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左权将军牺牲80周年：左权将军是父亲王政柱的恩师，也是母亲罗健的救命恩人

编者按：1942年5月25日，中国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的十字岭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遭日军伏击壮烈牺牲，时年37岁。左权是抗战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朱德为左权题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为吾华，太行正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将军牺牲80周年纪念日，开国少将王政柱（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之子王延专门撰写文章，深切缅怀父亲的恩师、母亲的救命恩人左权将军，并纪念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85周年。

左权（1905.3.15-1942.5.25）

2022年5月25日，是左权将军牺牲80周年纪念日。8月25日，是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左权任副参谋长）85周年纪念日。看着父亲王政柱留给我的日记形式的回忆录《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和文集《战地黄花——回忆与怀念》以及其他资料，父亲跟随朱德、彭德怀和左权首长战斗的历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王政柱回忆录《烽火关山》和《战地黄花》

1915年10月15日，父亲王政柱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市顺河集镇西张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王正柱。1930年10月，他加入鄂豫晥红军第10师28团，1933年入党。1935年7月，在红四军任军部书记的父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总指挥徐向前。11月12日，在四川懋功，父亲被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任参谋，直接跟随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1936年4月2日，作战科长黄鹄显调任红30军参谋长，父亲接任科长。6月27日，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司令部机关进行“西北地区地理常识竞赛”，父亲得到第一名，刘伯承在获奖名单中把父亲的名字由“王正柱”改成“王政柱”。

1936年4月，时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的王政柱在长征途中四川甘孜留影。

长征胜利后，1936年12月1日，父亲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总部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与党中央会合，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作战科与中革军委一局作战科合并，9日，父亲被任命为合并后的中革军委一局作战科长。1937年元旦过后，父亲奉命带领4名参谋给毛主席清理文件，1月13日，跟随毛主席到达延安凤凰山。1937年3月，父亲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二期三队学习。

1937年3月，王政柱入抗大前拍摄于延安，时任中革军委一局作战科科长。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1937年8月5日，父亲被分配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作战参谋（科长黄鹄显）。父亲回到朱总司令身边，又开始直接跟随彭德怀和左权。9月6日，父亲随同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政治部任弼时主任和邓小平副主任率领八路军总部机关从云阳镇出发，开赴抗日前线（9月3日，彭德怀随周恩来副主席先期赴山西、河北做统战工作）。9月11日，国民政府下达命令：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仍称八路军）。9月15日，总部到达韩城以南的芝川镇，父亲立即了解黄河水深水流，不会游泳的他扶着马背做过河试验。16日早上，人员和行李乘船，骡马泅渡，下午4时，全部到达黄河东岸的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父亲在渡黄河中的细致工作得到首长好评。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乘船东渡黄河。右起：朱德、任弼时、左权、黄鹄显。（共拍4张，底片由王政柱保存。）

朱彭左首长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在山西转战八年，直接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三个主力师（115师、120师和129师）和四大根据地（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为了粉碎日军企图消灭我指挥机关进行的扫荡，八路军总部不断转移，经过和驻扎的地点共80个（含往返），最短住1天，最长住1457天（左权县麻田镇）。转战中的以下经历让父亲终生难忘：

（一） 同蒲路上过中秋

1937年9月19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总部到达山西侯马，即登上同蒲铁路（大同至蒲州镇以南的风陵渡）火车前往太原。只见一大群人涌进车站，带着月饼和水果慰问上前线打鬼子的八路军。朱总司令几次起身想下车同群众代表见面，因车站秩序太乱，担心混有坏人，被父亲和周围的卫士劝止。朱总司令坚持走到车厢门口，向大家招手并高声喊道：“谢谢乡亲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慰问。一切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军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姐妺，都应携起手来，共同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们八路军这次出征，决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朱总司令一席话，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站台上、车厢里，激情的口号连成一片，响彻长空。

晚上7时20分，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父亲无比兴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和朱总司令一起在火车上过中秋节。9月21日，列车到达太原，朱总司令与周恩来、彭德怀会合。

（二） 指挥平型关伏击战

9月23日，总部从太原北上，到达五台县城东北的南茹村（住30天），朱彭左即电令115师向灵丘出动，设伏侧击灵丘来犯之日军。25日，115师平型关（灵丘西）首战告捷，消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26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致电朱、彭、任（弼时）：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父亲说，过去因彭德怀问题，对八路军总部基本不宣传，平型关战役是总部决策的，八路军团以上行动必须报总部批准，平型关大捷充分显示朱彭左首长的指挥才能，从总部与115师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总部首长对伏击战的各个环节考虑非常周到细致。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平型关大捷）胜利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随后缴获的战利品如枪支、东洋刀、日本军旗、电台、报话机、洋马、军犬、服装、食品、文件等，送到八路军总部。目睹这些实物，更是喜上加喜。”

