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施工发现清朝“坟场”遗址！现场掘出大量墓碑及疑似骸骨

被港府纳入公营房屋计划的西环摩星岭公民村遗址，数年前掀起保育争议。

近年，保育人士找到新证据，再发现新碑石，进一步显示碑石与鼠疫坟场的关连，希望能够翻案，强调该场疫症触发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并促使港英政府改变对华人管治，符合当局评估保育的六项原则，加上本港正受疫情侵袭，保育百年前的鼠疫坟场遗址，可给后世留下鉴古知今的“抗疫”课题。

被指是鼠疫坟场遗址的公民村，又称摩星岭平房区，建于1952年，位于西宁街及域多利道交界山坡，2002年拆卸后荒废。

公民村建于1952年，现已清拆

2017年，香港探古创办人、建筑师黄洪铨，在公民村遗址发现一批刻有编号的碑石。据悉，墓碑最早可追溯至逾120多年前的清光绪时期鼠疫坟场，现场并寻获疑似人类骸骨。

他翻查文献发现，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5月至9月有2500多人丧命。当时港英政府在加惠民道的疫症医院旁（即公民村遗址）设临时坟场，安葬鼠疫死者，他怀疑相关碑石极有可能是鼠疫坟场遗下的遗物。

2018年，有人去信古物咨询委员会，要求保护鼠疫坟场的碑石，但当时古迹办以评级机制集中评审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包括坟场及碑石而不作评级。 时任古咨会委员陈捷贵忆述，当时议案被轻轻带过，会议亦甚少讨论建筑物以外的古迹文物。 两年后，区议会再提议案，古迹办重申不作评级，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引述顾问公司评估，指未能确立碑石与鼠疫坟场的直接关联。

但相关遗址已纳入坚尼地城加惠民道和前摩星岭平房区公营房屋计划，最快在今年底平整，预计2028年分阶段落成。目前上址已被围封，并有文件表明平整工地后兴建一条连接域多利道与新建公营房屋的行车道，附设行人天桥、升降机及楼梯等。

最初发现墓碑的黄洪铨，过去一年多在公民村遗址找到三块碑石，当中两个是无名氏碑石，另一个属梁姓男死者。他指，至今发现十多块相关碑石，鼠疫死者的碑石与附近公众坟场死者的碑石明显不同，有名有姓，更清楚标明去世年份，并有独立编号。

黄以其中两块编号“一八一九”及“一八九一”的碑石为例，上刻“光绪廿四年”及“又三月刀五”、“又三月刀七”字句，经考证“光绪廿四年”为1898年，距今约125年。“又三月”代表当年的闰三月，即西历4月，“刀五”及“刀七”代表初五及初七，属死者去世日期。

至于“一八一九”及“一八九一”应是下葬编号，显示两日内约有七十人死亡，当年报纸亦报道，该周有114人病逝，若加上在街上或海面发现的尸体，平均每日约有二十人死亡。

此外，黄提到，当年鼠疫一发不可收拾，为尽快处理大量尸体，港英政府在疫症医院旁边设立临时坟场，安葬因鼠疫而死的市民，并于一八九七年正式划出鼠疫坟场用地。

他说，为免尸体成为病毒温床，当年必须将尸体埋葬在七呎泥土以下，而政府会在碑上刻写死亡年份、姓名、性别及序号。但由于当时中国人重视殡葬礼仪，在入殓满七年后，亲人会“执骨”带死者骨殖回乡作二次安葬，为怕鼠疫患者后人“执骨”，故不会在碑石上刻上籍贯。他补充，近年发现的两个无名氏碑石，可能是当时被弃尸街头的鼠疫死者，但因急于下葬，立下无名碑。

一直关注鼠疫坟场的康港刘影版主兼摄影师阿康表示，根据1897年11月25日一份政府文宪记载，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上环太平山街一带人口稠密，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

港英政府在摩星岭以西300码，即现在已荒废的公民村的范围设立一个专门给传染病和鼠疫死者安葬的坟场。 为免尸体散播病毒，当时染疫尸体需深埋进9呎深的泥土。随着泥土进一步被翻起，他相信土堆下的骸骨或有机会陆续曝光，他担心当局既没有为碑石评级，又没有公开论述处理方案，相关历史将消失于公众跟前。

建筑师林中伟在公民村长大，他指，儿时常在村内发现不同碑石，已知公民村前身是坟场，直至数年前出书记述该村轶事，找到一九二三年出版的政府地图，发现公民村原址被标记为“plague cemeteries”，才知是鼠疫坟场遗址。 对于上址碑石未获历史评级，他直言可惜，批评古迹办只就建筑物评级，坟场及碑石因非建筑物，其历史价值也被忽视。

现时古迹办根据六项原则评估建筑物，包括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组合价值、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保持原貌程度，以及罕有程度等。

黄洪铨认为，当年爆发的鼠疫，在香港持续三十年，两万多人死亡，更触发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绝对称得上国际大事。他又指，鼠疫后港府加强公共卫生，改革医疗及定立《公共卫生及建筑条例》，是香港发展的重要一页，具社会和地区价值。 虽然坟场旧貌不复，在建筑及保持原貌程度较为逊色，但碑石选用了香港的麻石，认为应宏观看其整体历史价值。

政府历史地标牌

他续指，理解香港急需解决房屋问题，建议将碑石重置于西宁街巴士站旁的东华痘局牌坊空地，因痘局前身正是鼠疫医院，两者有极大关联，正如卜公花园是由被清拆的太平山街改建，上址亦留下铜牌记述鼠疫历史。

陈捷贵指，鼠疫坟场作为公众坟场，值得保育以丰富香港的历史根源。社交平台专页维城触迹成员翁先生，当年与黄一同到公民村旧址视察，认为鼠疫是香港开埠初期的重要事件，不作保育，等同香港历史缺了一页。 另一历史研究团体“香港行迹”创办人何文杰和林晓欣，批评当局欠缺透明度，公众不知道专家的勘探结果，无法讨论下再提质疑，争论没完没了，建议政府作更完善的实地考察，记录所发现的碑石和文物，以作后续规划。

土木工程拓展署发言人称工程项目的设计阶段， 顾问公司委聘考古学家在工地范围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有一些碑石块散布在不同地点。

当中部份碑石有破损及不完整，有些碑石刻有年份，有些刻有名字及籍贯，亦有些只刻有编号等。 碑石的形状、大小、刻文字体等不尽相同。 基于以上发现，考古学家推断这些碑石可能来自不同时期及不同坟场，于有关坟场被清拆或迁移时遗留下来，并用作前摩星岭平房区的建筑物料。

自施工迄今，承建商在工地范围内发现了26块碑石，并已按合约要求和考古学家的意见，妥善收集和暂存有关碑石于工地集装箱内，署方将会咨询相关部门以制定合适方案处理碑石。 至于工地范围内暂未发现人类骸骨及金塔，若工程进行期间发现人类骸骨，将会通知警务处及食物环境卫生署到场处理。

古迹办回应就土木工程拓展署坚尼地城加惠民道和前摩星岭平房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中，工程范围内并无已记录的“文物地点”，而查询中提及的方尖碑、界石及维多利亚城界石均位于工程范围外，不受工程影响。 为有系统地研究及加强保护具文物价值的界石，古迹办正与香港测量师学会合作，找寻和研究具重要历史价值的界石，并以专业的土地测量标准记录这些界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