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五）：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赶考（五）：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文/韩毓海

阶级：社会结构的“人格化”

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的上院，毛泽东度过了他的55岁生日。那是“十二月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这一天，毛泽东中午吃了一碗素菜，菜没有吃完，于是晚饭吃的是剩菜。

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上院与前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陈毅多次谈话，两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围绕着人心这个问题，再次深入讨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十年内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就比较雄厚，结果是我们丢了井冈山，丢了苏区，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这些好同志，都被错杀了，当时我们犯了大的错误。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蒋介石消极抗战、搞独裁、打内战，把经济搞垮了，这三条使他断送了国民党的江山。

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人心问题未解决。我们东西少得很，蒋介石强大，成败两个可能性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在与陈毅的重要谈话中，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什么是阶级、如何认识和划分阶级。

“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通过消灭官僚资本，特别是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统治，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只是消灭了蒋介石这个人和一批地主恶霸，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那么，这就谈不上“革命”，这就不是马克思和共产党人所理解的“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阶级，不是指个人，或者指某些人，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格化”。

革命，是指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指打倒一批人，换成另外一批人。

关于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做出如下说明：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正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毛泽东指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才是我们认识阶级、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正确分析去划分阶级，这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

在杨家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问题。

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是官僚金融买办资本的统治。蒋介石搞经济，是从金融入手的，不但蒋介石本人在从政之前，热衷于在上海炒股票，而且宋子文、孔祥熙所致力建立的，就是一种“股票经济”。四大家族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而且他们借外债、发股票，以虚拟经济圈钱。虚拟经济的非生产性、剥夺性——这就是蒋介石治下，中国经济的最基本特点。

而在大借外债、发行股票的同时，蒋介石集团又放开了关税，包揽进出口，从而形成了买办集团。因此，与其说在蒋介石治下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高度泡沫型的外向型经济，还不如说这是官僚垄断金融的买办经济。

就是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对于中国的生产与交换造成了严重打击，特别是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和商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正是四大家族的统治，毁灭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由于民族工商业的被抑制和打击，遂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不发展，造成中国的经济依然是以农业为主，造成农业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则依然还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因此，无论是维持中国的生存，还是启动中国的经济，根源和抓手依然还是在农村，根本依然还是在于土地问题之解决。

这种畸形的经济形态，不但陷工农劳动者于水火，使工商业者走投无路，甚至也使中国的地主、富农乃至中农阶级陷入了困境：随着外国产品的涌入，农村的手工业被摧毁，农业丧失了比较优势；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凋敝，大小有产者们又只能被动地投资于土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集中，造成土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之间的分离，这就进一步造成农业经营效率的低下，加剧了农村的剥削、农业的破产。

如果说，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金融资本，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反动力量”“破坏力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地、富和富裕中农，则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被动力量”“消极力量”“落后力量”，而民族工商业者，则是被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压迫的力量。

因此，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其要害就在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农阶级这些革命的力量，团结工商业者这些被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压抑的力量，而尽可能地改造、转化地主、富农，乃至中农阶级这种“被动力量”“消极力量”“落后力量”，从而集中全力，以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全力消灭这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反动力量”“破坏力量”——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

如何团结工商业者这些被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压抑的力量，如何尽可能地改造、转化地主、富农，乃至中农阶级这种“被动力量”“消极力量”“落后力量”呢？

马氏家族

杨家沟的马氏家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马家是陕北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作为工商业者，他们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是被压抑的；而作为地主，他们则是社会结构中的消极、被动和落后力量；同时，在现代革命进程中，马家的传人，却又是政治上进步的力量。在一个家族的历史中，就包含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左中右”——如果简单地把马家划分为地主阶级，视为反动、破坏力量，那就是错误的、简单化的。

杨家沟

毛泽东一贯认为，如果不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如果不具体细致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矛盾和复杂性，那么，中国革命就会犯“左”倾错误。教条主义害死人。土地改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如果犯左的错误，这场伟大的革命也会被教条主义所断送。

