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合力攀登特色发展高地

■聚焦部省合建高校改革发展

“果肉榨果汁、酿果酒，果皮做果脯，种子产生果油，果渣用来做有机肥和提炼香氛。我们说百香果全身都是宝，就是说可以把它‘榨干吃净’。”说起榕江县在2020年试点的百香果产业，黄剑打开了话匣子。作为教育部绿色农药与农业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教授、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专家，他挂任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副县长，养过牛、种过菜、卖过鸡，助推贵州大学与榕江县校地合作。

部省合建后，教育部着力支持贵州大学植物保护世界一流学科和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特色学科群建设。“科研一定要‘顶天立地’，学术要做到最前沿，但成果要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贵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宝安介绍，“部省合建是贵州大学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贵大注重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扎根贵州大地办大学，扎实推进部省合建和‘双一流’建设。”

带动地方脱贫攻坚

2018年2月，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签订部省合建贵州大学协议。同月，黄剑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榕江县挂职平江镇副镇长。

榕江县是贵大协助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定点结对帮扶的国家挂牌督战未摘帽深度贫困县，老百姓大多生活在深山腹地，对外交通较为不便。深加工链条长、收益短平快、劳务用工需求大，除了作为水果本身的应用方式多元外，百香果作为产业开发所具有的多重优点，都是黄剑决定将其运用于解决榕江县脱贫攻坚难点的原因。

“我们2020年的百香果品质非常好，鲜果可以卖到16元一斤，供不应求。”首战告捷之后，黄剑计划扩大百香果在榕江的生产规模，“百香果是一种需要精细管理的水果，以一亩需要10名工人来计算，1万亩就需要10万名工人，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2021年我们计划发展4万亩，需要40万名工人，这对于我们一个总人口37万的县来说会有多大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

“潘核桃”“龙猕猴桃”“张蔬菜”……黄剑的付出并非孤例，农民们为奔走于田间地头的贵大专家们所起的昵称便是实证。取得的成绩不是偶然，秘密就藏在全员积极参与、打破沟通壁垒之中。驻守一线的“黄剑”们成为桥梁，将教育部、贵州省委省政府和贵大的专家们与贫困县的需求直接相连。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93%的土地由丘陵和山地构成，很难实行规模化农业生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的需求较大。部省合建政策推进以来，植保学科作为贵大的传统优势学科，收获了更大幅度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围绕特色产业从上级部门争取科研项目30余项，经费总计2024万元，为贵大参与到贵州脱贫攻坚、农村产业革命和乡村振兴实践当中，解决农民的关键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持。

近年来，贵大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和全省产业重点县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组建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专班，培训农民及技术人员8.7万余次，辐射带动50余万农户脱贫致富，累计新增农业产值近71亿元。在贵州省教育厅着力推进的100项农村产业革命项目中，贵大主持49项，居贵州省内高校第一位，探索出了具有贵大特色的产业扶贫模式。

合建会聚一流人才

“茶树烟煤病怎么用药”“竹子种子怎样装袋”“猴头菇菌包出菇颜色不对是什么原因”……在2020年那个特殊的春天，贵大植物保护学科的专家们平均每人每天都要接到二三十个电话。

在贵大植保学科深耕20余年，如今已经担任贵大副校长的杨松说：“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人，没有一支高层次的、有很强创新能力的学科队伍，学科建设是难以推进的。”

在引进人才初期，贵大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西部高校共同的困境：没有区位优势、科研基础设施落后、引才待遇偏低等原因致使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不拘一格用人才，成为贵大的破题之法。“我们的一流学科特区人才计划，主要面向青年新生力量，不唯‘帽子’，不论‘出身’，更看重人才本身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潜力。”杨松说。

2017年以来，贵大新增青年长江学者和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人才10余人，“绿色农药与有害生物控制”基地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设立和聘用了140余名一流学科特聘岗位教授，引进优秀博士360人，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比例由2016年的31.8%稳步提升到46.3%。

“这个进步也得益于教育部给了我们部省合建高校这个政策。很多人才最看重的不一定是薪酬，更多的是平台和提供的机会。”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说。

部省合建带来的，是贵州省委、省政府汇聚全省资源，合力支持贵州大学发展：投入近70亿元支持学校新校区建设；设立部省合建省级财政资金每年1.2亿元；改革财政拨款制度，在原生均拨款1.2万元的基础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按1.5个、2个本科生当量拨款，提高了学校建设发展资金保障。

对口高校齐心协力

“真正到了贵州，你才能知道一所大学究竟可以带给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省多大的变化。”贵州大学原校长陈叔平说。

从2002年到2016年的14年间，陈叔平、郑强两位“浙大人”先后出任贵大校长，重新链接起浙大与贵州一个世纪的情缘。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行程2600公里，最终抵达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尽管在湄潭办学仅有短短7年，浙大却自此将贵州当作“第二故乡”，把促进贵州的发展和繁荣当作自己的使命。

“20年来，浙江大学对口支援贵州大学，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形成了新的办学思路。2018年部省合建以来，教育部给我们牵头，现在有了3所对口合作高校。”说到对口合作高校，李建军打了个比方，“我们先去自由恋爱，然后教育部给我们主持婚礼。除了浙江大学以外，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对口合作我们的农科，华东师范大学对口合作我们的文科和软件工程学科。”

以包含农药学、植物病理学和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3个二级学科的植物保护学科为例，贵大以绿色农药创制方向为核心，形成了核心优势比较突出、特色比较鲜明的学科发展道路，高层次人才数量、科技创新与成果产出和团队影响力跃居全国首位，新农药创制研究、农药及功能分子制备前沿探索等方向达到世界一流。相形之下，植病和昆虫两个方向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而浙大和中国农大的对口帮扶正好可以帮助贵大补齐短板。

近3年来，在贵州省教育厅、科技厅的大力支持下，贵大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学科群以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和建设为有效牵引，推动学科有效服务贵州乃至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2020年，贵大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3项，获批直接经费5157万元，立项数和获批经费数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部省合建高校中名列第三。

在部省合建的新征程中，教育部、地方政府、合建高校、对口合作高校四方齐心协力，让政策发挥出最大作用。

“面向未来，贵州大学将牢牢抓住‘学科是基础、科学研究是龙头、本科教学是重点、服务地方是关键、国际化是枢纽、民生工作是开关’这条工作主线，始终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最根本任务，在教、学、研等工作中全方位育人。”宋宝安说。

《中国教育报》2021年01月06日第1版

作者：本报记者 杨文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