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传第二章:除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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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清朝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使满洲贵族保守势力重新抬头。他们大幅度扭转顺治以来加强中央集权、加快封建过程的基本路线，一系列汉化措施被改变，康熙皇帝受到公开侮慢和轻视，大权旁落辅臣之手。鳌拜集团结党擅权，上凌幼君，下扰生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危机，全国政治形势不断恶化，终于引发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大事件。

一　辅臣专权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1661年2月7日），八岁的玄烨开始了他长达六十二年的皇帝生涯。

对未来，年幼的康熙皇帝也许想得很少，然而这个自小怀着要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的少年君主此刻充满了信心：他的身后，是最可信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他的面前，站着父亲和祖母亲自挑选的经验丰富、忠于皇室的四位辅政大臣，他们就是自己继承父业、实现宏伟抱负的可靠后盾。

的确，他的祖母，这位年近半百、身历三朝的皇室女性，十八年前靠着自己的机智和谋略，使自己的儿子福临成为一国之君；如今，历史又一次将她推到这个少年天子的背后。她会呕尽心血，呵护她的嫡孙长大成人；她会以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才干、卓越的政治见解和高贵的气质将他培养教育成一个合格的君主。碍于“母后不得预政”的古训，她知道自己无法公开听政，因而在顺治皇帝病笃之时，她和顺治皇帝匆匆做出以相互制约的四异姓大臣共同辅政的决策。她十分清楚，这实在是个“诸害取其轻”的不得已之计，险恶的形势逼迫她既要设法协调早已十分紧张的上三旗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又要时刻提防天子大权再度旁落权臣之手。为此，她煞费苦心，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防范，包括“凡涉军政大事，四大臣议定后，须奏请太皇太后裁决”。她希冀四位大臣能够竭忠尽力，遵照先帝的遗诏来辅佐康熙皇帝，能像他们在先帝灵前发的誓言那样，“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她暗祈上三旗的首领们能以皇室为中心，团结合作，共商大业；她盼望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们都能“与四大臣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只有这样，她那初登皇位的嫡孙才能顺利渡过这场政权危机，才能确保大清王朝事业的延续。

孝庄文皇后的警觉和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大臣辅政这种畸形政治体制注定了康熙朝政治从一开始便走上坎坷之途。

居四大辅臣之首的是素有威望的一等伯索尼。这位出身于正黄旗的贵族将领，早年为清朝兴起立下过赫赫战功，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大臣。太宗崇德末年，为拥立皇子为帝，他曾以死相争；多尔衮当政时，他不畏权势，多有得罪，受到“褫职、输赎锾、追夺赏赐”的惩治，直至顺治皇帝亲政，方被“自昭陵召还”，复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他屡被授予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等要职，参议军政大事。他曾上疏顺治皇帝，历数京师内外败政弊端，奏请严饬查禁。这位数十年效忠皇室的老臣，一向胆大心细，办事干练，加上数历荣辱沉浮，身经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皇帝三个时期，尤其谙于宫中政治，顺治皇帝对他十分赞赏。可以说，由这位劳苦功高、深孚众望的旧臣辅佐皇权，没有什么令人不放心的。

然而，此时的索尼已到花甲之年，体衰多病，开始走下坡路。当年激昂进取的锐气雄风日渐为晚年的暮气所取代。尽管他依然持重、坚定，但已无力应付日益复杂的内部争讦，面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他似乎感到了那股弓矛剑戟也无法制服的力量，而能够使他在今后的日子里承当起首席辅臣大任的，只有那百世不变的“祖宗之法”。事实证明，从辅政伊始，他那满洲旧贵族落后、僵化、保守的倾向便无遗地表现出来。

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也是一位出入疆场的武将。他的父亲苏纳是努尔哈赤八额驸之一，原本隶属正黄旗，皇太极时期黄、白易帜，随同父母转为正白旗。他曾以军功受命署理牛录章京，屡建战功，骁勇过人。顺治初，两白旗地位随多尔衮势力增长，重占优势，为他趁机进取提供了机会。但这位年轻的武士一心投身于征战，并不刻意钻营，因而在这场黄、白旗权力的角斗中并没有陷得很深。

顺治皇帝亲政以后，他因“告发有功”晋为议政大臣、镶白旗护军统领，被封为拖沙拉哈番。十多年来，他竭忠尽力，东征南进，战功无数，受到顺治皇帝的一再嘉奖和擢拔。顺治十三年(1656)，他受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任内大臣，留在皇帝身边。他对君主及太后的忠诚，使他不仅成为皇帝的心腹，也深得太后的喜爱。顺治皇帝病危期间，他一刻不离左右，皇上的“特赦”御旨和为皇太子定名“玄烨”御讳的圣谕都由他亲自传送。为报知遇之恩，他曾真诚地要求以身陪殉。顺治皇帝恳切地对他说：你要明白，为我而死是比较容易的，但你辅佐太子的责任才更重要！皇太后在权衡上三旗利益关系时，便选中了苏克萨哈，由他作为平衡满洲各旗势力的砝码。就这样，他接受了与其他三位两黄旗要臣共同辅政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怎样，苏克萨哈只是一员刚毅善战的猛将，他忠诚勇猛，却缺乏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他虽受到太皇太后的庇护，却不具备应有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眼光；在宫中，他以白旗的弱势地位而高居于出身两黄旗的遏必隆、鳌拜之上，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的辅政生涯中，他将面临无法摆脱的矛盾与冲突。当然，他的贵族旧臣的阅历和身世，决定了在日后的辅政中，同样会采取索尼那种坚定地维护满洲贵族利益和昔日的“淳朴旧制”、抵制“汉俗”的态度。

出身于满洲簪缨之家的遏必隆，是在性格上与前述两位辅政大臣相差极远的顺治宠臣。早在太宗天聪元年(1627)，他便以军功承袭其父总兵官世职。天聪八年(1635)，又被擢为头等侍卫，世袭罔替。他以勇猛善战博得皇太极赞赏，并随两位兄长车尔格、图尔格一起由原隶属的镶白旗转入镶黄旗。崇德末年，他与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拥立豪格；不成，又同对天盟誓，誓辅福临。他屡屡得罪于两白旗大臣和多尔衮等人，顺治初年受到多尔衮、阿济格一伙不停的打击。尽管他入关后挥师南征，建立功业，回京后却被一再非难，乃至于落得革去官爵、牛录，抄走家产，被逼回镶白旗的下场，险些送掉性命。顺治皇帝亲政后，他的冤屈方被平申，并重返镶黄旗。在顺治皇帝的恩庇下，遏必隆很快得到擢拔，连被加封多罗额驸、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孝庄文皇后生病期间，他亲侍左右，废寝忘食，深得孝庄文皇后的赏识。嗣后被晋封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四辅臣中，他排位第三，并将女儿钮祜禄氏送入宫内，立为贵妃。二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使得遏必隆深知宫中政治的险恶，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插足满洲上层贵族残酷的内部角逐之中。他很少对军政要事干预评论，多是唯唯诺诺地附和或干脆保持沉默；即使有所不满，亦轻易不作流露。他出身将门，对实际政治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远见卓识。虽位居鳌拜之先，却甘拜下风。一日上朝，他竟恭让鳌拜居前位。旧日叱咤风云的风采早已荡然无存，内部的争斗已将他变得僵化、胆小、圆滑，到后来，他终于蜕变为鳌拜的应声虫。

四辅臣中排位最后的是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他自少年时代即驰骋沙场，为清朝开国大业屡立大功。皇太极去世后，他也曾为拥立皇子而发誓“宁死从帝于地下”。多尔衮摄政，这个身世显赫、性情桀骜不驯的青年将领不曾有丝毫阿附之意，尽管他为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却无人论功；相反，却被多尔衮数次寻机报复，屡降罪责，乃至被三次论死。顺治皇帝则以他“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之处，其功甚懋”，并擢为二等公。其后数遇优升，授领侍卫内大臣职，得参与军政大事。孝庄文皇后病重时，他率侍卫“昼夜勤劳，食息不暇”，加封太傅、太子太保。在宫中，他总是以维持满洲旧制为己任，而且重视武备训练，因而他不仅成为皇帝、太后的心腹，也深受宫中保守的上层贵族们的赏识。顺治末年，鳌拜俨然成为宫中颇具影响的人物。因而，尽管屈居四大臣之末，他却毫无甘罢之心，认为无论是出身、功业、体魄，乃至心计，他都绝不亚于排在他前面的三位老臣，凭着自己的抱负和能力，迟早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就这样，他踌躇满志，毫不逊让地登上了辅政大臣的舞台。

顺治皇帝亲政后，经过不断努力，上三旗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顺治末年，皇权又随着满族的日益封建化不断得到加强。然而上三旗的贵族首领对不断强化封建专制的皇权，以及顺治皇帝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四辅政大臣都是上三旗的王公贵族，出身高贵，地位显赫，又在本旗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上三旗旧贵族的政治代表。如今，国家政务由他们直接掌管，保守的上三旗势力与皇权的对抗便毫无掩饰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些长期驰骋疆场、战功卓著的武将，虽都是深得顺治皇帝信赖的宠臣，但都缺乏犀利的政治眼光和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中原高度发达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经济格格不入，他们基本不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既不了解也不理解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他们只是热切地希望由他们来维护各自的和贵族们的共同利益，维护和恢复祖制。因此，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对于这个年方冲龄的小皇帝，他们并不曾将其放在眼中。一日皇帝出幸，要大臣鳌拜奏明太皇太后，鳌拜不但违命不去，反而无礼地要求康熙皇帝自己去上奏。康熙皇帝习武时因弓软要求加硬，苏克萨哈便讥讽皇帝“寡嘴琐碎”，“自作知识”。同时，为了实行满洲贵族的有效统治，辅政伊始，他们即对顺治皇帝入关后的朝政大纲及汉化路线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率祖制，复旧章”的活动。这样，康熙初年的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倒退色彩。

