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踩刻板印象的歧视坑了！学习这些歧视心理，让印象摆脱刻板

一、引言

刻板印象作为社会认知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个体认知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刻板印象可以简化人类知觉客观事物、对客体进行判断及做出行为的过程，这一作用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Macrae等人认为刻板印象作为节能装置能节省认知者在应对复杂的社会世界时所消耗的能量，减少痛苦经历（Macrae, Milne, & Bodenhausen, 1994），Hamilton 和Sherman认为刻板印象在应对潜在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时能减轻认知负荷（Hamilton & Sherman, 1994）。其次，刻板印象往往导致对认知目标的偏颇判断和错误行为（Fiske, 1998; Hamilton & Sherman, 1994），即刻板印象的激活最终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偏见与歧视行为，从而引起社会不公和群际冲突（Sherman, 1996），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公正问题和群际冲突事件的解决可以从改变甚至是消除消极的刻板印象入手，从而找到突破口。认识到刻板印象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之后，研究者们便开始探索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产生的根源和发生机制。

自李普曼（Lippman，1922）首次提出刻板印象这一概念以来，它已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一个备受研究者关注的方向。刻板印象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刻板印象的内容，即对不同社会群体刻板印象内容的识别，主要包括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建构及其对不同群体行为的预测（Cuddy, Fiske, Kwan, & Glick, in press；管健，2009; Cuddy, Fiske, & Glick, 2008; Maddux, Galinsky, Cuddy, & Polifroni, 2008; Russell, Fiske, & Moore, 2007; Lee & Fiske, 2006; Cuddy, Norton, & Fiske, 2005; Fiske, Xu, Cuddy, & Glick, 1999; Glick & Fiske, 1997; Fiske, 1998）。（2）刻板印象的作用和应用，即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形成，主要包括刻板印象影响社会认知、判断、行为的方式和结果（Hamilton & Sherman, 1994），这些研究证实了刻板印象的重要性，它表明刻板印象激活会影响社会信息加工的所有方面，包括注意分配（Bodenhausen, 1988）、行为解释（Darley & Gross, 1983; Kunda & Sherman-Williams, 1993; Sagar & Schofield, 1980）、推断决策（Bodenhausen & Wyer, 1985; Krueger & Rothbart, 1988）、信息检索（Bodenhausen & Lichtenstein, 1987; Cohen, 1981; Hamilton & Rose, 1980; Snyder & Uranow itz, 1978）、搜寻目标的信息知觉类型（Kunda, 1990; Skov & Sherman, 1986; Snyder & Swann, 1978）以及导致知觉者形成刻板印象固念和自我实现预言假设的行为（Snyder, Tanke, & Berscheid, 1977; Word, Zanna, & Cooper, 1974）。（3）刻板印象的加工方式及加工机制，即刻板印象在何种程度上不依赖于一个人的意识或意图发生，在何种程度上能被控制，在何时能克服它以及如何克服。研究主要包括自动化和控制加工过程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而产生刻板印象的，自动化加工和控制加工促进刻板印象发展和变化的方式，刻板印象的抑制及记忆中的刻板偏差，尤其是涉及目击者证词中的偏差（Payne & Bishara, 2009; Amodio, Devine, & Harmon-Jones, 2008; Lambert, Payne, Ramsey, & Shaffer, 2005; Greenwald, Oakes, & Hoffman, 2003; Ito, Thompson, & Cacioppo, 2004; Correll, Park, Judd, & Wittenbrink, 2002; Payne, 2001; Bartholow, Fabiani, Gratton, & Bettencourt, 2001）。

对于以上研究领域中相关问题的解答终将回归到“刻板印象的表征是什么”这一本源问题上。尽管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刻板印象，但是试图在表征层面定义刻板印象的研究还很少。当前，对于刻板印象的形成存在着个体主义化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化的欧洲社会心理学两类理论解释。前者从个体印象形成的角度，即自下而上的角度阐释个体社会知觉的由来；后者从群体印象形成的角度，即从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自上而下地分析群体社会知觉的形成。

二、个体主义化的认知加工理论解释

对“刻板印象如何提取并应用于社会知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刻板印象如何发展？刻板印象在社会认知中有什么作用？刻板印象可能改变的程度和方式及其他关于刻板印象适应、图式、评价以及在社会知觉分类中的作用是怎样的？”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刻板印象的表征形式（Smith, 1990, 1992）。

有关社会性概念在记忆中的表征形式已经受到了抽象范畴和具体样例区分观点（Allen & Ebbesen, 1981; Carlston, 1980; Carlston & Skow ronski, 1986; K lein, Loftus, Trafton， & Fuhrman, 1992; Park, 1986; Sherman & K lein, 1994; Smith & Zarate, 1990）及非社会性概念（Busemeyer, Dewey, & Medin, 1984；Elio & Anderson, 1981; Homa, Dunbar, & Nohre, 1991; Homa, Sterling, & Trepel, 1981; Malt, 1989）的影响。对于一个特定概念而言，抽象认识由一个概念典型特征的概括表征组成，它可以从对概念的各种样例的经验抽象获得，也可以从外部资源获得（Posner & Keele, 1968; Rosch & Mervis, 1975）。相反，样例认识由记忆中概念的具体样例的不同表征组成（Brooks, 1978; Hintzman, 1986）。这一区别构成了以下关于刻板印象表征的组织结构模型的争论基础。

