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打铁，刘伶裸体，王羲之高卧东床 魏晋名士为何自我意识爆棚

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体现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而生命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时间，但是时间又具有不可逆性，因为时间如同流水，走了就不会回来。所以，在魏晋时代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和对生命不确定性的焦虑。

一代枭雄曹操也逃不过对时间的焦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的两个儿子似乎更多愁善感。曹丕感叹人生的短暂与无常，“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曹植更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的悲伤。

既然时光流逝人生如寄，那么，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生命、体现自我的价值，成为魏晋名士们的核心追求。

但个人的我与社会的我，注定充满矛盾。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我”的文化。儒家要淡化人的自我意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个人价值要在集体和社会的价值中才能实现，个体的自我被淹没在社会的洪流之中。儒家最高理想是“内圣外王”，一方面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对社会有极大的事功，就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样，圣人牺牲的是个人的自由。

道家则崇尚身心的自由，最好是身体无羁绊，灵魂无纷扰，最好如同婴儿般消除功利，除了生存无欲无求；最好如蝴蝶翻飞于花间，逍遥于世逍遥于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泯灭甚至取消了个人的价值。

但在魏晋时代人性观念开始觉醒与爆发，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所有取消人格独立的行为都是反自然的，所有彰显个人生命价值的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魏晋时代流行的一个价值理念就是做你自己，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只是庸人自扰而已。

魏晋时代彰显人格自由与尊严的一句话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周武而薄周孔”，这是大哲学家嵇康的自由宣言。“越名教”就是要摆脱一切虚伪的礼数规范；“任自然”就是遵从身体本能的召唤，遵从内心蠢蠢欲动的洪荒之力，突出自我，把原来消失于集体消失于自然的“我”，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弥衡赤身裸体踩着铿锵的鼓点痛骂曹操的时候；当嵇康在临刑之际风神潇洒地弹奏《广陵散》的时候，个人人格独立达到了顶峰。魏晋名士相信，“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就是死，也“要活出真我的风采。”一个行不拘法，言不拘礼的时代已经到来。

此时，“温良恭俭让”温柔敦厚文质彬彬，都退居幕后；而自我的意识，犹如春风如夏雨开始蓬勃疯狂生长。

时人常把殷浩与桓温作比较，认为二人不相上下，但此二人互相不服气。有一天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如何？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很显然殷浩不屑于和桓温并驾齐驱，他只是要做一个真我。而桓温对别人说，小时候殷浩和我一起玩，我玩剩下的玩具，殷浩就去玩，说明殷浩在我之下。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是魏晋名士们鲜明的特征，把自我价值高扬上天，把世俗的价值贬低在地，唯有我与我的灵魂才是天地之间的独尊，其他一切都是浮云，都是草芥，是弃之不用的刍狗。

在自我意识的加持下，魏晋士人特别注重实现，自我实现真性情，他们不再虚情假意，不再言不由衷，一切以自我个性实现为圭臬。通俗地说，就是遵从人心的呼唤，而不是什么世俗伦理规范，三纲五常的羁绊，所有遵从于人心的东西才是真性情。

在这种“宁作我”我的价值理念的引领下，魏晋名士们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他们凸显自我，以我为中心，这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史上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一个精彩的蝶变。

桓温问刘真长，“听说会稽王的言谈进步飞快，是这样吗？”刘回答说“极有长进，但依然只是第二流中的人物而已！”桓温又问，“第一流又是些什么人呢？”刘真长说，“正是我们这一些人！”

苏州人张翰可以辞官不做，在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回乡归隐，他追求的是“人生贵得适意尔”；

王羲之在高官来选女婿的时候，依然不顾形象高卧东床，他追求的是心的自然逍遥；

刘伶长得丑出天际，但他以酒为命以酒为生，追求的是天性的释放；

王子猷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一觉醒来，忽然想念起戴安道。立即乘小舟去看望朋友，等到了以后却不见而返，追求的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情。

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焦虑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在魏晋时代的人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以趣味好玩为中心，也为长期在中庸之道温柔敦厚三纲五常之下的人们，增添了一抹可爱可贵的亮色。毕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悲悲切切自缚手脚的，而是兴高采烈实现自我的。

庄子说，人生最大自由是自我实现的快乐，如鱼儿相忘于大海江湖，如蝴蝶游戏于万花丛中。马斯洛说庄子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