首先是十三衙门的废除。顺治皇帝亲政后，一改当初设内务府、罢太监不用之旧制，于顺治十一年裁内务府，改设八监、三司、二局，统称“十三衙门”，兼用满人近臣与宦官。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四辅政大臣刚刚履任，即向全国发布命令：“朕（当然不是康熙皇帝本人，只是康熙皇帝的口吻、名义）禀承先志，厘剔弊端，因而详细体察，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广兴营造，糜冒钱粮，以致万民告匮，兵饷不敷。……坏本朝淳朴之风俗，变祖宗久定之典章。……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定制，内官俱永不用。”首倡者吴良辅也以“变易旧制”的罪名论斩。同时，为了处理各种宫中事务，重新恢复内务府，以御用监之职立广储司，尚膳监之职改采捕衙门，以惜薪司之职改工部，又改御马监称阿敦衙门，兵仗局称武备院。十三衙门的废除，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宦官干政、奸人侵权的弊病，然而废除之本意，主要还是在于维持满洲“淳朴之风俗”，恢复“祖宗久定之典章”，用以抵制汉族的政治制度和宫廷传统。事实上太监之弊并未因此举而真正革除，只是由上三旗包衣充当内务府职而已。

其次是罢内阁、翰林院，复设“内三院”。这是四大辅臣秉政后的另一项举措。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皇帝为加强皇权，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裁去通称为“内三院”的秘书、弘文、国史三院，改为内阁，以内阁大学士主持，同时设立翰林院，并对国家机构做了重要调整。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顺治皇帝的改革方案重被推翻。四辅政大臣所颁诏谕称：“朕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内三院衙门，自太宗皇帝时设立，今应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其内阁、翰林院名色俱停罢。内三院应设满、汉大学士、学士等官。”七月，内三院重新开设，各设满洲大学士一员、汉学士一员，并规定，一旦见缺满洲学士即应推补，汉学士则不必这样。康熙元年(1662)二月，翰林院并入内三院，其侍讲学士、侍讲也因此一并裁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抬头，不只大大改变了顺治时期的政治体制，而且顺治皇帝为加快封建化过程、缓解民族矛盾所采取的重用汉族官吏、笼络汉族地主士人的政策也出现了摇摆不定和倾斜。

对于汉族官吏，顺治皇帝曾经采取了严加控制与收买重用并行的办法，明令明朝原各衙门官吏“俱照旧录用”，设法动员归隐山林的官员复出参政，甚至收买个别投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很多汉族官吏通过不同的途径当上了高官重臣，如吏部尚书孙廷铨、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大学士王熙等。然而，四辅政大臣执政后，却以考满、京察、大计等种种方法对朝中及地方汉族官吏严加“甄别”“更定”。从康熙元年(1662)至四年，先后颁布了“停止京察”“俱着三年考满”制度，并“停止督抚每二年荐举之例”，根据考满结果来确定是继续留用，抑或降级、革职。这一制度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压抑了地位较低的汉族官吏，同时也助长了官场的腐败风气。由于考满决定各级官员，尤其是府、州、县下层官吏的荣辱和前程，时间一久，上下贿赂、徇私舞弊、拉党结派开始成风；加上每年正月至四月是自陈考满时间，一到此时，一人一疏，六部又作诸多核奏，纷杂繁乱，也严重影响了国家事务的正常处理。不得已，议政大臣会议决定：今后各官升转，照例论俸，停止考满。康熙六年(1667)，终于决定恢复以往“三年一次大计，六年一次京察”的旧例。如果说对于汉族官员，四辅政大臣只是通过制定考满制度加以压抑的话，那么对于广大汉族各阶层人民，四辅政大臣则不惜大打出手，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其中康熙初年的“哭庙”“奏销”“明史”“岭南”等震惊全国的大案，正是他们为打击汉族绅缙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顺治十八年(1661)初，顺治皇帝去世，哀诏到日，全国各省巡抚按例率属设位哭临。当时，江苏吴县知县任维新贪贿浮征，滥用非刑，百姓积怨已久。诸生金人瑞、倪用宾等听说世祖哀诏要传到江苏，并在文庙举行哭临大典，便商定由金人瑞手拟状稿，代表吴县百姓状告知县任维新。哭临当日，金人瑞等十八人率当地士绅千余，到文庙向前来的江南巡抚朱国治呈递揭帖，揭发县令贪暴吞款。然而，官官相护，朱国治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将此事密奏于上，诬称当地士绅“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并将十几个带头者系于牢狱。消息传至北京，四辅政大臣立即派侍郎叶尼前往审讯，并将为首十八人一律凌迟处死，家人、财产尽被籍没。“哭庙之狱”为康熙朝第一次大冤狱，在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引起强烈震动。明末清初，江南名士多为讲学、论学而互相结社，蔚成风气，清廷对此早欲裁抑，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此案一发，满洲贵族师出有名，立即以“大不敬”罪滥加诛戮。受此影响，讲学、结社之风几乎断绝。当时被杀者中，首为著名才子金人瑞。金人瑞字圣叹，所批六才子书传诵甚广，他死之后，当地士庶无不痛惜，并为歌谣称：“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日国治定被国贼歼！”

时隔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击汉族士绅的大案又一次轰动了江南大地，这就是顺治十八年(1661)上半年发生的“江南奏销案”。

江南赋役沉重，长期以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士绅、农民都为此苦不堪言，于是，拖欠便成为当地官员最难解决的问题。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四辅政大臣颁布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处分条例。条例规定，各地方官员，凡本地有拖欠钱粮，都应停止升转；限期未完者，将受革职、降级处分。这个所谓“辛丑新令”将追缴钱粮作为官吏升黜的标准，不仅完全修正了顺治以来任用官吏、考察政绩的基本标准，也由于它以无情追缴为惟一目的而极不得人心。几乎同时，四大辅臣把持下的朝廷又以财政紧张为借口，下令赋税十年并征。于是各地拖欠更是有增无已。按照规定，绅欠三百两以上、缙欠二百两以上，解部处分。一时间，无论上下官吏、新老士绅的命运全都与钱粮系在一起，因而人们都将“新令”视为“陷阱”，江南地区更是如此。

江南巡抚朱国治素以暴政为擅长，“辛丑新令”后，立即动手催缴，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他催征急迫，以图邀功，士绅们凡有拖欠，不论多寡，即被诬为“抗粮”而报部题参，仅苏、松、常、镇四州绅士被造名册题参者即达一万三千五百余人。四辅政大臣立即下令，将名册所列士绅尽行革除功名，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其家人。吴伟业、王端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等名绅都被押解，拟送刑部。昆山探花叶方蔼，所欠不过一文制钱，亦被列入“抗粮”名册，遭到羞辱，以至江南流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进士董含与其弟董苍水，因家“徒四壁立”，而一起遭到斥革。名册中甚至有误报者、续完者，乃至被官吏妄为注名者。同时，安徽、浙江等地也效法江南，利用“新例”威胁当地士绅，以邀功请赏。于是各地冤狱四起，凤阳等地被解士绅达数百人，以至各狱中诸生竟无立足之地！练川一地，凡欠百金以上者按籍追擒，绅缙俱在其中。一时名士备受威胁、鱼肉，许多人为之破家荡产。名儒翁叔元本已“家贫益甚”，负债累累，被迫纳无着，只得只身逃走，其夫人遭绑缚之辱，险些自尽，最后“乃鬻所居，值三十金，尽以输官，逃之穷乡”。许多地主、文士失去经营土地的兴趣和信心，将田产视为大累，纷纷出售，一时田价大跌，竟有一月间斥卖祖业过半。直至次年五月，新任巡抚韩世琦将各户完清者陆续报上，朝廷方下令释放被押解士绅。一年以后，御史龚鼎孳上疏，称由于钱粮新旧并征，参罚迭出，以至因旧欠而滋新欠，请求将康熙元年未缴钱粮尽行蠲免。朝廷准许了这一奏请。以江南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的这场奏销大狱渐渐平息下来。虽然如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奏销案却使广大江南士绅创痛至深，难以忘怀。他们当中有的乡试已中而被革生员，有的中了进士而举人已除，真正获全者无几。学校、书院为之一空，嘉定一学仅余二人，而书生文人以逋赋遭受杖击、鞭笞则成为屡见不鲜的常事。本来对清朝政府就极为不满的文人、绅缙们对满人统治更产生了极深的抵触情绪，一度趋于缓和的满汉民族矛盾又复尖锐起来。

在当时各起案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康熙初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

天启年间，明朝大学士朱国桢退居故里，在家乡浙江湖州撰作了一部《明史》，并将其部分刊刻行世，其余诸臣传略部分仅存稿本。入清后，朱氏家道中衰，其后人便将书稿以千金之价卖给了同里富豪庄廷鑨。庄廷鑨是个盲人，素无才德，又无子嗣，为留名后世，利用金钱招聘当地知名文人茅元铭、吴之铭、蒋麟征、韦全佑等十数人，对朱氏书稿加以删润论断，并补以天启、崇祯年间史事，题为《明史辑略》，篡为自己所撰，并将参校者姓名列于书首。庄廷鑨病死后，其父庄允诚为悼念亡子，请礼部侍郎李令皙为之作序，将书刊印行世。因为原书稿成于明末，修订时又极少删削，故而文字中仍多有指斥降清官员为叛逆之语。谁知就是这些文字留下了把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庄氏史案。

康熙元年(1662)，被黜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侦知庄氏家资颇丰，便欲借此敲诈钱财，在遭到庄氏拒绝后，吴之荣恼羞成怒，生出了借告发庄氏之书打击报复，再图复起的恶毒念头。于是持庄氏私刻《明史辑略》，向江南将军松魁告发。岂料满族将军松魁无意扩大事态，将案件下移巡抚朱昌祚。朱昌祚复遣督学胡尚衡处理此案。这时庄家辗转得知消息，立即以重金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终于使案情暂时平息，吴之荣因诬告和侵吞反被逐出吴江。庄家忙将书中干禁之语尽行剔除，重加刊印。吴之荣身遭羞辱，更心怀愤恨，决意大加报复。他立刻携初刻旧版原书一部，上报刑部。康熙元年冬，朝廷急派刑部侍郎罗多等人来到南浔，严加勘查。在钦差带领下，次年正月，满洲官兵数百人开进湖州，紧闭城门，四处缉拿“要犯”。于是一场震惊海内的杀戮惨案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庄氏家族立即陷于灭顶之灾，庄氏一家百余口被逮，庄允诚被械至京，死于狱中，庄廷鑨被开棺戮尸。至最后定案，其弟庄廷钺一家十数口连坐，凌迟处死；家产籍没，妻子充边为奴。

