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祭簿》一窥宗族事务的运作

皇历江王祠

《祭簿》所列董事名单

清光绪七年（1881年）江王祠祭产票据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皇历江王祠重修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启祥主持编辑、印刷《祭簿》。现保存于永安贡川洋峰村裔孙处的“光绪祭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册，为这座千年古祠的管护工作留下了珍贵文档，也成为研究清代福建经济、文化史和航天先驱李宝焌的原始资料。

江王祠位于永安市槐南镇皇历村，于2013年被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总理董事的李启祥，清道光乙酉年（1825年）生，洋畲（今永安市贡川镇洋峰村）人，字孔长，号静斋，贡生，其主持祠堂等祖产管护前后30多年。

宗族事务秘不示外

为何有此《祭簿》？孔长说：“余不辞跋涉，权理三十年间，颇知一二，谨刷《祭簿》二十四部，分作二十四字，交后董事知所考据，并发各房共知祀事源由。至于日后有缴价捐田者，有赎回田叚仍置别产，俟后另行刊刷，添入永为共监。”

《祭簿》一共印刷了24部，且以24个字编号，印刷量很小，在宗族事务秘不示外人的旧时，这有利于管理。

《祭簿》共58个页码，所载内容发生在清代中后期，自道光庚寅年（1830年）持续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孔长5岁到62岁前后近60年，前辈和自己掌管、经手的事务，围绕江王祠祭祀、祖产购置和管护活动，涉及祖祠修护、募捐钱物、乐捐者名录、购置祭田山场清单、祭祀仪规、祭文、唐朝年间历代皇历先祖生葬信息等。

通览《祭簿》可见，其间宗祠的建设、管护具有延续性，每次倡捐除了修葺祠堂，都注意祭田的经营。其中《重修皇历祖祠序》《捐祭田序》《祭田序》《重修祖祠序》等序言，记录了清代中后期江王祠的三次修葺、两次倡捐祭田细节，有“复募捐田价以备祭祀”“总期广置祭田，议立良规，善为筹划经营，俾将来祖庙可以长新”等长远规划。

三次重修两捐祭田

唐中期，孔长的远祖尚昊（唐高祖李渊七世孙、江王李元祥六世孙）避难于皇历（时为尤溪四十二都地界），村内长期保留有李氏祖祠、祖墓。据清顺治八年（1651年）《附重修皇历祖祠引》记载，皇历祖冢祖祠于唐德宗贞元间（785—805年）造葬建立，数百年来“祠之倾圮重修者屡矣”。

到了清代中期，“祠墓俱在，而继至今，蛛网漫空几无空之可漫，蜗涎篆壁并无壁之可篆，则以朽腐实甚，非重建无以增辉”。道光庚寅年（1830年），三元裔孙李煐在《重建皇历宗祠序》描述了这个窘境后，呼吁各地裔孙慷慨解囊。

这是第一次修建，“弟工费浩繁，在守土子孙力难肩任”，于是“鸠集各处裔孙捐资重建，轮奂生辉、蔚然盛举”，但“善后之谟尚未及也”，于是“复募捐田价以备祭祀”。

20多年后，江王祠又到了不得不修护的境地。光绪十一年（1885年），孔长在《祭田序》如此记录：“缘咸丰癸丑（1853年），红钱滋扰，路径弗通。维时权行纳息，办祭规仪姑且暂停，以致瓦垣毁坏，户扇倾颓，大非旧观，此修葺之不容或缓者也。”

“红钱”指福建永春林俊1853年发起的红钱会反清起义，波及福建山区数年。咸丰庚申（1860年），由于众多裔孙捐献，不仅修整了祖祠，还新竖横屋，扩大了规模。此后，祖祠再次倡捐祭田，结果“树谟、清熙诸公等捐田缴价，计田谷六十余硕，得以交班轮流值祭及存谷、增置祭器之需……至若办仪余剩，庶可酌议，归谷应各项公费及小修之资，以免宗族日后屡派之烦”。

又过了20多年，江王祠面临第三次修葺。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修祖祠序》倡捐：咸丰庚申修葺“迄今复二十余年，栋宇榱题非复曩时完好，苟及今不谋修葺，恐日渐朽蠹重为风雨所飘摇”。这次修葺没那么紧迫，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阳月兴工”。

钱款存放不超三年

对咸丰年间的倡捐祭田，《祭簿》记录十分详细。这次持续时间长，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将近25年。这次募捐，裔孙除了捐银两，也捐田地、山场。

