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 但它隐藏的两副面孔却刚刚揭开

【导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8年后的今天，世界体系又面临着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时刻，重新审思近代世界体系中的日本模式及其历史教训，仍有现实意义。事实上，今天日本发展的底色，仍带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历史印记。

本文分析指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外殖民征伐，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日益固化。在内部变革和外部刺激之下，彼时的日本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具有浓厚征役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呈现为两条线索的交缠演变：一方面，作为前资本主义传统的延续，以明治集权和暴力殖民为特征的征役主义机制，对日本资本原始积累起着重要的推动和维系作用；另一方面，在国家襁褓中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刺激日本征役主义的扩张乃至极化。随着内外矛盾的激化，二者的交缠结构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对外扩张强行掩盖内部失衡，结果是整个国家发展完全脱离正常轨道，终至崩溃。这一过程脱胎于又深嵌在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并存的近代世界体系二元结构之中，并与近代世界体系从扩张走向危机的宿命相一致。

作者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二元结构，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典型模式。对暴力、侵略、殖民等征役主义手段的依赖和滥用，是其最终无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进入现代，资本的征役手段转向了科技垄断、金融控制、法律工具、意识形态控制等更为隐蔽的方式，以维持资本的霸权地位。这种隐蔽的征役机制，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严重不平等，引发了反对资本扩大剥削的社会保护浪潮与反对霸权支配的国际秩序抗争，而传统霸权内部也出现分化。在找到全球性危机的有效破解之道前，透过历史规律反观当前世界秩序症结，对可能到来的变化和风险做好预备，尤为必要。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主办的《政治与法律评论》第12辑（2022年），原题为《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二重性》，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 张佳俊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每当人类社会遭遇转折时刻，历史的场景往往会展现出某种相似性。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在持续动荡中已然进入新一轮重组过程。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传统力量与新兴力量的高强度竞争、技术飞跃与社会剧变的冲击性共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交叠迸发，仿若百余年前人类历史的重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世界体系变迁的历史过程，探寻历史的内在规律，颇有现实意义。作为近代世界体系结构性演变的典型例证之一，近代日本在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其盛衰之变，如同一面历史的反光镜，与当前世界所争议的全球化、民族主义、经济危机、战争风险等种种政治经济问题遥相映射，值得重新予以审思和讨论。

与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代相仿，近代世界体系也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质。不同的是，在由前资本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近代世界体系的过渡性集中表现为一种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并存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有别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区域性帝国为主要形态的世界体系，它建立在社会分工和经济控制的基础上，具有生产资料私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离、国家和社会分离、暴力作为私有制的保护机制等资本主义特征，最终呈现为由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构成的世界体系。然而另一方面，近代世界体系又是以全球性殖民帝国为基础的，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历史生成中扮演了意义重大的角色”。就此而言，近代世界体系很大程度上保留乃至扩大了帝国形态的暴力面向，即征役主义性质。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征役主义在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通过暴力征服而建立世界秩序，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它具有人身依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合、国家和社会不分、暴力是所有制的产生者兼保护者等特点，对内表现为绝对君主制、军事帝国等形式，对外则表现为殖民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征役主义原本赖以存在的历史根基逐渐消退，然而征役主义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附着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技术革命之上，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形塑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本面貌：“一方面中心地带的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征役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尚处于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外围地带，成为殖民主义的猎获物。”

近代日本就处于近代世界体系不断巩固、扩张直至爆发体系性危机的阶段。这一阶段横跨两次工业革命，彼时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外围”态势已基本明朗，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加速，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二元结构也趋于成熟，但资本主义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逐步从局部性冲突转向了帝国主义争霸。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身处外围地带的日本走上了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这条道路是如何形成以及演变的？它有什么特点？与近代世界体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本文从近代世界体系的整体视野出发，考察近代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暮日维新：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生成条件

一般认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生成，主要是外部压力冲击之后的结果。诚然，外部因素的刺激构成日本近代历史转折的关键因素，但日本自身独特的政治传统及其转变中的社会经济结构，也一直顽强地贯穿其近代历史始终，进而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塑造起到了顺水推舟式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日本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且决定了这一模式的特性和方向。

（一）内部条件

近代前后，日本自身已显现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其一是日本的前资本主义传统，其历史作用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时期；其二是日本内部已出现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仍处于萌芽初露的“小营业”状态。前资本主义传统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过渡性联结，具体表现在：