1938年，王政柱摄于总部转移途中，所戴皮帽、所穿军大衣均为缴获日军战利品。

（三） 一条毛毯

总部在南茹村时，一件事情让父亲难以忘怀。因五台地处山区，气温急降，左权到作战科看望大家，发现父亲被子很薄，抵不住风寒，回去就让警卫员景伯承送来一条毯子，父亲坚决不收，景伯承解释说，参谋长本来想把他的大衣一起送来，要父亲一定收下。夜间，父亲盖上首长送的毛毯，内心充满感激和温暖。

（四） 依托太行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平型关大捷后，总部向南转移，1937年11月8日，八路军总部召开石拐会议，朱德、彭德怀传达中央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部署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的指示。12月30日，总部到达洪洞县马牧村（住51天），指挥129师在晋东南打了三个大胜仗，即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1938年3月15日，总部进驻沁县东南小东岭村（住27天）。

八路军总部开进华北经过路线图（1937年9月6日至1938年3月15日）

4月，总部指挥129师取得“反（日军）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5月23日，总部到达沁县南底水村（住69天）。7月，父亲被任命为作战科副科长。8月8日，总部进驻屯留县故县镇（住135天）。1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习惯仍称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左权任参谋长，傅钟任野战政治部主任、陆定一任副主任，杨立三任后勤部长，作战科长由罗舜初接任。前指成立后，总部有更大的指挥空间，朱彭左首长指示作战科：认真研究和寻找日军的“软肋”，打蛇打在七寸上。12月27日，总部到达潞城县北村（住199天）。1939年6月，罗舜初调山东根据地，父亲接任作战科长。

（五） 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1939年7月15日，总部进驻武乡砖壁村（住88天），10月11日，进驻武乡王家峪村（住359天）。1940年4月，母亲罗健被分配到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五科（机要科）任译电员。母亲是抗大五期女生队学员，1939年6月，由她的排长郝治平（罗瑞卿大将夫人）介绍入党，9月毕业，赴抗日前线基层实践了半年。母亲到总部后，由于上过初中，文化底子好，天资聪颖，又加上勤学苦练，很快熟练掌握密电码，参加了百团大战译电工作，深得左权信任。

1988年9月4日，在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右起：王政柱、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罗健、陈赓大将夫人傅涯。

1990年，为纪念百团大战发动50周年，父亲撰写了一本回忆录《百团大战始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行。这本书为百团大战正名，纠正庐山会议后因批判彭德怀而给百团大战强加的不实之词。父亲在书中对百团大战发动的前因后果和全过程都有详细解说，他还保存着抗日战争时期54份电报、部分作战命令，本文不再细述。根据父亲生前回忆作如下补充：

1990年，百团大战发动50周年，王政柱撰写《百团大战始末》。

百团大战原名为正太铁路破袭战，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而策划，最早由朱、彭两位老总提出，得到左权参谋长全力支持，再由作战科细化形成作战方案，计划参战兵力22个团，在朱老总回延安前制定完毕。

194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电告，要朱德（在洛阳）会晤卫立煌后经西安转来延安。临行前，朱德夫人康克清把一块五六尺长的红布送给左权夫人刘志兰，作为送给即将出生的子女的礼物。4月23日，父亲在王家峪送走朱德一行后，到北方局党校学习三个月。5月26日，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使党中央、毛主席充分了解前线战况和作战计划，对发动百团大战至关重要。8月15日，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组成如下：

1、司令部（驻武乡王家峪村），参谋长左权。

参谋处长阎揆要（后为白天，又名魏巍，原国民党第93军参谋长）；

一科(作战)科长王政柱，副科长何廷一；

二科（情报）科长魏国运；

三科（通信）科长海风阁；

四科（管理）科长朱早观，副科长谢汉初；

五科（机要）科长段连绍；

新闻台台长邹毕兆。

2、野战政治部（驻武乡下合村）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

组织部部长周桓；

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兼）；

锄奸部部长杨奇清；

群工部部长王卓如；

敌工部部长漆克昌；

秘书长陈志彬。

3、后勤部（驻武乡西堡村）部长杨立三，政治部主任谢翰文。

（1）后勤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曾有文，审计处处长陈发南、政委邓鹤龄，运输处陈处长，营业处处长喻缦云。

（2）供给部部长周玉成、政委周文龙，下设军需处处长严俊、粮秣处处长谢今古（后改名黄达）、财务处处长施作霖、供给学校校长王企之。

（3）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政委孙仪之。

(4) 军工部部长刘鼎、政委孙开楚、副部长刘鹏、政治部主任宋甫南。

由于王家峪过往人员较多，不利于保密，朱老总走后，左权命令作战科搬到砖壁，他把家也搬到砖壁。5月27日，左权女儿降生，彭总为其取名左太北，意为八路军总部在太北地区。左权全家在砖壁幸福地生活了短暂的三个月。8月，因为百团大战和刘志兰回延安学习，左权全家离开砖壁，在王家峪分手。我每次到砖壁参观，走进左权旧居，两眼都会充满泪水。