（一）刻板印象的纯抽象模型（pure abstraction models of stereotypes）

李普曼（Lippman，1922）将刻板印象定义为对人群分类的过于简化的归纳（Brigham, 1971）。后来，这些归纳被称为图式（Taylor & Crocker, 1981）、原型（Brewer, Dull, & Lui, 1981; Cantor & Mischel, 1979）、期望（Hamilton, Sherman, & Ruvolo, 1990）、贝叶斯基本率（McCauley & Stitt, 1978）及其他。尽管这些模型之间有微小的差别，但它们都将刻板印象定义为对某一社会群体典型特征的抽象概括。这些抽象概念随着知觉者所获得某一群体的信息的增多而得到发展（Posner & Keele, 1968）。这些信息可能来自对该群体成员的直接的个人经验，或者通过向家人、朋友及媒体的社会学习获得。尽管刻板印象可能源自特定群体样例的片段，但其一旦形成，则与那些样例分开储存。依据这一观点，刻板印象是一种自治表征，为未来意图独立存储和提取做准备。一旦某一目标被归类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那么群体的刻板印象将被激活并应用于对这一目标的认知。尽管知觉者可以提取目标群体的特定样例，但这些样例的应用并不能构成刻板印象。

原型指的是一个类别的普通的或最典型的成员。根据原型模型，人们围绕类别的平均水平组织类别信息。但是，一个类别的原型不需要呈现真实的例子和具体的类别成员。在很多情况下，原型实际上并不存在（Posner & Keele, 1968; Reed, 1972）。尽管人们能描述出普通教授、黑人、律师等群体的一般特性，但要将他们的形象具体化却很困难。

原型模型假定人们以不明确形式呈现类别信息。也就是说，除了与这些原型接触之外，还可以根据家庭的相似性、类别，围绕刻板印象群体归因，在这种情况下，归因具有同样的特点。但仅仅在产生刻板印象的情境中归因的直接联合才有意义（Fiske & Taylor, 1991）。对内在个性的描述，例如“聪明”“无组织”“著名”“固执”是没有切实意义的，但是提及“著名教授”时往往让我们想到很多个体。

原型对群体成员形成印象和做出判断有重要的启示。当形成印象时，认知者会用一个类别原型和目标个体做对比。如果目标和原型相重合，认知者把目标同化于类别（Fiske & Neuberg, 1990），当认知者认为，用不明确的归因能描述目标个体时，刻板印象保持不变。按照这个逻辑，原型能影响社会认知的所有阶段，从形成对他人的初次印象，到解释随后的信息方式，以及回忆目标的归因方式（Fiske, Lin, & Neuberg, 1999）。

当认知者对类别的直接经验很少时，建立在原型之上的刻板印象是很牢固的（Smith & Zarate, 1990），例如，有时人们通过文化的社会化传播而不是实际的互动去了解一个外群体。种族刻板印象便属于上述情形，由于种族差异和空间距离，不同种族之间没有群际的相互作用（Pettigrew, 1997），跨种族的了解便依赖于种族刻板印象所传播的内容。根据原型模型，改变认知者对一个特定类别的典型成员的看法能淡化刻板印象（Hantzi, 1995）。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被试能够记住的有关群体成员的信息和他们对该群体整体的判断之间缺少正相关（Hamilton, Dugan, & Trolier, 1985; Judd & Park, 1988; McConnell, Sherman, & Hamilton, 1994a, 1994b; Park & Hastie, 1987; Stroessner, Hamilton, & Mackie, 1992）。这表明群体知识不是基于对特定群体成员的信息，这支持了刻板印象表征的抽象模型。

Park和Hastie（1987）的研究也支持了刻板印象的抽象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重复显著的群体行为可以使被试更好地记住信息，但是不会对被试判断群体特征产生任何其他的影响。这表明被试的判断并不是基于他们对群体的具体情景记忆，而是基于抽象的群体印象。

按照早期抽象主义的观点，刻板印象在认知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Crocker, Fiske, & Taylor, 1984; Fiske, 1980; Fiske & Taylor, 1984; Taylor, 1981）。履行这样一个作用需要认知结构既恒定又持久。按照这一观点，对认知稳定性的需要加上认知资源的不足会迫使社会信息加工者忽视关于某一社会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很多细节。认知者尽力地忽视与目标刺激相关最少的特征并且超越所给的信息。总之，认知者会逐渐变为长期的抽象主义者。这种抽象主义趋势使刻板印象稳固不变（Hamilton & Trolier, 1986; MacArthur, 1982; Snyder, 1981）。早期的抽象主义观点设想刻板印象像其他物体的心理表征一样，作为持久的心理存在物，显示出了在面对环境变动时恒定稳固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讲，刻板印象至少在理想的测量条件下，在相对宽泛的时期对于同一个体显示出较高的可靠性。这种观点激发了十年来学者们从社会认知传统角度对刻板印象进行研究的热情（Abelson, 1994）。