（1）前资本主义传统的延续性。近代以前，日本统治者通过幕藩双层统治结构和武士集团体制，牢固确立了封建人身依附性质的政治经济关系。到了近代早期，日本的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经济上仍以农业为主，大多数人口还被束缚在土地及封建剥削制度上，而传统政治秩序也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整体日本社会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日本的对外征伐传统，也延续到了近代。从历史上看，日本自古即有强烈的向外开拓的欲望。从公元4世纪末至日本进入锁国时期之前，日本与其近邻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基本上和少战多，而且日本曾多次主动挑起侵略战争，但都归于失败。就其对外征伐的思想源流而言，从神功皇后征讨朝鲜的传说到“皇国”理念，从丰臣秀吉的“大日本”构想到江户时代的“南进论”、“南方经略论”，古代日本已初步形成了对外征伐的基本构想；特别到幕府统治末期，以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和吉田松阴的“保国策”与“补偿论”为代表的对外思想，更是直接成为近代日本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思想来源。

（2）资本主义萌芽的滞缓性。十七、十八世纪，日本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导，但彼时已经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因素。随着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立足于城市的商品经济，而且都受到了这一结果的影响”。此外，早期的资本主义因素也从城市蔓延至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生产的传统模式。然而那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仍处于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营业”状态，相对于同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日本资本主义先天不足且发育滞缓，这也影响了近代日本的道路选择：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的存在，使得日本在被迫开国之后，并不十分困难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生产方式；然而，正因为自身经济基础弱、起步晚，日本并没有完全追随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延续自身政治传统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选择由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发展，来扶植和保护本国产业的基本国策。这意味着，近代早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没能达到彻底突破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程度，相反，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政治社会传统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并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塑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形态。

（3）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联结。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一方面，随着全国性商品经济市场的逐渐形成，原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始有扩大趋势，但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它不得不依附于前资本主义结构，并从中吸取扩张生产方式所需的各种资源。然而，德川幕府的各种限制政策却直接阻碍了这一趋势，因而新兴商人群体特别是少数大商业资本家需要为自己重新物色政治上的利益代理人。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原本维护幕藩体制的中坚力量——包括多数贫困化的下级武士和部分藩僚在内的势力，也对幕府统治越发不满，开始走向对抗幕府的反面。这两种利益诉求的交汇，成为旧统治阶级内部离心力量与新兴大商业资本家群体实现“历史性联合”的坚实基础。这一方面表明了日本社会内部正孕育出改变旧统治秩序和所有制关系的革命性动机，另一方面也自始决定了这一动机的不彻底性：它只是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相互靠拢、利益妥协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旧秩序不仅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通过与新机制的结合，实现自我强化。这预示了近代日本所要走上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具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

（二）外部刺激

从外部因素来看，近代世界体系二元结构的扩张，直接刺激近代日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8世纪下半叶，英、法、美等国已率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实现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进入世界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并且相继迈出对外殖民扩张的步伐；及至19世纪下半叶，德、意、俄等国也先后通过国内统一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各自确立起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随即加入到争夺殖民地的行列中来。而在东方，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逐渐解体。总体而言，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态势已基本明朗。此时，在日薄西山的幕府统治之下、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日本，也开始受到列强侵扰，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这些都加重了日本社会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危机感。前已述及，近代前夜的日本社会内部，已孕育出破旧立新的革命性动机，但它长期处于蛰伏状态；当幕府统治危机与民族存亡危机相汇合，这一动机才真正被点燃，进而触发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明治维新。

受外部威胁的刺激，明治维新之初，一方面，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而另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向西方学习也成为热潮。在遍访欧美列国之后，维新精英们认为德意志帝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最适合于日本，“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两种思潮共同导向了以国家强盛与地位提升为核心追求的国家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的人，决心扫除一切障碍，以实现工业化。”表现在政治上，维新政府决意加强集权体制，统一支配国家资源和全社会的力量；表现在经济上，为了“经济自给自足和赶超西方”，维新政府以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主导工业化建设，加强对国家战略性产业直接扶植和控制，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明治政治家们从西方争霸的历史教训中意识到，“在从属国地位和蒸蒸日上的胜利帝国的地位之间是没有折衷道路的”，而当时以帝国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也构成对外扩张战争的“合法依据”。如此，帝国扩张模式被其奉为圭皋，并且在后来逐步确立起以改变日本国际地位、谋求区域霸权为要旨的基本国策。

总的来说，近代日本一开始是作为边缘国家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其后明治维新政府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自觉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殖民扩张机制内化为本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而确立了一条既通过加快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来增强抵御外侮和向外扩张的能力，又借助对外征伐来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拓展资源和空间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对日本近代初期的影响与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向日本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解决这一命题的参考路径。这也决定了，近代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脱胎于近代世界体系的二元结构，同时又深嵌于这一结构之中。

