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在敌占区工作16年未有任何闪失，其妻透露：他有3个诀窍

“儿啊，咱们程家可就剩你一根独苗了，你要为程家的香火考虑啊！这门亲事是你爹在时定下的，你若不肯娶，你爹在下面也不会安生。”1927年12月的一天，浙江上虞一位母亲如此苦口婆心地劝说自己的儿子。

其实，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劝儿子延续香火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借这桩婚姻拴住儿子的心，让他不要再出去搞革命了。

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之下，儿子最终同意了结婚。

然而，老人家的一箭双雕之计最终还是失了算：他的儿子不仅没有被婚姻拖住而远离革命，反而把妻子也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个违背母亲意愿，成功把妻子也“策反”的年轻人，就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陈养山。

陈养山原本姓程，1906年出生在浙江上虞，参加革命后因从事秘密工作而改名换姓。

小时候的陈养山只读过几年书，后来因家境贫寒辍学。13岁时，他背井离乡，来到汉口一家钱庄做学徒。

做学徒期间，陈养山在一位叫朱孔阳的进步青年的影响下，每天看报，了解国家大事和新的思潮，思想逐渐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而发生在1923年的一件大事，以及与中共党员恽代英的结识，促使陈养山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当学徒时的陈养山

1923年2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然而，罢工运动遭到了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疯狂镇压，他们打死40多名工人，打伤300余人，还逮捕和开除了1000多工人，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

大罢工失败后，作为此次罢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敌人绑到武汉江岸车站的灯柱上示众，在敌人向他连砍数刀后英勇就义。另一名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无屈服，最后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壮烈就义。

共产党员的这一壮烈举动，使得身在现场的陈养山深受震动。他深深地认识到：人民是有力量的，要想让大家过上好生活，必须要推翻军阀的统治。

就在此时，他得到了一本名为《中国青年》的杂志，后来又结识了该杂志的主编恽代英。

恽代英在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宣传的革命理念，深深地吸引着陈养山。带着崇拜和请教的心情，他给恽代英写过好几次信，每次都得到了恽代英的回复。

1924年7月的一天，恽代英给陈养山寄去了一张明信片，邀请陈养山去他家见面。

这次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见面，给陈养山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请教代英同志，他都耐心地做出解释……这次谈话使我得到了极大的鼓舞，知道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我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参加革命队伍的引路人，对这一切我是永生难忘的。”

就这样，在恽代英的引领下，陈养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转为中共党员。

走上革命道路的陈养山，从此一心一意跟党走，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章素贞。

那是在1927年底，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白色恐怖严酷，陈养山不得不回到老家上虞暂避。

陈养山的母亲看到国民党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唯恐儿子出事，便要他脱离革命，见他不肯，又逼他娶一个妻子，欲使他迷恋妻子而脱离革命。

老人家给陈养山找的妻子叫章素贞。因章素贞的父亲与陈养山的父亲同为中医，彼此相识，两人曾为儿女订下亲事。

章素贞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思想上进，受到陈养山的影响，她对革命也产生了同情之心。婚后不久，陈养山在一次组织农民暴动后被人告密，处境十分危险。章素贞勇敢地承担起掩护陈养山的任务，最终帮助陈养山摆脱军警的缉捕，安全地回到上海。

章素贞这次英勇的表现，让陈养山“打起了妻子的主意”。当时他在中央特科工作，回到上海后，他向陈赓讲述了这件事，陈赓也很赏识章素贞的机智勇敢，于是向周恩来提议用章素贞做掩护工作。

后来，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章素贞也加入了中央特科，一直随丈夫陈养山奋斗在隐蔽战线上。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七大”期间，贺龙曾对一些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同志说：情报工作了不起，南昌起义后，我到了上海，就是通过特科，更具体说是通过陈养山同志，把我隐蔽在上海，后来又秘密运送到洪湖的。你们的工作，再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中共“七大”时，距离贺龙回忆的那件往事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由此可以看出贺龙对陈养山掩护自己一事印象深刻。

那是在1927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发布通令，悬赏10万大洋通缉贺龙。

南昌起义时期的贺龙

11月初，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为确保他的安全，必须要有人掩护。而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的，正是陈养山。

接到任务后的陈养山，费尽心思找到一处秘密住所，安排贺龙住了进去。同时，他还事无巨细，亲自察看住所周围的环境，规划贺龙的出行路线，安排出行时使用的车辆、联络的暗号等，把所有事项都考虑得很周全。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因为陈养山的掩护，贺龙在上海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1928年1月，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请求，同意他回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从上海到湖北，路程遥远，贺龙又是反动派的“通缉对象”，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党中央再次想到了陈养山。

为了确保贺龙等人能安全离开上海，陈养山连续工作了几天，精心布置了一条交通线，排除了路途中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贺龙平安地护送到湖北洪湖地区。

此后，贺龙深深地记住了这位曾掩护过自己的陈养山同志，而陈养山对此却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党工作，为同志办事，是我应尽的义务。”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党中央及党员们的安全就根本没有保障。于是，在他的倡议、策划和领导下，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成立。

1928年4月，中央特科情报科成立，由陈赓负责。情报科的主要工作是向国民党党、政、警、宪等机关开展“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

所谓“打进去”，就是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或担任敌人机关中的职务，或通过和敌人“搞好关系”打探情报。将“打进去”这一工作做得最出色的，要属“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龙潭三杰