案发之前，由于不少学者参与该书修订，有的官员曾为该书作序，有的工匠为该书制版，有的书铺或士人曾经售卖、购买此书，而且在吴之荣告发之后，有的官员因收受贿赂，不予处理，所有这些干连人犯也都成为清朝政府缉拿和惩治的对象。其中弘光朝礼部侍郎、江阴县令李令皙曾为该书作序，案发后被系家人男女百十余人。事实上，李令皙此时早已双目失明，序实为他人代作。结果，李令皙与子、侄四人皆被杀害。列名庄氏《明史辑略》修订者的多为当时江南名士，其中有些人仅列名于书首，并未参加实际之修订，这时也都大难临头。茅元铭，明代著名文学家茅坤之后，平日闭门读书，庄廷鑨颇仰慕其名，故将其列于参评。茅元铭因此得罪入狱。在狱中他与潘柽章、吴炎等一起每日赋诗为事，见到满洲昏官则大骂不止。恼怒的满洲钦差们将茅氏七口判为死罪。同案被杀的还有年轻有为的学子吴炎、潘柽章，都是晚明诸生，他们精通历史，综贯百家，立志仿司马迁《史记》，私修明史，并撰成史稿。顾炎武很敬慕二人，曾将自己终身积累的史料尽数借给他们，《明史》藏在家中，后来都湮没无存了。庄廷鑨之父见吴炎、潘柽章也在修明史，以为他们与庄廷鑨不谋而合，也将吴炎、潘柽章姓名列入参评。入狱后，吴炎、潘柽章受尽酷刑，牙齿尽落，后皆身罹极刑。对二人之死，顾炎武十分悲伤，撰诗祭悼他们：“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其他江南名士，一旦姓名列于书中，也难逃一死；得以幸免的，只有查继佐、陆圻和范骧。查、陆、范三人都是浙中名宿，吴之荣首告庄氏时，竟诬称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为刻订书同谋，查继佐尤为主笔。查继佐等据理力辩，证明早在初刊该书时，即已发现自己被冒名，遂申报官府。后经多方奔走，有广东总兵吴六奇出面亲保，查、陆、范三家一百七十六人才在受尽了狱中惊吓折磨之后，得以放归。经官府勘查，查氏等三家当属首告之人，籍没他人之财产，又多赏予三家，真是一时难辨是福是祸。查继佐狱中释放后，并未屈从于清朝政府的压迫，三十年后终于撰成《罪惟录》一书。陆圻曾在最紧张时对天许愿，若有逃生之机，便终身烧香念佛，因此，他一获自由，便遁入佛门，不知所终。

此次史案不仅打击了江南文人士子，对一些地方官吏也严惩不贷。江南将军松魁，事发后与幕僚程维藩同被押赴京师。松魁以满人不识汉字，以八议免死，削官回旗；程维藩自然落得被戮于市。提督梁化凤，系大功臣，数经辩解，得以开脱，方免一死；其幕僚徐秩三则成为替罪羊，丢了性命。湖州知府陈永命，当初受贿于庄氏，并将刻版劈毁，听到案发，自知难逃，畏罪自缢，后又遭磔尸，其弟江宁知县陈永赖则连坐被斩。湖州府学赵君宋，最初曾稽查庄氏《明史辑略》碍语数十条，自以为首告者，不料最终却以私匿逆书罪被斩。湖州太守谭希闵上任仅半月，便与推官李焕一起，以“知情不发，明知故纵”罪被绞杀于杭州钱塘门外。只有巡抚朱昌祚、督学胡尚衡贿赂有司，将罪过推诿于当初审核之学官，得以脱身。乌程县学王兆祯，到任未及半月便遭此恶狱。当时庄廷钺无处关押，被羁于乌程县学。学校中没有监铺，无法看守，王兆祯便答应由庄氏族人出面具保，使庄廷钺离县学还家，而庄廷钺却借机逃出湖州，北上寻父。结果，王兆祯反因“守锁失职”罪惨遭缢刑。

在庄氏文字狱的高潮期间，由于吴之荣的挟嫌诬陷，一些与此案无关的无辜者竟也受到严重的中伤与惩治。南浔富人朱佑明，向与吴之荣不合，吴之荣借朱佑明曾出资印行庄氏《明史辑略》之名，对朱佑明敲诈威胁。朱佑明严正驳斥，拒绝纳贿，于是吴之荣决定将朱佑明也拉入这场冤狱之中。原书之“旧为朱氏所撰”语下，被吴之荣夹刻“朱氏即朱佑明”字样；朱佑明曾买朱国桢家“美清堂”匾额，也被强诬为刻书证据。朱佑明终因申辩不成而被凌迟处死，他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连坐被绞，妻孥被配旗下，家产籍没。

这场酷烈的文字大狱始发于康熙元年(1662)正月，决狱于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杭州弼教坊大开杀戒，罹难者七十余人。书首列名十八人皆遭凌迟处死，刻工、印工、卖书、买书、藏书者尽斩无遗。凡姻亲党戚，仅因一字之连、一词之及，即被缉拿问刑；一人犯案，招致全家男女百口锒铛同缚。杭州城内一时囚系曾达两千余人！

只有告发者吴之荣，大受朝廷褒奖，不但官复原职，还得到庄、朱二家籍没的部分产业，最后竟荣升至右佥都御史。对这一重大案件，无论来自京都的满洲侍郎，抑或浙江各地方官吏，都十分清楚这是场十足的冤狱。然而，上有四大辅臣控制朝权，一意孤行，寻机制造大案，儆戒汉族文人；下有吴之荣等险恶之徒强诬滥咬，人们鉴于松魁等人的教训，不愿追究真情，惟恐招惹祸端。庄氏《明史》案就这样以赃官得势、无辜罹难的结果而告终，从而将康熙初年以四辅政大臣为首的满洲贵族毫无遏制的民族压迫和思想专制推向极端。

庄氏史案的审理结果在全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一时之间，不少无赖、文痞仰承四辅臣压抑汉族士绅的意图，纷纷赴官府告讦、诬陷，不少知名学者因著述中有某些“诋毁”清朝的逆悖之辞而受迫害，此后不久，便先后发生了孙奇逢《大难录》案、沈天甫逆书案、顾炎武《忠节录》案等。

孙奇逢《大难录》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孙奇逢，字启泰，号锺元，又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人，是当时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学者。清兵入关后，他拒绝清廷的征召，率生徒迁居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于百泉书院，著述甚丰，为一代学术所宗。这年，一个贪心的告讦者将孙奇逢所著《甲申大难录》上报朝廷，诬陷此书为纪念亡明而作，文中词语有对清廷欠恭处。随即，主持刊印此书的济南知府李某被抓系狱。次年，孙奇逢亦以八十一岁高龄被押解赴京，对簿公堂。经过对该书的审查，官府认为作者此著仅为纪念死于甲申之役的“忠臣节士”而作，书中毫无犯讳不敬之词。在友人多方营救下，一年后，孙奇逢始无罪获释。无耻告讦者未能得逞，清朝政府也没抓到可以报复的把柄。然而多日身系囹圄，使孙奇逢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害。

沈天甫逆书案发生在康熙六年(1667)。是年二月，江南人沈天甫指使同伙夏麟奇将一部题为《忠节录》的诗集携至中书吴中莱处，言明该书序言之一为吴中莱之父吴所撰。该书署名陈济生编辑，收录黄尊素等南北各地名士的诗篇约一百八十章。诗、序内容多涉及明末清初各地抗清复明活动，悖逆之词比比皆是。陈济生，字皇土，江苏长洲人，明亡前曾官太仆寺丞，并编撰《再生记》《启祯两朝遗诗》等书。吴为明崇祯时大学士。夏麟奇手持此书向吴中莱威胁道，若不纳贿银三千两，便将此书上报，依庄氏史案例，定会满门抄斩。吴中莱仔细核对了笔迹，以为此序绝非其父所撰，便向巡城御史告发此事。朝廷立即着人调查此案，发现“书内有名之人共百七十名，内有写序写诗讥伤本朝之人五十余名”。经核查严讯，全书实系沈天甫、吕中、夏麟奇、施明、吴石林、叶大等一群无耻文痞合伙伪撰而成，图谋先将书交给吴中莱，诈骗银三千两；不成，即将书呈送刑部，以图朝廷褒奖三品官衔。这完全是摹仿庄氏史案的制造者吴之荣的故伎。朝廷闻知，立即着刑部严加勘审。闰四月，终于将沈天甫、夏麟奇、吕中、叶大四人斩首示众。

沈天甫逆书案终结不久，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又告发浦乡知县黄坦、凤阳府推官黄贞麟等撰作“逆诗”《忠节录》，由著名学者顾炎武编辑发刻。此案一发，山东抚院立即将黄坦、黄贞麟、顾炎武等缉捕系狱。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继坤、绛，号亭林，江苏昆山县人。清兵入关，他心怀国恨家仇，参加了江南抗清斗争。失败后拒绝征召，义不事清。经过对《忠节录》一书的审查，发现该书虽有“悖逆”内容，但却是将沈天甫伪撰《忠节录》去除原序目及沈天甫状文中已披露内容后抄撮凑成，此《忠节录》即沈天甫伪撰之《忠节录》，与顾炎武无任何瓜葛。在对原告严加拷问后，真相再次大白。原来姜元衡系受顾炎武的仇家、山东地主谢长吉唆使而诬告，为的是借朝廷之文网，置顾氏于死地。此案并累及南北文士三百余人。案情虽已查明，然而顾炎武却困身狱中达半年之久。为此，他的朋友李因笃、朱彝尊等人四出求援，多方疏通，方将顾炎武解救出狱。同案之人也都在画供之后始行放归。一场牵连数百人陷于冤狱的文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无论孙奇逢《大难录》案或沈天甫《忠节录》案，其发生都是因无赖寻机敲诈银钱、希图骗取褒奖而陷人以罪，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案件的出现，则是四辅政大臣压迫汉族学者文人的政策表现，是庄氏史案的余波。由于这些案件的恶性上升，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一些官员先后上疏，对此加以激烈批评。康熙六年(1667)，御史田六善上疏说：近见奸民捏成莫大之词，逞其诈害之术。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在北方者，不曰“于七逆党”则曰“逃人”。谓非此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有鉴于此，清朝政府规定：“以后如有首告实系谋反、逃人等事，即予审理，情实者据事奏闻，情虚者依律反坐。毋得借端生事，株累无辜。”

