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2017将逝，但这些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会远去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转眼之间，备受瞩目的江歌刘鑫案正式宣判，杀人凶手陈世峰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杭州保姆纵火案在近期都已经进入了庭审程序；而此前引发网络普遍关注的河北“教科书式老赖”黄淑芬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执行逮捕。

这几个案件，无一例外都引起社会激烈的讨论，学界称之为“高曝光度案件”（highly publicized cases）。从普通个案上升为高曝光度案件，除了案件本身的价值，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个案被舆论广泛关注，成为公共议程。

然而传媒的发达、网络的普及、民意的沸腾，给高曝光度案件的舆论生成提供了便利，却也在现实中产生了舆论影响司法的种种担忧。

于是，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横亘在我们面前——司法，该如何面对舆论？

舆论

在现实社会中，舆论总是同舆情、民意等概念混同在一起。

一般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有一定数量规模）、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虽然读起来非常书面化，却明晰地指出了舆论的复杂性：它有理智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等同于民意，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民意代表着人民的真实意愿，而当下的舆论则有可能被来历不明的“推手”“水军”牵引着。

在中国法学家孙笑侠的论述中，没有错误的民意，只有错误地理解民意。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去收集民意、分析民意、理解民意、采纳民意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现实情况是舆论往往裹挟着民意，并在不断释放非理智的成分，影响着司法的运行。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

在舆论的影响下，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张金柱被间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四川泸州继承案放弃了现有法律规则而适用了法律原则，饱受争议的彭宇案放弃了审判而采用了调解程序……

同时，舆论对刘涌案刑讯逼供取得的部分证据无效不满，因为刘涌本身就是“黑社会”；对邓玉娇案定性为防卫过当不满，因为她面对的是“贪官”“淫官”；对陈世峰（江歌案中的被告人）、莫焕晶（杭州纵火案中的被告人）表达不满，对他们的辩护律师也不满，因为“替坏人辩护的律师，也应该是坏人”。

民意的表达，有着朴素的正义认知，却往往披上舆论情绪化的外衣，冲动、易变、急躁，有时候甚至“一边倒”地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形成对司法工作的压力。

适应

在这个媒介社会化的时代，司法要想完全避免来自舆论的影响，基本是不可能的。毕竟司法不是“自动售货机”，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实际上，自1997年的张金柱案以来，30年来学界和业界一直在为寻求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而积极努力。

欣慰的是，30年来的诸多案件，也不断让舆论和司法各自变得成熟。比如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舆论从感性的认知、情感的宣泄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司法也从尴尬的躲闪、被动的应对走向了适当的回应和主动的公开。如此，一件件高曝光度案件最终成为了一堂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这是舆论与司法的共赢。

的确，高曝光度案件的公共性质，激发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增长，自然也孕育出民众纷繁芜杂、层出不穷的各类舆论。

从社会学上来看，这种社会参与体现出强烈的社会结构性。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体现了对旅游安全的关注、杭州保姆纵火案反映了雇主权益保护、河北“老赖”带来了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有可能关系到每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野生动物园的游客，雇佣保姆的业主和被“老赖”拖欠的案件当事人。

从内容上看，司法领域的舆论往往来源于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和强烈义愤感。前者注定了它们与法律职业精英阶层的认知差异，后者则注入了道德范畴或情绪化的复杂因素。两者合力，形成了对司法的巨大拷问。

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承载着人民对正义与安全的期盼，这是司法前进的方向。对于公众舆论，适应是常态，排斥只是个别例外。在舆论的倒逼下，司法很容易成为“影响性诉讼”中的尴尬角色，但因为这种监督力量，舆论的关注反倒成了推动公正的积极力量。

定力

对于汹涌的舆论，法官应当心存感激，又常怀警醒。

司法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质，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法官判断的准则。换言之，舆论与司法的界限是明晰的，审判过程的独立，不应迎合任何势力，包括舆论。

有学者曾专门考察过中国古代司法史，并得出传统民间有所谓“把事情闹大”的诉讼习惯。在“把事情闹大”的动机驱使下，通过各种诉讼技巧来耸动官府成为一种技巧。这与当下不少案件通过媒体、网络和舆论压力引起法院和政府的重视，内在的逻辑是相通的。

纵览最近十多年的高曝光度案件，司法机关面对舆论出现了“害怕”“讨好”“无视”三种不良情形。一是担心得罪舆论，把舆论等同民意，在“民意不可违”的观念下，屈从舆论压力，并以“司法民主”的幌子来求得心理安慰；二是迁就舆论，放弃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尽量满足民众的法外要求，甚至不惜扭曲法律甚至违背法律；三是对民意无所顾忌，以“维护司法权威”为名，认为舆论都是为了炒作，绑架法官，干扰审判独立，这是一种错误的“定力”。

事实上，在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面前，法官应当具有公正的自信、独立的地位和相当的权威。舆论对于高曝光度案件的追踪，只能提高社会关注度。但如果审判的尺度被舆论所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

当拿起法槌的一刻，法官就应该专注于庭审控辩，依法裁决。哪怕在前一刻，他也是扼腕叹息的读者。

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和标志导向，往往会影响到公众当下的法治心态，也会影响到今后的行为选择。于是，这里的司法裁判不止是一种定纷止争的诉讼功能，还具有对法治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引导价值。

著名法官休厄特也说过：“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在高曝光度案件中，每个案件都可以成为法治传播的课堂载体，每份裁判文书都可以成为普法教育的生动教材，每次典型案件情况的新闻通报都可能成为民众行为的遵循指引。

以于欢案二审为例，山东高院不仅运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审过程，向群众公开（苏银霞）有无受辱、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而且在裁判文书第一时间发布后，还主动就于欢故意伤害案答记者问，对舆论焦点做进一步说明澄清，统筹兼顾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在互联网的时代，高曝光度案件传播面广，影响力大，人民群众关切，这是舆论给司法带来的压力。对此，我们的法院和法官不妨主动通过司法公开和以案释法，转“危”为“机”。

从适应，到定力，再到引导，不失为一条司法面对舆论的渐进性路径。

文/巴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