明代万历年间，马家的祖宗马云风，因在榆林通往东胜、包头的驼道上搞蒙汉交易而发家致富，马云风是靠“走西口”拉骆驼创下的家业，十几代人下来，终于成为陕北的望族。

明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其中，晋商商帮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马家在“走西口”的道路上崛起，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从历史上看，马家并不是依靠土地剥削发家的地主，因为其发家是靠商业资本。

近代以来，欧亚大陆贸易在帝国主义宰制下断绝后，马家的长途贸易道路被终止了。于是，马家方才被动地走上了土地经营的道路，即他们在历史的发展中，从商人和工商业者，“退化”成了地主。

马家是被动地成为地主——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和复杂性所在。

道光十一年，因为连续五年水灾、旱灾、霜害，禾菽无收。米脂周边各地的农民群聚杨家沟，要求出卖自家的土地，而马家坚决不愿购进土地，因为马家的祖宗很早就意识到，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当地主，是根本没有前途的。地主既收租剥削农民，同时也要缴纳沉重的皇粮国税，因此，就只能更加残酷地压榨农民、杀鸡取卵，地主剥削之残酷，是中国近代社会残酷性的体现。

但是，由于四周农民住下便不走，最终，马氏七世祖马嘉乐决定：只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不买所有权。就这样，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马家就把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以契约的形式分离开来——所签订的购地文约，由于只是购买了“使用权”，这种契约未经县衙门税课局盖印，因此称之为“白契”。

晚清以来，土地赋税日益严重，马家就是因为领头抗税，就这样站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上。围绕着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税，马家从绥德州、榆林府告到兰州陕甘总督府，历时三年，花掉马家白银五百两，总算打赢了一场以民告官府的官司。白契官司虽然大大提高了马氏家族的在外威望，但也使马家大亏血本，马家因此也是苛捐杂税的“受害者”。

民国以来，苛捐杂税更加严重，而蒋介石虽然号称站在地主阶级一边，但面对日益增加的苛捐杂税，地主的负担也空前加重了，出于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地主也开始因为反对苛捐杂税，而反对当局。

在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统治下，类似马家这样的地主，是一个被动的因素。这种被动性决定了——他们可以转变成为拥护蒋介石的“反动力量”，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可以被转化为起码不反对共产党的“中立力量”。

马家拥护共产党，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们应该欢迎这种转变。毛泽东说，马家代表的是商业资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2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他们可以反对美蒋，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对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消灭土地剥削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是阻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在反对土地资本与官僚资本勾结方面，我们与民族工商业者立场是一致的，民族工商业者反对蒋介石，就是这个原因；蒋介石失去人心，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分不清形势，分不清敌我，我们也去打击民族工商业，那么，我们也会失去人心。

早在同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时，就严厉批评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这个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米脂杨家沟附近，曾经出了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郭洪涛。郭洪涛，1909年11月生于米脂，少年时代就学于李鼎铭在米脂桃镇开办的学校，后在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学习，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这位杨家沟出身的革命者，日后却成为了极左路线的狂热追随者。1935年9月，此人成为西北肃反的主谋，而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制止，西北革命就将被葬送。

对于党的历史上左的教训， 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惨重教训，毛泽东记忆犹新。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党的历次错误，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毛泽东严厉警告说：今天，我们有可能重犯大革命失败前那种错误，更可能重犯西北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在杨家沟，毛泽东说，我们要以郭洪涛这类人的错误为警戒——他提醒大家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失去人心，并不等于我们就能获得人心，蒋介石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动就能胜利。如果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问题上，我们犯政策的错误，那我们也会失去人心，我们也会失败。

人民：四个阶级的联合

历史告诉我们，深入基层、深入民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大方向；大方向一致，就要求大同存小异，善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要注意：宗法豪强与基层父老不是一回事，土豪劣绅与开明人士不是一回事，打倒豪强，就是为了恢复三级基层制度，而不是造成基层的无政府。在土改中，如果不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不注意区分土豪劣绅与开明人士，不正确区分地主剥削制度与基层三级组织制度，不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就会把我们自己人划到敌人那边去。这表现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如果这样做，就是帮助了蒋介石，而孤立了我们自己。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的真理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我们所说的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这四个阶级的联合，其中开明绅士是我们长期依靠的对象，这些人政治上开明，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如果抛弃他们，只对蒋介石有利，而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不利的。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这种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