1940年8月，左权唯一的全家福，摄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左起：刘志兰、左太北、左权。

1940年7月上旬，父亲从武乡上北漳北方局党校毕业，回到砖壁，即协助左权起草朱彭左7月22日发布的《关于破袭正太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8日，朱彭左发出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的《关于正太铁路破袭战役行动命令》。

8月20日，战役正式打响，华北军民踊跃参战。22日下午两点，在砖壁指挥中心作战室，有超强记忆力的父亲，把参战105个团的名字和所在战区，一字不差地向彭、左首长报告，彭总打断父亲的话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左权命令父亲核准各团参战兵力和战况。当晚，八路军总部给延安和重庆发的电文中，最先定名“百团大战”。这就是“百团大战”的来历。

百团大战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12月10日，父亲总结起草百团大战战报，以八路军总部名义正式公布：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军20600余人，伪军51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伪军18000余人。八路军也付出极大代价，阵亡5890人，负伤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踪307人。

百团大战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振奋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彻底粉碎“亡国论”，拯救中华于危难，提高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有重要作用，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或阻止日军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阴谋，配合和策应了正面战场，有力地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百团大战和左权将军牺牲，有力地驳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诽谤。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实报道：个别人无限度夸大黎城在抗战中的地位，企图把黎城打造成抗战中心，并妄称“发动百团大战是为了保卫黎城‘腹心’根据地”，这是对百团大战的严重歪曲；八路军总部从来没有在黎城驻扎过，为了证明黎城是八路军指挥中心，他们把1940年4月13日，为庆祝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彭德怀在长治北故县镇参加晋东南阅兵大会的阅兵台，移花接木搬到黎城孔家峧村；仅凭孔家峧村挖出的粮食账单和一个村民一面之词，在郭姓粮秣会计家里建造了子虚乌有的总部指挥室、朱德住的套房和彭德怀、左权住的单间……这种歪曲历史的做法，是对八路军抗战史极其不负责任，也是对八路军总部全体将士的不尊重、对先烈的大不敬，对后代将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1940年10月5日，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为反日军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总部离开王家峪，向东转移，两进砖壁，于11月8日到达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村（住236天）。1941年7月1日，总部到达最后驻地辽县麻田镇。

1941年5月，在山西武军寺八路军总部。前排右起：王政柱、左权、魏国运。这是父亲保存的唯一和左权的合照。

从八路军总部成立到左权牺牲，父亲在左权身边工作了五年。左权文武双全，父亲从心底佩服，视左权为老师和兄长。两人性格相似，脾气都极好，非常投缘。彭总性格刚毅，原则性极强，批评人不讲情面，发起火来除左权外谁也劝不住。父亲回忆说：彭总一生对三个人从不发火，就是朱德、左权和习仲勋，他们以柔克刚，中和了彭总的暴脾气。朱老总德高望重，彭总一直非常敬重。左权处理问题水平很高，彭总非常欣赏他的才能。父亲有一次问彭总为什么从不对参谋长发火？彭总说，我找不出（对左权）发火的理由。碰到彭总发火，左权从不顶撞，平静后再慢慢沟通。两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说。比如在关家垴战斗中，最后彭总听从左权建议停止强攻，事后129师刘伯承师长说：要不是左权，我们流得血会更多。左权是彭老总最得力的助手。

左权非常信任父亲，对他重点培养。从小免费听了半年私塾的父亲，文化底子薄，左权首先从提高父亲文化水平入手，给父亲讲了很多生字、成语和典故，然后教父亲数理化知识，学会度量衡换算。为了提高父亲的写作水平，从起草电报开始，父亲每写一份电报都经参谋长修改。1940年，左权要求作战科每个同志向《新华日报》和内部刊物《华北战讯》投稿，左权说：“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也要能文。”在左权帮助下，1941年1月19日，《百团大战中交通站之胜利》一文发表在《华北日报》上。当报社送来稿费时，父亲发了愁，因为稿子是参谋长一字一句修改写成的，想交给参谋长肯定被拒收，最后就把稿费用作值班夜餐费了。写作水平提高后，左权又把工作报告和经验总结交给父亲写，使父亲养成一事一办，一办一总结的习惯，工作安排井井有条。

在军事技能方面，左权亲自带领父亲和作战科一起投弹、射击和爬山等，进行军事训练。在参谋业务方面，左权帮助父亲掌握绘制地图的本领，使父亲侦察完地形后就能画出地图，让首长们能一目了然。我至今保存着父亲留下的一个蜡烛台。在八路军总部转移途中，父亲点着蜡烛后，左手举着蜡烛台，右手拿着木棍，指着地上和墙上他画的地图，向朱彭左首长汇报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