在寻找借口对汉族士绅严厉打击的同时，对于汉族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四辅政大臣也变本加厉地予以血腥镇压。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山东发生了于七领导的胶东农民起义。受其影响，登州、莱州、宁海州、胶州湾一带农民纷纷响应。四辅政大臣立即派员前往镇压，斗争持续了一年多，胶东大地遭清军残酷血洗，沿海居民被强迫迁入内地，各旗兵马分驻登州、莱州、胶州三处。同时大肆搜捕“于七党”，仅莱阳一县被杀农民即达数百人。

凡与于七有往来者，皆系于狱，当地士绅被牵连者亦达数十百家。浙江按察使宋琬，因受到族人宋一炳“与逆贼于七通谋”的诬告，也被械送刑部狱中，直至康熙八年(1669)，“公（宋琬）投牒自讼，冤始尽白”。四辅政大臣的酷政导致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政权更加严重的隔阂和对立。直到清除鳌拜集团之后，经过康熙皇帝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矛盾才逐渐缓和下来。

二　换地之争

为了满洲上层贵族的共同利益，四辅政大臣把持下的清朝政府对广大汉族人民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统治政策，然而，这只是康熙初年政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原来就矛盾重重的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部发生了日益尖锐的争执和冲突，并引发一场惊骇朝野的换地之争。

长期以来，黄、白旗之间一直存在着较深的积怨，这种积怨的根源，大约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皇太极进行的一次改旗活动。

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自将两黄旗，由皇太极将正白旗，杜度（后为豪格）将镶白旗。皇太极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努尔哈赤时期各旗在满洲政权中的地位重新调整，将原来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将原来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别统领，同时改变了八旗的装饰和排位次序。

从那时起，原来的两白旗由普通旗上升为皇上旗，尽管当时尚属弱小，但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原来地位高贵的两黄旗却因努尔哈赤去世改为两白旗，实力和地位都被削弱，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在物质分配上也开始受到限制。因而，自天聪年间起，两白旗，尤其是努尔哈赤遗部的正白旗便与皇太极属下的两黄旗结下了不解之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去世，为争夺最高权力，黄、白四旗之间又一次进行了较量，并且发生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誓立帝子的事件。多尔衮摄政期间，两白旗的政治地位再度上升。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后，为了壮大皇室力量，消弭长期以来的黄、白旗矛盾，顺治皇帝将正白旗收入上三旗，正白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再度得到确认。尽管如此，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和分别出身黄、白旗两个政治集团的四辅政大臣的上台，黄、白旗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势力再次向以苏克萨哈为首的正白旗发出挑战，要求重新分配入关后黄、白旗各自得到的土地。

入关之初，为确保在中原的稳固地位，同时出于旗兵供给、旗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二年、四年三次大规模圈地，分予各旗。当时土地是以八旗左右翼次序实行分配，但由于摄政王多尔衮居住在永平府，因而将镶黄旗应得之地分给正白旗，将右翼之末的保定、河间、涿州等二十多处土地分给镶黄旗。居住在北京以北一带的正白旗得到了较多的“善地”，从而播下了黄、白旗再次冲突的种子。多尔衮死后，未得到好地的镶黄旗民便开始有不平之论，但由于时隔既久，圈地已停，各旗旗民业已各安其业，不平之论遂被放置不提。这种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

康熙五年(1666)正月，隶属镶黄旗的鳌拜突然提出：“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从而揭开了这场换地之争的序幕，又一次挑起了上三旗内部的无情厮杀。

四大臣中，索尼虽已年老，对朝中政事并非胸无主见，对鳌拜的日益专横，他也十分厌恶。但这次鳌拜“立意更换”两旗土地，目的还在于打击白旗势力，排斥苏克萨哈，因此，与多尔衮结有旧怨的索尼并不反对鳌拜此举。事事附和鳌拜的遏必隆，明知换地并不符合镶黄旗的根本利益，开始并不赞成调换土地、房产，想阻止鳌拜的行为，但他一向惧怕鳌拜，不敢与他相抵牾，结果还是同意了鳌拜的主张。

得到索尼和遏必隆的支持，鳌拜立即以八旗名义上奏户部，呈请更换土地。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隶属正白旗，根本反对鳌拜的主张，认为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曾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之旨，因而以“不便更换”为由将八旗移文驳回。鳌拜明白，这是苏纳海不肯阿附自己，便称旨要议政大臣会议讨论此事，随后，又矫旨派出自己的亲信贝子温齐，以各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复奏。鳌拜一伙又据此称旨：“永平府周围地亩未经圈出，应令镶黄旗移住，田亩、房屋应照翼给与，将镶黄旗移于左翼，仍从头换次拨给。至各旗不堪地亩作何分别，圈占之地作何补还，镶黄旗地作何料理，着户部酌议。”

这时，户部对鳌拜换地的做法已无力阻止，只得对其要求逐一重议。四月，户部提出了两议，主张全面编排八旗土地，尤其适度分拨镶黄旗地，同时照顾正白旗利益。鳌拜立即称旨，判定拨给镶黄旗大量土地，其余问题，待镶黄旗迁移事竣后再议。鳌拜急于完成这个换地计划，尽管开始以八旗借口提出，至此务求镶黄旗独占利益的目的已暴露无遗。尔后即令苏纳海会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开始办理这起圈换土地事宜。

换地令一出，立即引起朝野的纷纷议论。不仅隶属正白旗的各级官员坚决反对，镶黄旗内也有人不同意这次大迁移。二十年来，旗民大多各安其业，房屋、祖坟、村落都已形成规模，一旦更易，一切都要抛舍；再者，即使镶黄旗之地，原也有肥腴、硗薄之分，只有将硗薄地易为肥腴，才值得一迁，否则，以硗薄易硗薄，甚至以肥腴易硗薄，都是得不偿失。事实上，黄、白两旗的旗民大都一致反对这次圈换土地之举。

圈地令下，各旗民、百姓惶恐不可终日。圈过的土地仍然肥瘠不同，各旗官丁都争厚弃薄，相持不下。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当时已到旧历十月，各旗率领旗民脱离故土，沿村栖住，穷人已冻饿不堪。蓟州、遵化等待圈换州县，一听到圈地令，都抛荒不耕，方圆四五百里，二麦全无播种。丰润、滦州等地，更是“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春夏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插图]。至于汉民百姓，更是苦楚不堪，听到圈地之信后，百姓们知旧业难守，粜粮杀鸡，折树为薪，欲迁移却无栖泊之处，处处都是无业流民，不下数十万。这次以换地为名掀起的又一次圈地高潮不仅引起了上三旗内尖锐的冲突，更严重的是造成八旗旗民和汉民百姓极大的不安和困苦。

接到圈丈土地的圣旨后，总督朱昌祚立即前往蓟州，每日率僚属会同户部京官和旗下章京，从城壕边圈起，每一房一地依次圈丈。然而，他在圈地中亲闻目睹了旗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各旗官丁产生的冤怨，以及这次大规模圈换土地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引起的社会动荡，以至于圈丈将近一月，依然“茫无就绪”。不得已，只好于康熙五年(1666)十一月打道回府，亟请停止。他在奏疏中说：“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每日据士民环门哀吁：有称州县熟地昔年圈去无遗，今之夹空地土皆系圈剩荒芜洼下；……有称关厢大路镇店房屋所居人民，皆承应垫道、搭桥、摆渡、修塘，以供皇陵运料车辆及一切公差杂役者；有称新经被圈之家，即令搬移别住，无以投奔者；……哀号乞免，一字一泪。”并担心：“京东郡邑，旗下换地兵丁、州县失业穷民，合而言，不下数十万，田地荒芜，粮草尽绝，资生奚赖，岂无铤而走险者？万一地方有事，此臣之责任所关，又安敢畏忌越分建言，不以上闻者？”疏中恳请“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与此同时，王登联也在疏中力言“所在田地，极目荒凉”，“妇子老幼，环泣马前”之状，并指出互换圈地后所造成的徭役困难，“乞饬部臣从长酌议，俾两旗各安旧业，畿东亿万姓俱免播迁”。

苏纳海则以屯地难以丈量，希望皇帝明诏禁止。就这样，苏纳海又一次得罪了鳌拜。

一时之间，举朝上下都在议论勘地之扰。风声传入后宫，孝庄文皇后听到后十分生气，在康熙皇帝朝见太后时，她非常严厉地批评了辅臣再次圈地扰民，并提出要立即制止此事。康熙皇帝也很反对这次圈换土地的做法，但对这群一向目无君上的辅臣无可奈何，无力阻止他们的一意孤行。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肯遵旨圈地却擅自返京，并上疏停止圈换的举动，大大惹恼了独断专行的鳌拜。恰逢朱昌祚的奏疏于皇太后责备此事之后进上，又事先交苏纳海过目，鳌拜得知后十分吃惊，怀疑是苏纳海暗中指使，决意以严惩来报复这次“抗旨”。他立即下令，差人将三人禁守，并将同去勘查圈丈的三位镶黄旗副都统也囚禁起来。

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经吏部、兵部议复：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苏纳海以观望迟误，不尽心于奉旨责成之事，革职交刑部。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将奉旨已定之事不钦遵办理，妄行纷更具题，亦革职交刑部。刑部议复，以律无正条，拟对三人鞭百，籍没家产。

鳌拜犹不解心中之恨，坚持要处死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索尼、遏必隆都表示附和，但苏克萨哈不同意。

十二月，康熙皇帝亲自召四辅政大臣询问此案。他明白，鳌拜因为苏纳海始终不肯阿附自己，朱昌祚、王登联又备陈旗民不愿圈换地亩之原因而坚决要求停罢，使鳌拜无法达到目的，鳌拜定要置三人于死地而后快。果然，鳌拜亟言三人罪情重大，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默默无言。

康熙皇帝原本并不支持这次圈换地，因此以不按律为由不允所奏。鳌拜自康熙皇帝处出来，即称旨：“苏纳海若有意见，即应陈奏。既奉差拨地，种种奸巧不愿迁移，迟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联身为总督、巡抚，各有专任职掌，拨地事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又将奏疏与苏纳海看，且疏内不止言民间困苦，将旗下不愿迁移之处一并具题，情罪俱属重大。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俱着即处绞，其家产籍没。”

就这样，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成为黄、白旗之间，满洲贵族首领之间争权夺势、相互倾轧的牺牲品。

以自己一人一旗之私利，即导致朝中三位大臣丧命，鳌拜滥施辅臣大权、草菅人命的凶狠和狂妄更加暴露。对于三位大臣的冤情，索尼和遏必隆当然心中有数，但为了打击对手苏克萨哈、遏制正白旗势力的发展，他们只有借助鳌拜的力量，以巩固自己和两黄旗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苏纳海等三人的被杀，引起京城内外乃至八旗内部的强烈不满，“行刑之日，旗民哀之”，京城百姓也都为苏纳海等三大臣感到冤屈，甚至有人专门作诗著文悼念他们。

