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兼论“甲申”政治叙事

​作者丨胡丹

摘 要：在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年，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性谣言，“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谣言并非是针对未来的预言，而是编造“绝无影响之事”，通过流行的新闻读本广为传播，以宣扬一种荒谬的史观，并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时人已指出，在甲申时事坊刻中，存在许多立意、刻意的作伪。“收葬魏忠贤”说与其他类似的纪事，皆贯穿着一个“文臣误国”的隐形主题，是由勋臣和宦官集团主导的政治叙事，反映了明末的政争在南明弘光朝发展的新特点。

关键词：明清易代 崇祯帝 魏忠贤 甲申之变 政治谣言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干支纪年为甲申年。当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宗社倾覆，继之李闯败退、清军入据北京，这一年以“甲申”进入人们的历史记忆。在明清易代的这一关键期，出现了大量的谣言，在鼎革的大背景下，这些谣言总体上是政治性的，以口耳相传为其传播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有关“甲申之变”的时事书写特别兴盛，尤其是在商业出版发达的江南，出现了大批快速报道时事的新闻出版物，形成了冯梦龙所说“喜事竞传”、杨士聪所称“新闻互竞”的新闻传播现象。[1] 国变新闻的报道者，或为“草野之臣”（布衣商民），或为中下级官绅，所记或得自耳闻，或出于目击，或杂掇他作，信息来源比较复杂；其作品又皆为亡国发愤之作，含有强烈的政治情绪。在南都激烈的党争环境下，时事书写不可避免地含有特殊的政治动机。总的来说，甲申之变的报道中，夹杂着大量错讹的信息，有些是新闻传递太快造成的无意之失，有些则出于特定的“立意”，甚至是“刻意”的编造。[2]

谣言，可能是预言性的，也可以是对过往之事的作伪；预言性谣言有事实的发展可供验证，而对“既然之事”所做的无中生有的撰拟，却难以察觉和辩驳。针对既往的谣言，是通过对历史情节的虚拟和特定指向的叙事，为当下的现实利益服务，是政治斗争的舆论手段。[3] 在甲申纪事的政治类谣言中，“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其事实如何，至今尚未澄清。本文拟加辨析，揭露其谣言的本质，并指出，这条谣言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在有关甲申时事的驳杂记录中，存在不少类似的“假新闻”，共同构成一个以“文臣误国”为主题的政治叙事。过去，对于南明弘光朝政治，学者多注意于文臣间的门户与党争，通过对“收葬魏忠贤”这样一些谣言的清理，可发现以勋臣和宦官为主导、针对文臣的舆论，构成南明党争的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侧面。

一、“密旨收葬”说的由来

在明亡之际，忽然出现了“收葬魏忠贤”说。今最早见于无名氏所撰《燕都日纪》，置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四日“起复内臣曹化淳”条下：

化淳经事故珰魏忠贤，奏言（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骨。[4]

需要指出的是：此事五天之后，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

当国变的消息传来，身在南京的著名文人冯梦龙，采访陆续南逃的人士，广辑北京之变的消息，很快编成《甲申纪闻》一书。他说：

龙辑《纪闻》已毕，且付剞劂矣，复有传来《燕都日纪》一册，不知出自何手，其叙事颇详，多前所未闻，且云出于目击，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事，并刻以备史臣参酌之用。[5]

可知《燕都日纪》的流传早于《甲申纪闻》的成书，它是江南最早的关于北京之变的新闻报道之一。次年（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冯梦龙又将其收入甲申之变的“新闻集”《甲申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纪录汇编》本，即莫釐山人增补本。 [6]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称《燕都日纪》：

是书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尝读祁门张静斋侍郎（按：即张瑷）请毁香山碧云寺魏忠贤墓疏，窃疑逆奄身受显戮，安得易代后尚有遗冢？及阅是书，始知庄烈帝曾有是命，殆即其党曹化淳为之营造欤？[7]

傅以礼是晚清学者，所著《华延年室题跋》考证晚明史料颇详，从其所述“是书惟密旨收葬”来看，他所见《燕都日纪》为莫釐山人增补本。该书原本三月十四日仅记“起复曹化淳”一事，增补本不仅多了一条“南京孝陵夜哭”，还多出一句“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应据《明季北略》所补。[8]