（二）刻板印象的纯样例模型（pure exemplar models of stereotypes）

认知者实际报告的有关社会范畴的内容很快便触发了对抽象主义的挑战（Kahneman & Miller, 1986; Linville, Fischer, & Salovey, 1989; Smith, 1988）。较之关于十分熟悉的抽象范畴的信息，人们能够提取更多关于具体社会范畴的样例信息，包括偶然性、变化幅度和群组成员属性的变异性（Linville & Fischer, 1993）。因此，似乎可获取的关于具体样例的信息从来没有被完全删除，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被提取。按照样例观点，刻板印象、群体判断和群体归类都是已储备的样例表征的一个被提取子集的集合。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体内部的稳定性会有多少呢？答案是不多，因为样例检索至少一部分受到判断情景的影响（Garcia-Marques & Mackie, 1999; Kahneman & Miller, 1986; Smith, 1988）。当判断情景改变时，具体样例的表征也会变化（Sia, Lord, Blessum, Thomas, & Lepper, 1999）。因此，按照样例观点，个体内部刻板印象的稳定性应该相对较低。

Smith（1990, 1992）对抽象范畴刻板印象的观点提出质疑（Smith & Zarate, 1992），认为群体样例在刻板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inville, Fischer, & Salovey, 1989）。Smith的模型基于分类的实例模型（Hintzman, 1986; Nosofsky, 1987），这一质疑的基础是抽象模型刻板印象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解释刻板印象中的群体知觉变化、大量图式、情境效应等现象（Hamilton & Sherman, 1994; Smith, 1990）。依据Smith模型，刻板印象不是作为独立存储的知识结构存在的。相反，特别“刻板印象”（hoc stereotypes）是通过激活特定群体成员样例和概括他们的特征形成的。社会目标通过充当吸引存储于记忆中的样例的提取线索推动了这一过程。一旦形成对某一群体的概括，它将存储以备将来使用。然而，当其被激活时将会仅仅被当做该群体的另一个样例与新颖归纳中的其他样例结合起来应用于目标。

分类加工在刻板印象的纯抽象模型中最为重要（社会分类必然先于刻板印象激活），但在纯样例模型中却不是这样。根据纯样例模型，社会知觉取决于被目标激活的整套样例。对于任一给定目标，多种多样的样例将会影响到印象形成过程，不是所有这些样例都属于同一社会分类或目标，相反被激活的仅仅是那些与目标有最多共同特征的样例（Smith & Zarate, 1992）。当被激活时，这些样例的属性被概括以形成对目标的期待、推论和判断。刻板印象发生于所有激活样例都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分类的情况下。例如，如果一个知觉者正在形成关于一位黑人教授的印象，那么黑人样例和教授样例（还有其他）都将会被激活。这些不同类型激活样例的比例取决于认知目标的属性。如果黑人属性得到特别注意并且显著，那么大部分被激活的将是黑人样例，而且这个人将被感知为刻板化的黑人。如果教授属性显著，大部分教授样例被激活，这个人也就被感知为刻板化的教授。

纯样例模型允许很多的刻板印象可变性。无论刻板印象何时发生，新异“刻板印象”将被激活的特定群体样例都会被重建。样例模型认为尽管刻板印象通过激活样例产生，但其并不是以独立的心理表征形式存在的。在样例表征中，刻板印象不是以抽象的知识结构存在的（Sherman, 1996; Smith & Zarate, 1992），而是要通过激活一个群体的特殊样例和概括这些样例的特征而形成。将目标和与目标相似的一个已知社会群体中被检索到的样例进行对比可以产生分类。根据这个模型，被检索到的样例不仅仅用于分类目标刺激，也可用于加工关于目标刺激的信息（Hamilton & Sherman, 1994）。

尽管刻板印象的纯样例模型可以有助于解释社会认知的特异性和情境性，但其仍有局限性。纯样例模型在低效（Hamilton & Mackie, 1990; Sherman & Hamilton, 1994; Nosofsky, Palmeri, & McKinley, 1994）、不能解释即时发生（Haslie & Park, 1986; Park & Hastie, 1987）和抽象判断（Lingle & Ostrom, 1979; Sherman & K lein, 1994）等方面遭到质疑。质疑者认为样例必须通过某种分类定义或包含准则理论联系起来（Medin & Wattenmaker, 1987）。否则，在被要求作出分类判断时，知觉者将不能激活适当的样例。

