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狂人李贽，他的著作为什么屡次被列为禁书

在明清时期，官方盛行的哲学是朱熹的理学以及王阳明的心学，心学创立者是南宋的陆九渊，到了王阳明这里把它发展到了巅峰，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心里的一个印象而已。在后世当中不少人推崇王阳明，比如蒋介石，他每次到台北旅游必去阳明山森林公园，日本近代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的将领，曾经刻了一枚“一生俯首拜阳明”的印章放在身上。

在明朝末年也同样盛行明阳心学，还诞生了不少派系。其中就出了一位被后世认为是狂人的李贽，他指责儒家经典，甚至否定当时的圣贤孔子，可以说与当时的整个世界为敌，是晚明当之无愧的狂人。

李贽出生福建泉州，明清时期虽然禁止远洋贸易，但是福建泉州外贸一直都没有断过，所以李贽思想受到多少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得而知。李贽的家族本是当地的有名的商贾，到了李贽这里，已经家道中落了。

李贽在1552年，他26岁的时候中了举人，可谓青年得志，后来因为家庭困难，就没有再继续考取进士，后来他就去京城做了一个小官，从县教谕，到国子监教官，再到礼部司务等，这些工作，工资非常微薄，因此全家糊口都非常困难，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李贽一直致力于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获得了泰州学派的真传。等到他51岁的时候迁往云南姚安知府，在这里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因为多了很多灰色收入。这也是王阳明心学所能看透的，礼尚往来只是一种人情债务，是用经济的方式考量关系。

为官三年之后，他厌倦了官场的生活，辞职开始以教书为业，并且各处流浪，看尽人间冷暖，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1584年，也就是他57岁的时候，落发为僧，让妻子回到家乡泉州，但是直到他妻子死去，他都没有再回老家。

李贽性格耿直，专心治学20多年，中间还在麻城讲心学，影响力非常大，附近很多民众都过来听讲，他的讲学不限儒、释、道某一门类，触类旁通，一时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李贽的著作非常多，他自己也认为，他的这些书都应该是被禁毁的，要藏起来的，于是书名叫《焚书》、《藏书》，后世整理的还有《史纲评要》、《四书评》、《李氏文集》等书。

李贽提出“言二不言一”，他认为世界是二元的，比如我们初生孩子，有阴阳二气，有男女之分，生活的世界有天地之分，所以他认为天下的万物不是道家所说的“万物归于道”，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这种强烈怀疑万物统一的宇宙观，提出了世界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这对当时的皇权有极大的挑战，有西方制宪两权制衡的思想在里面。

同时他还反对程朱理学的“德礼”，要用道德教化民众，认为不能用道德礼法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行为，这种思想统一，整齐规整的社会其实是天下大乱的根源。认为要解放人性，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认为要“各遂其生、各获所愿”，按照各自的意愿去生活，达到“人人自治”的社会。

李贽在《焚书》中认为，人没有圣贤贵贱之分，圣人和凡人是一样的，都有功利之心，而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其实和圣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李贽认为男人女人都是人，见识也是一样的，而且许多才女才智超群绝不在男性之下，所以不应该有男尊女卑。

李贽还赞成自由恋爱，赞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私奔，也肯定寡妇再嫁，谴责那些逼迫妇女守节，而殉葬的传统。他的这一系列平等的思想，是对传统“三纲五常”尖锐的挑战。

李贽在《焚书》中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认为吃饭穿衣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大家都一样，这才是人性的伦理。而且认为“人必有私”，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理学家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不过是道德绑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是极其虚伪的。

道义本来就是功利的体现，假如没有了功利，道义只是虚伪的谎言，“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因此他批判重农抑商的政策，赞扬那些商人的功绩，认为商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辛辛苦苦获得的收益，本就应该获得奖励，“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我们拿边疆粮草运输举例，明朝时期把粮草从江淮地区运送到山西，只有不到1/10能够运送到边疆，而采用盐引，让商人把粮草运送过去，而商人获利不到3倍，大大降低了损耗的成本，商人对社会的贡献毋庸置疑的。

李贽认为世界上一切万物都只存在于人的真心当中，什么是真心呢，那就是“童心”，他们不受到外界的干扰，纯真无暇。但是长大以后，我们读书越多，受到儒、释、道影响就越深，便会失去童心。

而我们人性中虚伪，又会扼杀我们的童心，我们利用道德礼仪进行说教，用“阳为道学”欺世盗名，获取高官厚禄，只有我们回归人的本性，追求个人的解放，才能够摆脱传统的教条。无论是明朝还是现今，成人看世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认知框架，而孩子就没有那些框架。孩子认为我的世界就是我的，我想如何想就如何想，而我们成人要考虑更多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人的看法等。

从这方面看，李贽探讨的问题其实每个时代都会遇到。比如埃隆·马斯所倡导的第一性原理”，任何事情要回归事物的本质去思考，不要因为他人做了什么，而我们就跟着去做。

而且李贽还把矛头指向了孔子，他认为千百年来，我们以孔子的儒学为权威，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教条，造成了我们的耳目闭塞，被文化统治者所奴役。他认为“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孔子也是一个凡人而已，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些离经叛道的理论，对当时的孔孟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把李贽“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认为他是一种邪教，是思想要犯。

李贽认为，“夫栽培倾复，天必因材，而况于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表面上看还算公平的社会，实际上还是恃强凌弱，无法实现他认为的“天道”，绝对公平。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乌托邦式的绝对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因为资源是相对稀缺的，一个人占有，相对于未占有之人都是不公平。

李贽的思想还是构建在“圣人之治”的基础上，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只有在乌托邦的社会中，才不会出现恃强凌弱，才会有绝对公平。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些规则的设定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就拿“圣人之言”为例，表面上看，这些读书人被圣人之言禁锢了思想，思想的解放难道就能够换来和谐与稳定了吗？经过多年的实践，汉朝才总结出了，“外儒内法”的统治之道，让整个社会稳定下来。百花齐放的春秋，带来的不仅有思想解放，同时还带来了无尽的战乱与争斗。

李贽提出，“各从所好，各聘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让君主不要凭自己的好恶，要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安排社会运作，同时根据个人的特长安排工作，让每个人都能够尽其所用。这种每个人的才华人尽其用，可是每个人的才华如何衡量呢？延续多年的科举制度看似不合理，但是有可量化的评判标准。

清朝末年，废除了科举，鼓励青年学子留洋，导致大量底层百姓看不到上升的路径，导致整个社会混乱。在人才的利用上，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信任，资源，以及时机等，不可能做到单一维度能够衡量出一个人的才华。

李贽在76岁的时候，遭到东林党人的弹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入狱，狱中他写下了绝命诗，然后用剃须刀自杀。他的著作屡次被列为禁书，被后人奉为自由思想家先驱，不过这种缺乏实践的乌托邦思想，只会误导那些空谈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