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产队时，队长和公社书记以及社员整的粑粑事

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使人们对当初的农村生产队的日常活动有一个从侧方面的认识，也净化一下人们对农民的看法。净化一下人们的灵魂。

在一九七五年前后，咱公社的一把手，公社书记每天早晨起来，象这图中的人物一样，背筐沿马路拣粪。有人信吗

四十年前的生产队儿，除种地之外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我所经历的生产队，前期没有什么区別，都是以粮为纲，集中全小队社员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多打粮上。

当时的农业由于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一切农活，全凭人力肩挑背驮，手刨（用镐头勾沟，刨地瓜，土豆）脚蹬（用锹，叉子挖土，暄地，）。

而农田施肥从积肥的挑土，割青蒿草，垫猪圈土，起猪圈粪，沤鸭绿肥，起鸭绿肥，盘火炕，扒火炕用那炕洞土，，起牛圈粪，起羊圈粪，马圈粪，还有人粪尿等。

出门办事有时还背着粪筐，扛着粪叉，随时拣粪。

咱当时的公社书记一把手，在上下班路上经常起早拎个粪筐，手拿粪叉，把路上的牛马驴骡等粪便珍惜的拾起，交与附近的生产队。

农田活中，仅粪肥一项从积攒到运送到农田，就占总劳动量的三分之二，以至更多。

那可是全凭人力。

有的山坡上的农田，没有道路可通，那粪肥要用口袋装，用肩扛送到地里。

我的老伴当姑娘时，是她小队的妇女队长。

据她讲，那是一个夏天，她们山上有一块地，需要追肥，小队的队长，安排她们女社员用茧丝口袋（那时没有蛇皮编织袋）装羊粪往山上扛。

由于天热，那羊粪经过发酵，那温度超过气温，都有点烫人，再加上羊粪尿的羶骚味，一个个姑娘媳妇儿，面露难色，真不想扛。

是我老伴，那时才二十三四岁，她也不想扛，但她不动弹，就谁也不动弹。那粪没有第二种办法整到山上的庄稼地里去。我老伴是妇女队长，她不带头谁带头？她象有点虎了吧唧的，她带头第一个扛起那发热的发着刺鼻的羶骚味的能有五六十斤重的羊粪，向山上走去。

其他女社员也不能说：谁爱扛谁扛，反正我是不扛。

一个个也得硬着头皮，豁出去了，什么大姑娘的娇气都扔在九霄云外了。

可以想象，人的鼻子离肩膀有多远，并且扛着热乎乎的羊粪上山，因费劲就得大口的喘着粗气，自然就得大口地吸气，吸的是刺鼻子的羊粪的羶骚之气。

也就一会儿，对那气味就适应了。半天一个人扛十了趟，把那片玉米地追上了粪肥。

那时的种子全是从上年的籽粒饱满的高粱，玉米等挑选出来的，也就是他父母个头就不高，下一代也不可能高哪去。

即没有化肥，又没有高产种子，又没有现代农机械，全靠人力，所以产粮不多。

若想使地里多打粮，只有往地里多上粪。

那时在有牛耕地的情况下，一个强壮农民每年可种田十亩。在一九六0年以前，全国有六亿六千万人口，农业人口五亿三千万，按正常比例，有成年人二亿六七千万，

这里有鱼民，牧民，菜民，茶民，烟民等得去掉六七千万，

也就是二亿来农民，再去掉妇女二个顶一个（因妇女家务多），

实际在农田中干活的也就一亿四五千万人口。

全国有六百来万个小队，有五百来万民办教师，每个大小队的管理人员或多或少地没法满员出勤农田工作，

这些至少得少一千万农田人员。

这样在农田工作的有一亿五千万人已是多算了。

全国二十来亿亩地，一个农田人员要耕作十五亩来地，这就是超过一半负荷了。

而城市这一亿三千来万人口，有七千来万是农民进城当的工人，为国家发展工业。

如不是中国要大力发展工业，就不会有这六七千万农民进城，他们就会在家种田，

那样，农村就有二亿成年农民种全国这二十来亿亩地，也就是人均种十亩地，这是正常的农民种地的人与土地的比例。

那时的农民在生产队队长的组织带领下，不是出工不出力，而是到了劳动场所就像运动员在赛场上听到发令枪响一样，争先恐后地忙碌起来。

凡是在生产队农田干过活的人都有印象，如铲地除草，大伙的精神头不振作起来，吊儿郎当，松松垮垮的应付差事，那会越干越不爱干，最后干脆坐在地中不干了。

那样子那就等于打队长的嘴巴子一样了。

这个队长如果不发火，那他只有主动辞职了。

因今天这样，明天还会这样，其他活也会这样。

生产队只有队长撂挑子时，小队属于没有领导状态才会这样。

只有大伙抖擞精神，你追我赶那才能越干越爱干。

社员若想闲一会儿，只有抓紧把队长安排的活快点干完，在队长不在场时，偷着闲一会儿。

你指望磨磨蹭蹭少出点力，你那是自找不自在，等着挨训呢！

偷奸耍滑的社员，有时也有，无非就是耍点个人小聪明，那是队长不在跟前，他抓个傻子替他多干活，总活量（劳动量）不少干。

我就被人当傻子抓过。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冬天，那年我虚岁二十岁，才到生产队干活不长时间。

