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成年人的童话《绿皮书》,改变了我对友谊的偏见,不要害怕主动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通过比较分析彼得·法雷利低俗喜剧作品与《绿皮书》在情节和人物两方面的差异，可以从具体例证分析中管窥主题思想深度发生变化的事实。

上述变化的发生并非偶然，若继续探究，我们可以从主题个性中逐渐理清其发展脉络。

彼得·法雷利最初的成名作之一《阿呆与阿瓜》，早在1994年上映便收获了2.47亿美元的票房，夺得1994年度美国电影票房榜第6位。

而整部影片制作成本是16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可以说是相当“叫座”的。

此类低俗喜剧之所以能够被大众所接受，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社会中“审丑”文化思潮的影响。

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状态使事物也显现出极快的更新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增长速度不相适造成了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浮躁。

压力涌于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各个方面，这便使大众更加崇尚娱乐,而极具娱乐性的活动之一便是“审丑”。

“工业及后工业时代导致了人的忙碌紧张和个人价值实现的乏力,消费时代的物欲横流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战争、种族、民族、宗教等各色人类社会冲突让深处其中的人们更多地感到困惑与无助。在这种情况下,审丑往往可以使人们脆弱的心灵得到宣泄、慰藉抑或是寄托。”

观众通过“审丑”的过程实现对自身压力的释放和情感的慰藉。

与审美不同的是，“审丑”所对应的是直指人内心的阴暗面，释放人在内心中的压抑、踟蹰、痛苦等负面情绪。

这个过程是要将自己的快感建立在剧中角色的痛苦之上的，从而以影片欣赏的过程来实现宣泄和寄托情感的目的。

彼得·法雷利的低俗喜剧作品正是借用了“审丑”所能够带给人们的快感，收获了一部分观众的青睐。

然而他并没有以“审丑”作为影片主题表达的全部目的，“审丑”只不过是戏剧性中荒诞的形式化产物。

纵观彼得·法雷利喜剧电影，在主要人物的设定上即便是流于俗套的小人物，也没有将其人性丑陋、扭曲的一面展现放大。

这些人物虽然有着荒唐的想法和粗俗的举止，仍能始终保有一颗向善的内心。

在情节编织上所堆砌的笑料事件没有极大悖离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这一点我们从人物所实现的目标以及各部影片结局便可得到印证。

例如在《三个臭皮匠》中的三兄弟一直想要努力赚钱，走向外面的世界，三个人真诚直率，勇敢正义，最终在孤儿院即将被关闭时将它赎回，从此也让孤儿院的氛围更加温馨有爱；

《庸人哈尔》中的男主角在影片中被设定成一个庸俗浅薄的人，经过催眠后意外地爱上了胖女孩罗丝玛丽，最终哈尔必须要在外在美和内在美之间做出抉择，哈尔不得不对自己秉持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和反思。

迎合泛娱乐化的潮流禁锢了主题的深刻性，导演开始发掘主题的思想内涵，低俗喜剧中也流露出导演悲悯的态度，逐渐彰显人文关怀。

《好莱坞记者报》便有文章认为此类低俗喜剧缺乏主题旨趣意蕴，流于形式的俗套：“《阿呆与阿瓜》和其它喜剧片一样有着不变的主题，还带有一点黑色幽默。”

到了2001年，《庸人哈尔》的主题显露了法雷利抨击浅薄的讽刺态度，周黎明在网易娱乐频道评价这部电影：“在该片中，法莱利（法雷利）兄弟在减少“酸辣”指数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甜腻”指数，并把“寓教于乐”的“教”摆到最显眼的地方，有点让人想乐却乐不起来。”

法雷利的低俗喜剧在主题旨趣意蕴方面是羸弱的，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积累和发展。

以《庸人哈尔》为例，如果说这部片子所要宣扬的是人的心灵之美，那么这种美的形态为何仍要以优美的形体展现出来呢？

可见此时导演对美的定义仍然没有超脱出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在主观上的一般认识，局限于泛娱乐化潮流的思维当中。

即使在《绿皮书》中，主人公谢利是以钢琴家的身份存在的，他所演绎的古典乐作品也是多为白人精英阶层们喜好的“高雅艺术”，本质上仍旧是带有娱乐属性的。

但由于这部片子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问题指向性更强，致使这种娱乐从形式上的荒诞变得写实而严肃起来，也正因如此才让主题中的悲悯元素从薄弱转为强势。