部分研究支持了刻板印象的样例模型，相比前文提及的研究，许多实验已经证明被唤起的群体信息和对群体判断之间的正相关，表明了基于样例的群体知识的重要性（Fiedler, Russer, & Gramm, 1993; Hamilto net, 1985; Mackie, Sherman, & Worth, 1993; Manis & Paskew itz, 1987; Pryor, 1986; Rothbart, Fulero, Jensen, Howard, & Birrell, 1978）。然而，对于记忆和判断之间的相关很难进行解释，例如这些相关可能是由于被试将判断作为群体成员的提取线索而产生的，而且有可能记忆和判断都是被试依赖已存储的群体刻板印象而促发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刻板印象的形成则更可能来自在编码和唤醒阶段被试对特定群体成员的记忆（Hamilton & Sherman, 1994）。

Smith（1991）和Linville等人（1989）的计算机模拟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样例模型。Smith的模拟表明样例提取模型能够解释社会群体和其所描述的属性之间假相关的构成（Hamilton & Sherman, 1989）。Linville等人的模拟显示样例模型足以解释内群体比外群体具有更大的内群体变异与外群体同质效应。尽管这类模拟可以证明产生各种判断偏见时有充足的样例激活，但它们并没有证实当知觉者作出判断时这类样例加工必然发生。

Schwarz和Bless（1992）表明，被试对政治家的判断受其先前回想起的其他特定政治家的影响。例如，一般而言，被要求回想牵扯到政治丑闻的政客的被试随后评价某一政客时相比没有回想政治丑闻的被试很少评价对象为可信赖的。同样，Bodenhausen, Schwarz, Bless和Wanke（1995）的研究表明被试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受到先前显著的黑人样例的影响。这些实验证明样例一旦被激活，的确可以影响群体判断。然而这些结果没有表明这类样例在被试回想这些社会群体时会被自动激活，而且在做出判断时知觉者是否在显著样例之外还受到抽象刻板印象的影响也是不明确的。因此，这些实验结果表明激活的群体样例可能影响群体判断，但是它们没有进一步探明群体知识的潜在心理表征。

Lew icki（1985）的一项研究经常被引用以支持样例加工观点。例如，仅仅由于被试先前邂逅的一个不友好的人是短发，那么他预期下一个遇到的短发陌生人也是不友好的，被试似乎是将第一个人作为判断第二个人的基础。Smith（1990）认为刻板印象的抽象模型不能解释这类判断的单一实例的影响，然而被试确实不大可能形成对短发人的友好的刻板印象。

最后，Smith和Zarate（1990）证明新奇社会类属的分类判断常常受到样例加工的控制。了解了两个社会群体（群体A和群体B）的四五个成员后，被试被要求对来自群体A或群体B的新个体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分类判断常常以目标与两个群体的特定样例的相似性为基础，而不是群体原型的目标相似性。有趣的是，产生基于原型判断的唯一条件是在被试了解某一群体成员之前给他该群体的原型。因此，先验刻板印象的存在激发了抽象分类。

范畴表征模型和样例表征模型的重要区别在于表征结构的差异，范畴表征依据抽象知识结构进行表征，而样例表征依据具体样例进行表征。因此，社会判断的样例模型单独依赖于被激活或被提取的样例而非范畴模型中的抽象知识结构，然而不同于范畴模型，纯粹的样例模型是灵活的、易变通的和对环境具有敏感性的。因此，在样例模型中，刻板印象依据目标刺激和被激活样例的集合不断变化（Sherman 1996; Smith & Zarate, 1992）。

然而，有一些研究发现与刻板印象的这两种表征形式不一致（Hamilton & Sherman, 1994; Sherman, 1996）。研究者从而开始支持一个既包括抽象知识结构（如，刻板印象）又包括特殊群体样例的混合模型（Hamilton & Sherman, 1994; Sherman, 1996）。

（三）刻板印象的混合模型（amixed model of stereotypes）

鉴于纯抽象模型和纯样例模型在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局限，许多研究者采用了包含这二者的混合表征模型（Busemeyer et al., 1984; Carlston, 1980; Carlston & Skow ronski, 1986; Elio & Anderson, 1981; Homa et al., 1981, 1991; K lein et al., 1992; Malt, 1989; Nosofsky et al., 1994; Park, 1986; Ross, Perkins, & Tenpenny, 1990; Sherman & Klein, 1994; Smith & Zarate, 1990）。根据这类模型，在不同条件下，抽象表征和样例表征都可以构成社会知识的基础。鉴于纯抽象模型和纯样例模型在解释刻板印象表征时遇到的困难，这一方法似乎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影响知觉者依靠抽象模型还是样例模型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其对将要判断的目标的经验，在了解目标的最初阶段，由于所遇样例太少不能形成有用的抽象知识，因此判断依赖于特定样例的激活而进行。然而，随着所遇样例数目的增加，目标的抽象表征会逐渐发生，个体会将其作为随后判断的基础（Homa et al., 1991; K lein & Loftus, 1993b; Klein et al., 1992; Ross et al., 1990; Sherman & K lein, 1994）。因此，随着目标经验的增加样例使用减少。

有关印象形成（Klein et al., 1992; Park, 1986; Sherman & Klein, 1994）和自我知觉（Klein & Loftus, 1993; Klein et al., 1992）的研究支持了这种社会知觉混合模型。

