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个值得被世界铭记的地方

今天的敦煌，只是中国甘肃省的一个县级市，既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相比，更不能与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并论。但世界上没有北京学、上海学、伦敦学、巴黎学等，而敦煌学却是国际知名的显学（著名的学说、学派）。为何敦煌如此特殊，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呢？

敦煌的显赫主要来自地理位置。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在汉唐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靠驼队踩出来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一带开始长期经营，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敦煌郡当时统辖着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六县，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

在设置郡县的同时，汉王朝为了防御匈奴侵扰、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在今兰州西的永登到新疆罗布泊（又称蒲昌海）的漫长道路上又修筑了长城。

长城在汉代称为“塞”，由每隔5公里左右的城堡连接。城堡里设有警报的“烽火台”，称为“亭”或“燧”。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叫作“障”。“烽燧亭障”组成了长城的防御工事。为了能控制东来西往的商旅，汉王朝在敦煌的西边又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

敦煌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还和石窟有关。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4世纪到14世纪，人们便在这里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1700余米的石窟群。现一般将莫高窟分为南北两大区，共有735个洞窟。南区的492个洞窟，是礼佛活动的场所，现存彩塑2400多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北区的243个洞窟，主要是僧侣修行、居住的场所，里面没有彩塑和壁画遗存。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源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再传入朝鲜、日本等地区。所以，敦煌石窟糅杂了印度、中亚艺术，而莫高窟更是建筑、壁画、雕塑相结合的产物，从中可以挖掘出丰富的历史信息。

道士王圆箓

王道士原名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约1850年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流落于肃州（酒泉），期间当过兵勇，退伍后出家做了道士，道号法真，人称王道士。王道士云游四海，途径敦煌时，称这里“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大约在1898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

莫高窟分为上寺、中寺、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荒凉的下寺。好在寺院香火一直没断，由附近百姓供养，但莫高窟毕竟年久失修，破旧不已，王道士不断清理修整。他用化缘得来的钱把下寺三个洞窟修建了一座三层建筑。建筑的底层，王道士用作传道的香堂，就是现在是敦煌编号的第16窟。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是空的，找来一根粗棍，朝凸起的地方用力敲击。敲了两下竟然破壁，原来里面是个洞穴。王道士回到自己的洞窟，又取来蜡烛，借着烛光朝洞中张望，发现里面装满用白布包裹的卷子，十来个卷子一包，重重叠叠堆放着历代的各式经卷、印本、画幡和铜佛（就是现在第17号窟的藏经洞）。

中国史有个传统，就是当代人基本不修史，多由后代去修前代的历史。后世利用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由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的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和分析。所以，越是久远的、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越具有学术价值。王道士发现的这个藏经洞，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此外，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典籍，你说这个考古价值该是多少？

可问题是，王道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期，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在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随着八国联军入侵，老佛爷逃出北京城，统治者保命都来不及，哪里顾得上保护什么文化？

敦煌“遗孤”

这些文物的价值到底有多大，王道士不清楚。于是，他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知县不学无术，把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02年，敦煌换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队人马，亲临莫高窟察看，顺手拣走几卷经文。临别时扔下一句话：就地锁存，由王圆箓看管。

汪宗瀚把拿走的写卷和绢画送给了甘肃学台叶昌炽（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叶学台马上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局转运省城保管，但众人一合计，光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于是陕甘总督以经费紧张为由，拖而未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道士仍不甘心。1906年11月13日，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一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不识货，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写本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王道士只好沮丧而归（在嘉峪关税务司有一个比利时人，回国前去看望廷栋，廷栋以王道士所送的写经数卷相赠）。

四处碰壁后，王道士的心态发生逆转。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在师爷蒋孝琬的陪同下斯泰因见到了王道士。起初，斯坦因并没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但他给王道士编了一套他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谎话。从1907年5月23日下午开始，斯坦因用了6天时间，秘密地从藏经洞里挑选写本和绘画品，直到5月28日结束。最后，斯泰因以四块马蹄银的代价，买下了六千卷，装了24箱。