必须立即缩小打击面，“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搞清楚我们要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极为关键。

毛泽东特别讲到了开明绅士与土豪劣绅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举出的例子就是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如果没有杜斌丞，就没有榆林中学；没有榆林中学，就没有刘志丹、高岗、谢子长这些西北革命的领导者。甚至可以说，不团结这些开明人士，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是中国基层的建设者，在坚持“往下走”这个大方向上，他们与我们共产党人是一致的。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就离不开这样的基础建设者。

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历史，放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去看，如果把“横渠路”与革命路结合起来看，我们的视野就将更加宽阔。

毛泽东说：“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新中国，而我们过去的错误，是错杀了自己的同志，打击了自己的朋友，结果是把自己搞得十分孤立。1935年的西北肃反，几乎把革命根据地的领袖都打击了一遍，甚至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志，这是今天必须汲取的教训。他说：“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

毛泽东指出，要汲取历史上“肃反”的深刻教训。关于审干问题，他指出，审查干部，绝不是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共产党人是讲民主的，党内的一切必须有法可依，“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从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出发去划分阶级

无产阶级不仅是因为贫困、受压迫而先进，更是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先进。从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出发去划分阶级，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就是一个标准。

延安枣园柳林子乡劳动模范吴满有，是毛岸英上“劳动大学”时的老师，他翻身后靠劳动发家，土改时被划成了“新式富农”。毛泽东指出，不能因为老吴积极劳动，多打了粮食支援前线，反而不允许他入党。老吴这种多打粮食支援前线的富农，应该提倡，应当鼓励，我们鼓励“新式富农”，就是提倡劳动致富。中国的新式富农，与俄国革命时的富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用俄国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

1948年3月8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吴满有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毛泽东在此电前加写按语：

“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纠正错误，要从宣传入手。同年2月29日，毛泽东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提醒革命者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这些话，是毛泽东《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真正出发点。

在杨家沟，毛泽东反复地与陈毅谈到：我们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还是有可能犯错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容易犯右的、妥协主义的错误，而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则容易犯左的错误。现在发生的一些突出的问题，都已经充分表明：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随着我们的胜利，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这一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极端地打击中间力量，以至于把中间力量推到敌人那里去，这样做，就是最大的“失去人心”——就像当年错杀了袁文才、王佐和李文林，结果使革命走向失败。

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

共产党人与历史上一切领导阶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工作作风”。所谓作风者，无非就是做事的风格——这是共产党人的“法宝”。毛泽东总结说：共产党人做事的风格，主要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并不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修正工作中的偏差。

毛泽东是从“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中走出来的圣人，他从来不空谈理论。他主张知行合一，不但自己一贯埋头做事，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究竟要怎样办事，为什么要这样办事，如此办理为什么好一些，假如不这样办为什么会摔跤跌跟头——须知办事很难，在中国，为人民办成一件好事，格外之难——而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超出古来许多圣贤之处。

如果离开了做事的方法，离开了“作风”，那就是丢了“法宝”，理论和纲领就都成了空的。因此，毛泽东这样提醒全党：重要的不是纲领，而是政策——“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毛泽东指出，因为没有细则、没有政策，土地法大纲在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偏差；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这个问题上，如果分不清朋友和敌人，就不知道怎样划分中国的阶级，划分阶级成分，这要分析中国的历史与实际，仅靠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深刻阐释了“纲领”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说：土地法大纲重要，但这依然是一个宣言，依然是一个纲领；而干革命不只是靠宣言、靠纲领。实际上，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也都是不错的纲领，但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之纲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来不仅是说，而且要做，因此，纲领重要，政策则更为重要，政策与策略指向的是怎样办事。

而毛泽东到达杨家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毛泽东说，这两个文件，是1933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的。他进一步补充说，当时，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了“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各顶帽子，损害群众利益。如今，随着土地改革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必发生，中央重发这个文件，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问题。