Lew icki（1985）和Smith、Zarate（1990）的研究结果在刻板印象的混合模型上是一致的，这两项研究都证明了在相关刻板印象还未牢固建立时样例加工的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对刻板印象的混合表征模型提供了间接证据，但均没有考察经验对于刻板印象表征的作用。鉴于此，Sherman （1996）首次从经验的角度试图在表征层面定义刻板印象，两项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完善了刻板印象的混合表征模型。研究发现，刻板印象属性的心理表征取决于知觉者对某一群体的经验程度。起初，在所遇群体样例不多时，群体典型特征的知识将基于特定群体样例的激活进行计算。如果群体的一个“刻板印象”被应用，那么它肯定来自激活样例的估算。然而，当对群体成员经验（或对其属性的间接解释）充足时，知觉者将形成对群体刻板印象属性的抽象表征。这些抽象群体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将变为随后刻板印象加工的基础。因此，当抽象刻板印象不存在时，刻板印象知识首先是基于样例的，然而当相关抽象刻板印象存在时，它们将形成独立于已存储样例的刻板印象基础。这一模型承认样例加工对群体间知觉的作用，并未排除抽象刻板印象的共同组成。

尽管研究者们还未就刻板印象在记忆中的表征形式和组织结构问题达成共识，但研究表现出更多的折中趋势，即寻找群体判断既可以反映抽象主义又可以反映样例观点的条件而非在寻求绝对真理的过程中使一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完全对立（McGuire, 1983）。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采纳了混合模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群体概念或刻板印象既包括抽象概念又包括具体样例（Babey, Queller, & Klein, 1998; Brewer, 1988; Fiske & Neuberg, 1990; Hamilton & Sherman, 1994; Judd & Park, 1988; Sherman, 1996; Zarate & Smith, 1990）。实际上，多数混合模型赋予抽象范畴以主要地位而只给样例在判断中分配一个前资源的角色（Babey et al., 1998; Brewer, 1988; Fiske & Neuberg, 1990; Hastie & Park, 1986）。抽象范畴起主要作用是因为它们考虑到认知经济的原则，但是抽象范畴也被样例信息所补充，可能是因为抽象范畴需要花时间产生（Sherman, 1996）抑或是抽象范畴过于狭窄而不能适用于非典型群体成员的特质（Babey et al., 1998）。

（四）联结模型：联结主义观点（patterns that connect：the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大量文献阐述了刻板印象的联结主义模型（Kashima, Woolcock, & King, 1998; Queller & Smith, 2002; Smith & DeCoster, 1998; Van Rooy, Van Overwalle, Vanhoomissen, Labiouse, & French, 2003）。按照这个观点，刻板印象通过动态激活模型而被表征，这一模型产生于由简单和一致的节点所形成的网络上。每一个节点按照它们相对的联结重要性受到相邻节点的积极或消极激活，这些联结重要性源于以前来自相邻节点激活的历史。因为所有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激活类型在同样的网络上被表征，所以联结主义表征是层级式的和/或分布式的（Van Rooy et al., 2003）。在这个节点网络上学习的信息没有被存储，所以就不能被提取，它必须从联结权重的角度进行重建以对输入激活线索做出反应。尽管这种网络学习以联结权重进行维持，但这种重新建构的加工强烈地受到即时情景的影响，因为即时情景和以前的学习都在同一时刻被表征在同样的网络上。显然联结主义表征的动态性质是与有关个体内部刻板印象稳定性的抽象范畴的观点不一致的。但是，激活类型变化非常快，联结权重变化非常慢以防网络运行异常。即使如此，从联结主义的观点来看，刻板印象也一定不是僵化不变的知识结构，在刻板印象化中个体内部的稳定性只是尽可能适度的。

分布式的循环网络是已被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可能的联结网络之一（McClelland, Rumelhart, & PDP Research Group, 1986; Rumelhart & McClelland, 1986），这种分布式的循环网络善于模式识别（或图形识别）。也就是说，随着对一系列刺激，即一些普通图像/模式干扰的练习，这种网络学会从本质上过滤出各种干扰。它通过学习这种模式（或图案）与其他模式（或图案）普遍相关联的成分能实现以上目的，例如它可能接受一系列关于一只猫模糊图像的练习和一系列关于一个谷仓模糊图像的练习。在对这些不同方面模糊的图像（噪声被随机地加入每一个图像）进行充分的练习后，这种网络将分别提取一个较为清晰的猫和谷仓的总体图。此外，如果仅给出部分图像，它能够填补任意一个图像的细节。模式识别和刻板印象之间的平行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系列在某些方面相似而非完全一致的个体，我们能提取一个相当清晰的刻板印象。一旦我们有了刻板印象，当我们碰到一个不完整的属性集合时就会用刻板印象的属性填上缺失的信息，例如当我们只知道群体成员资格时，就会假定其无数的其他属性具有刻板印象的特点。