傅以礼说《燕都日纪》“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未确。明末人杨士聪在对时事坊刻作“核真”工作时，亦提及此事（见下节）；在另一种流行的新闻出版物《再生纪略》里，也有简略记载，系于三月十四日“上颁罪己之诏”条下，云：

上忽传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群臣力止之。[9]

粗粗一看，似与《燕都日纪》无异。可是细绎文本，两说其实很不同：其一，《日纪》说“传谕”，《纪略》却说是“密旨”。其二，《日纪》仅言“传谕收葬”，没有提到廷臣的反应，《纪略》说“群臣力止之”。其三，《纪略》未言旨意是对太监曹化淳奏请的反应（“忽传”之因不明），也没有“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奏言。二相校读，除了“收葬魏忠贤遗骸”这一动议外，其余均不相同。

由于《燕都日纪》和《再生纪略》都是甲申之后较早刊行的国变新闻，在当时很是流行，后来均被收入冯梦龙编辑、于弘光元年刊刻出版的《甲申纪事》。后起的野史、杂史，即便再记此事，也很可能源自于此。

然而二书对比，《再生纪略》此条，可能迻录自《燕都日纪》。首先，《再生纪略》是长洲人陈济生从北京逃回后完成，底本是他在京时所写的《陷城日记》。据其自述，该日记只有“一纸”，[10] 但今见《甲申纪事》本，却整整占了两卷，合计133面，近2万字，这在同类型的甲申新闻书中，可称“浩繁”，这还是冯梦龙加以裁减后的篇幅。可以想见，该书借引他书者当不少，这也是当时诸报道的共同特点。其次，从内容看，《再生纪略》与《燕都日纪》某些纪事相同，而不为他书所有。如在提到紫禁城时，均误作“紫金城”，又密旨收葬事，均称“魏忠贤遗骸”。故有理由怀疑，后出的《纪略》，采纳了《日纪》的这条“异闻”。大概陈济生感觉新奇，加以采择，但又觉此事不大可行，亦未见到相关旨意，于是凭己意断为“密旨”，又称“群臣力止之”。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知，“崇祯帝收葬魏忠贤”说，在甲申之变后没多久就出现了，并在他书的引用中发生“变形”，即由传谕收葬变为密旨收葬。

（香山碧云寺）

二、“收葬魏忠贤”说不可信

由于崇祯帝下令收葬魏忠贤遗骸是一件没有旁证，也不知结果的事情，所以诸家在转述时，皆取“密旨”之说。但如果仅就两书寥寥数字细究，对于“事实”如何，却不免愈增疑惑：揣《燕都日纪》所记“传谕收葬”，此事应是实行了，读者根据文本逻辑，一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傅以礼不就说“及阅是书，始知庄烈帝曾有是命”？但《再生纪略》却说“群臣力止之”，尽管他没有提到崇祯帝是否坚持己见，但读者同样会根据文本的逻辑，认为此事因群臣反对未能实行。实际上，这两条纪事都不完整，读者得出什么结论，依赖于他们的阅读经验以及对文字内在逻辑性的“感觉”，一旦深究，不免露出罅漏。这就是文字叙事的缺陷，它可能存在逻辑上的误解、理解上的偏差，还有不可控的联想等等，如果相关材料太少，仅就文字进行推论，则不免造成意见的分岐。

所幸明末材料丰富，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利用史料相互参证，不难发现，所谓“收葬魏忠贤”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假新闻”。主要有四不可信——

一不可信：该说以太监曹化淳为动议者，称曹曾“事故珰忠贤”，这是一误。

曹化淳是明末著名太监，他出身崇祯帝潜邸（信王府），这是他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曹氏最早见于史籍，是崇祯二年三月，以皇子诞生加恩，“司礼监太监高时明、沈荫、宋普[晋]、王永祚、李凤翔、金忠、曹化淳各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指挥佥事”。[11] 此时曹化淳已是炙手可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而就在这次加恩的前几日，崇祯帝刚刚发布上谕，钦定以魏忠贤为首的“逆案”，一大批魏氏名下太监遭到惩处。[12] 假如曹为魏的私人，以崇祯帝的“察察之明”，岂会重用他？