▍盛衰之变：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分析

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日本国内政局实现了以维新力量为主导的新旧势力重组。以大商业资产阶级为盟友的下级武士精英掌握了主要实权，而居于旧式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天皇、将军和旧大名等也在新政府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就是日本土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基础就在于两者都具有大私有制的性质，都以建立一种剥削性质的财富积累系统为目的。具体来说，旧式土地贵族虽然盘踞在权力格局中，但其也开始将资本主义元素纳入其逐利活动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转变成资产阶级；同时，作为新兴生产力代表的大商业资产阶级出于维护其利益垄断机制的需要，也认同这种新旧混合的权力格局。在兼容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政治、经济利益主张的基础上，近代日本开创了一条由关键战略工业的国家统制与其他产业领域的私人垄断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此前，对于近代日本的历史发展阶段，学界曾有三种划分：一种是根据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变化， 辽宁大学韩毅教授将其划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创立阶段（1868年至1880年）、调整时期（1880年至1894年）和军事国家资本主义阶段（1895年至1945年）三个阶段，其中，军事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包含1905年以后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一种是根据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变化，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殷燕军教授将其划分为日本式体制与西式体制的混合形态时期、日本特有的以西方近代政治与本国天皇制结合为基础的专制君主政体时期以及专制君主制下的军国主义体制时期三个阶段；第三种是根据近代日本对外暴力扩张的变化，南开大学米庆余教授将日本近代过程划分为对外政策的雏形阶段（1868-1874年）、形成阶段（1875-1890年）、实践与发展阶段（1891-1936年）以及崩溃阶段（1937-1945年）四个时期。

基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对于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分析，应以整体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为前提，进而需要统合经济形态、政治体制以及对外暴力扩张机制三个维度。这是因为：仅就狭义上的经济形态而言，近代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资本直接控制重要产业部门，并在国家总资本中占据较大比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制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家资本与私人金融垄断资本相互结合，共同主导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整体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形态，还包括支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集权政治体制，以及起着保护和向外拓殖功能的军事暴力机制——如马克思所言，正是明治政府“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温室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才能迅速成型。从这种整体视角出发，本文将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演变路径划分为起步与奠基、加速与转型、极化与崩溃三个阶段。

（一）起步与奠基（1868年至1894年）

近代化初期，日本明治政府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强有力地主导启动了国家资本主义进程，奠定了国家资本主义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以1875年日本侵朝之战为分界点，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从1868年到1874年，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斗争，巩固了维新政权下的政治秩序，继而实施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以国家资本主导国民经济，以国家权力推动资本积累过程。

维新政权建立以后，无论在此其内部还是外部都潜伏着一定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不久即通过各种形式再度爆发。如以1877年西南战争为典型的士族叛乱，就多次警示新政权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和军事暴力机制，以维护政局与社会的稳定。“在日本走向近代国家体制、建立维新政权的过程中，军事斗争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此一“绝对重要的意义”，在于暴力机制的运用，较大程度上打破了旧的封建所有制，为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育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在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内封建残余浓厚，外国势力迅速渗入，而新兴资本主义依然势弱，尤其需要暴力机制作为保护。因此，明治政府很早就启动了军队和警察制度的近代化建设，并采取强硬措施压制下层民众的抗争，成功平定一系列士族叛乱，消除了维新政权的重要威胁。与此同时，政府也从制度入手，积极制订政治纲领，实行废藩置县，推进包括建立新型政法制度、新型教育制度及废除等级身份制等在内的各项改革。对外政策方面，从理论方针上的“耀皇威于海外”、“征韩论”到实践中的出兵侵台，日本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的早熟”现象，大陆政策初现雏形；但明治政府也意识到，“日本始终因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为时过晚和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受到限制”，因而采取了灵活而又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从而顶住了外来侵略。

这些努力，为近代日本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平稳的社会政治环境。为了改变工业化水平低下的落后局面，明治政府开始实施“殖产兴业”政策，即由国家政权主导，利用国家资本集中兴办重点企业（以军工、矿冶、机械等领域为代表），扶植资本主义成长。到1875年时，国家资本在日本全国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已高达81.7%。为了加快资本原始积累，明治政府相继实施了颇具前资本主义色彩的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依靠对农村和农民的利益盘剥机制，确保了政府的财政基础；又实施了武士俸禄改革和劝业政策，建立了近代货币与金融机制，从而涌现了一大批国立银行和私人资本企业。通过这些举措，使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得以在形式上和地位上初步确立下来。

以前一阶段为基础，从1875年到1894年，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方向性调整：国家资本通过向私人资本让渡空间，发挥了更大的经济引擎作用，私人资本亦被充分激发起来，共同推动日本资本主义整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具体而言：明治政府以保有部分战略性军事工业为前提，对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官业处理”，将其廉价地转让给私人财阀，辅以政策上的优先扶植、重点保护以及资金上的巨额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这一措施实施之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各自在日本国内产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国家资本规模及国营企业数量明显缩减，而以三井、三菱、川崎等传统财阀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则迅速成长起来。受此刺激，日本民间兴起了全国性的投资兴业热潮。“这种在政府奖掖鼓励下促使各种前期性资本和社会余资迅速向近代产业资本转化的策略，可以说是日本资本原始资本积累初期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起飞的秘密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很大程度上成为利益同盟，二者实际上构成了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体两面，因而更具有扩张性。此外，作为资本积累的另一重要来源，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对农村的税费汲取有增无减。

