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科举」唯有糊名公道在——宋朝科举的糊名誊录制度

宋朝重视科举取士，尤其重视科举取士的公正性，采取各种措施纠治科举之弊，确保国家能够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这其中糊名、誊录制度是宋朝首创，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士及第拜先师

科举制度创立于唐朝，唐朝虽以科举取士，但仍受荐举制残余影响，请托延誉之风盛行，应考举子可以在考前撰诗赋文章，投送给朝廷的高官巨卿，请他们向科举主考官推荐自己，这些高官巨卿的举荐拥有相当影响力，往往被主考官采纳，作为录用与否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完全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这种举子投送文章的行为称为“行卷”，高官巨卿为之推荐的行为称为“公荐”。

“公荐”和“行卷”现象严重影响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名门望族人脉广泛，很容易得到“公荐”机会，借此把持取士大权，而寒门学子势单力孤，无人可荐，还没参加科举考试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出身低微的唐代诗人杜荀鹤屡试不第，向豪门权贵呈送文章也无人理会，只得诗感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从侧面说明了唐代科举的公正性饱受诟病。

宋初因循故事，仍实行公荐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治其罪。”禁止了公荐，但收效甚微，权贵子弟仍受照顾，于是赵匡胤在开宝六年（973年）亲自上殿考校应举人，创立了殿试，并再度下诏严厉禁止“公荐”。

《宋会要辑稿》记载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诏：“今后凡中外文武官僚荐嘱举人，便即主司密具闻奏，其被荐举人勒还本贯重役，永不得入举场；其发荐之人，必行堪断。”惩处不可不谓严厉。

古代科举取士

宋太宗、宋真宗进一步严厉禁止“公荐”，取得了较好效果，另外为防止考官考校试卷时照顾请托之人，还发明了两项防止科举考试作弊的技术手段——糊名（封弥）、誊录。

糊名制度创设于宋太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淳化三年（992年）三月“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奏名进士。……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召两省、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后来逐渐扩展到省试、发解试。

誊录制度创设于宋真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咸平二年（999年）正月“命礼部尚书温仲舒等知贡举，刑部员外郎董龟正、太常博士王彘同试举人及封印（封弥）卷首。”此为誊录制度之始。

《续资治通鉴长编》详细记载了宋真宗时期糊名、誊录的具体程序，大致有六个步骤：

1、编排官去掉卷首应举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祖上三代姓名等个人信息，只编上字号，以字号排序，使得后面的考官无法得知试卷的作者，是为糊名（封弥）；

2、封弥官以相同笔迹将考生试卷抄写一遍，防止考生在试卷中做标记暗示考官，或考官根据考生字迹辨认应举人，在评卷时予以照顾，是为誊录；

3、初考官对封弥、誊录好的试卷进行考校并评定等次；

4、将试卷和初考官所定等次封上，交覆考官再次评定等次；

5、编排官对比初考官、覆考官对同一考生评定等次的异同，如果不同再次考校评阅试卷，确定一个最接近的等次；

6、调取核对试卷字号和考生个人信息，将考生的成绩、等次还原形成名单，将名单上报给皇帝确定最终等次。

古代进士及第敕牒

在古代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糊名、誊录制度有效防止了各种请托之弊，提高了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受到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评价，也被明清两代沿袭。

欧阳修曾评价糊名誊录“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虽有夸张之嫌，却很有道理，宋朝众多寒门士子也对糊名誊录制度交口称赞，直呼“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参考资料：《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