王道士卖经卷原因有三：他多年求助官方重视古籍，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致使他心灰意冷；他已完成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斯坦因说自己敬重玄奘，如何循着他的足迹，如何翻山越岭，历经险阻来到此处。王道士感动坏了，于是同意将珍稀的文物低价转卖（怕官府怪罪，只出售了部分）。

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和文物。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为法国中亚考察队队长，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考察队离开巴黎，由中亚进入新疆，先调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丝路北道，1908年来到敦煌，慕名找到王道士，想得到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于是又卖了一部分经卷。

1909年，出于请教的目的，伯希和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了部分敦煌写本，令中国学界震惊。罗振玉旋即建议清学部给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1909年10月5日），将洞中剩余文物悉数收购并解运北京。

毛庆蕃令廷栋行事，廷栋行文隶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行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陈泽藩接到“指示”，这才会同王道士同去清点藏经洞。1910年5月，装着剩余8000件经书共18只箱子，捆绑在6辆马车上，开始东行。途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事件。

王圆箓并非贪利之人，只是一个云游于敦煌、栖身于下寺的小道士（让太上老君的弟子替释迦牟尼效劳，其实与我何干？）。他没有官府的一纸委任，也没有拿官府的一文俸禄，一次次主动向官府报告，不能将其和那些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员归为一类。王圆箓所卖卷和布施得来的费用，在残破的佛像堆上建成了一座功德塔，取名“千佛塔”，并请廷栋撰文，并书写敦煌千佛塔记。斯坦因来了，他还搬出账本交待费用支出情况。 王道士吃亏就吃亏在文化少，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造成了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忧伤。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陈垣曾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还在巴黎？”学者胡适一时也答不上来。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成绩斐然，就连“敦煌学”这个词，据记载，也是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次提出的：和中国学者相比，日本人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在世界各国搜集相关资料；和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在阅读汉语文献方面毫无障碍。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全力编写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有中国学者因此在课堂上落泪。1959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发表了小说作品《敦煌》，凭借这部作品他获得文学大奖，随着小说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发行，一批又一批游人开始走上前往敦煌的旅程。这篇小说后来还拍成了电影。1979年，井上靖试图前往中国敦煌，去膜拜那处古老的遗迹。而在得知申请可能不被批准后，竟然老泪纵横，不惜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下跪请求通行……

日本为何痴迷于敦煌和敦煌学？学界普遍认可的原因是：为了寻根。莫高窟是中国的，但对日本人却有另一层含义。日本在公元7世纪发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场中国化运动，改革的蓝本即是唐朝文化。日本人对敦煌有种崇拜心理，他们信佛，对佛教艺术也很感兴趣。

日本人对敦煌的膜拜之心，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的话有代表性：“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就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大陆敦煌学于1981年重新起步，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邀请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吴廷璆介绍藤枝晃时，为突出日本和藤枝晃，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此说法一出，学术界震惊。这句话虽是当时的事实，因为敦煌学在日本以及国外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他们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详细展现了当时丝路沿线文化的发展脉络。

为此，1988年听说藤枝晃又要来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以打消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隔阂，增进学术交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国家动荡的那些年代，中国敦煌学要么是依靠个人的爱国情怀守护，要么是凭借宗教信仰传播。敦煌的价值在国内并没有被合理对待，反而备受冷落。如今，敦煌变为一座旅游城市，莫高窟成为一个文化景点。

但是，还远远不够。

对敦煌文化的认知，太浮于表面，很多游客即便亲临莫高窟窟洞内，面对一幕幕千年壁画，耳中是导游的讲解，但除了直观的视觉冲击，恐怕很难再有更深层的体会。

文物宝藏不是发现了、报道了、兴奋了、拥有了，就满足了。敦煌学的探索与研究，值得专业学者们全力以赴去发掘。敦煌学的传承与传播，需要我们每个人从浮躁的快餐文化中探出脑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那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便也在中国了！”（来源：闲蛋黄2021百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