那天，队长派我与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大叔咱们俩去起一坑大粪。

那时已天寒地冻了，我与那个大叔轮流用洋镐刨。

就这样的洋镐，能有四五斤重，刨一会就累得呼呼直喘。

一个用洋镐刨，一个用尖锹戳起那刨下来的大粪往坑外扔。

那粪冻得刚刚的，一洋镐下去一个白点，得猛抡洋镐，狠狠的用力落下，得十了下才能使那洋镐尖扎到那冻土里，再瞄准那个镐眼用力抡镐震，最后能震出一条璺（读问，裂缝的意思）。

再来几镐，就能刨下来一块连土带人粪的宝贝疙瘩来。

刨出一个小断面，往后能相对好刨些，不象头一块那么费劲了。

但那哪一块都得七八洋镐至十了洋镐才能刨下七八斤到十了斤的粪块来。

这个刨粪的过程当中，经常迸溅出碎屑钻进我因大口喘气而张开的嘴里面。

中国有个叫曾国藩的名人，他的家训里告诫他的后人：

我没闻得人粪香，那人粪己经到我嘴里，我也没尝到香味。

那味道首先感觉是咸的，因想到这是人粪，便立即吐了出来。

我就只是把这个粪渣吐出来，不是把胃肠内的食物吐出来。

很明显这个活是抡洋镐刨这个人累，而拿尖锹戳往外扔这个人轻闲。

先是我拿洋镐刨，那个大叔直夸我真有劲，这活干的带架，漂亮。

我刨了一阵，想歇歇，我想该轮到他接手刨一阵呗，我喘了几口粗气，他在那沒有换我的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说：“大叔你刨一会儿，让我戳一会儿”。

我只好又抡起洋镐继续刨。

我这一天受到这个大叔的变着法的表扬，夸奖，称赞，喝彩。

我看他为了说我好话，想出那些好听的话，比我抡洋镐都累。

我自我认为我是从外地新搬来不长时间，你的好话对我有用，我得到的比我付出得多。

他奔着少出力，其实他比我身强体壮，他就是抓傻小子耍着玩。

反正咱俩刨出这些粪，能向队长交了差，达到了队长心目中的标准。

那是在一个没有遮挡的北风口的地方，小北风嗖嗖的，但我是头冒热汗，把棉袄脱了，只穿一件球衬衣也一点不觉冷，我那大叔穿着棉袄还冻得佝偻着。

这是我甘当傻子，如果我刨一阵就不刨了，我那个大叔他不敢不刨，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绞尽脑汁的想出那些美妙的好话奉承我。

队长若是嫌我俩干的少，若是训斥咱俩，那可能是训斥我，给他留点薄面，但打骡子马惊，他心里明白，队长主要是想说他而没说，那他会更觉得无地自容的。

人们现在一说到那时的生产队，就感觉那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似的。

他真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的思想觉悟，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那时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有具体措施做保证的。具体怎么个具体法，不便多说，反正是把人们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

我后来到生产队当保管员，那牲口圈里有二十四头骡马，每天产的粪便，我经常打扫清理，把他们起出去。

一次因起那马粪，也赶上天头热了，我的丑脸累涨的通红，有个女社员，是个姑娘，长的挺好，

她开玩笑地说我的脸象猴屁股，我反回了一句，“还像你屁股呢”，我本意是说她才是猴子呢。结果与那姑娘一起的一群老娘们听了哈哈大笑。

让这帮老娘们一笑，这话的意思就变了。事情严重了。

那个社员羞的跟我俩急眼了，说我很多很不好听的活。

我也知道失言了，紧忙道歉说，我沒想那么多，我说错了。

好一顿道歉，她可能看我真不是故意的，总算饶了我了。

农村生产队与粪肥，人的粪便，牲口的粪便都有不解之缘，是好朋友。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在生产队又是起粪，又是和咱小队的培大粪的老头，我叫大叔的成为好朋友。

咱小队挣工分最高的两个社员，就是五更半夜到矿区公厕里掏大粪的。

他俩哪一个都比咱小队的队长挣的工分多，是队长一倍半的工分。

他俩都一年挣一万八千来工分。生产队解体那年，咱小队的日值是一元二角。他俩一个人要论月工资，一个月挣一百八十来元钱。

有资料说当时的正县长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六十元。

现在讲“人傻钱多”，那时种地，若想多打粮，而多打粮得凭人多，但国家为了发展工业，必须从农田抽取劳动力，

那就只有“人少粪多”了。

生产队是花了大力气在粪肥上的。

不是像某网友说的有地就能打粮，那地里打粮即要不违农时春耕播种，夏锄草管理，秋天抢收颗粒归仓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要在地里尽量多上粪的。

今天我唠的全是臭嗑，全说的是粑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