一个具有这些模式识别属性的分布式重复循环网络为何如此适合于模拟刻板印象？这源于这个网络所具有的分布式表征以及网络单位之间的重复联结。分布式表征表示一个概念与网络中的单位不是一一对应的，相反它会通过大量的个体单位的激活模式来表征。这就好比计算机成像，单独的像素无法构成图像，只有对不同像素的设置组合才能形成不同的图像。

分布式表征也区别了网络模型与流行的个人记忆模型（Garcia-Marques & Hamilton, 1996; Hastie & Kumar, 1979）以及其他被用于描述刻板印象表征的联结主义网络（Kunda & Thagard, 1996）。例如这些模型假定一个单位用于表示“约翰”，另一个单位表示“在一个地方吃了整个饼”，与这种定位主义编码的类型相比，分布式表征至少有两个有用的属性。首先，一个新概念不一定都能创造一个新单位，相反每一个新刺激通过一个确定的单位元集就会有一个可改变的激活模式，因此学习新概念时，表征的结构不能被继续改变（个人记忆模型从来不能说明一个新单位如何存在）。其次，这种分布式表征考虑到了网络的模式识别属性，比如这种分布式表征使网络利用了sweeping扫地和mopping拖地之间的相似性并提取这两者之间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的提取产生了刻板印象。也就是说，一种学习刻板印象的方法是从一套特殊独立的个体中“收集”共同点。在分布式网络中，为了使所有群体成员归类，不同的个体通过相同单元集的激活模式来表征，相互之间趋向共变的单位将会构成刻板印象。经过大量的练习后，描述“John sweeping”的激活模式和描述“Sean mopping”的激活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允许这种网络确定在单位之间的共变典型模式，这不是单个个体的属性。例如，Kunda和Thagard（1996）自定义设置了不同位置单位之间的共变数量，这项工作很好地证实了联结主义网络的限制满足属性，当遇到新刺激时可利用联结主义网络的惊人能力去学习。需要澄清的是分布式网络和定位式网络两者都能学习，然而一个定位式网络不能利用刺激之间的相似性所以不能概括一般化，而分布式网络却可以，其他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些分布式表征的优势并将它们应用于群体印象形成（Kashima et al., 2000; Smith & DeCoster, 1998）。

Mitchell等人（Mitchell, Ames, Jenkins， & Banaji, 2009）利用fMRI技术探测的刻板印象心理表征更类似于一种“心智化”形式及语义知识形式，在fMRI的扫描中，被试考虑对两种目标刺激（男性面孔图片和女性面孔图片）的偏好和选择。在每一个任务中，要求被试判断这个目标刺激与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相一致的可能性，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要被预测是有性别刻板印象倾向（如，喜欢香薰蜡烛，喜欢看足球）还是平等适用于两种性别的（如，喜欢听音乐会）。在预测后有一系列行为测验以证明每名被试自然地将男性和女性与不同的技能和倾向（职业和家庭；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关联的强度。研究发现在“男性-职业/自然科学”以及“女性-家庭/人文科学”方面关联较强的被试，其在使用刻板印象和不使用刻板印象的任务中相比有较大右前额叶的活动差异。这一研究发现与MacLeod等人（1998）在语义检索任务中观测到的右侧前额叶的激活研究最为接近，所以研究者得出了刻板印象可能与其他基于分类的语义检索形式同样的认知加工形式。

（五）情境模拟理论（situated simulation theory）

Barsalou（1999, 2003）认为概念的本质及其涵义与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情况非常不同。根据原型和样例理论，概念系统和日常生活的实际状态相距甚远。原型理论和样例理论认为（Barsalou, 2003），“概念系统是一个离散数据库（detached database），当形成一个范畴时，它的不变性被抽取出来，并且像百科全书那样以描述形式储存起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于一般性范畴知识与特定目标相对分离的数据库”。在这个系统内，各个概念是非模态的（amodal），这意味着它们是以抽象符号形式存在的。同时概念是相对稳定的，任何指定个体在不同场合会运用某个概念的相同表征，并且不同的人对同一概念也有相当相似的表征。

Barsalou（1999, 2003）认为以上所有关于概念的理论假设都是错误的。在他的情境模拟理论中，概念表征是模态的（modal）而不是非模态的。知觉和概念具有相同类型的表征，当概念系统对一个物体的视觉特征进行表征时，它运用的是在视觉系统中的表征；当概念系统对施加在物体上的动作进行表征时，它运用的是运动表征（Barsalou, 2003）。与标准观点所不同的是，概念并非稳定的：它们是“异质表征”（idiosyncratic representation），会依照个体当前的目标和所处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情境模拟理论表明，人们并不是简单孤立地表征范畴，上下文和其他信息也与所要表征的概念和范畴有关。Barsalou（2003）让被试同时进行两项任务：用手模拟做出多种工厂劳动的样子和识别概念的一些属性。有时，被试所做的动作与属性生成任务相关，例如被试产生“衣橱”（dresser）属性的同时模拟打开一个抽屉（drawer），当被试用动作展示抽屉内部时，相比做不相关动作会产生更多内部属性（如“袜子”“汗衫”）。