父亲从抗战时期开始使用的蜡烛台

左权对八路军从严治军，在司令部工作中制定了不少条令条例。他与刘伯承一起编译了《苏联工农红军步兵作战条令》，使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化发展，对我军建设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他注意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参谋人员业务水平。1942年2月，日军在扫荡中使用糜烂性和窒息性毒气弹，致使我军好多同志中毒，左权即组织防化学武器知识的培训。

他坚持精兵简政，坚持司令部只设科，不设部、处（参谋处长是虚职)，减少中间环节，一杆子捅到底。母亲罗健生前回忆，在八路军总部有两件事让她最难忘：一是总部从发现敌情到转移不超过30分钟；二是回复下级电报请示不超过一刻钟。轮到母亲值班，她把电报译好交给值班参谋，值班参谋再交给作战科长，父亲找左权一起到彭总办公室（作战室），两位首长研究的同时，父亲把回电起草好，首长签字后机要科即发出，作战效率极高。这些都是在左权参谋长领导下长期养成的工作方式，也值得今天军改整编学习借鉴。

左权是我军军工事业的开创者，他和朱彭老总一起亲自选址创建的“黄崖洞兵工厂”被称为我国军工生产的始祖。彭左首长视兵工厂为“明珠”，把总部警卫团主力调去保卫黄崖洞，左权亲自组织指挥黄崖洞保卫战，总部特务团以伤亡166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000人，创造了八路军最经典的战例和反扫荡模范战斗。

战争年代，老一辈都吃过武器落后的苦头，深知装备的重要性，也希望下一代从事国防科技事业。1962年7月，我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要发扬黄崖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去哈尔滨攻克科技堡垒！

左权在黎城黄崖洞

左权把父亲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参谋人员，并得到领袖和老帅们的信任，他前后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9年，跟着彭总16年，被彭总称为“活字典”“活地图”。左权牺牲后，父亲接过左权的枪，担任彭总的助手，被八路军总部直属队选为七大代表。回延安后，他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后兼任枣园中央书记处作战室主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年四个月，协助毛主席直接指挥保卫延安并决策撤离延安。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协助彭、习（仲勋）首长解放大西北。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跟着彭总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父亲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恩师左权的培养。

左权牺牲是父母亲一生的最痛，“五一”反扫荡，左权亲自拉着母亲突围，是母亲的救命恩人。

1942年5月1日，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万余日伪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对冀中进行“拉网式”大扫荡（称“五一”大扫荡）。19日，日军集中20000多人对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实行疯狂的“铁壁合围”。23日，总部和北方局从麻田开始向东转移，24日到达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南艾铺地区。25日清晨，由南艾铺向北转移途中，于上午10时被日军飞机发现，进行狂轰滥炸，顿时人仰马翻，队形大乱。

彭总立即和左权、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立三后勤部长紧急决定分路突围，司令部、北方局仍按原方案沿清漳河东岸向北转移，野战政治部向东（武安方向）、后勤部向东北（黄泽关、羊角方向）分三路转移。由于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主力被派到黄崖洞保卫兵工厂，司令部只留下一个加强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加上政治部一个政务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总兵力不足400人。左权命令父亲和唐万成带一个加强排保护彭总先突围出去，彭总不肯，左权对彭总说：你的突围路线王科长都安排好了，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你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直接指挥机关突围！彭总还是不肯，左权命令父亲和唐万成指挥战士把彭总强行扶上马先突围出去，他亲自带领司令部和北方局向西北突围。

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遭敌合围。图为分路突围示意图。

母亲原名叫罗秀珍，从小体弱多病，参加游击队后，为行军点名方便，改名罗健，意思是要成为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1944年4月生我之前，她在延安中央医院做产前检查，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得过肺结核，这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

转移刚开始时，母亲就掉队了，左权见状，拉着母亲跑在前面，其他六名女机要员紧随其后。左权决不能让八路军机要员落入敌手，一旦密码泄露，八路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跑着跑着母亲脚一滑，掉到路边深沟里，左权反复向上拉都没有成功，便让他的警卫员郭树保跳进沟里，把母亲推上来。母亲对左权说：14号（左权代号，由作战科制定，彭总12号，罗瑞卿主任15号，杨立三部长18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走，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对母亲说：现在三面都被敌人包围了，只剩向北一条大路可走，千万不要走小路，你原地不动，我一会派人来接你。到十字岭山脚下，左权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红军原路返回找到母亲，把母亲拉着拖上山（他紧接着下山去找另外一位失散的同志）。

