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城市”：一个关于寄居者的展览

近日，展览“楼上的城市”在上海瑞金大厦内的ASE基金会展览空间展出。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上世纪90年代末艺术家对于城市生活的关注开始，到2000年初，人们对于超级都市的期待和构想，直至今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自觉与表达结束，依次探讨了人与城市、建筑与城市、城市与超城市、城市及其未来等话题。

“楼上的城市”展厅现场

展览的起始有克莉丝汀·孙·金（Christine Sun Kim）的一张黑白小画《小长回声》（Small Long Echo）。这是位天生失聪的艺术家，一直在用自己独特的触角和感知方式引导我们进入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和面向。所以看上去它仿佛是城市（建筑）背面的一组远山，并弥漫着一片晦暗，但实际上，她描绘的是一段回声，一段略感阴沉的回声。诚如建筑学者保罗·多伯拉兹克（Paul Dobraszczyk）所说：“我们身处的现代都会天际线日渐高远，但今日城市生活却被气候变迁、人口过剩、社群分化等后现代的多重威胁笼罩。”

克莉丝汀·孙·金，《小长回声》，2022

“第一个知识分子”

“一位西装革履却衣衫不整、手提公文包的男子，站在黄色交通警示线上，满脸是血，右手持砖，做出一种死磕状，但看似他并不清楚手里的砖头该砸向谁。”这是杨福东早期的摄影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在此次展览中，狭仄的通道一侧悬挂着这件作品，那一刻，照片中的“知识分子”仿佛要砸向每一位路过的观者。从《第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杨福东就将目光投向都市知识分子群体，背景中隐约可见的摩天大楼提示我们，艺术家关注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下海潮。大约至世纪之交——也就是杨福东拍摄此片的前后，他们中间有的已成了商界精英，有的则倾家荡产，一去不返，还有的从此流落街头，不知所终。就像杨福东说的：“（当年）每个人都想做大事，但最后总是一事无成。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雄心勃勃，即便他们明知存在各种障碍——那些障碍或来自当时的社会，或来自他们自己。”

杨福东《第一个知识分子》，2020，彩色C-print

朱利安·奥培，Sonia Elvis Elena Paul，2022

当然，大多时候，人们对此并不自觉。就像朱利安·奥培（Julian Opie）画面中的那些庸庸碌碌的人物一样，他们像是在跑步，又像是在匆忙赶去上班的路上。这些人物被抽象成简单的线条和块面，甚至像一个符号，虽然无法清晰地辨识他们的具体身份和阶层，但还是可以隐约地感知到他们跟城市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第二人生城市”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艺术的栖居地由于都市的扩张而不断向城外迁移，从上世纪90年代的圆明园到后来的宋庄、798，再到草场地、黑桥等艺术区，其始终处在城市郊区或边缘地带。对于艺术家刘韡而言，这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亲历并见证了这一变动，也自有着格外的体会。平时住在北京三环边上，工作室则在五环之外，每天往返于都市中心与城乡接合部之间，日常的所见和感知成了他艺术实践的素材和起因。

“紫气”系列绘画便是他每日下班回家途中车窗外的景致。也只有在远观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它大概的轮廓和层次。对于艺术家而言，它一方面有漂亮的外表，另一方面又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或一个始终在工作的电路板，一个始终在闪烁的屏幕。置身其间的人们其实看不到也意识不到它光线的外景，只有逃离这座巨型机器，站在远处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它井然有序、五彩斑斓的外表。

刘韡，《生存》，2023，布面油画

在安德鲁·皮埃尔·哈特（Andrew Pierre Hart）和肖江的画面中，几何形体同样占领、甚至同化了自然。相较而言，哈特拼贴式的画面则充满了欢快与荒诞，并带着某种超现实感和乌托邦色彩。同样是形式征服自然，龚剑的新作《中秋节偶遇》（2022）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仿自毕加索、马蒂斯造型方式的人物所身处的不再是层层叠叠的山峦，而是皎洁月光下泛着涟漪的湖水和安静、宁谧的湖畔。可见，艺术家追求的不是诉诸运动和速度的乌托邦，而是自然天成的世外桃源。

