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隧道收费、印小广告招聘……一个德国人在上海30年间的生存实录

编者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进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上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为这座城市全方位的发展各尽其能。

他们见证了上海城市更新的进程，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如今已老之将至。他们从年轻时代起在这里便被我们称为“老外”，现在则无疑是真正的老外了。我们想听这些年过50岁的老外们聊聊自己在上海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对于老年的看法。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老外都当着我们的面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在上海呆了这么久呢？”但答案，其实已在他们点点滴滴的讲述中。

新闻晨报·周到近期将推出《50+老外在上海》系列采访，第四期邀请的是耐驰执行董事、中国区总裁马丁·拉姆（Martin Rahm）。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刚建成通车。他亲历过隧道收费的阶段，看长队堵在隧道口，每辆车需缴费10元人民币才能通过；

上海最早的高架路直到1994年才出现，而浦东机场还要晚几年才会投入运行。有一次从他所在的和平饭店出发去虹桥机场，一路堵车花了四个小时，他和他老板因此错过了去厦门的航班；

一通一分钟的越洋电话计费五美元，“是我，你们的儿子。我很好，别担心……”每次都是快速地吼上一通，然后迅速挂掉；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他把约合10000欧元的马克现金装进随身携带的拉杆箱内带来上海。这是公司购买办公用品的第一笔费用，耐驰（上海）机械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驰（上海））于2000年8月8日正式成立。

在招聘网尚未出现的年代里，他在背包中装进一叠打印出来的招聘广告，到大学校园现找应届毕业生。他就是这样招到公司最初的两名职员，现在，他们已有200人。

公司迄今已走过了23年，它的发展历程也印合了上海这座城市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两者彼此成就：新时代的上海为耐驰（上海）提供了宽松、向好的环境，而无数像耐驰（上海）这样的公司又用自己的成功将城市推向一个繁荣的极致。

马丁·拉姆从最初的业务员成为公司中国区总裁，他如今63岁了，差不多像个中国人了。他说，连自己在做梦的时候，经常说的都是中文。

带着小广告去大学招聘职员

1960年，马丁·拉姆出生在德国北巴伐利亚州。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创建于150年前的耐驰公司，公司总部就设在巴伐利亚州。他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来中国，现在的人生大概都不会走出巴伐利亚州。

在拉姆第一次来中国前，也就是比1989年更早的时候，中德之间已经渐渐展开商务上的来往。当时已有一批中国客户向他们采购机器，因此他经常需要来中国拜访客户，并配合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随着业务逐年增多，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但他们的第一步并没有在上海跨出，而是选择了无锡，那是1994年。“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上海也许是更适合、更发达，也是可能性更大的地方。1999年，我们决定把办公室搬到上海。”

在他于2000年带着正好达到入关上限的、折合10000欧元的德国马克来到上海，着手筹建第一座工厂之前，德国总部其实还有一些备选的城市。但拉姆成功说服他们，选择嘉定区的安亭镇落户。

“当时上海的郊区里面，嘉定无疑是发展得最好的。这里的汽车产业正在崛起，已经有很多外资公司落户，尤其是德国公司，以及很多供应商。可以说，安亭镇已经和国际很接轨了。我最终劝服我们的总部，选择了这里。当然，相比其他城市甚至上海其他郊区，投入的费用会高一点点。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肯定是这里更好。”

在当时，一家全外资的公司在国内注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拉姆回忆，“但是安亭政府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而且中国也欢迎我们的加入，所以整个过程还算相当顺畅。”

他当时已经和朋友介绍的中国女朋友结婚，对于中国文化耳濡目染。耐驰（上海）在8月8日注册成功，他对这个吉利的日子很是满意。

有了公司，下一步就得招纳人才了。20多年前的上海，互联网还不发达，英语普及程度较低。在尚未找到HR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去大学找人。

“我把事先打印好的小广告装在背包里，心里还想过是否要把广告贴在身上”，后来他决定先去找那儿的老师，“我问：‘你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学生刚毕业吗？’他们说：‘有的’。我就这样找到公司最初的两名员工（即秘书），她们在这里工作挺多年，即使离开后，我们还保持联系。”

一开始是两名员工，如今耐驰（上海）有了两百名。“现在可方便多了，我们有HR，有网络，‘前程无忧’嘛，我知道！”