事实是，曹化淳出自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前司礼太监王安之门。史载：崇祯十年秋，常熟人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钱氏下狱几死。幸亏他曾经为故太监王安写过祠记，“司礼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汉儒等阴谋，立枷死”。[13] 明确记载曹化淳出自王安名下。王安惨死后，魏忠贤对其名下宦官进行了迫害，把曹化淳派到“冷局”王府当差，算是一种贬逐，谁知机缘巧合，信王后来继承皇位。

曹化淳深得崇祯倚信，地位越来越高，先后总督东厂、提督京营戎政，直至升任司礼监掌印。[14] 但在崇祯后期，曹化淳失宠，罢官闲住，可能因为在农民军攻来前，他奉旨捐献，比较慷慨，拿出白银数万两（一说三万，一说五万），以此复得崇祯欢心，才在城破前几天，命他戴罪守城。而所谓“密旨收葬”，就附记于此日。

这就构成了此事的第二不可信：曹化淳闲住多年，与皇帝已有情感上的疏隔，而当此亡国之际，甫一起用，竟敢大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等于彻底否定了皇帝最为得意的政绩，他敢如此置喙吗？

在时人的心目中，崇祯帝之“英断”，最初的表现，就在他以十七岁的冲龄，不动声色，剪除一手遮天、党羽满朝的魏忠贤，对宦官乱政加以拨乱反正。甲申年四月，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北上勤王，所撰《出师檄》提到崇祯帝，第一句就是“践祚而首剪巨奸”。[15] 当时凡颂圣者，无不以此开头。崇祯帝亦以诛魏阉、定逆案自信。老于官场，且深知皇帝性格的曹化淳，必不出此危语（且此语既不见于奏章，外人何由得知？）。之所以将曹化淳作为这个劝谏故事的主角，可能跟他在亡国之际被重新起用，以及他名头大有关系。

三不可信：魏忠贤遗骸无处可收。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傅以礼关于魏忠贤坟墓的疑惑。他在读到康熙四十年御史张瑗请毁北京香山碧云寺魏忠贤墓的奏疏时，“窃疑逆奄身受显戮，安得易代后尚有遗冢”？他说，自读了《燕都日纪》，才知崇祯帝有收葬密旨，并揣测香山之墓是“其党曹化淳为之营造”——此为所见不周之误。

考香山碧云寺，创于元代，原名碧云庵。正德中太监于经改庵为寺，建生圹于寺后，故又名“于公寺”。后于经事败，寺与墓保留下来。[16] 碧云寺本是京西名刹，并非只有一墓，按照明代宦官的习惯，关系亲密的宦官，如照管太监（又称“本官”）与其名下，身后会择葬于一地。万历二十六年（1598），魏忠贤的本官、掌东厂司礼监太监孙暹就葬在碧云寺。[17] 天启四年（1624），发达了的魏忠贤重修碧云寺，也在寺后为自己营造生圹。墓碑题其衔，大学士叶向高撰记，礼部尚书钱象坤篆额。这就是张瑷所见之墓。此墓规模宏大，魏忠贤“身受显戮”后，自然无法享受，但墓未毁，成为一座易代而幸存的空冢。[18]

傅以礼猜测墓是曹化淳营造，甚属无谓。论者在讨论收葬魏忠贤的问题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事实：所谓“密旨”发布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当时李自成大军已打到昌平，北京戒严，奉旨以闲住起用的曹化淳，哪里有时间去为魏忠贤造墓？就是收其遗骸也不可能。考魏败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在赴凤阳戍所途中，自缢于阜城县（今属河北衡水）旅舍。次年正月，奉旨于河间府磔尸。[19] 这是十七年前的事了，纵有遗骸，亦当就地草葬。可是在上月底，京南保定、真定、河间等府，纷纷迎降，已沦为“贼区”，孰敢南去收葬？即便有收葬之旨，也只能是空旨一道，何必与香山之空穴联系起来？