安德鲁 ·皮埃尔 · 哈 特，Sonara & blacqousti Act: 2 movement:3 003，2022，布面油画，亮片及炭

说到乌托邦主义建筑，其一直是崔洁绘画的主题。过去的几年里，崔洁翻遍了世界各地、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包括至上主义、构成主义以及包豪斯、风格派等，还有一部分图像则来自科幻电影或其他相关的图集。一方面，这些建筑或其图像本身成为她描绘的主题，另一方面，她也将这样一种先锋派风格和乌托邦主义色彩融汇在日常所见的普通建筑中。在她的笔下，这些建筑虽然变得更加平面，但她依然保留、甚至放大了建筑本身的运动、速度、垂直感以及向上的势能。比如《招商局西港中心#2》（The Westpoint，2021）这幅作品，便是多个图像底本叠加（影）的结果。

如果说先锋派吸引崔洁的是抽象的形式，那么在赵刚眼中，与先锋派有关的一切都是他汲取的素材和营养。比如一幅图案，一种颜色（红色），一座建筑，乃至列宁的肖像，等等。与崔洁不同的是，赵刚描绘的就是历史，而不是未来，准确地说，是他关于这段历史的经验和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本单元主题“第二人生城市”来自因故未能展出的曹斐影像作品，取材自中国最早的虚拟游戏《第二人生》（2003）——也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元宇宙游戏。

“第三形式”

郑源的《梦中的投递》（2018）将镜头聚焦在一个新群体或阶层——外卖员身上。影片充满着蒙太奇的色彩，一会儿，疲惫的快递员瘫倒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一会儿，这些个体的劳动者们被聚集在荒漠中的一处山寨公园里，而奔波的外卖骑士成为了静止的“塑像”。对于这一正在经受着“24/7”之不可承受之重的从业群体而言，睡眠已经变成了风险，做梦也成了他们唯一释放自我的通道。影像旁边的丹尼尔·李希特（Daniel Richter）的绘画《吱吱，叮当作响的楼梯》（Stairs Creaking, Clinking）是一个不错的呼应。画面中匆匆忙忙下楼的身影叠加，既是运动与速度，也是一种梦幻蒙太奇。

郑源，《梦中的投递》，2018

事实上，“24/7”带来的倦怠与焦虑不仅体现在快递员身上，还已渗透到很多行业。这条经脉便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第三形式”，它既不是城市、建筑的外部形式（“第三形式”），也不是空间的内部形式（“第二形式”），而是贯穿或渗透整个城市的一种“无形的形式”。就像《鸟头世界》中的那些城市建筑的全景或一角，只有当这些街拍的图片聚合在一起，形成一面黑白矩阵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这个城市到底靠什么呼吸。当然，除了快递员和艺术家以外，还有其他的物种，比如流浪狗。它们寄生在城市中，却又无家可归。这也是选择胡尹萍这组雕塑参展的原因所在。

“楼上的城市”的故事没有结尾，这里只是暂时画了一个句号。它既带着激进、向上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它又完全脱胎并深植于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这种不上不下、忽高忽低的暧昧感觉既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也是今天艺术界普遍仿如“温水煮青蛙”般的窘境。然而，展览终究提供不了任何具体的答案，有时候甚至连提问都没有，即便是身处其中的艺术家，其实也给不了一个恰当的回答。他们能做的，只有用最敏锐的触角伸向现实中的那些最痛的地方，并不忘提醒公众：任这座城市如何固若金汤，我们总会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缝隙和出口。

王强，《熟悉的夜 VIII》，2020

法拉·阿塔斯，《杂技舞者》，2021

（本文摘编自《楼上的城市：一个关于寄生者（们）的展览》一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策展人。）

“楼上的城市”将展至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