通过倡捐和经营祖产，江王祠积累了收入，主要用于祭祖和经营祖产。比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明溪）夏洋祖凤公缴钱六千八百文，其钱长青、孔长、翔翰收入，即付壬申年修祠后堂檐尾瓦盖并置祭器共钱四千文，后钱二千八百文三人同存候置产”。明溪夏洋裔孙李祖凤的捐款，部分维修了祠堂屋檐瓦盖，部分存放着等待用来理财。

董事们注意钱款的使用和安全问题。“谨将新立香灯田开列”明确：“新捐修整祠宇田谷，递年系本祠总理收入。照依谷价办钱修整祠宇，买油点灯以及增置祭器。除公用后，剩出钱文存至三年，一切当祠悉行交缴，或修祖墓祠路，或增置祭田，不得久存，以免侵吞。”钱剩下了，存放不能超过3年，必须合理用掉，用不掉就购置祭田。

孔长作为总理董事，大量捐款银两由他经手。仅“今将孔长收入缴捐田价开列”部分，他“共收入缴价银贰百贰拾捌两叁钱伍分”。这些银两用于购置田地，据“今将孔长收入缴价续置田叚开列”记载，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在皇历、洋畲等地有8次购田记录，花了“贰百壹拾玖两柒钱”。

外迁子孙挑起重任

董事，监督管理宗祠事务之人，由热心裔孙出任，组成名为“董事会”的机构，类似现在的“宗祠管理委员会”，是个松散的民间组织。民国时期，在贡川中山路60号就设有“福建永安李氏宗祠董事会”，联系各地裔孙，共同管护宗祠。

从《祭簿》的记录看，此后董事逐渐以外迁子孙为主。江王祠子孙向外繁衍，而在皇历的守土子孙人丁不旺，一度出现“只有李氏祠堂，没有李姓人家”的情形，外迁子孙因此挑起主持管护的重任。

永安贡川辖区及其周边三元龙安等地是后裔聚居区域之一，且距离皇历祖地百余里，与清流、沙县、明溪等地裔孙比，离皇历祖地更近，有长期参与江王祠事务的传统。进入清代，董事会逐渐转移到今天的贡川镇境内设置，董事多为这一聚居区域的裔孙。这个变化得益于贡川水陆交通便利，经济活跃，在清代已是闽江上游沙溪流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裔孙通过经营笋干、木材等特产，积累起一定的资金，有财力、有能力为宗族事业奔波。

近代航天先驱李宝焌即为贡川洋峰人，出生于1886年，家族经营笋干、木材生意，家底颇丰，他因此得以赴日本留学，学有所成。《祭簿》中所列的董事李时创是他的祖父、李元庇是他的高祖父，咸丰十一年（1861年）捐银四两参与《祭簿》所列第一片祭田的购置，光绪十三年（1887年）“捐永苗田一叚，土名双峰上村洋桥下溪边员坵一坵。正租米五斗五升，正收租谷一硕永为修整宗祠等费”。

后继董事们的无奈

《祭簿》成册时期，董事会秉承前人做法，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运作模式，这从给裔孙的捐款回执可见。

回执格式化，多数为雕版印刷，仅裔孙姓名及其所捐款物手写。在沙县夏茂裔孙处，现保留有一份这样的回执，为《祭簿》成册前6年的资料，上书“今收铁牛公裔捐，江王公祭产价钱一万文，即收银十元，合给执照，光绪七年（1881年）辛巳八月十二日”，左下角盖有“江王祠礼单图章”，具票处所列董事为“嗣孙瑞卿、孔长、又衡”。

祭田等祭产的置办和经营，一定时期从物质上保障了“轮流值祭、各项公费及小修之资”。从民国年间董事与裔孙李福登来往的书信看，江王祠1938年倡修，祭田仍可用作修葺的经费，只是“多地田租山租多被佃人侵吞”“查新村及蕉坑等处田租数年未收”，而祖祠修葺经费不足，开工两年后仍未能竣工，令人唏嘘。

为何？因为守土裔孙不多，董事主要集中在距祖祠百余里外的贡川等地，时值抗战时期，社会动荡，江王祠周边匪患严重，对皇历、新村、蕉坑等地祭田管理难度增大，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孔长等人早已离世，后继董事们无奈之下，只好求助身为永安二区保长的裔孙李福登，邀其与多位董事携田契前往佃户处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