四不可信：如果信从《燕都日纪》，崇祯帝“传谕”（公开的明旨）收葬，那就不是埋一具枯骨的小事，而是变相替魏忠贤平反的政治大事了。陈济生在抄录时，可能觉此事太过骇异，又未闻有明旨，于是径改“传谕”为“密旨”。然称“群臣力止之”，则又出现一个明显的漏洞：既是“密旨”，群臣何由知之？又何从“力止之”？

时任左谕德的杨士聪，南下后，从新闻读物里看到这样的记载，当即在所撰《甲申核真略》中加以驳斥，称其为“逢迎时局者”的造作：

一二逢迎时局者，乃称曹化淳面奏先帝云：魏忠贤而在，事不至此。（化淳闲住在外，未闻特召，何处面奏？——原夹注）先帝叹息，传旨收葬其骸。又称先帝召对，有荐杨维垣、霍维华等者。此皆绝无影响之事，附会成书，公然刊布。更假岁月，必将登诸奏牍矣。[20]

杨士聪作为“词臣”，经常入直，通晓政情，明习典故，兼且身处陷城之中，耳目最真。他看到的还不是“密旨”说，仅在该书“凡论”中一笔带过，大概他觉得此事太过不经。他反驳的理由是：“化淳闲住在外，未闻特召，何处面奏”，即曹化淳虽然蒙旨戴罪守城，但没有奉召入见面奏，帝旨何从而出？这是不熟悉朝廷制度的普通人士所无法了解的。

据以上分析，“收葬”一说，漏洞遍体，根本经不起考证，是一个明显的谎言。如果我们不将其轻轻放过，再细读甲申时事诸书，益将发现，“密旨收葬魏忠贤”只不过是甲申之际特定政治叙事的一环，与之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纪事。

三、“收葬魏忠贤”与甲申政治叙事

历史叙事，是对历史的记忆、复原与文字重建，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解释。与前代不同的是，晚明较为自由的言论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使得几与时事同步，出现了大量记载、报道时事的新闻读本，尤其是“甲乙（即甲申、乙酉两年）鼎革”之际，江南出现了大批记录、传递国变消息的抄本和坊刻（民间书坊的刻本），流行一时，满足了人们及时了解时事的信息需求。报道收葬魏忠贤之事的《燕都日纪》和《再生纪略》就是这样的新闻出版物。

该书记甲申三月十四日崇祯帝传谕收葬魏忠贤，并借曹化淳之口宣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透露了崇祯帝对杀死魏忠贤的某种悔意（“上恻然”）。我们虽无法确知其来源（谣言往往是无法追溯的），但其政治意蕴一目了然，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是：面临彻底失败的崇祯帝，对其过去十七年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的正确性，已经产生动摇；“忠贤若在”，绝非一个死人的复活，而是以魏忠贤为符号的政治生态的延续。

“收葬魏忠贤”背后的政治话语，大音无声，却响若滚雷；它用荒谬的假说来解释历史，与甲申之变后南都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并非一个偶然的独立存在。事实上，在甲申的舆论场上，流传着不少与“收葬魏忠贤”潜通暗联的“纪事群”，都发生在国破之际，略举如下：

1、先帝召对，有荐召杨维垣、霍维华等者；又有称宜急召用冯铨者。冯、杨等人皆是阉党首要分子，若此等“首逆”都能公然登诸荐章，那么收葬魏阉遗骸又有何可异？《甲申纪事》本《燕都日纪》在此条上，有一不知何人所书的眉批，云：“忠贤之骨尚可收，何不召用冯涿州（即冯铨）？”正是此意——收葬死人，实为活人政治复活之先声。

2、先帝与司礼监太监王之心对哭，“御案手书十二大字，密示司礼，随即抹去”。十二大字是何字，作者没说，但该书有不知何人眉批云：“相传文武官员可杀，百姓不可杀，或此时所书也”。[21]

3、先帝召对，问战守策，诸臣默然，“上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22] 又或云：“闻上在宫中，每夜深独坐批览本章，既而叹曰：‘朕非亡国主，何为有亡国事！’则泪随言下，若先见然”。[23] 崇祯帝屡兴“亡国”之叹，几成名言。