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德国人了

耐驰（上海）拥有好的设备和技术，但他们需要客户，自然也就需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潜在客户谈生意。

“中国很大，不同省市的人做事的习惯也不同。比如说，北方人会比较直接一点，如果他们觉得不可能，会直接告诉你‘不行，不可能’。上海这里的人就比较委婉，所以开始的时候会让我感到费解：他们这么说是‘行’还是‘不行’？”

在很多情况下，仅仅依靠一、两场商业谈判无法从客户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就需要你不停地尝试，直到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这确实会比较花时间。”拉姆说，“不过，我是一个很会坚持的人，我确定做一件事情，就会坚持到底。”

拉姆回忆，很多年前在中国做生意，有时候要和客户喝酒。“喝得多少取决于你去什么地方。白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五粮液，茅台……”他记得有一次去河南，大家一起喝白酒，那酒的度数大概在62度左右。

“每个人都来敬我酒，我觉得这稍微有点不公平，哈哈。但这还没完，后来又来了两名服务员女士。她们说：‘我们这里第一次有外国人来吃饭，我们也要敬你。’好的，没问题，喝吧。但她们说：‘我们是女的，你是男的。这里的规矩是女的喝一杯，男的要喝三杯。’好吧，第一名女士喝了两杯，我喝了六杯，然后她摇摇晃晃走出去了。第二名女士又上来，她喝了三杯，这就意味着我喝了九杯。这真是一个艰苦的夜晚啊，而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得谈生意！”

拉姆的酒量很好，但他懂得在生意饭局上量力而为。年轻的时候，在不得不喝的场合下，他可以干完一瓶白酒，也就是一斤。现在年纪大了，他会尽量控制在半斤的范围里。他说，自己如今反而是啤酒喝得少。“我好像不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了”，他感叹。

“当然我的胃还是中西结合的胃，但是从我的想法以及和人沟通的层面来说，也许我比较中国化了。”他说，

“我有时候，不是‘有时候’，而是‘经常’做梦的时候是说中文的。我已经太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在德国的德国人思考方式比较不同。要向他们解释一些决定是比较费劲的，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德国人被很多国家的人形容为“方脑袋”。“我听说过这个说法。”听到这个形容的时候他笑了，“有时候德国人比较直接，在一些事情上太严格了。”

现在不会再被误解了

拉姆和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外籍公司高层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他会说一口流利且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可以把这视为判断一个老外有没有在中国经历过职场以外的、生存意义上的打拼的标准之一。

很简单，拉姆来上海不是开展一项简单的工作，他更像是来开辟一片江山。在他1989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路上连双语路牌都很少见。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他靠着一本叫做“Survival Kit”（直译意为“生存工具”）的语言书开始磕磕绊绊地自学中文，每一次的出差和见客户的经历都让他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习中文对于一些老外是闲情雅致，对于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所需。

掌握中文的另一个意义在日后逐渐显现了出来。“我的中文一直在进步，然后我意识到，自己遇到的一些翻译的表述并不准确，甚至没有传达出我要表达的点。我现在能检查出他们的翻译是否准确，并及时进行干预。”他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和别人都不会再遭遇误解。而人与人打交道，彼此理解是最重要的。

然而，当他终于学会了中文，上海话以及上海郊区的方言又再一次难住了他。2000年，当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公司建造工厂后，他在太太的陪同下去嘉定安亭镇申请经营执照。

“嘉定办证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的是本地话，连我太太都听不懂。一个年轻的职员过来帮忙，把上海话翻成普通话。我们就这样搞定了手续，成立了公司。”

他始终对于自己无法像掌握普通话一样掌握上海话耿耿于怀。“有一回，家里做香肠需要芥末酱。我和太太在嘉定逛了一圈，没有。我们又去市区，在一家商店里，我太太向店员解释了半天，她终于恍然大悟。‘GA ME，GA ME’，她用上海话喊了起来。这在我听来，就像普通话里的“感冒”。我没忍住，当场笑了起来。”