黄、白两旗的换地之争，以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三大臣被杀后，鳌拜立即称旨，追论苏纳海族人、隶属正白旗的原任户部尚书英武尔代之罪，严责其当年划分圈地时将镶黄旗应分之地拨与正白旗，并将镶黄旗置于右翼等罪过。尔后，即派巴格等人重新圈拨土地。镶黄旗共迁壮丁四万六百余人，圈拨正白旗旗地及民地二十万三千垧；正白旗迁移壮丁二万二千六百十一人，划拨土地十一万一千八百零五垧。

康熙初年的两旗换地之争，终于以镶黄旗全面胜利、三大臣抗旨丧命而告结束。鳌拜的势力一下子在满洲上层贵族内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他不仅屡屡矫旨，无视皇帝和太皇太后，并且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吏部、户部、刑部紧紧抓在自己手中，成为他谋求权力、打击异己的可靠工具。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围绕鳌拜与苏克萨哈二辅政大臣之间残酷的角斗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第二年达到了高潮。

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年已十四岁。三月，首席辅政大臣索尼上疏，提出顺治皇帝十四岁开始亲政，现今皇帝的品行、年龄都与当时的顺治皇帝相仿，所以请皇帝亲秉帝权，由辅臣协助皇帝理政。

索尼上疏，一方面是由于少年皇帝已基本长大成人，有能力亲理朝政；更重要的是，他这个谙于宫廷政治的老人已深深感到朝中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作为首席重臣，索尼受到康熙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信任。康熙四年(1665)九月，太皇太后亲自将索尼孙女、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册封为皇后，为康熙皇帝完成了大婚典礼。鳌拜与苏克萨哈得知消息后心怀妒忌，认为“若将噶布喇之女立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岂有立为皇后之理”？苏克萨哈甚至以“年庚不对”至太皇太后面前阻拦启奏。辅臣遏必隆更加失望，他的女儿钮祜禄氏本与索尼孙女同时选入宫中，遏必隆朝思暮盼，企望女儿有朝一日成为皇后，如今梦想告吹，心中甚是怏怏不乐，阻拦启奏时，他也与苏克萨哈、鳌拜共同前往。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反而得罪了索尼，从此，原来曾受过多尔衮白旗无情打击的索尼对苏克萨哈更加嫌恶。因而当鳌拜多次矫旨，不择手段地挑起换地事端，擅杀三大臣以打击苏克萨哈时，索尼心怀宿怨，默许姑息，借鳌拜之手压制白旗，同时也报复了苏克萨哈。

然而他又对鳌拜的日益放肆张狂不无忧虑：一场流血的换地之争使鳌拜一跃而为四辅臣中最具实力的强硬人物；遏必隆对鳌拜只是唯唯诺诺，随声相附，从无主见；苏克萨哈原本便与鳌拜事事相忤，如今更是旧隙添新仇，势不两立；加之自己年老力衰，身染重病，担心一旦自己不行，这种表面上的辅臣联合秉政的局面便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索尼及时地提出由康熙皇帝亲理朝政。

索尼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换地之争，鳌拜每每称旨、矫旨，借康熙皇帝打击异己，独揽朝政，以致原来稍事平息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变得难以调解。从此四辅臣根本无法正常坐在一起共同理政，这一切都迫使这位青年皇帝下决心走上亲政的道路。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躬亲大政，御太和殿，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此前，索尼已于六月病逝，辅政大臣只剩下三人。鳌拜目中并无这个刚刚亲政的皇帝，他靠自己的亲信和黄旗的支持，仍紧握辅政大臣的权力，不愿归政。他执意要将康熙皇帝变成听凭自己摆布的傀儡。他要借康熙皇帝的手，除掉苏克萨哈这个心腹之患，除掉自己独掌政权的最后障碍。

苏克萨哈本为一刚愎自用的草莽武将，平日意气凌轹，朝中大臣对他多有畏惧。四大臣中，他是惟一出身于正白旗者，黄、白旗间的旧日隔阂，经过康熙初年换地之争日益加深，在他和索尼、遏必隆及鳌拜之间已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两黄旗的三位大臣对他始终藐视，加之他曾对索尼孙女被册封之事公开表示不满，平日与鳌拜更是动辄反目，在满洲上层贵族统治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得太皇太后宠爱的粗人。

鳌拜在圈地之议遭苏克萨哈、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阻止后恼怒之极，以为苏纳海隶属满洲正白旗，朱昌祚隶属汉军镶白旗，“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将他灭戮，削去苏克萨哈一手一足”。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的论罪，使苏克萨哈的势力大大削弱，他深深感到，自己已无力与鳌拜相抗争，但他仍不愿向鳌拜妥协，多次“自行启奏”，要求皇帝早日亲政。

七月十三日，苏克萨哈上奏疏，自言“才庸识浅，蒙先皇帝眷遇，拔援内大臣。……不意恭奉遗诏，臣名列于辅臣之中。臣分不获死，以蒙昧余生，勉竭心力，冀图报称。不幸一二年来身撄重疾，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伏乞睿鉴，令臣往守先皇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可以稍尽矣”。苏克萨哈的本意是表达自己交回辅臣大权、归政于皇帝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苏克萨哈为此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因为他的这一行动不啻将了鳌拜一军。恰在此前，遏必隆也多次表示要归政于康熙皇帝，从而使得鳌拜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一旦皇帝批准了苏克萨哈的请求，鳌拜与遏必隆也将面临交出辅政大权的结局，多年来他精心编织的专权美梦，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开创下的局面都将付诸东流。他当然不甘心，决定彻底除掉这个对手。

苏克萨哈的奏疏是康熙皇帝宣布亲政的第七天呈上的，当时朝纲政务尚未清理，年轻的康熙皇帝尚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力。苏克萨哈选择这个时机拂袖而去，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不仅康熙皇帝无法理解，朝野上下也多有责备之声，形势一下子变得十分糟糕。

鳌拜随即称旨发难：你们受先皇帝遗诏，辅政七年，现在我正要用你们出力，苏克萨哈却奏请守陵，以度余生，不知有何逼迫之处？在这里又有何无法生存的问题？

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兄弟立即尽遭拘捕系狱，鳌拜又授意亲信班布尔善绞尽脑汁，网罗罪名。在遏必隆的马圈里，这伙人经过多次密谋，终于拼凑出二十四大罪状，并借议政王会议之名呈奏康熙皇帝。这二十四条罪状中，有些确系苏克萨哈平日所犯之罪，如藐视少年皇帝等，但绝大部分显系强行编织，夸大其辞，牵强附会，断章取义。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主上，种种任意诡饰之罪甚大”，应将苏克萨哈革职，凌迟处死；其子内大臣查克旦不行劝阻，革职，亦凌迟处死；其余如一等侍卫塞黑里、郎中那塞、苏克萨哈之侄图尔泰俱革职；苏克萨哈之子、孙、亲弟之子等，无论已到岁数、未到岁数，“皆斩立决”，其家产籍没，妻孥一并交内务府，“苏克萨哈如有侄孙，并家产，一并籍没为奴”。另有苏克萨哈之心腹白尔黑图等三人亦拟革职，斩立决。

康熙皇帝明白，鳌拜怨恨苏克萨哈，一向同他争辩是非而积以成仇。这累累“罪状”，无非要借机罗织罪名，置苏克萨哈于死地。因此，康熙皇帝以“核议未定”为由，不批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奏请。

由于翦除仇人十分心切，鳌拜急不可耐地向康熙皇帝施加压力。他在皇宫院子里肆无忌惮地挥臂喊叫，迫使这个政治经验尚不丰富的皇帝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苏克萨哈被处绞刑，他的四子十二孙尽遭杀戮，家中妇女、幼儿发遣为奴。

如果说一个屡建功勋于皇室，深得顺治皇帝、太皇太后信赖的朝廷重臣，仅以一纸辞呈便招致杀身灭族之祸，那么这与康熙初年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各起文字狱实在不无相像之处，只是这场发生在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内的冤狱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罢了。苏克萨哈之死再次显现出：一方面，一股与皇权抗争的势力在极力控制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迫使这位青年皇帝下最大的决心将其翦除；同时，随着苏克萨哈之死，满洲贵族内部的分裂日趋表面化并愈加尖锐，权臣擅政的基础已被破坏殆尽，在宫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贵族保守势力被大大削弱，彻底实行封建皇权专制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七年前，由顺治皇帝和孝庄文皇后精心筹划的辅臣政治，终于因其自身潜在的无法调解的矛盾和日益残酷的自戕而走上绝路。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五十四年的康熙皇帝亲政的新时代。

三　擒拿鳌拜

康熙皇帝在登基七年后，终于亲操政柄了。然而此刻他的心中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平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堆未了的难题和令人担忧的隐患。

几年来，四辅臣把持朝政，几乎取代了皇帝的权力，使入关以来建立的尚显稚弱的封建皇权变得更加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满洲上层贵族集团，地位尤其特殊的上三旗各派势力益发严重的倾轧、争斗和对权力毫无遏制的追求。朝廷中，皇帝形同虚设，辅臣间刀斧相加，各派势力分门立户，朋党丛生。对中原地区，辅臣们始终以维护满族旧制为宗旨，实行一系列压迫人民、反对汉化、坚持异族统治的强硬政策，以至到康熙六、七年间，全国各地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刑狱繁兴，怨声载道。西南、南和东南边隅，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各拥重兵，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的野心日益彰明；台湾诸岛，郑氏大军已公然占据，自成政权，劝民力农，修武办学，开口通商；西北部则有蒙古准噶尔上层指挥的叛乱大军的威胁。

千头万绪之中，康熙皇帝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亲理朝纲，然而他已经明确地感觉到，这并不容易做到，辅臣们仍在对抗。这一切都预示着紫禁城要发生一场始料未及的大事情。

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初，在四辅臣中最具有协调作用的索尼已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世，提出请皇帝亲政。康熙皇帝对这个始终忠于皇室的四朝老臣倍加褒扬，并谕吏部，要求对这个身染重病且又年迈的首席辅臣“特加恩宠，以示酬庸之典”。索尼因而被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并一再得旨嘉奖。三个月后索尼病逝，谥号“文忠”，赐葬有加礼，鞍马二匹、银二千两，仍加祭四次，几个儿子也分别承袭世职、爵位或被晋封。