而“拉出来”，则是将国民党阵营中的人策反，使之为共产党所用。中央特科成功建立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和陈养山的努力分不开。

1925年，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期间，结识了国民党左派党员鲍君甫，并成为了朋友，陈养山还向鲍君甫学习过日语。

1928年2月，蒋介石着手建立特务机构，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们设立党务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时任党务调查总干事的杨剑虹找到了老乡鲍君甫，希望他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负责搜集情报。

鲍君甫心里有些犹豫：虽然他想当国民党的官，但并不愿意因此得罪共产党，而且让他当侦探整共产党，他觉得对不起朋友。

于是，他找到了陈养山，将自己的处境和矛盾心理和盘托出。陈养山听完鲍君甫的讲述后，考虑到鲍是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同情，应该可以争取利用。于是他连夜写了一份材料，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周恩来收到陈养山的报告后，觉得如果能够拉拢鲍君甫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对中央特科的开展工作很有利。他指示陈赓去全面地了解鲍君甫的情况。

很快，陈赓和陈养山、鲍君甫分别进行了面谈。陈赓认为可以接受陈养山的建议，接纳鲍君甫作为共产党内线。

几天之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党中央同意谨慎使用鲍君甫。周恩来还指示陈赓：今后由你和鲍君甫单线联系。

鲍君甫

鲍君甫此人，情商非常高，和国民党内张道藩、徐恩曾的关系处得相当好，还深得陈立夫的信任，就连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兰普逊也成了他的朋友。

1929年冬他被任命为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直接向陈立夫汇报工作。

当然，这只是他的公开身份。

私下里，他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帮助中共特科向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等机构“插入钉子”；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如任弼时、关向应等；协助中共特科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慰年、黄第洪等人的行踪；及时将国民党和租界侦探机关的情报告知中共特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等等。

1931年，顾顺章叛变，鲍君甫的身份曝光，被逮捕关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因为此前中共特科已经派陈养山对鲍君甫加强了气节教育，并告诉他“只要不开口，国民党不敢对你怎么样”，在狱中的半年期间，鲍君甫始终三缄其口。

把像鲍君甫这样的国民党阵营中的人“拉出来”，为我党做贡献，这是中央特科工作的成功，也和陈养山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党组织的责任感密不可分。

从1931年开始，中央特科在北方也开展了工作，建立了地下组织。但不久之后，因为叛徒的告密，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人被捕。

此时，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也因顾顺章的叛变不得不停止活动，于是，党中央命陈赓、陈养山前往天津营救被捕同志，并调查叛徒的情况。

陈赓

陈赓和陈养山化装成商人，坐着轮船来到了天津。到达天津后，两人奔波了大半个月才联系到在天津负责情报工作的杨献珍。然而，营救活动展开后没多久，杨献珍也不幸被捕，此后一直关押到1936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陈赓和陈养山不得不暂停营救工作，转而将工作重点转向清查叛徒。经过两人的努力，终于掌握了不少情况，摸清了一批叛徒的姓名、往来关系、活动规律等，尤其是查清了大叛徒张克云的活动情况和活动规律。8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特科“打狗队”成功将大叛徒张克云击毙。

此后，由于天津的形势比较危险，党组织决定让陈赓到鄂豫皖苏区工作，陈养山则留在上海，继续为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

时间来到1935年，国民党此时已在重庆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谍报机关，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本来计划前往苏联学习的陈养山临危受命，来到四川地区开展情报工作。

陈养山到了四川后，和陈克寒、陈昌等同志一起，办起了通讯社，利用通讯社为掩护搜集情报。通讯社办得很顺利，中央特科趁机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设立了分社，为组织获得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进行着特殊的斗争。

陈养山和战友陈克寒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派陈养山到西安情报站从事联络西北军的工作。陈养山继续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在西北军内宣传我党反对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40年，陈养山被调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他的妻子章素贞因在中央特科工作十几年，久经革命考验，也在回到延安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24年入党开始，到1940年回到延安，16年间陈养山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始终奋战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从未被敌人发现和逮捕过。也正因为如此，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都称他为“福将”。

有一些同志曾问陈养山：“你长期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莫非有什么秘诀？”

陈养山回答：“哪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

虽然陈养山回答得云淡风轻，但谁都知道，若非陈养山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哪里能在恐怖的斗争环境中始终做到“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呢？

说到陈养山的“秘诀”，最后还是他的妻子章素贞透露的：“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第二，他不轻易照相。第三，他办事从不作记录。”

原来，陈养山发现，步行的好处非常多：既能熟悉街巷环境，又能锻炼身体，还能为党节省经费，更重要的是方便发生险情时马上躲掉。于是他便养成了不坐车的习惯。

至于不照相和不作记录也很好理解：不照相的话，敌人就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将事情记在脑子里，不留下文字，则能避免泄密。

说到底，“福将”的背后，是陈养山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老成练达的斗争艺术。

李白也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人物

1944年-1949年间，陈养山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局长。建国后先后担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华北公安局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务。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解职赋闲，陈养山始终坚持艰苦朴素，把自己当做是普通党员、人民公仆。

1991年2月22日，身患肺癌的陈养山老人与世长辞。这位为党贡献一生的共产主义战士，逝后没有为子女留巨额财产，只留下了13条遗训。

陈养山留给子女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