4、城破当日早朝，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 。[24] 此说亦为凿空，对诸多殉难诸臣亦构成侮辱。当日凌晨，帝已自吊煤山，并无鸣钟之事，倒是颇有官员入朝探听消息。如自缢殉国的大理寺卿凌义渠，“十九日五鼓时，公闻内传召对，亟趋长安门，阒如无人。公拱肃达曙，止见刘谕德理顺、吴侍郎履中仓惶过前，见公惊讶，随即别去”。[25] 召对是十八日晚间事，据赵士锦记：“先是十八（日）晚传召对，是早，大学士丘瑜、修撰杨廷鑑、编修宋之绳，以侍班入长安门，见守门者止一人，至五凤楼前，阒其无人，亟驱出。是时大僚尚开棍，坐轿传呼，庶僚亦乘骑，泄泄于道路间也。”[26] 其实，城中人根本想不到会亡国，倒是当日晨，大批宫人从大内出奔，令人惊惧。

5、先帝自缢前留遗诏云“皆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27] 或记留“百姓不可戮，百官不可留之谕”。[28] 又称所留为血诏，“（帝）咬指血题襟曰：‘百姓不可杀，百官不可留’”。[29]

三月二十日发现帝尸后，杨士聪听“自内出亲见”的周中官说，先帝“衣袖墨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坊刻谬撰血诏，及称‘宁裂朕尸’，皆非也”。[30] 吴邦策曾亲见帝尸停于东华门外，也说“有遗诏在胸，云朕已丧失天下，不敢下见祖宗，亦不敢终于正寝”，[31] 与周中官所见略同，应是。至于遗诏所谓“诸臣误朕”等等，皆为妄人附会。崇祯帝既遗令“百官俱赴东宫行在”，必寄望于百官辅佐太子，岂可云“文武皆可杀”？然而在甲申之年，崇祯帝痛恨百官，至欲借贼手尽杀之，是非常普遍的话语模式，通过先帝之口频频说出，以愚世人，尤为荒谬。

以上纪事，在甲申之际的时事书和后来的野史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若将“密旨收葬魏忠贤”说与之钩沉并置，则能发现这些谣言彼此关通，从属于一个共同的叙事主题，核心是文臣误国（虽“文武百官”常并举，然要害在文臣）。

过去论南明史者，多留意于文臣的门户之争，以及阉党和东林、复社间的党争，却对宗社南迁之际，勋臣、宦官趁机争权，并在政治上产生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使得南都政争的研究，缺失了一个面相。甲申之变，暴露了朝臣的无能与无节，“甲申新闻”的基调，便是“责”，如杨士聪说：“坊刻意旨有在，专以雌黄缙绅，其国事坏乱之由，未之知也。”[32] 专意“雌黄缙绅”的，并非只是杨士聪所指的宦官，勋臣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时任锦衣卫指挥的张怡就说：“国变时，诸勋臣籍籍”，谓“文臣朋党误国”，政治声量很大。[33]

明代，勋臣在政治上是受到严格钳束的，决不许其干政。但南明建政之初，以诚意伯刘孔昭、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为代表的勋臣，亟亟于攫取入阁、预纠参等破坏祖制的权利，与试图复设东厂的宦官共为舞蹈，表现得特别活跃。[34] 一般来说，勋臣与内臣在政治利益上关系更为紧密，他们将亡国归罪于“百官”，无疑有利于在新朝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与一些人宣扬的内臣、勋臣皆不预“定策”（即扶立福王朱由崧即位）相反，[35] 勋臣在这至关重大的决策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张扬表现，如在择定即位者时，“勋臣有当面詈及文臣者”。[36] 时议论莫决，御史李沾力挺福王，“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复力持之，孔昭又面詈（兵部侍郎掌礼部事吕）大器不得出言摇惑，议遂定。”[37] 在策立的问题上，最大的功劳，竟归于包括江淮四镇在内的勋臣，这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的命运。[38] 面对勋臣武将的跋扈，朝臣不得不做出让步：“旧例，五府不入班行”，但在会推阁臣、冢臣时，“因恐文武不和，乃共商一番”。[39] 勋臣竟然参与会推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甲申之变中，受祸最惨的，是明朝的勋戚（含勋臣和戚臣），这为他们谋求扩大政治利益提供了“与国共休戚”的悲壮色彩，然而勋臣在拯救国运上毫无作为，到底是底气不足。在甲申新闻里，襄城伯李国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此人本为一“大言无忌”的纨绔子弟，在城破前被委以京营重任，可是“贼”来即束手就擒，发同诸臣追银，“责贿不足，被拷折踝，自缢死”。[40] 按照南都对北京朝臣苛刻的分类标准，李国祯应入“刑辱诸臣”。不料此人却在甲申之变的新闻报道中，被赋予了英雄的形象。最典型者为二事：

