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称天朝上国？这正是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

中国古代，往往自称是“天朝上国”，而将其他的国家贬斥为蛮夷。甚至认为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其他国家来和中国贸易就叫做“来朝”“进贡”。这反映出了中国古人封闭自守、妄自尊大的心理。这样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是最特别的。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北沿岸。西北部千里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东北是林海雪原，南部的中南半岛是热带雨林，西部则是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东方是孤悬海外的岛屿。总之，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十分封闭的。如此的地理环境给予了中国人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优越感。只要能够解决北方游牧民族侵犯的问题，那么整个中原华夏就高枕无忧。

在这些封闭的环境内部，却是处于亚热带和暖温带的黄河、长江流域，十分适合于农业生产。在华夏先民到达此地后，就发展除了农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继而进入了文明时代。华夏先民在环顾四周，发现周边的民族都处于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于是开始认为自己才是中心，周边均是蛮夷。于是将自己的国度叫做“中国”，无比的优越感就出现了。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社会进步了，对周边民族也产生巨大的冲击。于是，周边的一些民族开始被迫臣服于这个国家，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封建制度。史书记载黄帝时，“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便是这种封建制度的萌芽。大禹，王权基本形成，“执玉帛者万国”，封建制度开始建立。

到了周朝，人们进一步将这这种封建制度完善，并且开始设想一种理想的“五服制度”。也就是周边的蛮夷应该距离的远近和“中国”不同的朝贡体制。至此，华夏族以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基本形成。《禹贡》写到：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緫，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和中国形成对比，地中海一带是人类最早出现文明的地区，这里出现了古埃及、苏美尔、亚述、波斯、赫梯、吕底亚、腓尼基、犹太、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文明之间的交流、冲突十分剧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很容易就被其他文明所灭，一个文明也必须大量吸收他国的优秀文化。因此这一带的文明总体比较开放，难以出现妄自尊大的心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平等，双方会多次缔结条约，这就是国际法的开端。

地中海世界

世界上的古文明主要有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三种类型，其中农耕文明属于原生文明，其他两者属于派生文明。三大文明的特点各不相同，农耕文明十分稳定，但是发展速度很慢，比较封闭保守；游牧文明缺乏稳定的物质积累，飘荡不安，形成了很强的掠夺性，但它成为了各大文明交流的中介；海洋文明又叫做商业文明，以工商业为本，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稳定性也不足。

中国古代就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甚至是最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中国古代一直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农业可以给国家提供稳定的赋税、兵员、徭役，同时农民的流动性小，更容易控制。农业的稳定就是国家稳定的保障，为了防止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国家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而商业从未独立形成，一直依附于农业。

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家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家庭根本不需要外来的资源，因为自己什么都可以生产。乾隆曾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中国皇帝还认为许多外国蛮夷依赖于中国物质。当然，中国古代也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和世界联系，但是这些商业路线的交流还是十分有限的。在明清时期，民间贸易被限制、禁止，只允许官方贸易，其目的就是为了官方垄断，推行了朝贡贸易。所谓朝贡就是将自己看作“宗主”，他国为蛮夷、附属。属国必须向“天朝”朝贡。但是没人愿意主动朝贡，于是明清就禁止民间贸易，并且大量向外国朝贡的人进行“赏赐”，通过利益来诱导他国来朝贡，制造“万国来朝”的虚假繁荣景象。

这就导致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封闭，丝绸之路不再畅通了，人们对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少了。至少在汉朝时期，人们还直到“西海之外”有方圆五千公里的罗马帝国（大秦），并记载于《后汉书》。在唐朝还直到阿拉伯、东罗马，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就认为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是蛮夷小国。郑和在印度洋狂了一圈，更是加深了中国人的这种认识。以至于后来利玛窦在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图的时候，被中国士大夫讽刺。后来利玛窦将世界地图进行了改造，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央，才勉强让一部分士大夫认可了。利玛窦还说“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诗经》中有一句话“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这句话用在海内是没问题的。但是，自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后，就开始变化了。中国的皇帝就将以前的分封制范围进行了扩大：过去王畿地区成为帝国的郡县、道路、行省地区，为皇帝直接管辖地区；将外围的“蛮夷”进行了大规模的册封，产生了羁縻的关系。这些册封一般都是名义上的，并无实际上的意义。因此自己是皇帝，对外的册封最高只能到王的级别。

两汉时期，这种册封就开始盛行了，汉朝皇帝几乎把周边的民族或者国家册封了一个遍，如刘秀就册封日本的“倭奴国王”。到了南北朝，日本统一了，也明白了中国皇帝的意思，于是不再接受这种册封，自称为“天皇”。中国史书记载外国君主，从未用过皇帝一词。如称呼罗马皇帝安东尼为“安敦王”。唐朝史书记载阿拉伯君主为“大食王”，阿拉伯派遣大使来访问中国，就被记载为“遣使者朝贡”。

即使是两国是敌对关系，册封依然不能停下来。如唐朝和周边的南诏、渤海、吐蕃不断战争，但是名义上还是册封他们为“西海郡王”“云南王”“渤海郡王”。这种思想曾经在南北朝和两宋时期遭到了重大打击，如宋朝被迫承认辽、金皇帝，甚至南宋一度被迫向金国称臣纳贡。到了明朝，这种面子上无比光荣的事情又被发扬光大了。明朝几乎把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国家都册封完了，册封连打进北京的俺答汗也册封为了“顺义王”，日本的丰臣秀吉被册封为“日本王”（实际上并非国王），估计就差册封荷兰、俄罗斯了。

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天下”观，认为世界都是皇帝的世界。这也就导致中国不会产生平等的外交关系。于是，在君主得意忘形的自我陶醉中，在这个社会愚昧无知的自我封闭中，中国人就产生了妄自尊大、天朝上国的心理。1842年，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心理，清朝官方依然将英法称为“蛮夷”。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清朝才不敢称呼外国为蛮夷，天朝上国的心理才真正遭到了冲击。然而，只要中国国力稍微恢复，这种心理就会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