务和实业机会均等;由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扩展为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路途和行政完整。
最后,日本从此受到约束,不能再为所欲为地进行扩张,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1922年3月美国政府即向日本提出,《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地区享有特殊利益,这与《九国公约》原则不符,要求废止协定。日本起先予以拒绝,后经过长期谈判,被迫同意,两国于1923年4月通过正式换文取消了协定。
可见美国可以按照《九国公约》迫使日本把先前已经吞下去的东西给吐出来。
在华盛顿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格局中,权力是比较均衡地在列强之间进行分配的。各个国家的利益都照顾到了,谁也不能享有独占的地位。
美国之所以还不能像后来那样建立起支配地位,是因为美国的力量还不足以这样做。
无疑,华盛顿体系仍然带有强权政治的色彩,中国代表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民四条约》(袁世凯政府与日方因《二十一条》谈判多次最终确定的修正案,由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等条约,因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签订,故被称为'民四条约')未能废除,条约体系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中国仍然处于无权地位。
但比起以前的秩序来说,这个体系仍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有助于东亚国际局势的稳定。如果这个体系能得以长期维持,中国或许是可以逐渐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为自己的发展赢来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的。
但华盛顿体系的原则与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水火不容的。日本一时隐忍,因为它的实力毕竟不能与列强联合的力量相比。但它显然不甘心长期忍受这个体系的束缚,它有朝一日要挑战这个体系乃是必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了十几年的相对稳定,在东亚也是这样。
涉及中国,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内,列强在稳定相互关系、鼓励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打交道方面是成功的。
这个体系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得比较容忍,它试图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让步来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国民政府发起的修约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日本则从中看到越来越大的危险,修约直接损害了日本的侵略利益,放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日本建立地区霸权的企图就将无从实现。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迫不及待地要扭转这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终结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也为日本在东亚颠覆华盛顿体系提供了天赐良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大背景。
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和欧洲自顾不暇,没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日本的冒险行动,但它们也没有撒手不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极力把它大事化小,说成是“无关紧要的事”,而美国方面则把它视为一个“国际问题”,一个违反“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在内的条约和协定”的行为。
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国务卿发表的“不承认主义”声明是美国维护华盛顿体系的一个行动。声明对破坏这个体系的一切行为均视为非法,均不予承认。
虽然在当时美国没有可能单独或联合其他大国以实力阻遏日本的侵略行径,在表明态度时也显得比较软弱,但“不承认主义”的政策声明毕竟表明了一种原则立场,并保留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的权力。
自然,美国和其他大国软弱的反对不能阻止侵略者的步伐。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霸占东北后又觊觎关内,向华北扩张势力。
国民政府内的亲英美派指望通过加强与欧美的政治、经济关系来抵制日本,与美国谈定了棉麦借款,又争取与国联加强技术合作。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这类行动日本都极其敏感,坚决反对。
1934年1月23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发表外交方针演说,赤裸裸地反对英美在华势力,声称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石”,要求各国明白理解日本的现实地位,并明目张胆地表示今后将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把称霸亚洲的野心和盘托出。
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接见记者时更露骨地宣称:
“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将给中国、东亚“甚至对日本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这是一个公开挑战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条文和精神的声明,日本俨然自命为中国的主宰,似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都要听命于日本,而且特别反对各国共同行动,而《九国公约》的精神就是列强在涉及中国事态时要采取共同行动。
这就迫使英、美出来表态。英国于4月23日对日本提出照会,表示《九国公约》不能由哪个签字国单独宣告废除。
28日,赫尔国务卿也就此照会日本说:
“中美关系,正如美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受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及美国所加入的各项条约支配的”,“在涉及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和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其他国家的同意,而得以达到它自己的企图”。
这个照会只是极其一般地重申了《九国公约》的精神和美国将保护其在华利益的愿望,它是比“不承认主义”更软弱的一个政策声明。深陷在大衰退中的美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想过如何阻止和惩罚侵略者,它力求不刺激日本,避免与日本的任何摩擦。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随着它军事征战的得逞,在颠覆华盛顿体系方面也越走越远。1938年11月初,日军先后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以为这是侵华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遂公开抛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
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公然声称: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声明狂妄要求中国“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
这个照会公开提出了建设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表明日本从实践和理论上都已经与华盛顿体系彻底决裂,完全抛弃了门户开放的原则。
它不但要求中国做这个体系的顺民,而且要求列强也都要服从日本的旨意。显然这是一个比《天羽声明》更狂妄、更肆无忌惮的声明。连罗斯福政府内的亲日派如驻日大使格鲁都感到,这个声明是日本官方宜布的政策“发生突变”的标志。
以前,虽然日本在侵略中国方面步步进逼,但口头上总是说要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要尊重美国和列强在华利益,这一回,日本却什么掩饰都不要了。
11月18日,有田外相在给美国的照会中更赤裸裸地宣布,日本不再坚持门户开放原则。
美国忍无可忍,一个多月后,12月30日,格鲁奉命向有田外相递交了一份长长的照会,严厉驳斥了“东亚新秩序”说。
照会说:
“美国政府知道形势已经改变,美国政府同样知道,许多改变是由日本的行动所造成的。但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和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条件和状况,并自命为这个‘新秩序’的掌权人和代言人。”
照会还暗示,美国将用实际行动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维护门户开放的原则。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建立独霸东亚的“新秩序”方面越走越远,从中国到印度支那,进而到东南亚,日本与美国和西方列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乃是不可避免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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