在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面对被统治阶层此起彼伏的反抗，明治政府一方面强力压制，一方面有限度地妥协，基本维持了藩阀专政的权力格局。1880-1884年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潮起又潮落，很大程度也是明治政府防范、压制乃至破坏的结果。这一运动有其进步意义，但它也直接刺激了统治集团，促使其更加倚仗暴力机制来维护政治秩序，并通过推进内阁建制、颁行绝对主义的教育管理体制、实施限制政党的保安条令及制定1889年宪法等一系列制度化手段来强化国家权力，使得明治中央集权体制得以最终确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自身资本体量和市场规模有限，已无法满足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需要，彼时已出现了向外扩大资本原始积累规模的新要求。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意图开始抬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开始狂热地扩充海军实力，为实施大规模殖民征掠、扩大原料来源和海外市场进行前期准备。尤其在侵朝战争胜利后，日本初尝对外征伐的甜头，它不仅从中直接掠夺了大量财富，而且也为本国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倾销市场。从这一时期开始，军事征伐和殖民扩张已成为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所急切企望的出路了。

（二）加速与转型（1895年至1918年）

19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仍限于国内，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利用以土地收益为大宗的国内资本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充分运转。彼时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与国内市场化条件基本相适应，尚能借助国内市场消化产品和积累资本；然至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由于外国竞争压力加大，加之国内市场狭小且原始资本有限，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单靠本土资源已无法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更具刺激性的是，此时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过渡，随之掀起了瓜分世界、争抢海外殖民地的世界性狂潮。因此，加入殖民争霸行列、开辟海外市场便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突破瓶颈的最大指望，这集中体现了自维新以来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的金融贵族和产业资本巨头迫不及待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进入了加快对外扩张和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关键阶段。

经济层面，自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资本主义即已启动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最初若干年，从工业领域生产加速集中的势头，到金融系统逐渐为财阀集团所占据的趋向，均表明了日本已为实现这一全面转型做好了准备。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期，在产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内都激烈地进行着生产和资本的垄断过程。大量实力脆弱的中小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或被少数财阀资本直接兼并，或沦为其附庸，而财阀资本已在控制主要产业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金融王国，至此垄断资本主义已基本形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经历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发展时代，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资本积累都获得了空前的扩张，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已紧密地结为一体，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全面强化。这一垄断资本主义之准备、形成与强化的过程，凸显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轨迹：一方面，国家资本直接作为经济主体，不断加强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部门尤其是军工产业的投入力度，成为典型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实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作为引导和间接辅助力量，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与军工产业相关的私人资本和金融财阀一系列特权，从而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整体垄断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整个日本的资本主义转型是同步进行的，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有力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一经济转型，日本在政治层面调整了旧有权力秩序，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经过政治制度与权力分配上的一系列交替更迭，日本出现了政党内阁轮流执政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并且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由官僚、政党和军部势力相互斗争、妥协及联合对外的政治格局，而这一格局又以他们在扩张性“大陆政策”上最终所达成的利益共识为基础。在此共识的牵引之下，民族主义与外征野心混为一体，成为从统治阶级到下层民众都高度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由此极大地助推了日本军事实力的急速膨胀。同时，这一阶段的国际环境，总体上也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勾结又对抗的状态，使明治政府认识到“列强间的目的和行动的一致性决不能维持很久”，其间的矛盾亦可为己所用，因而便立下“忍耐、准确的判断和随时去作稳而且狠的打击的决心”。凭借自身实力准备与外部机遇，该阶段日本一共主导或参与了四次大规模的征伐侵略战争，其对外政策也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变得愈发强硬。由日本挑起并取胜的甲午战争（1894-1895年）作为其大陆扩张政策由理论到实践的明确转折点，打破了由中国所主导的传统东亚朝贡体系，近代日本由此成为“以向大陆扩张为国家目标的军国主义国家”。其后日本作为主力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乃是其转变为帝国主义殖民者、进入世界列强行列的重要步骤。而在赢得日俄战争（1904-1905年）之后，日本作为亚太地区主导力量之一，其地位进一步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最后，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日本完成了从侵略个别国家，到加入多国殖民瓜分行动，再到参与世界性霸权战争的全过程。从国家目标、军事意图、战争规模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征伐模式已实现了重大转变。

（三）极化与崩溃（1919年至1945年）

1919年以后，日本战时资本主义热浪逐渐退潮，欧美资本主义卷土重回亚洲市场，以及日本自身生产结构与资本配置、资源供给的严重失衡，构成其进一步发展的两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已无法仅靠自身经济系统来突破发展瓶颈，继续扩大对外军事殖民，几乎成为其必然选择。因此，彼时的日本虽然在表面上鼓吹和平外交，但实际上却为新一轮侵略计划做准备。特别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国内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以及外部竞争压力同时迸发，促使日本提前迈出了侵略步伐。然而，对外侵略的扩大化反过来又使国家资本主义以军国主义为导向，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逐渐走向极化，整个社会经济都被卷入这一模式并服务于对外侵略活动，最终形成了绝对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