下午两点多，母亲到了山顶，看见30多米远的左权，就跑上前报到：“14号……”话还没出口，一轮炮弹袭来，左权对大家高喊：“卧倒！卧倒！”随手把身边的小战士按倒。这时北方局学员上到山顶，大都是地方学员，没有作战经验，动作太慢，左权等大家都卧倒后才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后脑被爆炸的弹片削掉一半，当场壮烈牺牲。母亲亲眼看到了这个惨烈的景象，哭了三天三夜。当时组织规定保密，谁说出去谁受处分，母亲只好把秘密藏在心中长达40年之久。

建国后，父亲先后写了《向左权同志学习》（1962年6月2日，在海军直属机关纪念左权同志牺牲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可亲可敬的首长和老师》（1980年5月载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左权同志》文集）和《名将左权将军》（载于1986年3月5日《解放军报》）等多篇纪念文章。他的日记和当年写得总部突围经验教训总结报告，记述了左权壮烈牺牲的经过：

（一） 左权牺牲的时间和地点

左权牺牲时间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2点半至3点，当时没有表，是根据太阳位置看的时间，因此对时间判定会有不同。地点在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的石碑至今保存完好。当天中午，总部派出的侦察警卫分队和当地民兵同敌人先头部队接触，约下午2时，十字岭东面不到2000米的山头被日军占领，日军用机枪扫射爬向十字岭的突围队伍，架起山炮向十字岭山顶开火。我们如能夺回这个山头，左权不会牺牲，但已无兵可攻。

影视作品中，左权被日军飞机投弹打中牺牲是不真实的，应是日军发射的山炮炮弹。正如彭总对左太北说的话：“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轮）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轮）会瞄准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掉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1987年，王政柱和夫人罗健，采摘山花爬上十字岭山顶，祭拜左权参谋长。

（二） 左权为什么牺牲在十字岭？

总部分三路突围，必经十字岭山顶然后分路。上午经敌机轰炸队形被打乱后，大部分人不知道改为三路，还以为按原方案突围，牺牲的同志大都是往小路或附近山上跑时，遭遇三面合围的日军毒手。到了十字岭的同志不知道下一步去向，左权就像交通警察一样在十字岭三岔路口指挥着大家。

为什么左权不派其他人指挥呢？左权在十字岭牺牲时,身边除入伍8天的新兵警卫员小张外,无一兵一卒。左权中弹前按倒的正是警卫员小张，使他毫发未损。司令部其他同志都被左权派出去执行突围任务,警卫连的其他三个排（共四个排）都派出去掩护和断后,老警卫员郭树保也被派到山下。行进至山腰，左权发现牛皮文件包不见了（估计因年久老化的背带断掉），同时发现挑着机密文件箱的挑夫没有跟上来，左权赶紧命令郭树保去找。郭树保认为危险时刻他决不能离开首长，提出让新兵小张去找。左权坚定地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你熟悉情况，他还是新战士，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郭树保只好服从命令。后来知道左权牺牲，他追悔莫及一辈子。

在突围中，左权至少有三次安全撤离的机会。其中有两次是彭总不放心左权安全，命令唐万成带一个班原路返回接应左权突围，但都被左权拒绝。最后一次机会是下午两时许，彭总一行翻过十字岭到北边山脚下，令唐万成返回十字岭，在山顶找到左权，唐万成反复劝说，拉着首长的手要求立即下山，左权发现东面山头的日军正打炮并用机枪扫射我北方局党校学员的上山队伍，他决定最后撤离，并用枪顶着唐万成的头说：我有我的职责，绝不能离开战斗岗位！你赶快去追赶彭总，把彭总安全护送到小南庄！唐万成含泪执行命令。左权放弃了最后的突围机会。

（三） 谁是左权牺牲的见证人？

1982年5月，为纪念左权将军牺牲40周年，中央、山西和河北等地的电台、电视台先后到总后勤部采访父亲，其中一次在家中会客室，父亲说，我不是左权牺牲的见证人，罗健是见证人，便把母亲叫出来和大家见面。母亲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边说边哭，记者们无不落泪。母亲说，山顶上几十位在场的北方局党校学员也是左权牺牲的见证人。

母亲还讲了决心为左权报仇不考虑个人问题的故事。在麻田总部，彭总让夫人浦安修当红娘，两次向母亲介绍王政柱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3月7日，父亲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彭总命令父亲把前线缴获日军的190两黄金带回延安，同时安排母亲修改密电码同行。母亲回忆说，途中他们的共同语言就是回忆左权，通过相互交流拉近了距离，父亲用对党的忠诚打动了她。他们经过72天，行程2130里，于5月17日到达延安。5月30日，父亲和母亲在王家坪军委小礼堂结为夫妻。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简朴的结婚仪式，证婚人是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和彭总夫人浦安修。母亲说，他们的婚姻既是彭总点的鸳鸯谱，更是左权参谋长在天之灵的安排。201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共和国名将系列电影，其中《金身将军王政柱》就讲述了送黄金的史实。