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是为了从中国最基层出发，去改变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的经济社会结构。划分阶级的出发点和归宿，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推翻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为了划分阶级，而给人乱戴地主富农的帽子。

从那个时候起，毛泽东决定：一面指挥解放战争，一面开始亲自领导土地改革。

为了使全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毛泽东向全党转发了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解放区群众在登记、丈量土地（资料照片） 来源：新华社

向全党转发任弼时的讲话，并加了如此长的按语，这表明了中央前委和政治局常委会中绝大多数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极为鲜明的态度，而从毛泽东如此严厉的语气中，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分明感受到他当时焦急，乃至气愤的心情，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问题，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指示发出后，毛泽东立即要求三位主要地方局首长（邓小平、习仲勋、林彪）就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揭发当地的情况，并表达自己的态度。

指示发出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邓小平，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毛泽东指出，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关键在于转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简单摧毁一切社会结构，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是新解放区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因此：“（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1948年1月20日，毛泽东转发了习仲勋1月19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习仲勋的观点。习仲勋指出，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建立一个新社会，决不是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这样的行动，就可以一蹴而就，那种以为通过搞运动、划成分，就可以一步迈入新社会的观点，是左的、盲目的观点。

为此，毛泽东写批语如下：“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毛泽东征求意见的指示发出后，东北局的林彪因为打仗很忙，没有及时反馈意见。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林彪寄来了闽西时代毛泽东给他的一封旧信，这是毛泽东1930年在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写下的，信的主旨是：比起破坏一个旧世界、旧社会，建立一个新世界、新社会，是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现在，这个任务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一个新世界、新社会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同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写批语。批语说：“（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在征求党内主要领导同志意见的同时，毛泽东早于1月18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发出了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中央一月决定”）。

电文说：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这个决定草案之制定，主要就是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

在这个电文中，针对康生等人提出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毛泽东严厉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关于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马克思所重点研究的英国，不是教条主义者所谓——不可避免地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矛盾和情况，而不是按照两大阶级对立的方式，去机械地划阶级成分；特别要特别认真地分析中间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力量，如此才能孤立真正的敌人。因此，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因为他们就是中间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同我党共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所谓正确地分析中国农村各阶级，还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把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问题，决定草案强调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毛泽东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各项意见给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的电报 来源：中央档案馆

政策与经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基层的实际究竟是什么，而我们的工作，只能根据这样的实际来进行。

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两个重要文件，以作为土地法大纲的重要补充。

1948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完稿，2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毛泽东指出：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历史，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必须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他说：“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1948年3月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刘少奇，推心置腹地向他说明，自己为什么要亲自着手制定上述两个文件，同时说明：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与错误，责任在中央局、地方局，但责任主要还在毛泽东自己，因此，毛泽东必须亲自着手改正这些错误。如果说其他同志有责任，则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的原因。

至于政策与经验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须知做领导工作，一是要把事情研究清楚，二是要把政策向大家说清楚。必须说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还必须说清楚究竟该怎么做。而这需要非常具体的说明，仅是简单说明是不行的。要细致说明，仅是抽象地、纲领性地说明是不行的——如果做不到这种事无巨细，那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就是工作疏忽，就是粗心大意。

电报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通报中提出了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通报这样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手把手地教给同志正确的工作方法，经过全党的努力，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得到了系统的纠正。

1948年3月21日，即这个通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他们居住了四个月又两天的米脂杨家沟出发，向榆林市佳县进发。

佳县，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

这一天，杨家沟父老乡亲依依不舍，送了毛泽东一程又一程。

“横渠路”是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而毛泽东和党中央转战陕北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

1961年，杨家沟上院的主人马醒民去世前，曾对他的儿女们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一生唯一的一件遗憾事，就是若能知道毛主席会住我设计建造的房子，我一定要把第九条龙安上去。

实际上，马醒民把那第九条龙，埋在了一座窑洞的地下，而那正是毛泽东居住的窑洞。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来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天启，也是真实的历史。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来源： 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