具体来说，从1919年至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前，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之中，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种颓势。压力之下，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政府大规模动用国家资本，紧急出台一系列政策，直接推动建立了一批托拉斯和卡特尔组织。这一做法极大地满足了金融垄断财阀的利益需求，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经济的垄断程度，也使得私人垄断直接依赖于国家垄断。二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一道，大量输入海外殖民地，财阀成为对外经济掠夺的急先锋，增强了对殖民地资源与利润的掠取。三是在扩军备战形势下，日本政府不惜背负巨额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军工业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从而巩固了国家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进入战时统制经济时期，三种趋势进一步合流，随着对外战争的长期化和扩大化，国家权力强行组织社会经济力量来为战争服务，形成了战时官、商、民协调一致的统制经济局面。“到1930年代末期，独立政党、商人团体、生产者合作社、工会、佃农协会，这些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希望能在对华‘圣战’中发挥总动员作用……”彼时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狂热性的畸变，成为绝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是强行掩盖了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迫使国家经济完全脱离了正常轨道。

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化趋势相一致，日本的内外政策也一步步滑向极端。经济危机以前，日本官方在国内有意识地宣扬对外侵略思想，在国际上则展开“二元外交”，即以外务省和军部作为“推进侵略政策的两翼”，一方面通过历次外交谈判与欧美列强瓜分殖民成果——如凡尔赛会议与华盛顿会议，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或扩大殖民范围——如镇压朝鲜三一运动、三次出兵中国山东、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亚等，保护既有的殖民掠夺成果。经济危机以后，随着一系列政治暗杀与军事政变的发生，日本政治生态出现严重倒退，政党政治沦为法西斯式军阀政治的附庸，“军人及官僚在整个政治体制内已攀至权力高峰”。此后日本全面展开了历时十五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从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从挑起二战东亚战事到疯狂掳掠东南亚殖民地，从发动珍珠港事件到扩大亚太地区战局，日本的对外征伐行动在剧烈扩张之后，最后以惨败告终。

▍国家主导：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双重交缠

透过历史的阶段性演变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其一，国家资本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主导型经济组织形态；其二，集权政治体制与军事暴力手段，对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资本积累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和保护作用，是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前者而言，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变体，国家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在日本的确立，更重要的是，它帮助近代日本克服了先天不足的劣势，使之通过调整国家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角色，来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引导工业化方向，从而一度实现了近代日本的弯道超车。就后者而言，作为日本前资本主义传统的延续，集权政治体制与军事暴力手段具有强烈的征役主义色彩。一方面，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内外暴力作用的基础上的新生产方式与所有制关系，并且它也在暴力手段与集权政治的双重保护下得以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居于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外围而作为其资本积累渠道的殖民帝国体系，也是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的产物。在殖民帝国之内，日本建立的是一种以经济剥削为目的、以暴力和政治控制为基础的军事专制统治。正是内外暴力手段和集权政治体制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征役主义路线。总体而言，正是这两条线索的历史交缠，促成了以国家为主导、融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二重性质于一体的日本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我们有必要深入其内部，分析这种二重性演变的历史规律。

(图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交缠结构。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一）双重交缠的基本结构

循着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双重交缠结构呈现为浮现、成型直至破裂的动态变化过程。

交缠结构的浮现。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奠基阶段，征役主义起着保护和引导资本主义的作用，而资本主义则反过来回馈发展成果，并刺激征役主义进一步扩张。1875年以前，以集权体制和暴力机制为基础的征役主义，对内有效地发挥了强制作用，为日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步确立，提供了极为重要政策支持和政治军事保障；资本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独大，资本原始积累借助征役主义手段，建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一整套剥削体系。此时二者之间交缠互动的范围还局限于日本国内，而且征役主义的作用更为明显，资本主义则尚未成为征役主义的助推器。1875年以后，日本开始迈出侵略步伐，而其国内工业化已有一定积累，初步形成了关键战略工业的国家控制与利益关联性工业的私营垄断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这既构成巩固征役主义机制的物质基础，也为其实现由内而外的扩张提供了驱动力。这意味着两者从最初的单向关系转变为双向互补，范围也从对内扩展至对外，从而为下一阶段的交缠结构设定了基本框架。