一是见贼“面反向而不跪。贼云：‘为何不跪？’襄城曰：‘我明朝大臣，无跪理。”贼云：‘不跪将凌迟汝。’襄城曰：‘任汝。’贼云：‘不跪将凌迟汝全家。’襄城曰：‘任汝。’贼又曰：‘不跪将凌迟阖城百姓。’襄城跪，仍反面曰：‘吾为阖城百姓跪，非跪汝也。’”[41] 此乃近乎小说家言。

二是“苦诤三大事”，力言陵寝不可发掘、葬先帝以天子礼、太子诸王不可杀，贼尽从之。后先帝山陵毕，自缢死。[42] 诸书所记谏诤事略同，大力塑造其“骂贼不屈，侃侃直言”的形象。至于其结局，至有称“大行皇帝出丧之日，止一李襄城国祯匐伏送葬。毕，自刎。真勋臣中第一人也”。[43]

尽是不值一哂的谎言。李自成进京后，重惩明朝的寄生阶层勋戚集团，并在四月十三日率军东征吴三桂前，为绝后患，将其全部屠杀，岂容一李国祯空作壮语？

这个谣言比收葬魏忠贤更普遍地出现在时事诸书中，通过肆无忌惮的夸张纪事，塑造了一个忠烈的勋臣形象，它不正是无功可表的勋臣所亟需的吗？如果甲申之变中，宦官的偶像是从帝而死的太监王承恩，那么勋臣的偶像就是襄城伯李国祯。所以，尽管李国祯死的并不光彩，却与城破时举家自杀、自焚的勋戚一样，获得祠祀、给谥、晋爵等优厚的恤典。[44] 李国祯得此伪名，与新闻造假大有关系，这为我们了解时事书写及舆论如何影响南明政治提供了一个例子。

总言之，勋臣与阉宦试图扩大其在南都的政治利益，为此利用坊刻诸书，大肆渲染“臣子负恩，文武尽贪庸之辈”的话语；包括“密旨收葬魏忠贤”在内的纪事，正是在其主导下的政治叙事，而“一二逢迎时局”者，乃为之刻意造作，附会成书，公然刊布，进而引入奏牍，假之岁月，便成为不刊之史。

而吊诡的是，这些“绝无影响之事”与明朝亡国前的时事颇能印证。我们看到：当国势危急时，亲手剪除魏忠贤的崇祯帝，一再下令，命太监提督城守、宦官出镇监军、内使上城防守、整内官以备亲征，更不论最后与“一貂竖同尽”，明朝可说与宦官偕亡。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魏忠贤平反，可谓呼之欲出。收葬之事虽假，其说却不尽谬，故在南渡之后力诋文臣的语境下，愈为流行。

贬斥文臣的叙事主题，由一些耸人听闻的异说构成，很容易在社会上流传，并为新闻报道者采用（甲申新闻的报道者，主体是底层士人，他们多不熟悉朝章典故，容易被一些夸张之辞所迷惑），进而通过大众新闻网络，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这些纪事之所以能广为流布，自然离不开普遍的大众心理基础，谣言必有与之合“调”之处。

大太监魏忠贤，在天启年间操柄数年，权倾天下。在他专权时，恰好辽东之祸稍宁，“流贼”之火未炽，与崇祯中哀鸿遍野的亡国景象相比，简直不啻太平盛世。崇祯登极后的“首政”，就是将魏阉连同其团伙一举剪除，朝野对中兴充满期待。可是时隔不久，西北风尘骤起，东北辽祸日亟，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历十七年而社稷倾覆。由此反观，天启那几年，倒似明王朝的回光返照。这便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比，并且很自然地推导出一种假设：如果魏忠贤还在，明朝之祸，必不至此。当然这是一种很浅薄的历史观，但因为它颇为契合一般民众对历史和时政的理解能力，因此也很“易售”。这也是收葬魏忠贤的谣言“可信”的根本原因。