七月，位居索尼之次的苏克萨哈被鳌拜及其朋党借康熙皇帝之手处以绞刑，遂使鳌拜一伙“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即将苏克萨哈灭族”的预谋得逞。在康熙皇帝左右，如今只站着鳌拜和遏必隆两位辅政大臣。遏必隆依然唯唯诺诺，尽管他明知自己往日助纣为虐，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感到担忧，但他眼见鳌拜不肯归政于皇帝，自己也不敢将已写就的辞呈奏本奉上。只有鳌拜，依然恃权任气，骄横跋扈，对已亲政的康熙皇帝争执顶撞，甚至高声质问，多次越权矫旨。康熙初年，孝庄文皇后为皇帝择妃立后，鳌拜曾与苏克萨哈一同前往太后面前阻拦启奏，反对将噶布喇（索尼长子）之女立为皇后。康熙五年(1666)，鳌拜因换地之争中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拂逆己意，恼怒之至，坚持对三大臣施以重刑。康熙皇帝知鳌拜因苏纳海始终不肯阿附而欲泄私恨，不准其请。鳌拜根本不听，出门便矫旨，将三大臣处绞。索尼死后，他更加事事凌驾于各辅臣之上，“班行奏章，鳌拜皆前列”；有时甚至将旧日奏稿呈上皇帝，强迫康熙皇帝顺从己意。当着皇帝的面，他常常高声呵叱部院大臣，施威震众，甚至拦截奏章，从来无视君臣之礼。为杀掉苏克萨哈，他气势汹汹，又争又吵，对康熙皇帝进行要挟，迫使康熙皇帝改变自己的决定，满足其凶险报复之心。甚至在康熙八年(1669)的新年朝贺典礼上，他竟然身着黄袍，仅顶戴与皇帝有所不同罢了。

数年来，他依仗自己的权势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以部臣对自己阿谀奉承与否来决定亲疏去取。他虽位居四辅臣之末，却谙于争权夺势，终于将朝廷大权操于自己一人之手。他网罗亲信，广植党羽，专用奸佞之徒，在朝中纠集成一股欺藐皇帝、操纵六部的势力。

辅国公班布尔善处处阿附鳌拜，在朝中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擅改票签，决定拟罪、免罪。他追随鳌拜，结党行私，康熙六年(1667)，他密切配合鳌拜戮杀了苏克萨哈，并精心为其罗织了二十四大罪状。由于他帮助鳌拜翦除异己有功，被擢为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

正白旗副都统玛尔赛曾跟随鳌拜之弟穆里玛平定李自成农民军余部李来亨，在宫中一向与班布尔善一起谄媚鳌拜，深得赏识，被擢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纳海被诛后，鳌拜一心欲将自己的党羽塞入户部，便不顾户部已奉旨补入尚书的事实，援顺治年间曾设满洲尚书二员旧例，迫使康熙皇帝同意将玛尔赛补为户部尚书，又命其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玛尔赛在户部，与尚书王弘祚常有矛盾，不能独断专行，心中不满，大学士班布尔善便借一次户部失职过失之机，单独票拟，将王弘祚革职，清除出户部，为玛尔赛泄私愤。康熙八年(1669)正月，玛尔赛病故，鳌拜又请康熙皇帝予以封谥，康熙皇帝没有同意，鳌拜竟擅自谥其为“忠敏”。

鳌拜一门更是显赫于世，他的弟弟穆里玛为满洲都统，康熙二年(1663)授靖西将军，因镇压李来亨农民军有功，擢阿思哈尼哈番，威重一时。巴哈也是鳌拜的弟弟，顺治帝时便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女儿为妻，封和硕额驸。鳌拜的儿子那摩佛官居领侍卫内大臣，班列大学士之上，其后又受袭二等公爵，加太子少师。鳌拜的侄子、姑母、亲家都依仗他的职位得到高官厚禄，甚至跻身于议政王大臣会议。

鳌拜将自己的心腹纷纷安插在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一时间“文武各部，尽出其门下”，朝廷中形成了以鳌拜为中心，以穆里玛、塞木特等人为主力的党羽集团。凡事在家与亲信定议后方才施行，甚至将各大臣、衙门各官奏上已经康熙皇帝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并商量对策。

对部臣，鳌拜向来以其对自己的追随与否决定亲疏去取，“相好者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凡拂逆己意的，定要加害报复。大臣费扬古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也不表示敬畏之意。鳌拜因此深深恼恨，伺机加害。康熙三年(1664)四月，倭赫与其他三人在景山、瀛台值勤，曾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侦知，立即以此降罪四人，倭赫、西住、折克图、塞尔弼因此小事惹来杀身之祸。鳌拜仍不罢休，又诬费扬古“守陵怨望”[插图]，将他连同儿子尼侃、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只有幼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被流放至宁古塔。折克图之父、西住之兄、塞尔弼之同祖兄都以子弟所犯罪重大，不即请旨治罪，分别革职、鞭责。鳌拜并下令籍没费扬古家产给予他的兄弟都统穆里玛。一次鳌拜的马被窃，他不仅捕杀了窃马贼，连御马群牧长也一并杀掉。为独揽朝政，鳌拜甚至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六年议苏克萨哈罪时，鳌拜担心大学士巴泰提出相反见解，根本不让他知道此事。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在议政时与鳌拜意见常相左，鳌拜便下令不许他们再参与开会议政。

康熙六年(1667)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应诏上万言书，亟陈康熙初年以来朝政得失，影响国计民生。熊赐履首先分析了康熙皇帝登基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形势，指出全国百姓已经相当贫困，以至逃难不止。官府催征，“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蠲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正是吏治腐败。地方推举人才，仅以催科为政，视表面乖巧定优劣，甚至以送礼薄厚确定人选。朝中大臣对此不加鉴别，知情也不举发，以致使无耻之徒久窃威权。并认为必须首先甄别督抚，“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因而必须坚决清除地方的“贪污不肖者”。

对整顿朝纲，熊赐履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康熙元年以来，“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情之弊已潜滋暗伏其中”；朝举夕罢，“以致盈庭聚讼，甲令游移”；对“职业隳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移而礼制日废”等朝廷弊政作了综合分析，尤其对“各衙大小臣工大率缄默依阿，绝少实心任事之人，甚至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树议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情，端方者视为迂腐”表示担忧，要求康熙皇帝亲自“立振颓风”，申饬朝中大臣“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以使朝纲得以整肃。对尊教兴学、提倡礼制等，熊赐履也提出一整套见解和措施，同时恳请康熙皇帝躬行节俭，熏陶德性，崇儒重道，举行经筵，学习传统治国理论。

熊赐履的奏疏清晰地分析了辅臣擅政以来国家政治的利弊和前途，立即受到朝野的注意和高度称许，康熙皇帝对此也十分重视。然而鳌拜等却以熊赐履的奏疏语皆有所指，心中十分厌恶，因而在朝见康熙皇帝时，提出要治熊赐履妄言之罪。康熙皇帝不准其请，批评鳌拜道：这是朝臣在讲国家政事，于你并没有伤害。不久又将熊赐履擢升为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其后熊赐履又数次上疏进谏，建议康熙皇帝召见儒臣，讲求治道。鳌拜对熊赐履益发不满，即下令传旨，责令熊赐履说明“积习隐忧”“未厌人望”之事实所在；又传旨严饬熊赐履“不能实在指陈，妄行冒奏，以博虚名”，并以“所陈无据”为由，下部议处，降二级调用。同时，鳌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康熙皇帝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然而，这时的康熙皇帝已逐渐成熟，他一面驳斥了鳌拜废禁言官的奏请，一面将被鳌拜擅降二级的熊赐履官复原位。一年以后，熊赐履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仍旧恣意妄为，下至侍卫，上至辅臣，凡不合己意，便设法谋害打击，乃至论诛籍家、子孙连坐，使部臣敢怒不敢言。亲政的康熙皇帝对此更是厌恶之至。熊赐履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要求康熙皇帝崇尚汉族礼仪的建议，对鳌拜等人提出公开的指责，使年轻的皇帝决意摆脱辅臣的纠缠和控制，开始对朝廷政治进行冷静的考察与反思。熊赐履奏疏案标志着康熙皇帝的亲政进入一个新阶段。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此时已深感鳌拜处处“欺朕专权”、另有所图了。为真正实现全面亲政，他必须从辅臣政治的阴影下彻底走出来。一方面，他认真地总结八年辅臣当朝时期清廷统治路线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开始有计划地做好彻底清除鳌拜集团的准备。

康熙皇帝采取一系列汉化政策，加强皇权统治地位。他首先恢复了八股文取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康熙二年(1663)，为抵制汉制，清朝政府停止了以文会试，并减试一场，以三场考试改为两场，改用策论表判。康熙七年(1668)七月，重新恢复旧制，以笼络人才，招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康熙八年(1669)四月，康熙皇帝亲自至太学释奠儒学先师孔子，讲解《周易》《尚书》，此为清朝皇帝之创举。为整顿吏治，他重新恢复京察大计，严格审查各地督抚、要员，诏谕各省督抚不论满汉，挑选贤能者推用，革去不称职者，并重新限定各省督抚举荐属员额数。为纠正各地官吏扰民之弊，康熙皇帝甚至停派巡仓御史，并下诏清理各地刑狱，释轻囚，减重罪。在经济上，康熙皇帝施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他下令查处前明废藩房屋、田产，变价出售给原来的佃户，同时加强了对矿山、关榷、山林的管理。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一面笼络三藩头目，对他们分别进爵加封，一面认真筹划对策。在宫中，三藩问题与河务、漕务被并列为朝政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

与此同时，鉴于鳌拜作恶多年，树敌过多，促使各种反对势力开始集结到康熙皇帝一边，康熙皇帝也开始了清除鳌拜的准备工作。考虑到顺治皇帝的顾命大臣名重一时，且多年以来鳌拜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纠集势力，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恐不免激起事端，因此，寻找有利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方式，是这场决斗的关键。早在康熙六年(1667)七月，为了对鳌拜加以迷惑，康熙皇帝对遏必隆“于所有一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鳌拜于所有二等公外，授为一等公”；“遏必隆原所有一等公，命其子法喀袭替”；“鳌拜所有二等公，命其子那摩佛袭替”。康熙七年(1668)，加鳌拜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康熙八年(1669)春，鳌拜称病，要康熙皇帝前往探视慰问。康熙皇帝带着随从和托走进鳌拜府中，来到他的床前。和托看到鳌拜面色略带惊慌，忙一步上前，揭开卧席，见席下藏着锋利的腰刀。康熙皇帝见状笑着说，刀不离身，这是满洲的习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罢回到宫中，便立即将皇后的叔父索额图召进宫内。