（四） 左权遗体由谁掩埋？遗物由谁带出？

左权牺牲后，女同志们哭声一片，枪炮声不断，紧急时刻，北方局党校学员李锡周（时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建国后任海军南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挺身而出，指挥大家继续突围，母亲跟着党校学员们一起下山。李锡周找来另外两位职务最高的军队学员李克林（时任山西决死队四纵队团参谋长，建国后任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和穰明德（时任129师新编第10旅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与警卫员小张一起把左权遗体抬到僻静处，找来简易工具挖坑掩埋，用土盖好后，再用树枝和杂草进行伪装。他们四个人带着左权的遗物和佩枪，于26日清晨赶到清漳河畔的小南庄。

父亲把他们带进彭总住的屋子，彭总是午夜前到的小南庄，前面突围出来的同志已告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彭总面对窗户，背对大家，悲痛万分，潸然泪下。彭总是硬汉，父亲第一次看见彭总流泪。当他们递上左权遗物时，彭总把手枪推给父亲说：你和左权相处五年，亦师亦友，感情最深，这把枪就由你保存留个纪念吧！

这把德国造的3号左轮手枪，原来是国民党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的佩枪，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牛元峰被红军包围后举枪自杀，枪被我军缴获。父亲带着这把枪继续参加抗日战争、解放大西北和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后，因海边潮湿，每个月他都亲自保养，拆卸擦洗后重新组装，使枪总是闪闪发亮。1959年建国10周年，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父亲把枪和左权送的毛毯一起捐献给军博。这把枪和朱老总的佩枪都作为军博一级文物，一起在军械馆常年展出。其他遗物，彭总派专人送到延安，交给左权夫人刘志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左权佩枪，德国造3号左轮手枪。

1942年5月26日，彭总率司令部、北方局到达砖壁（第四次进驻，住20天），父亲则率司令部部分人员和北方局党校向太行军区第二分区（榆社、和顺地区）转移。日军撤走后，彭总组织小分队到十字岭把左权遗体抢运到砖壁。6月17日，总部回到麻田，立即与北方局一起为左权、张衡宇（北方局调研室主任）、何云（新华日报分社社长）等同志举行追悼会，左权遗体装棺入殓，临时下葬。10月10日，在河北涉县石门村举行了有5000人参加的公祭大会，左权遗体被安放在烈士公墓内修建的左权将军墓中。1950年10月21日，左权遗体被移到正式建成的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放。

在这次突围中牺牲的领导干部还有：司令部通信科长海风阁，政治部组织部科长李文楷，锄奸部科长李月波、袁立夫，被俘后牺牲的有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夫妇（夫人王振东），军工部政委孙开楚等。共计伤亡数百人，是八年敌后抗战遭到的最大损失。

（五） 左权牺牲和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元帅在他的《自述》中讲了戎马一生中的四次败仗，即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抗日战争中的关家垴战斗，解放战争中的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60军180师遭重创），讲了一生中最痛心的两件事，即八路军总部突围左权在十字岭牺牲和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大榆洞志愿军总部遭美军空袭牺牲。这六次失利，除赣州战役父亲不在外，其他五次失利的经验总结报告都是彭总指示父亲写出的。彭总告诉父亲，绝不能把走麦城说成过五关。彭总是既能打胜仗，又能（承认）打败仗，敢于承担责任的统帅。

父亲写的《五一反扫荡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摘录如下：总部、北方局机关转移人员过于庞大，不仅增大目标，行动也十分笨重。八路军总部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各约500人，后勤部（含军工部、机关工厂）2000人，骡马约800头（转移前确定工厂职工及工厂设备就地疏散隐蔽，没有认真执行），北方局（包括党校、新华日报）约400多人，合计约3500人。加上转移地点属于太行之巅，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光山禿岭，隐蔽条件差，目标暴露。事先没有分散，确定分路突围时，敌人合围已成。总部开始转移时，确定总部特务团的任务是，除以小部队沿白晋铁路破袭敌人后方交通外，团的主力担负保卫黎城黄崖洞兵工厂任务，没有考虑部队掩护问题。以为像过去一样，机关避一避就可以。机关警卫部队，司令部只有特务团一个加强警卫连，政治部一个政卫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再无其他部队。5月14日，日军对太岳军区发动“第一期扫荡”，是声东击西迷惑性质，掩护5月19日开始的重点对太行发动的“第二期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129师师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欧致富（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曾两次到北京家中看望父亲。交谈中欧司令说，彭总当时认为日军五一大扫荡重点还是兵工厂，让我坚守黄崖洞，准备打好第二次黄崖洞保卫战，忽视了总部和自身安全，当时如果调一个营回总部就好了。父亲说左参谋长感到总部势单力薄，建议提前转移向129师靠拢，彭总没有同意，认为会把敌人引向129师，给刘邓增加压力。等日军直奔麻田，调你们（欧致富率领的特务团）返回已来不及了，速发报让129师增援，离得最近的769团与日军合围部队遭遇受到阻击，未能按时赶到南艾铺。去年播出的某电视剧剧情有失实之处：左权在麻田突围时向欧致富团长布置阻击日军任务，实际情况是欧致富当时在黎城，不在麻田。