Chao和Martin（2000）通过fMRI技术报告了运动系统影响概念运用的证据。在实验中被试为一些图片命名，图片分为四种：可操控物体（如锤子）、动物、人脸及住宅。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当观看可操控物体时，涉及运动系统的一个大脑回路得到了激活，而在观察其他范畴的物体时没有此种激活。

Quadflieg等人（Quadflieg, Turk, Waiter, Mitchell, Jenkins, & Macrae, 2009）利用fMRI技术测量了当人们对一些日常行为活动进行“判断执行者”（即判断此种行为活动更有可能是何种性别的人做出的）或“判断地点”（即判断此种行为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在室外还是室内）任务时的神经活动。结果揭示了刻板印象的激活诱发了杏仁核、腹内侧额叶皮层（与评价过程有关）以及上缘回、颞上回（与活动知识的表征有关）的激活。也就是说，刻板印象的表征涉及行为知觉的表征形式。

以上关于刻板印象形成的理论仅仅是从个体认知层面解释了个体关于某一群体的知识如何激活、存储和提取的认知加工机制。然而，这种对个体表征的解释无法说明刻板印象这一社会现象的起源、结构、内在动力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刻板印象指的是社会成员对某一群体相对稳固的观念，它是涂尔干所谓的一种集体表征。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尽管集体表征是由个体现象衍生而来，但不能还原到个体心理层面进行解释。受涂尔干的影响并且鉴于刻板印象等当前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不能达成社会与心理的整合现状，Moscovic于1961年通过社会学到社会心理学的变化，将涂尔干的集体表征转换成社会表征，并支持个体既不能从客观现实的角度也不能以个人的方法思考社会客体的观点，他对那些客体的反应基于集体和社会建构的现实。社会表征并非涂尔干提出的描绘社会特征的、来自集体和跨代意识的完全统一的表征，而是Moscovic提出的通过个体间互动建构的情境化表征。这种表征允许社会行动者适应当前的现实，这种现实带动了创建现实的群体的定义适当地发展。之后，学者们还将社会表征界定为聚焦价值体系、观念、图像和实践的多层面概念，社会表征既是一种认知加工也是一种社会加工，因此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社会认知加工。人们每天的经历和社会交往决定着刻板印象在人际互动中如何表达。刻板印象的干预会影响人际互动的行为及其相应的认知循环系统（Abric, 1994）；社会表征涉及知识的社会文化组织、主体作用和知识的心理组织，强调对表征的积极理解；社会表征关注每天思考的内容，这些内容使我们的信念、想法和关系一致（Moscovici, 1998）。

一、人文主义化的社会表征理论解释

随着心理学中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衰退，社会表征应运而生。行为主义者分析行为时从环境的特征出发（刺激-反应），没有考虑心理现象。认知主义者根据人们对所处社会环境的解释去分析人类行为（刺激-有机体-反应）。社会表征的理论根据个体解释和建构他的社会环境的方式来分析人类行为（有机体-刺激-有机体-反应），表征不能被孤立的个体建构而是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中建构，然后被固定于我们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中（Moscovici, 1998）。

社会表征仅仅发现于个体的思维中，但是它也表现在世界（Moscovici, 1988）、社会行为（Bradbury et al., 1991）、公共卫生（Joffe, 2002）、文化制度（Howarth et al., 2004）和宗教实践（Howarth, 2006）中。Moscovici（1981, 1984）提出可以考虑将社会表征作为态度形成的基础，社会成员对某一社群相对稳定的态度是刻板印象的一种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出发，社会表征可以作为刻板印象形成的基础。

（一）动态社会影响理论（dynamic social impact theory，DSIT）和社会表征的自组织性质

社会表征是包括信念在内的知识结构，就刻板印象而言，是指对群体属性的信念。然而社会表征不仅仅是个体认知，而是在一种文化中被大多数人所分享的共识（Stangor & Schaller, 1996）。目前，数十年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刻板印象和其他社会表征的个体水平的认知存在，但是对动态的、共享的文化现象的社会存在仍留有许多未知。

自组织表示一种结构或模式出现在一个没有来自外部环境的详细说明的开放系统中的方法（Barton, 1994）。三个关键特征界定了通过一种自组织方法出现的创新结构（Schaller & Latane, 1996）：（1）这种结构定义一种聚合实体；（2）这种结构不取决于聚合实体本身的力量，而是取决于构成这种实体的低阶实体的操作加工；（3）自组织方法的本质是无目的的，并且最终的高阶结构是一种无意识但又不可避免的低阶加工的副产品。

社会表征的基石存在于因人而异的个人认知结构的形式中，并且其成功交流的可能性是有差异的。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赞同男人不如女人敏感的观点，另一个人可能相信男人和女人一样敏感或者更敏感，第三个人可能没有关于这一话题的看法，而是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理性或更自信。这些信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许多传媒共享，从个人话语到大众分布广泛存在（van Dijk, 1987）。并非所有信念都是平等共享效力的，那些影响沟通的因素也影响社会表征的内容和分配。