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索尼第三子。初为侍卫，康熙七年(1668)授吏部右侍郎。从康熙八年(1669)五月起，康熙皇帝多次以下棋之名召其商讨对策。索额图召集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这是一种男孩子们比角斗气力的游戏。每次练习，康熙皇帝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入奏进宫，也不做回避。鳌拜以为康熙年少贪玩，每与众少年相嬉戏，心里十分坦然，并不在意。即将采取行动之前，康熙皇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1669年6月14日），鳌拜因事入奏，康熙皇帝对这些少年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卫士，那么你们是敬畏我呢，还是敬畏鳌拜呢？大家齐声道：我们只敬畏皇上！康熙皇帝便将鳌拜罪恶一桩一桩讲给这些卫士，命令这群小将立刻上前将鳌拜拿住。一个欺上凌下、作恶多端的权臣，最后竟被一群少年卫士抓获归案。

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帝王，不顾凶险的形势，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才能，以令人难以置信、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干净利落地清除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完成了清朝历史上这一惊人之举。据今人推测，这一重大决策，康熙皇帝很可能自行做出，而未向太皇太后或其他大臣透露。他以坚定的意志，在两年的时间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以一个真正的皇帝身份去统治这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直到很久以后，康熙皇帝这场漂亮的决斗仍被人们作为传奇故事颂扬。在满族中，人们将青年康熙皇帝描绘成具有超人智慧和组织能力的神奇人物，每年宫中都要演出这部智擒鳌拜的短戏，以纪念这次皇权对贵族权臣的胜利。

擒获鳌拜的当天，康熙皇帝亲自列举鳌拜集团的种种罪恶，并下令刑部勘捕鳌拜及其同党。他严厉斥责鳌拜“通同结党，以欺朕躬”，“恐身干物议，闭塞言路”，“凡用人行政，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戕害民生，种种恶迹，难以枚举”；并指出：“遏必隆知而缄口，将伊等过恶未尝露奏一言，是何意见？阿南达负朕隆宠，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着一并严拿勘审！”

康亲王杰书等奉旨勘问鳌拜，凡列罪三十款，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聚贷养奸、巧饰供词、擅起先帝不用之人、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奏阻立后、谬用济世、禁止科道陈言、违旨擅谥、旧疏呈览、呵叱大臣、逼令他人迁坟等，皆属罪行严重。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了审讯，所列俱为事实。诸大臣以其所犯之罪重大，拟将鳌拜革职立斩，并连诸子、兄弟，发妻子为奴，籍没家产。在事实面前鳌拜已无话可说，只求康熙皇帝开恩免死。他脱下衣服，露出为建立和巩固清政权多年血战留下的处处伤痕，恳求康熙皇帝从轻发落。康熙皇帝对这个身历三朝的老臣不忍加诛，只准了革职、籍没、拘禁。其子巴哈、赵布太、那摩佛都一并免死，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则被削职处斩。

另一个辅政大臣遏必隆，虽身居辅臣，却处处顺服鳌拜，经康亲王杰书等勘问，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其中有妒忌册立皇后，对鳌拜不行劝阻、不予争执，致苏克萨哈被杀等，凡二十一款。遏必隆自知罪责难逃，表示“今皇上如杀则死，如留则生”。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其“欺君误国”“审问时不以实供”，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皇帝则以其“并无结党之处”免死，仅革去太师及公爵。

与此同时，对鳌拜党羽，康熙皇帝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处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太必图、济世等人，都以“倚附权势”“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被处死；其他多数党羽，如苏尔马、阿南达等人，皆从轻处置，或“免死，宽其籍没”，或“从宽免死，照旧留任”。康熙皇帝发布诏谕，告诫这些党羽、随从和依权附势的内外文武官员：“自后务必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共职业。”康熙皇帝以惩重宽轻、区别对待的方法加以处置，既惩治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央政局的稳定。

康熙皇帝这位青年君主，在亲政两年后，彻底翦除了鳌拜集团这股保守反动的贵族势力，成功地向世间展示出政治上早熟的帝王特有的气质和胆魄，为清朝政府强化和发展皇权赢得了时机，扫清了道路。一场发生在满洲统治集团内部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就这样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擒拿鳌拜、掌握全部中央政权后，康熙皇帝又采取各种措施，清除鳌拜多年擅权所造成的各种严重后果。

首先是着手平反苏克萨哈等人冤案。为此特颁诏称：“苏克萨哈奉皇考遗诏辅政，虽系有罪，罪止本身，不至诛灭子孙后嗣，深为可悯。其白尔黑图等并无罪犯，因系族人，连坐诛戮，殊属冤枉。”下令恢复苏克萨哈二等子爵，发还其家产，令其幼子苏常寿承袭。案内各革职官员恢复原职。

当年七月康熙皇帝又下诏谕，昭雪苏纳海等人冤案。他说：朕阅处分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原案，并无大罪，鳌拜等但以为拨地等待迟延，遽行拿问，多端致文诬陷，不按律文，任意将无辜处死。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时，见民间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责，具疏奏文。辄以为非其职掌，越行干预，亦不按律文，冤枉处死。伊等皆国家大臣，并无大罪，冤死深为可悯，理应昭雪。后追谥三人，分别为“襄愍”“勤愍”“悫愍”，并各荫其子入国子监读书，各任官职。同时，对鳌拜执政期内枉杀、擅免之官员，也命吏部等分别考察昭雪、补用、恢复原官。

其次，对四大臣辅政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路线，也进行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与调整。第一是恢复内阁制度，废除内三院，建立正式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班居六部之上，大学士兼殿、阁之衔，同时恢复了翰林院的独立地位。第二是开始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对鳌拜专权期间，全国水旱频仍、盗贼未靖、贪官污吏肆行削，以致百姓财尽力穷、日不聊生的严重局面予以揭露，并要求各级官吏必须时时注意民间疾苦，务须“纪己洁清，摒绝馈受”；对不思尽职、唯图利己、嘱托行贿、苟图幸进者，今后一律从重治罪，决不姑贷。他还下令恢复官吏甄别考察制度，颁布了管理官员的有关条例。大学士、尚书及三品以上官吏，自陈优劣；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督察院详加甄别。在外各总督、巡抚，由吏部、都察院查明任内功过、称职与否，详加明奏。同时要求加强监察作用，纠举交通近侍、妄行干求、诬陷他人之徒，弹劾惩创贪虐官吏，并从中央及各省中清除、降处了一批不称职的高级官员。

第三，开始着手调整对广大汉族人民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下令永停圈地。康熙八年(1669)六月颁布命令，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以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其令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以闻。”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地拨与耕种，指圈之地仍归民有。至此，入关以来这项扰民特甚的败政终于停止下来，其他各项工作也都逐渐纳入正轨。在康熙皇帝的率领下，清朝政权开始进入了一个向上发展的新时期。

四　御门听政

早在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亲政之初，即开始御门听政。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皇帝掌握全部政权，为将国家治理纳入正轨，康熙皇帝以御门听政为主要方式，将全副身心投入国家事务的处理之中。通过这些活动，整个国家由危转安，由乱入治，清朝统治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御门听政，即皇帝亲自到宫中一定场所，聆听各部院大臣启奏本部院要政，提出垂询和裁决争议，与大学士、学士一起讨论呈上的折本，发布谕旨，对重要国事做出决定等。最初，康熙皇帝御门听政的场所是乾清门，因称御门听政。后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以及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也都分别成为他听政的场所。如康熙早年，每逢夏日常避暑瀛台，因而听政地方就改在瀛台勤政殿。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后，康熙皇帝常驻畅春园，因此，这里也成为一个主要听政地点。至于御门听政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早晨，故又称“早朝”。无论盛暑祁寒，康熙皇帝都坚持“昧爽视朝，无有虚日”。

平定三藩之乱以前，政务繁巨，军情急迫，康熙皇帝对御门听政，十分重视，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倦”。同时，对各部官员也严格要求：“今部院官员分班启奏，偷惰安逸，甚属不合。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着一同启奏，朕可以鉴其贤否；其无启奏各衙门官员，亦着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俟启奏毕同散。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无常奏事宜，俱着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院官员有怠惰规避者，即行题参。”有时康熙皇帝需要到太和殿视朝，接受文武升转官员谢恩、外来各部族进贡行礼，便先动身视朝，“赐茶毕，回宫，少顷，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插图]。每逢需要到中和殿视享太庙祝版的日子，也总是一俟完毕，即回宫照常御门听政。遇到重要事件，康熙皇帝甚至一日数次临御乾清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末，京城地震，是日早朝后，康熙皇帝又于下午再次传旨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齐集，并召大学士、学士入乾清宫，面奉谕旨。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应臣下之请，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康熙皇帝对御门听政时间做了重要调整：（一）“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启奏各官，从容入奏。”（二）“九卿、詹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于启奏时齐集午门，如有年力衰迈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门说明，免其入奏齐集。”（三）“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俱停其每日齐集，着各赴本衙门办事。每月常朝，仍应照旧行。”

康熙皇帝在京期间，御门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幸，鞍马劳顿之余，也坚持处理政务，因此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也都成为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皇帝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送至内阁，由内阁遣使专程转送。康熙皇帝若驻跸南苑，则一日汇送一次或间日汇送一次；若远行外地，则三日一次递送至行宫。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他率皇太子、诸皇子北巡，经常于辰时准时御行宫，与扈从大臣马齐、学士恩丕、黑寿一起，处理吏部、礼部、刑部等部门递奏的折本。逢到清晨出门巡游、骑射，召集扈从学士发落当日递到的奏章的时间便安排在下午或晚间。外出回京，也不顾一路劳累，次日一早便御乾清门听政。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月，他巡查霸州等地，二十六日回到南苑，当日下午申时，即“御行宫，召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大臣入”，商奏朝中大事。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也是这样做的。总之，从他亲政之日起，至其去世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因生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祖先忌辰以及宫中遭遇丧葬变故，康熙皇帝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外，一生中几乎无日不坚持听政。因此，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皇帝独创的君王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制、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实在屈指可数，明、清以来更是绝无仅有。康熙皇帝利用御门听政之机，确实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按照惯例，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奏事官员皆须赶至听政之处，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皇帝。有些问题康熙皇帝当时就做出决定，令有关部门具体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皇帝要当面询问细节，征求各方见解，命有关部门再作调查、商议。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十二日，大学士等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甚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皇帝当即做出和平收买，并将贩钱抬价者治罪的决定。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贩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陶和气发生争执，在康熙皇帝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皇帝让二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批评刑部“真为悖谬”，并将此案交给都察院办理。