从内部而言，《绿皮书》中的托尼在谢利遭遇歧视压力、面对不公对待甚至是身心伤害的时候，对谢利是抱有悲悯之心的。

谢利在知晓托尼面临经济和感情双重困境的时候，对托尼也心生同情。

这种内在的悲悯情愫早在《庸人哈尔》中便有体现，哈尔爱上了罗丝玛丽，欣赏她美的心灵，但也流露出对她肥胖身形的复杂感受；

从外部而言，观众会对《绿皮书》中谢利的遭遇产生同情，由此也不难联想到美国黑人社群的境遇产生悲悯。

同样的共情也作用于《我为玛丽狂》中的泰德、《三个臭皮匠》中的科雷、摩尔和拉里三兄弟以及《庸人哈尔》中的罗丝玛丽等等角色身上，他们的遭遇除了让观众哄堂大笑之外，也不难引发共情思考。

“低俗喜剧专家”彼得·法雷利能够推出《绿皮书》这类作品，根本原因始于主题思想发掘加深、题材选择的变化对主题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发掘要求，主题元素随之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层次。

悲悯萌芽产生于导演对主题的反观和观众欣赏的过程当中，发生主题元素逐步演变的成因则是来自于故事矛盾、人物遭遇和观众的反思感受，在彼得·法雷利的电影作品中，几种成因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偏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偏见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的。

通过前文对人物的分析，可总结出彼得·法雷利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带有自身“问题”的，譬如身体残疾、智力低下、精神病患者者或是孤僻、偏执等性格缺陷。

他们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大多数，一般是作为容易被忽视的个体存在的，大众难以对他们形成准确的认识，他们比正常人更容易遭受偏见和误解。

在影片内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偏见明显存在，《庸人哈尔》中的哈尔对罗丝玛丽这类长相平平、体态臃肿的女孩便持有偏见态度，这是由于他父亲所灌输的观念决定的。

罗丝玛丽的外在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并不能说哈尔对她的负面态度是一种误解。

在现实世界当中，不论是哈尔这样浅薄的男人还是罗丝玛丽这类外形一般但心灵美丽的女孩都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或是对他人存在偏见，或是正在遭受他人的偏见。

前者能够通过观察影片中角色的遭遇而对自己类似的行为产生联想。

后者更容易与自身既往的或正在发生的经历相对照。

角色在影片内部的痛苦通过欣赏解读的过程得以映射到受众一方这个真实维度，这种偏见的存在以及对偏见的理解和感受则是在影片创作时就取材于生活的。

作为“低俗喜剧专家”的彼得·法雷利并没有在作品中放大来自于偏见的心理痛感，他将这种本应严肃面对的问题以戏剧化的手段和荒诞的娱乐演绎呈现给观众。

即便是喜剧，也容易因缺乏人文关怀而遭到观众内心的指责。

《三个臭皮匠》中的三兄弟自幼被人抛弃，成长生活在孤儿院中，这本是令人唏嘘的坎坷身世，但是在导演的安排下三个人却演绎起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看上去丝毫没有悲伤或怯弱，几个人也一直尝试努力接触孤儿院以外的世界，过上独立的生活，面对屡次尝试后的失败从未表现出沮丧。

这对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符合经验逻辑和性格特征的，三兄弟是存在于荒诞假设下虚构中的形象。

这种形象的出现是源于法雷利个人的认知，出于对这类人匮乏的了解形成的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印象。

法雷利单纯地要求他导演下的人物服务于剧情功能，偏见便不加修饰地作用于主题元素当中，这一点也是为部分观众所诟病的。

如果说彼得·法雷利早期的低俗喜剧电影中，偏见并没有作为鲜明的主题元素，那么到了《绿皮书》这部作品，偏见则被摆到了主题表达的显要位置。

作为一种根源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遗留问题，也是美国长久以来深存于社会中的积弊。

将种族隔离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不但迎合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导演所熟知的“疼痛”感受的延续。

彼得·法雷利让大家看到的不仅是偏见这一仅于主观意识中存在的态度，而是将它上升到歧视的层面：“偏见指圈内群体对圈外群体抱有的负性情感，而歧视指人们对某个群体成员表现出的不公平行为；社会歧视是一个由偏见到制度性歧视(个人偏见→社会偏见→行为性歧视→制度性歧视)的连续发展谱系,我们称之为社会歧视链”。

与《庸人哈尔》中哈尔对罗丝玛丽这种个体所持偏见不同，美国白人精英阶层对黑人社群的歧视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残留关系，从某一个白人个体对黑人存在偏见，到整个白人社会群体形成基于此种偏见的普遍共识。

由头脑中的意识活动到作用于具体行为表现，这便构成了歧视，继而形成了种族隔离这类制度性歧视，起因之一便是偏见在特定环境的温床中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