自组织观点强调交流的重要作用，与假定在个体心理中类似的动机、知觉、认知加工产生一致结果的多数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同。这一假设认为缺乏交流的个体水平的认知加工很少导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结构和信念的共识。

社会表征的动态影响理论（DSIT）的三个特征与研究社会表征的自组织性有关：（1）它关注动态性、人群的相互影响；（2）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模型呈现出系统水平的规律性；（3）它符合个体层面沟通的基础性作用。尽管这一社会学理论在经验研究以及计算机模拟方面都已得到验证，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专门用以验证有关刻板印象之类的社会表征的假设。

即使是最普遍的“双方都同意的”种族刻板印象，赞同的人也不会是100%。任何特定目标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特定地理范围内或社会范围内可能是类似的，但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范围有重要的区别。刻板印象的心理学理论很少直接谈及这一问题。动态社会影响理论的加工过程能提供对刻板态度分配的初步理解，作为动态社会影响理论的自我组织动态性的结果，个体的知识结构由最初在社会空间上随机分布，发展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到定义文化知识或是信仰的集群中。因此，DSIT提供了一套非常简单的规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文化刻板印象普遍地，但却不是完美无缺地一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刻板印象表征的已有研究方法并未得到充分检验，这是因为已有的研究方法只是将刻板印象作为内隐人格理论进行操作。也就是说，刻板印象把多重属性归于某一特定群体，这些属性本身被视为相关的，例如关于某一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可能是既愚蠢又肮脏的。DSIT提供了一种对两个在逻辑上分离的属性在文化刻板印象背景下是如何关联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随机分布在社会空间的最初无关的信念可以成功捆绑在一起，或存在相关。因此，DSIT可以解释群体刻板印象不仅仅是作为对某一特定群体属性的特定信念而存在的，而且也是作为大多数人共享的一致的内隐人格理论存在的。这些一致的属性群被认为可以发展自己的“生命”。尽管文化刻板印象受到人们集体行为的影响，但文化的延续是不直接依赖于任何单独个体的特定行动的。

刻板印象通过人们应该与谁交流、交流什么等影响和引导社会空间。因此，它们有能力改变环境，在该环境中与其他人形成所使用和发展的社会表征形式。通过探讨生物种群的自我组织动态性，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得到一些关于刻板印象以及其他社会共享知识结构的新观点。这些动态性可以用隐喻导出，即产生新颖的观点、新的假设以及在严谨灵活的动态性社会影响理论中被验证。

（二）社会思想建构理论（theory of the social thought architecture）

“社会思想的建构”是由Rouquette（1996）提出的一个模型，他认为各种形式的社会想法可以被设想为一个等级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Rouquette提出上位水平的建构差异会影响由上及下的阶层式传递激活的过程，经过的阶段包括：意识形态阶段、表征阶段和与态度相关阶段。

Rouquette（1996）提出了一种社会思想的建构模型，在模型中这种想法的某些形式依赖于它们的稳定性（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变化）和可能的等级（或整合水平）。任何真实或想象的客体都依照我们的社会参照框架被知觉、表现和理解，这个框架本质上与我们所归属的群体相联系。

在社会思想的构造中，意识形态来自其最高层。Rouquette（2003）和VanDijk（1998）提出意识形态影响刻板印象的社会表征，而刻板印象的社会表征又影响着人们审视他人的态度。Rateau（2000）提出，这个观点内隐地假定一种等级分层体系的存在，意识形态是位于这个体系上位的社会表征，态度是位于这个体系下位的社会表征。Wolter和他的同事（2009）研究表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群体（非宗教者和天主教徒）有不同的态度。这就表明，社会思想建构的上位水平（意识形态水平）对下位水平（态度水平）有影响，基于社会思想的建构是位于意识形态和态度之间的表征（Gurrieri, 2007）。根据社会思想建构理论，表征水平会调整态度。社会表征理论注重表征的主体间的性质以及我们相互作用和交流的集体的（或历史的）及个体的（或主观的）性质。这些发现不允许我们在这些不同水平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然而社会思想的构造能够有效地成为一种对现象的总体观念的描述框架，并与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社会思想相关。我们必须通过考虑社会思想的不同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来设想社会现实，同时这些发现引导我们在思考社会现实时必须考虑社会思想的不同水平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方式（Bidjari, 2011）。

二、刻板印象表征理论的未来发展趋势

心理学视角下的刻板印象研究更注重个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内容和方式，而忽视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其他变量对社会共识的影响，这种研究缺乏生态效度，也难以还原刻板印象形成的真实情境。而社会学中的社会表征理论注重将社会心理现象置于历史的、文化的和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有益于揭示刻板印象这一社会现象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对刻板印象的形成和改变这一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问题也出现了整合个体认知和社会表征的新型研究取向。当前，我国存在着性别、职业、学科、民族、地域和老化等典型刻板印象，对这些刻板印象的社会表征的研究将会成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研究课题。同时，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消除社会不公和社会歧视，对社会成员和谐地生存与交流互动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