除口奏外，许多重要、复杂或需要保守机密的事，各部要具本奏上，待面奏完毕，由大学士们处理。其他如九卿、詹事、科、道、三法司诸官吏，有时也参加听政时的面奏，其中尤以“九卿”最为活跃。九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的合称，他们有时为各地的重要事情面奏汇报，更多的是准备回答皇帝的有关询问，或奉皇帝的旨意一起商讨有关公务。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为治理黄、淮，在分工、筹款、官吏管理等方面，康熙皇帝与九卿存在很多分歧，并在御门听政时进行了多次争论。对九卿们提出的“河务重大，需饷繁浩，应开捐纳条例”，康熙皇帝反复劝谕，说现在国库里银钱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么能减免各省应纳的钱粮呢？康熙皇帝还批评九卿“毫不谙练河务”，指出：我去年视察高家堰，见堤坝再不预先修治，一定会出大问题，便命令张鹏翮开工修治。而张鹏翮却坚持说根本不会有事，一直拖着不办。如今修河，应以高家堰工程为重，如果高家堰溃决，则黄河也难保坚固。由于康熙皇帝对治河颇有经验，对河工利病也胸中有数，因而说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执行。

有时经过争论，康熙皇帝也发觉自己意见并不完全正确，最后采纳臣下意见，改变自己原先的决定。如对九卿会议提出“祈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皇帝开始断然拒绝，声明：我屡次巡察途经河道，对此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虽然没有经过，但从地图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随时可以拍板定夺。我几次南巡，发现走小路十分扰民，所以没有必要亲自前往。然而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善成。十二月，经过通盘考虑，康熙皇帝终于同意亲自前往视察。这场争论，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初十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九卿或面奏，或递折，直陈己见，从而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对国务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与各部院衙门官员面奏政务相比，参与朝政更多的、对康熙皇帝听政影响更大的，是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学士们。每天各部官员启奏完毕，陆续退下后，他们留在案上的奏章由内阁侍读学士取走，接着便由另一位读本满学士捧来当时需要大学士、学士们面奏的本章，也称折本。折本是康熙皇帝事先选出，需要与大学士、学士们商酌的各部进呈之本章，重要性和机密程度都高一些。这些本章大多已经学士们作了初步批示，即经过了“票签”。御门处理折本，就是皇帝与大学士们一起切磋票签的内容。经过商讨和修改，确定出最后的票签结果，由康熙皇帝用朱笔批出。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十七日御门听政，待部院官员退下后，康熙皇帝与大学士、学士们开始商议折本，先后议了为吏部题补翻译汤古忒、为广东督粮道蒋伊捐纳加级事等六件折本。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月二十六日，皇帝与大学士温达、松柱、学士周士璁等先后议论时政，处理折本达十八件之多。

大学士们请旨诸事大多由康熙皇帝决断定夺。一次大学士们捧折面奏请示户部奏销前一年湖南钱粮之事，康熙皇帝问道：所奏钱粮数目是不是确切？大学士明珠回答说：我核对过，是相符的。康熙皇帝仍不放心，问道：户部钱粮浩繁，很容易蒙混，经常在销算当中出问题。你们传我的话，要户部务必严加清查，除却弊病隐患。如果不改，定要严加查办！

对官员们的升转任命，康熙皇帝则非常注意听从大学士们的意见。每逢有吏部或九卿推荐官吏，康熙皇帝总是让大学士们充分发表意见，以决定去取；有时一时无法议定，便下令有关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议。一年，户部侍郎、贵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都出现员缺，吏部报上拟升转名单，康熙皇帝并未指点，而是下令：“着以开列人员问九卿，各举所知。”对吏部所开山东等九省学政名单，康熙皇帝也实事求是地对学士们讲：直隶地区，我已点过；江南等地学臣紧要，这本折子里开列的人员我不大认识，请向九卿去问询。但对各部部议及大学士们票签的错误，康熙皇帝却丝毫不加迁就。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康熙皇帝在处理翰林官外转奏章时问询大学士们的意见，大学士明珠说，就依如吏部所议吧。康熙皇帝听后大为不满，批评道：这是你们顾及情面的话。现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书法，不能写文章，不能读断史书，只知饮酒下棋，这样的人一旦重用，使无才之人反受宠幸，怎样去教育后人？一定要降谪一两个人来儆戒他们。于是当即指示大学士、学士们带着谕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质询、追问。晚上，大学士们回到康熙皇帝御榻前汇报，吏部与翰林院承认在本部调用任命事宜上有疏误之处，大学士们完全接受康熙皇帝的批评。通过这些事务的处理，康熙皇帝不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门的薄弱之处，对加强皇权、防止权臣擅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种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御门听政对于康熙时期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清除鳌拜集团到平定三藩之乱，十数年时间里，局势一直十分严峻。当时，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集团盘踞南疆称兵作乱；东南沿海，又有郑成功遗部割据台、彭、金、厦，对抗清廷；西北，准噶尔汗噶尔丹不断向东扩张，严重威胁着清政权；北方，沙俄势力也不断向黑龙江流域发动侵略。多难兴邦，面对内忧外患，康熙皇帝充分利用御门听政，使朝廷上下协调一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如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八年中，不少情况下，都是康熙皇帝利用御门听政及时做出各种决定，并及时贯彻执行，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尔后，他又抓住三藩平定、郑经病死的有利时机，于御门听政时授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做出“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的重要决策，终于顺利收复台湾，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在整个国家由危转安的过程中，御门听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对于当时社会由乱入治，御门听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的破坏，三藩叛乱平定之初，民生凋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为此，康熙皇帝经常在听政时与九卿、大学士们一起商讨赋税、制钱、平抑粮价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并先后就此作出许多规定。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根据大学士们的建议，他在听政时亲自指定苏赫、龚佳育、胡昇猷等“颇谙钱粮事务”的官员重修《赋役全书》。同时，鉴于河患严重，为了堵住决口，保证漕运通畅，他更是经常在御门听政时向启奏的大臣们询问各地水利工程情况，并利用六次南巡之机，多次视察河工，并就此做出各种决策，使黄河治理大有改观，出现了四十年安澜的局面。

在国家整顿治理过程中，各级官员，尤其是中央各部主要官员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康熙皇帝在御门听政时，不只处理日常事务，还借机考察官员、整顿吏治，并以此增进各级官员们同自己的感情联系。他首先将官员是否认真按时启奏视为勤勉与否、贤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他对朝奏时偷情安逸的官吏严加训斥，对启奏诸臣，也时时要求他们注意民生利病。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奏上本省要政时，多举琐屑事情。康熙皇帝严厉批评道：你身为地方大吏，应举有关民生利病应该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这种琐事来搪塞呢？对一同入奏的山西、陕西、湖广等地布政使、按察使的汇报，康熙皇帝较为满意，详加询问，“奏章多全览，有问至再三者”，并告诫身边的官员说，布政使、按察使身为一方大吏，所奏必须与国计民生相关。同时，对各部官吏，康熙皇帝也鼓励他们讲实话，讲真话，反对说空话。他指出：“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每览章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卿等必有至公之论，以佐朕意。卿等但有所见，即直言，不可隐讳……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称其职。今每见直言谠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一次，大学士郭棻上朝时缄默不语，康熙皇帝对此甚为反感，批评他说：国家任用你，就要你对国家有益，你既然任大学士之职，遇事就应秉公尽言，说得对当然好，说得不对又怕什么？像你们这样随声附和，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各级官员，康熙皇帝不只使用，而且也处处表示关心，以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交流。他认为君臣只有经常在一起商讨国事，才能上通下达，共同筹划，才能避免前明君臣阻隔、依赖宦官而至亡国的悲剧再度上演。他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康熙皇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则政何以理焉？”他除了与诸部臣、大学士讨论重要政务外，“即小事，必向大学士、学士、九卿问之”，有时也通过问询他们的家境来联络感情，体恤下情。出于对康熙皇帝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对工作尽职尽责，“凡有上谕，一字未妥，必行改正，不肯草草放过”，甚至敢于与他争论，不让地步。他对大臣的这种“执拗”总是十分赞许，对大臣们说：你们都是议政大臣，应该各抒己见，直言无讳，即使有小差错，我难道还会因为议政而加罪于你们吗？一次，他发现自己批阅奏章出现两处误差，就对大学士们说：你们拆封，见到错误就应指出来。你们若能指出我的错误，我只有高兴，还会责备你们吗？像汉朝那样，一见灾异，即杀大臣，真是荒谬！辅佐君王的人，如有过失，应该君臣共同承担，哪里可以只推卸给大臣们呢？

对臣工们的身体和家庭生活，他也极表关心。有时出巡在外，见到扈从学士、部臣因病不能处理奏章，他便让御医为其治疗、护理。夏天炎热，他几次临时改变启奏时间，或改为间日一次，免老病者前来面奏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康熙皇帝出巡塞北，感到天气炎热，便诏谕扈从文武大臣、官员：早朝时，吃完祭肉就散朝回去，老年大臣暂免朝奏，有事随时召见。巡守人员可脱帽，穿短衣衫，“热甚，解衣露体，亦无妨也。朕出时亦不必遽着衣帽。弓匠、箭匠等除该班外，无事免到”。“报上递来事件，并无紧要处，每限傍晚时到。今值酷暑，驿递人马交困，应着少缓，限于次日日出前到，俟暑退后，仍照常行。”这样，终其在位期间，君臣关系一直颇为融洽密切。对工作，各级官员普遍任劳任怨；对康熙皇帝，他们也倍加爱戴，并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康熙皇帝生病期间，宣布暂停御门听政，而各部院官员“俱赴左门请安”，这使康熙皇帝十分感动。他曾十分动情地对大臣们说：“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御门听政中，他对大臣们的“感情投入”的确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加了广大臣工对他的向心力，他的统治也因此进一步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