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礼记·曲礼下》中记载“约信曰誓，涖牲曰盟。”意思就是说通过语言来达成某种约定的双方称之为誓，通过歃血为盟来结成共识的称之为盟。

在很多时候盟誓两种概念是混淆的，认为盟和誓是差不多的意思，这是不对的。盟或者誓的意思解释起来就是“面对双方都认同的神明，然后就某一件事情一起作出一个庄重的许诺，从而达到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从上述的解释来看，盟和誓在意思上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可是在真正的意义上盟和誓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那就是基础条件的不同，“誓”并不需要特定的条件，只要想要起誓双方在场并且达成一致，就可以立马起誓。可是“盟”是不一样的，盟需要有一个限定条件那就是“歃血”。

虽然已经知道了“盟”与“誓”的基本区别，但是在具体的细节方面“盟”和“誓”还有些更为细化的不同。

首先“盟”的使用范围更为宽广，比如现在依旧存在的“联盟”“盟友国”等等都是“盟”的范围大的体现，相较之下“誓”的适用单位就小了很多。

在一定程度上“誓”其实是可以包含在“盟”的范围内的，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盟”，这个特殊的点就是有无“歃血”的行为发生，有的话则是“盟”，无的话就是“誓”。

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誓”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简单随心的，而且“誓”的限制条件比较少，人数多也行少也行，所需要的神灵也比较自由，因此“誓”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私誓”，顾名思义也可以看出“誓”是一种非常自我的行为。

而“盟”则是比较隆重正规的行为，需要参与双方有足够的人数，而且在请神方面也比较多，还要写盟书，因此“盟”就比“誓”要庄严很多，标准更高一些。

根据《左传》和《国语》所记载，在春秋时期盟誓活动就已经达到了二百五十多次，其中“盟”的次数为229次，“誓”一共有21次。

下面我们就结合《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21次“誓”，来分析一下“誓”的具体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仔细研究《左传》和《国语》不难发现，其中所记载的“誓”在大体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在一些细微的地方还是有明显区别，比如说“誓”按照性质和功能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因为彼此有着共识，所以就自愿结成“誓”，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私誓”或者是被称为“约誓”。

二是在行军作战之前，将军为了鼓舞士气，就会在行军之前开一场动员大会，这场动员大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士兵更加地信任自己的国家，因此将军还要对士兵们作出“保障”类的发言，这就是“檄誓”。

三是在周边的礼乐制度之下，朝觐和聘问时有发生，一些小的诸侯国或者是行人在途径所聘国的边境时，还有就是使节在经过第三方国家的边境时都要进行一次“戒誓”。

这就是“誓”的细分类别，这三种情况下所进行的都是“誓”，可是情景却不相同，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三种“誓”到底都有哪些异同之处呢？

“私誓”是所有“盟誓”中最为灵活多变的，在《左传》中有13次的记载，在《国语》中有2次记载，比如说《左传》中对于私誓的记载是：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是郑庄公对他的母亲所许下的誓言；“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这是重耳为了挽留子犯而许下的誓言。

从这些誓言中不难看出在进行“私誓”时，对于参与双方并没有任何的限制，人数是多是少？人物是什么身份？甚至有没有请神明作证这方面都没有任何的要求。

如果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在这些记载的“私誓”事件中，有很多连“誓”都不曾出现，直接用“所……者”来代替了“誓”的用途。

所以说“私誓”的发生条件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有两个人参与就可以发生，无论当时起誓的时候有没有见证神都可以，但是“盟”就不一样了，“盟”的先决条件就是“歃血”，还有盟书，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参与人数自然也就多了很多，需要请到的见证神也就必须要多多益善。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私誓”的目的单纯，多为双方达成共识以后就可以立即举行的行为，所以很多的繁文缛节就被省略了。