一起陪同彭总先突围的作战参谋柴成文将军（原总参外事局长）与父亲来往很多，一见面的话题就是回忆总部突围。柴成文对父亲说，麻田突围时司令部贯彻左权指示最坚决，把最宝贵的电台全部深埋（向延安报告左权牺牲和延安回电都是通过129师电台）。后勤部没有认真执行总部要求，舍不得丢下马匹和设备，结果行动迟缓造成重大损失。父亲对柴成文说：1948年4月26日，在西府战役中，西北野战军（简称西野）一纵和二纵攻克胡宗南最大的后勤基地宝鸡，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28日，胡宗南部裴昌会兵团和马家军82师驰援宝鸡，企图包围歼灭西野。紧急时刻彭总大声喊道：“王政柱，忘了麻田突围左权牺牲的教训吗？赶快命令一、二纵把战利品全部销毁！”一、二纵坚决执行彭总命令，烧掉包括一万多套军服在内的军用物资，迅速撤离，摆脱了敌人。

父亲生前非常重视对我的革命传统教育，使我有幸认识多位八路军总部的老前辈。

1965年2月，父亲任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家住湛江霞山区，我刚好在哈军工放寒假回家。父亲带我到赤坎区南海舰队后勤部，专门看望了一位海军大校，就是李锡周政委。父亲让我叫李伯伯，因为他的年纪比父亲还大。他们相谈甚欢，父亲说当年彭总表扬李科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左权遗体，我顿时对李伯伯肃然起敬。李政委谦虚地说：我在总部工作，保护左权参谋长遗体是我的职责，因时间仓促又没有工具，埋的太浅，伪装的也不好，没有完成好任务。我先后看过李锡周和李克林回忆录，2021年7月，穰明德的女儿穰李华把她父亲的回忆录发给我。他们三位前辈和母亲一样，是左权牺牲真正的见证人，左权参谋长在十字岭的光辉形象，永远刻在他们脑海里，牢牢记在他们心中。

时任总部作战科副科长何廷一（原空军副司令）与父亲关系最好，来往最多。1941年7月，何廷一被派到延安学习，在延安中央党校即将毕业时，听到左权牺牲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何司令见到父亲就说：总部突围我要在就好了，你保护彭总，我保护左权，都会突围出去。他们回忆说，在八路军总部，左权出发一定留父亲看家，由何廷一随同，彭总出发左权安排父亲陪同，由何廷一负责作战科，他们是左权参谋长的左膀右臂，都最爱学习和钻研。也因此建国后他们被分配到技术含量最高的空军和海军工作。

1999年9月17日，摄于北京，左起：何廷一、王政柱、罗健。

原作战参谋、后任情报科长的魏国运（原空军工程部长）看望父亲时回忆起刘伯承师长和左权参谋长把他的名字由魏贵银改成魏国运，意思要国运昌盛。他和父亲一样，也在左权身边工作五年。

父母亲与郭树保接触很多。1992年5月25日，在左权牺牲50周年时，曾一起陪左太北到邯郸烈士陵园祭拜左权将军。

1992年5月25日左权牺牲50周年，到邯郸祭拜左权将军。左起：左太北、郭树保、王政柱、罗健、左权侄子左江。

唐万成（原菏泽军分区司令员）到北京看望父亲时，说起十字岭没有把左权带出突围时无比懊悔，他的回忆录记述了左权牺牲和总部突围的经过。

5月25日，是左权将军牺牲纪念日，总部的前辈们在一起首先就是缅怀左权参谋长，从来不提自己突围的事。这一天不应该是他们突围的纪念日，更不能定为成功掩护总部突围纪念日。

如今，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逐渐离开我们，不实的报道与不和谐的声音就陆续出现了。先是出现两位从未听说过的左权警卫员，后来又出现多位左权牺牲的见证人。2012年9月，左权牺牲70周年纪念大会在麻田召开，一位出席活动的769团后人当众说：左权牺牲时我父亲就在他的身边。左太北当即驳斥说：你父亲要在身边，我父亲能牺牲吗？我父亲牺牲了，你父亲怎么丢下我父亲不管了？

令人痛心的是，左太北大姐离开我们三年了，她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质。太北大姐最反对用烈士的名义贴金和造假。她把保存的左权11封家书交给了儿子沙峰，继续传承左权红色家风，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8年7月29日，王延到医院看望左太北大姐。