交缠结构的成型。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与转型阶段，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征役主义都表现出向外扩张的显著趋势，二者之间的利益互补性越发浓厚，交缠结构日益成熟。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大强化了、刺激了征役主义扩张。此前近三十年积累的工业化成果，为日本巩固政局、强化军事能力提供了坚实基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日本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都越来越依赖于征役主义手段，金融资本的一大部分都被用来扩充军工及其他战略性产业，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取得累累战果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征役主义在向外拓殖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输血”，从而扩大并保护了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前述历次战争都是“以比较小的力量获得了其它经济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历经长期战争、挫折、甚至失败之后方才得到的成就”，诸如废除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与英国结盟共同钳制沙俄等等，最终的意义就是使日本在短期内急速蹿升至帝国主义的核心阵营，从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征掠体系的运行构筑了稳固的防线。不仅如此，每次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都会带动日本工业的新一轮发展，直接刺激军工资本的飙升，从中产生的巨额利润又转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并带动其所控制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战争手段还使日本侵占了涉及中、俄、朝等国领土的广大殖民地，从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军事殖民帝国体系。在该体系之内，日本殖民者以勒索赔款、收取赋税和劫掠原料等直接剥削方式，不断积累财富，其中一部分用以巩固和扩大对外征役机制，另一部分则被输往日本国内，进入资本增殖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垄断资本对原料补充、商品倾销及资本输出的急切需求，“侵略战争变成了少数大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和增殖的泉源”。总的来说，双重交缠结构的成熟，使日本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内含隐忧：无论是资本主义的逐利性，还是征役主义的暴力性，都具有无限扩张的内在特性，它们的紧密结合与交缠过程，在充分释放各自特性的同时，也潜藏着绝对化的危险。

交缠结构的破裂。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化与崩溃阶段，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都发生了极端性的畸变，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原本日益巩固的交缠结构转而一步步走向终结。彼时，由于国内经济遭受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重创，日本垄断资本更加希望通过对外殖民战争来积极扩大海外市场，以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度过经济危机。之后，在军国主义的刺激之下，日本资本主义虽取得了暂时性的反弹增长，但在其完全归于国家控制之后，资本与资源的配置已集中于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这就迫使整个国家经济完全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使得日本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结构失衡状态。同时，日本政治社会在军事法西斯的左右下也失去了平衡，对外军事征伐开始无节制地膨胀，然而却没能再像二十世纪初时的对外战争那样，给日本带来巨额回报，反而使其陷入战争泥潭。随着战事节节败退、海外殖民掠夺空间的逐步丧失，征役主义机制事实上已严重消耗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积累，使之在极度失衡的状态下难以为继。在愈演愈烈的矛盾之中，这种交缠结构终归破裂。

（二）双重交缠的突出特点

在近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其发展主脉，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区别于英、法、美等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总特征。然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母体，并成其两翼的资本主义机制与征役主义机制的交缠结构，却并非日本的特有发明。众所周知，近代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在其崛起及竞争性发展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包含了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二重性；它们综合运用资本主义机制与征役主义机制，逐步扩大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广度和深度。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它们都无法继续维持这一双重机制，而极富剥削性质的世界殖民体系也走向终结。这是日本与其他中心国家的共性所在。然而，作为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后发国家，近代日本与其所效仿的近代德国一样，同其他核心国家存在显著区别：它起步虽晚，却在国家主导下以最快的速度——短短数十年时间——实现了其他先发国家耗费数百年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这背后是一个高强度运用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两种机制——尤其是后者，将二者交缠结构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甚至极端化的过程。这一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逼仄到膨胀：基于双重逻辑的交缠结构

为什么近代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形成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双重交缠结构，又如此迅速地发生变异、滑入极端？通过上文论述可知，这是近代日本内外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根本而言，先进与落后、从属与自主的双重逻辑，始终左右着日本国家资本主义从逼仄走向膨胀的历史过程。

近代日本开国以后，面对近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支配结构，它在试图摆脱欧美列强从属地位、实现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寄希望于成为支配者。美国学者布莱克分析，“中国因为1839年到1895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而受到严重破坏，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差一点被灭亡。英国完成了它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荷兰完成了它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控制。在十九世纪末，非洲也被欧洲列强瓜分了。日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特别强烈。日本的领导人认为，它们的国家的独立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它们的对手由于推行殖民主义而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一心想赶紧攫取那些可能还没有被瓜分掉的地区。日本作出这种反应是国际环境造成的。”不仅如此，随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衰落，东亚古国的落后与欧美新霸的先进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精英一面不满本国落后现状，艳羡西方文明，意欲“脱亚入欧”，一面试图彻底改变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新秩序。然而，当日本赢得甲午战争、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大为增强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日本顿时醒悟过来，确信“国际体制实质上是敌视它们的利益的”。特别是到了1920、1930年代，日本在历次重大国际谈判中几乎都被欧美诸强所压制，其实力扩张过程备受挫折；而日本所占殖民地的民族抗争风起云涌，也对其既得利益构成挑战。这一切所形成的外部压力，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