[1]分见冯梦龙：《绅志略·从逆诸臣》，《甲申纪事》卷二，弘光元年刻本；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凡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2]杨士聪将所见时事坊刻之讹划为“三变”，即由“无意”变为“立意”，再变为“刻意”，见《甲申核真略·凡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3]南都历史的叙事受门户和党争的影响极深，如浙东学派的黄宗羲及其弟子万斯同、好友林时对，复社钱秉镫及其好友金堡，主史笔之政，然未能允平公正，皆“不约而同”地利用“童妃案”，指弘光帝为假冒，就是一大谎言（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22页）。南都政治的叙事结构，要为“东林-复社”与“阉党”的对立，但对于由勋臣、宦官主导的叙事，尚未有论及者。

[4]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

[5]冯梦龙：《燕都日纪》前记，《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

[6]《纪录汇编》本书名为《燕都日记》，题作“莫釐山人增补冯梦龙原本”（《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2册，巴蜀书社影印2000年版）。该书经增补后，与原本已不是一本书了。

[7]转引自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八《甲乙之际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四孝陵夜哭”条记：“召旧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者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故旨云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8页）。莫釐山人不知何许人，他的增补本里多引计六奇书。

[9]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四，弘光元年刻本。

[10]陈济生：《再生纪略下》，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五，弘光元年刻本。

[11]汪楫辑：《崇祯长编》卷十九，崇祯二年三月申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

[12]谈迁：《国榷》卷九〇，崇祯二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74页。

[13]谈迁：《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八月癸亥，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789页。

[14]曹化淳任职，可参见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所附《明司礼太监、东厂太监年表》。

[15]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七，弘光元年刻本。

[16]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八，《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7-3768页。

[17]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18]顺治十一年，谈迁游碧云寺，见魏墓而“骇之”。他见该碑篆额者钱象坤之名已磨去，疑为钱在崇祯中“作相时事”（《枣林杂俎》智集《逸典·磨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页）。僧云此墓为入清后魏名下苏应宣所立“虚冢”，又记为名下葛九思“瘗魏氏衣冠”，分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纪邮上》，第74页；《纪文》，第251页。可见此墓在清初时，还有魏名下宦官为其修葺。

[19]分见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卷八八，天启七年十一月庚午，第5400页；卷八九，崇祯元年正月丁亥，第5418页。

[20]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凡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21]陈济生：《再生纪略上》，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四，弘光元年刻本。

[22]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

[23]刘尚友：《定思小记》，《甲申核真略（外一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24]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中国野史集成》第30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95页。

[25]茅曦蔚：《大廷尉茗柯凌公殉节纪略》，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十三附，弘光元年刻本。

[26]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8页。

[27]冯梦龙：《甲申纪闻》，《甲申纪事》卷一，弘光元年刻本。

[28]《长安道上誊出闯贼谋逆作伪罪状以醒民正讹复仇说》，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29]佚名：《燕邸实钞》，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0]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31]《西蜀拔贡日樵道人吴邦策一匡甫记》，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32]《南中近报》，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3]原题明末遗民：《馊闻续笔》卷一，《中国野史集成》第37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99页。

[34]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刘孔昭凌辱张慎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21页。

[35]谈迁：《枣林杂俎》之《仁集·逸典·定策不预内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103页。

[36]《南中近报》，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7]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38]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二章《弘光朝廷的建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7页。

[3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诸臣升迁推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页。

[40]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四六《李濬传附李国祯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09页。

[41]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页。

[42]无名氏：《燕都日纪》，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卷六，弘光元年刻本。

[43]《闽中吴鸿磐染血书》，顾炎武辑：《明季实录》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二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按：李国祯所传伪名，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先驳之（第20页）；魏禧《新乐侯刘公、驸马都尉巩公传》亦据亲见者所述驳之（《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第846页），然皆在易代之后了。

[44]甲申九月，李国祯谥“贞武”，同谥者文臣二十一人、勋臣二人、戚臣一人，除了李国祯，皆为殉节者。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北京殉难诸臣谥》，第85-86页。

（本文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