判断“盟”与“誓”的最根本标准就是有没有标志性动作的出现，“歃血为盟，约言为誓”，这就是最根本的标准。

歃血就是杀死牲畜，然后将牲畜连同盟书一起埋到地下，最后还要请来众多神灵见证，这样才算是真正造成了“盟”的所有环节。

约言为誓就简单太多了，首先誓的先决条件就是“约言”，也就是相约而言，只要双方有了约定，那么条件就具备了，这就是“誓”的判断标准。

而且在“私誓”中为了表示双方的真诚度也会有一些类似“歃血为盟”的行为，那就是“私誓”中经常会出现以玉器为祭品的情况。

在判断“私誓”的用词上也可以作出“盟”与“誓”的区分，比如说“私誓”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明显的“誓”字，如果实在没有找到“誓”字，那么还有另一个判断依据，那就是“所……者”所套用的句子，这样的句式结构和“誓”的作用是一样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判断标准。

相对于“私誓”而言“檄誓”就有了一定的限定条件，最大的不同就是“檄誓”的发生条件是将军对士兵，就不再是随便的任意两个人。

根据《左传》的记载，这种战前动员大会被划分到了“誓”的范畴，按理来说战前准备其涉及的人员非常多，也会有歃血的可能，为什么不归为“盟”呢？

其实这是因为战前的“檄誓”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檄誓”所要求的是别人，对于“檄誓”本人则是没有要求的。

所以说“檄誓”与“盟誓”的根本区别就出现了，“盟”讲究的是所有参与“盟”的人都要受到“盟书”的约束，可是“檄誓”的发起人是不受任何约束，因此“盟”和“檄誓”在本质上就有不同。

在《左传》中有记载“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事也。”这是晋献公派太子前往山东时所进行的“檄誓”。

《尚书》中就有对这种“檄誓”的解释“誓：戒也，军旅曰誓，有会曰誓，自唐虞时已然。”在田兆元的《盟誓史》中有对其做了这样的注解“这种誓兼有檄文于政令的性质，它不约束自己而约束他人。”

从上述资料就可以看出，“檄誓”只对他人起到约束作用这一说法是有证据佐证的，这也是“檄誓”的独特含义所在。

上述的“檄誓”的特质是约束别人，那么“戒誓”就是一个与之相反的“誓”，“戒誓”更多的是用来约束自己，这一点从“戒誓”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戒”本就是用来自我约束的字，比如说“戒烟”“戒酒”等等都是用来约束自己。

所以“戒誓”顾名思义也是一种用来约束自己某种行为的“誓”，这一点在《仪礼》中有着专门的记载。

根据《仪礼》和《左传》的记载分析可知“戒誓”一般包含以下几个含义：

其一是“戒誓”所涉及的人员都是宾介、上介，次介，众介，贾人等等，可见“戒誓”一般的参与方都是有一定身份的。

根据史料记载楚公子在去晋国聘问的时候就途经郑国，当时楚公子就送给了郑国马匹二十多头，可见“戒誓”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其二是在团使出行的时候一定是规模很大的，所以在经过第三方国家的时候就要对行人进行“戒誓”，以此来达到约束聘问之人的作用。

其三就是“戒誓”含有强制性的意义，而且“戒誓”是有文本可作参考的，另外“戒誓”一般发生的场所也是其特点的，根据《仪礼》所记“誓于其境，宾南面。上介西面，众介北面，东上。史读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

综上所述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誓”的三种不同分类之间的异同，相同点是都没有歃血一说，不同点是在人数、场景、内容、强制性方面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所以说“誓”虽然相较于“盟”要简单很多，但是“誓”也有比较复杂的构成。

所以说根据《左传》和《国语》所记载的“誓”来看，“私誓”是最普通的，也是最简单的，其次就是具有一种约束力的“檄誓”，最后最复杂的就是类似于“盟”的“戒誓”。

[1] 《礼记译注》杨天宇 上海古籍出版社

[2] 《仪礼译注》杨天宇 上海古籍出版社

[3] 《盟誓史》 田兆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

[4] 《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