正是在先进与落后、从属与自主的双重逻辑支配下，作为当时从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形成强烈的“大国情结”，其国家行为呈现出显著的两面性：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日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和巨大压力之下，既忌惮其强大实力、欲仿效其先进之处，又对其一贯的优势地位与霸占绝多数殖民地的现状感到强烈不满；对于亚太落后国家与地区，日本则持有优越心理和迫切的征服欲望，以至于它对殖民地征掠的残酷性远甚于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列强。这是为什么，近代日本将摆脱自身从属地位、与西方并列称雄作为主要目标，进而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动员来高效学习欧美经验，迅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又保持着对欧美的警惕和对某些不适于本国的因素的抵制，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也是为什么，日本认为时刻存在着威胁民族生存的因素，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断膨胀并发生畸变，终而助长了军国主义，使得整个国家的发展越来越服务于对外征役主义的需要。正如学者所总结的，日本“以双重标准考虑问题，通过对亚洲国家的全力蔑视、诋毁，努力把自己与其他亚洲国家区别开，并以此作为其对亚洲扩张侵略合理化的依据，以‘文明开化’为借口，趁机侵略已经被欧美列强削弱了的中国、朝鲜等国家，以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

（2）从政治到经济：对征役主义的依赖及其滥用

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交缠结构，从一开始就以征役主义为基础，对内表现为对工农群体的盘剥和榨取，对外表现为殖民征掠。作为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当征役主义的作用被发挥到最大化时，日本资本主义实现了高速跨越，盛极一时；当它趋于极端时，日本资本主义又迅速陷入困境，直至崩溃。这凸显了先天不足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征役主义的严重依赖，且依赖的程度远甚于其他殖民列强。相比日本，多数欧美列强都具有较为成熟的工业化基础和殖民征掠基础，在运用征役主义机制时也更有回旋余地，它们在确保既有利益的情况下“较为愿意从其帝国主义底线让步，……，然而日本则顽固到底”。纵观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其对征役主义的依赖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就政治层面而言，建立在征役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军事体制，是日本国家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在日本内部，征役主义的功能在于革新和巩固国家政权体制，确保国内政局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维持既成的剥削体系。通过征役主义的暴力手段，日本成功地建立了明治集权体制，平定了部分旧势力的叛乱以及社会抗争运动，为整个明治时代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不论日本政府的正式结构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它是有才华的领导人的寡头统治”。这种集权统治一以贯之地主导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本身固有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露，明治时代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政治震荡，军部势力借机主导政权，使得日本政治逐渐法西斯化。而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征役主义的功能在于改变日本被动的边缘地位，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国家安全防线和从属于本国利益的殖民剥削体系。当时欧美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狂潮，日本领导人深受刺激，从一开始就决定“学习西方拼命保卫主权的榜样，……把军事上的需要及其所需的支援力量放在特殊的优先地位”，对外征役主义由此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国际目标的首选手段。随着日本接连取得对外侵略战争胜利、所控制的殖民地范围越来越大，日本与殖民地之间、欧美列强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升级，这反过来加重了日本对征役主义机制的依赖，最后甚至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法西斯化。

就经济层面而言，由征役主义所开辟的资本原始积累空间，为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提供了物质源泉，但也为其埋下了祸根。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征役主义起到了保护工业化成果、维持对农村的剥削体系的作用；反过来，为了实现“强兵”目标，发展军事工业被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因而其整个产业结构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的和不均衡的”。当日本国内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而转向海外寻求出路时，对外征役主义也顺势扩张，为日本赢得了广阔的殖民地资源和极为丰厚的战争赔款收入。依靠这些外源性的“输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得以飞速发展，但这又在客观上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贫富分化，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日本社会经济矛盾日益激化，本国已没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来化解危机，结果是导向了更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征掠，直至演变为全球性的帝国争霸战争。这种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的“恶性循环”，使得近代日本的工业化成果被用以满足征役主义的扩张要求，即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服务于、从属于征役主义的‘量’在发挥作用”，从而导致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加剧了双重交缠结构的破裂。因此，征役主义既是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的助推器，也是其掘墓人。“日本拿它的一切去冒险，结果丢掉了一切。”

（三）双重交缠的历史影响

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从开端到终结，历时七十八年。这期间，资本主义与征役主义的双重交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堪称近代世界体系二元结构的日本浓缩版。这一过程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和近代世界体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1）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日本现代化的前半段，即本文所讨论的日本近代时期，双重交缠结构促成了日本的古今之变。它支配着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全过程，使得日本在经济上顺利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政治上维护了国家稳定与国际地位提升，在社会文化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变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虽与西方列强相比仍有距离，却已成为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摆脱了西方欺凌、顺利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此其推动作用。但这种交缠结构完全围绕资本原始积累而展开，本身具有强烈的扩张性，经由大国情结的催化，更是进一步演变为侵略性；在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最终发展为资本主义和征役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严重畸变。1945年以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过程的后半段，此时双重交缠的总体结构虽已不复存在，但其所确立的现代化基础及其遗留的诸多要素却依然发挥了重要影响。尽管战后日本社会在美军占领下发生了一系列新变革，但是，“当美国人在1952年打道回府时，旧日本帝国原来部分体制以及战时动员政策所作的改变依然存在。”除了军部法西斯势力以外，经由双重交缠结构所形成的、曾起到支配作用的金融垄断财阀、官僚阶层以及代表前两者利益的政党制度都得以延续，并形成了“新型的政、官、财三角关系”，成为主导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生态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从1950到1970年代，日本之所以迅速实现了由衰转盛的经济奇迹，“部分是源于市场自身的转化能力，不过其市场模式稍有不同，它是个管理下的奇迹，由日本国家本身主导”。这意味着，国家从未离场，近代以来的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控制模式都转化并融于战后日本发展路径之中，成为一种“组织性市场经济”模式甚或“巧妙安排的计划经济”模式。