现在网络上、电视剧里还有很多失实的报道，就是当年385旅769团漆远渥政委和左权同在十字岭山上，日军第一发炮弹击中漆政委左眼，左权组织战士抢救，接着左权被第二发炮弹击中牺牲(另一个版本是被同一发炮弹击中)。1960年，父亲和漆远渥伯伯都任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一起在高等军事学院写战史。1962年5月，左权牺牲20周年时，漆伯伯到家中看望父亲，谈起左权牺牲时说：769团要早赶到（南艾铺）半天就好了，左权和那么多团以上干部可能不会牺牲，父亲说你们要早赶到3个小时情况就会好得多。老一辈都知道漆远渥将军受伤与左权牺牲不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这些错误一目了然，如果山上有769团部队，为什么只抢救漆远渥政委，而丟下左权的遗体不管？

父亲在回忆录中说：总部和北方局转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769团部队，769团是在左权牺牲、总部从十字岭突围后才赶到的。根本不存在左权在南艾铺接见769团团长并当面下达（掩护总部突围）任务一说。这些不实事求是的说法，不仅对左权将军不敬、伤害了左权后人，也使老一辈的名誉受损并陷于被动，需要承担没有掩护好总部和保护好左权的责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得是日军特别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成功，在十字岭打开左权棺木，对遗体进行拍照，然后掩埋好并敬礼致敬，还说什么这是武士道精神，尊重敌方遗体。父亲听后气愤地对我说：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野心不死！一个挺进队就能成功，日军还需要派两万多人围攻八路军总部吗？左权在十字岭牺牲根本没有棺木掩埋，左权牺牲消息是以朱彭的名义在1942年6月10日对外公布的，为了迷惑日军，电文中把左权牺牲日期写成6月2日。日军路过十字岭即使挖出遗体，也不可能知道是谁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大屠杀，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往水井里下毒、对地道施放毒气等等，这些罪行有什么礼貌可讲？父亲一番话让我醒悟。

近年来，出现在正史和老一辈回忆录中根本找不到的“益子挺进队”等说法，并在影视作品中大量编造宣传，网络中还经常出现日本鬼子当年侵华的照片资料。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替日本帝国主义作宣传，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为什么左权将军已经牺牲80周年了还能被大家深深怀念？父亲生前说过的两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每到左权牺牲纪念日父亲都会对我说：没有左权，你们的母亲不可能突围出去，就不可能有你、你弟弟、你妹妹三个孩子，要永远感恩，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左权将军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地方，1932年，左权受王明迫害，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彭总两次上书毛主席要求撤销处分，但因历史原因都未能解决。左权在八路军总部甚至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父亲这一级干部是知情的。但左权从不因此影响工作，更不在下属面前有所表露，仍然对党忠心耿耿。

父亲一生跌宕起伏，他时刻以左权为榜样。1959年庐山会议后，父亲被打成“彭黄分子”，免去军职，但他依然听从徐向前元帅召唤，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像左权那样，时刻把党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1963年，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合影，前排左起：王树声大将、徐向前元帅、李成芳中将，后排左起：王政柱少将、魏传统少将、曹广化少将、漆远渥少将。】

1962年，左权牺牲20周年，海军宣传部门请父亲给机关直属队青年讲传统课，母亲劝他不要在海军露面，但父亲欣然接受。6月2日，父亲在海军直属队青年纪念左权同志牺牲20周年大会上说：“左权是我敬重的首长和老师，在五一反扫荡突围中，他上救彭总，下救机要员和战士，他时刻想着别人，想着部下，唯独没有他自己。最难能可贵的是，左权受王明迫害，被打成‘托派’，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直到牺牲时都未撤销。左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行动证明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永远学习左权将军，永远怀念左权将军！”

1992年，左权将军牺牲50周年，深圳电视台和特区报到北京采访父亲，父亲把采访清样留给了我，题目是《一提左权就流泪》。看到这个清样，我更加想念父母亲，我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像他们那样，永远学习左权将军、永远怀念左权将军，把左权将军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深圳电视台和特区报采访王政柱。图为采访清样《一提左权就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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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王政柱（1915.10.15-2001.4.8）

王政柱，原名王正柱，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

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4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罗健（1923.10.18-2014.10.21）

罗健，1923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宿州市，1937年7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入伍，1939年6月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司令部秘书组长，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离退休办主任，总后管理局师职离休干部（享受副军职医疗待遇）。

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独立自由功勋荣誉章。

2014年10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王政柱将军之子王延

王延，湖北麻城人。1944年4月15日生于延安。1962年7月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入伍，学习导弹遥控遥测专业。1965年4月入党，1967年7月毕业。

毕业后从事海军导弹装备研制工作。原海军驻航天二院总军事代表、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大校。曾荣获四项军内科技进步三等奖，立三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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