过去三年是发展最快的阶段

耐驰（上海）在23年的时间里并不是一直顺风顺水的，拉姆向记者细数——

首先是2000年由美国引发的网络泡沫，那些因为网络热潮而飙涨的股票，随着泡沫破灭，多数企业倒闭。当时上海（耐驰）刚刚初创，由于生意伙伴遍布海外，因此也受到影响；

然后，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这也是至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好在影响比较短暂，我们也只有两个月没有接到任何订单，当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到了2009年，他们就可以继续被中断的生意。一年后，公司业务完全恢复了正常。也正是在这段期间，拉姆决定为工厂新造一栋车间厂房。“当时我们想，现在虽是金融危机，但也正是好时机。因为材料很便宜，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发展。”

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感慨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之后一切渐渐恢复正常。“距离那座工厂三公里外，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工厂。这是我们建造的第二座工厂，我们是2016年搬进来的。”

“是的，20多年里我们有很多起起落落，但起要比落更多。”拉姆说，

“疫情三年，实际上却是我们发展最快的阶段。虽然很多行业都不景气，但得益于一些飞速发展的产业，比如新能源以及大型船用涂料交钥匙工程等，我们在这三年里得到了一些非常大的项目订单。”

疫情期间和平时做生意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经常需要在线上完成签约。而且，耐驰（上海）也曾面对和其他公司一样的挑战，因为物流和其他原因的限制，导致他们在下订单以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付的环节上遇到难题。

“三年中，确实有一些同行以及客户离开了。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暗淡的时刻，尤其是去年。当时我们确实考虑过，这个地方还适合我们呆下去吗？但那种疑虑很短暂。”

公司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但拉姆强调，这也是因为全体员工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去年，我所住的地方从3月7日就实行封闭管理了。而我们留下43名员工，从3月28日到6月1日进行全闭环生产。虽然吃喝等必须供给由公司负责解决，但没有员工的配合我们是无法完成任何生产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可置信的是，“他们之间甚至还自发组织了理发服务和体育运动！”

而上海以外的售后服务则由几名回不来的员工提供，但他们做得很好，解决了全国各地客户的需求。

“我则在家中办公，我家离这儿不远，也就五公里左右的距离。但这种时候，五公里和1000公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其间，我在家里完成了一些签约事项。当时的一大问题是，即使普通的打印纸都非常稀缺。所有的办公用具都要精打细算地使用，因为用完了就没有了。”

今年二月，拉姆终于和太太回了趟德国。

他们的外孙女出生于两、三年前疫情开始在全世界泛滥的时候，这也意味着这是他和太太第一次在视频通话之外见到她。“在德国机场，这个小外孙女似乎好奇我们怎么从手机里跳出来的。”亲人相聚，大家都哭了。

他今年63岁。根据中国的《劳动法》，他三年前就可以退休了；但根据德国的情况，他还要再工作五年左右。他说，“我太太经常抱怨我是个工作狂，即使下班回家以后还常常要工作到深夜。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还得和美国、欧洲的同事保持联系。”

他想，有一天退下来之后，一定要尽情享受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听古典音乐。“我说的听不是简单地听听而已，而是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完全沉浸其中，比如听我最爱的巴赫或者其它当代音乐。”

他感到自己身体的硬件正变得越来越老，但他的心还很年轻。“所以我总想学习新的东西，比如我对于IT以及高科技的玩意都很在行，很多时候年轻人不懂的问题我可以很轻易地解决。”

他很早就学会了玩无人机。他的秘书告诉我们，老板以前喜欢用单反拍照，自从学会了玩无人机，出去团建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无人机给大家拍照。

“去年我去海南玩，在海滩上放无人机。突然来了几名消防员，问我‘你能帮忙吗？’我心想：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告诉我正在找人，有个人出海找不到了。他的朋友们非常着急，担心他是不是醉酒淹死了。所以我就把无人机放到一、两公里外的海上，所有人都焦急地盯着我的屏幕。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正躺在一块橡胶垫子上晒太阳。他看到我的无人机，还对着它招了招手。”

作为补偿，他有空的时候总会陪太太逛街。每个月里他大约抽空去一两次市区，因此熟悉不少网红打卡地。比如天安千树，他说，“我爱那个地方，太特别了。”

过去二十多年来，他的相机镜头记录了这座城市更新的很多珍贵镜头。

拉姆非常感谢34年前公司作出派他往返中国开拓业务的决定，“如果我没有来中国，我就无法像现在一样了解中国，享受现在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这大半辈子可以用成功来形容吗？“是的，”他毫不犹疑，“我想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