（2）对近代世界体系演变的影响

就东亚范围而言，近代日本凭借资本主义和征役主义的双重手段，一方面打破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一度建立起日本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殖民体系；另一方面也极其严重地摧残了周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使这些国家在近代世界体系中退至更加边缘的地位，而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如学者所言，“近代日本不同于欧美国家，亚太政策始终是其对外政策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日本的亚太政策，又以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通过甲午一战，日本在事实上打破了“华夷秩序”，使中国陷入遭受列强共同蚕食的危机之中。此后日本取胜日俄战争，压制了沙俄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征服中国的障碍。一战期间，日本加紧渗透中国，在一战后欧美列强重返亚洲的背景下，表面上维系国际均势，暗中则积极扩军备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步伐，将战火从中国延烧至整个亚太地区，试图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尽管这一过程以失败告终，但却大大加速了东亚落后国家的殖民地化，使之背负了巨大的战争伤痛和发展代价；更重要的是，它在根本上改变了原本相对独立的东亚国际体系，最终使这一体系成为世界殖民体系的一支，被完全纳入了近代世界体系二元结构之中。

就世界范围来说，上述历史过程在增强中心国家的总体力量、强化近代世界体系二元结构的同时，也加重了资本主义列强从均势失衡到恶性争霸的局面，加速了近代世界体系的转型与崩溃。在日本崛起之前，世界范围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分化、征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化态势尚不突出。由于地理和文化的隔阂，欧美列强对东亚地区的势力渗透尚未达到完全征服的程度。日本崛起之后，它顺势成为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在东亚的前沿阵地，由此显著增强了中心国家的总体征役能力，特别是在东亚建立殖民掠夺体系的能力。然而，当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加之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均势已无法维持时，战争便成为重新分配殖民利益的唯一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因为长期遭受其它列强的挤压和限制，越发希望以武力征伐改变传统利益格局，遂与德、意等国遥相呼应，主动挑起了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严重削弱了中心国家的势力，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殖民地国家则兴起了民族解放潮流，整个近代殖民体系最终土崩瓦解。

▍余论

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日本走过了一条具有浓厚征役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征役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共享剥削性质的基础上达成了历史性的联结，总体呈现为一个以军政集权和暴力殖民为特征的征役主义始终保护并牵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国家襁褓中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又进一步刺激征役主义的扩张和极化，二者最终由交缠互动陷入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尽管体现着日本自身的能动性和特殊性，但总体而言，它与近代世界体系从扩张走向危机的宿命是一致的。

二战以后，随着全球性殖民帝国体系的瓦解，全世界展开了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诸多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世界体系的当代转型。但整个世界体系的帝国性质并未根本改变，“这种世界帝国的帝国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升级和转变，即不再单纯依赖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是着眼于在科技和金融主导下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换言之，在核威慑和国际机制的约束下，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战争逐渐退却（当然，局部霸权欺凌战争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削机制的终结；相反，中心国家以军事霸权为后盾，依赖科技领先、金融控制、法律工具、意识形态输出等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维护并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生产，继续保持着相对于边缘国家的优势地位，继续主导着全球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世界体系的二元结构形散而神未散。然而，这种去暴力化的“合法”剥削机制，事实上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在21世纪初接连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世界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三波危机的催化下，这一机制越发失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反对资本扩大剥削的社会保护浪潮与反对霸权支配的国际利益博弈再次汇聚到了一起，而传统霸权内部的分化也越发显著，世界范围内再次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民族国家矛盾激化的浪潮，这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呈现出惊人的相似。

“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它会押韵”。今天，尽管像近现代日本那样依靠战争转嫁危机、谋求利益重置的做法已为世人所警惕，但霸权逻辑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战争风险正日益上升，全球性的冲突和失序愈演愈烈。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危机，在找到有效的破解方法之前，我们透过历史规律反观当前世界秩序症结，对可能到来的变化和风险做好预备，尤为必要。

注释：

[1] 新华社：《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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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主办的《政治与法律评论》第12辑（2022年），原题为《论近代日本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二重性》。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