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

by 徐贲

1996年，我孩子进高中，家里给他购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又称《不列颠百科全书》），29册正文，2册索引，1册百科类目（知识的整体结构纲要），共32册。这是1991年出的第15版。这个版本后来有46％的内容被更新。2009年夏季出版的2010年版是最后的印刷版。当时，这部百科全书是我们给孩子准备的学习参考书，希望他能够从高中用到大学毕业。《大英百科全书》是全球发售的，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里，这部参考书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1996年，《大英百科全书》售价1000多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个中国教授的工资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左右，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8.33，1000美元是一个教授七八个月的工资。这种昂贵程度虽然比不上500年前文艺复兴时的参考书价格，也绝对远远超出了普及文化所能接受的价格。

就在短短5年之后的2001年初，出现了互联网上的维基百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庞大、最被广泛使用的百科全书。在没有外力审查屏蔽的前提下，它供任何人自由使用，使用它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它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不分贫富，所有人都能方便使用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全称是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可以理解为“免费”的百科全书，也可以理解为“自由”的百科全书，不管怎么理解都符合互联网最初的理念，那就是全人类对知识的自由分享，它不受经济和政治的限制，是每一个人不可让渡的一种基本权利。在今天的世界里，这个理念尚未成为现实，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理念，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平等才获得了合乎时代要求的道义准则和目标。

百科全书经常被视为一个知识来源，但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知识来源呢？是把它当作一部恢宏巨著来阅读或浏览吗？还是把它当作有需要才翻阅的参考书？据中文维基百科的《大英百科全书》介绍，有人从头到尾读过这部巨著，“卡扎尔王朝君王法阿里曾读完第三版，美国商人阿姆斯·肖克（Amos Urban Shirk）花了四年半，读完共23册的1911年版，除此之外还有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美国物理学家费曼、英国小说家佛瑞斯特（C．S．Forester）等。2006年，一位任职《君子杂志》（Esquire）的记者A．J.贾各布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看完3.3万页的2002年版，并把读后感写成一本书《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The Know-It-All：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Becom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王云五在19岁时购得《不列颠百科全书》，以三年时间将全书35巨册阅览一遍。胡适称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即便真实，也是奇人异事，不足仿效。例如，王云五出生于1888年，他19岁时应该是1907年，花3年功夫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应该是1910年。他浏览的应该是1902—1903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0版，是第9版的25卷加上11卷补充，应该是36卷，而不是35卷。新的第11版是1910—1911年出版的（29卷），32卷的第15版则是1985—2010年才出版的。

况且，有不同方式的“浏览”，浏览百科全书就能成为有脚的百科全书吗？未必。且不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读懂百科全书里包括各种不同科目专业知识的所有词条（文章），单就人的记忆能力而言，能记住这么多的内容就已经颇可怀疑。更重要的是，像萧伯纳、费曼还有王云五这样的高智商人物，他们难道还不够聪明，居然不知道，与其通读百科全书，记住其中的内容，还不如在需要的时候再去查找，既可到百科全书里去找，也可以到别的书籍里去找。这样岂不更有效得多？18世纪英国学者，也是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说过：有两种知识，一种是记住的，另一种是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里去获取。互联网时代，后面这种知识变得愈加重要。[1]

完全没有必要从头到尾阅读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是一种工具书，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知识参考书。知识参考书是文艺复兴时期因为知识信息太多，远远超过了个人大脑记忆所能承担的处理和管理能力，而发展出来的一种信息处理方式。它是一个知识工具，不是知识本身。它处理信息的一些主要手段，如“条目”“按字母顺序排列”“索引”等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直到今天仍然在被大致沿用。百科全书是概要介绍人类全部知识或某一类知识的工具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辞典形式编排，以条目为基本单元，收集各知识领域的名词、地名、事件、人物、著作等，但不收录词语，故不同于语文辞典。百科全书可以是综合性的，包含所有领域的相关内容（例如《大英百科全书》），也可以是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例如医学、法律、哲学百科全书）。

哈佛大学教授安·布莱尔（Ann M．Blair）在《知识太多》一书中把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参考书作用称为4S“信息处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也就是储存（storing）、分类（sorting）、选择（selecting）、概述（summarizing）。这些仍然是今天知识处理的基本手段，“我们也还是在储存、分类、选择和概述信息，但我们现在不仅要像许多世纪前那样依靠记忆、手稿、印刷材料，而且还要依靠电脑原件、搜索功能、数据库、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电子技术”。[2]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数字技术一样，是一场变革。它将信息过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罗马到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图书都是手工抄写而成，一本书很容易让一个抄写员花上一年还多的时间。作为商品，书籍昂贵奢侈，制作书籍通常需要佣金，而且常常要预先支付。书籍的销售更是与我们今天“买书”完全不同。艾柯在《别想摆脱书》里说，以前买书是到书店预订，书店老板让人专门誊抄一份，“也许书店里会库存几卷最常被征订的书”。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最早印刷的书不是装订好了再出售，当时是先买下纸张，再装订。书籍装订的多样性，如今已然成为我们收藏的理由之一，也充分显示了收藏珍本的乐趣。对于收藏者和古董商而言，装订可以给两册内容一模一样的书带来极大的差异。我想，出售装订好的书，最早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3]中世纪大图书馆所藏手稿仅以百计，但即便如此，能够接触这些书籍的人还是少得可怜。

印刷机渐渐改变了这一切。第一台印刷机出现在1453年前后，到1480年，古登堡所发明的新技术就已经走出了实验阶段，在欧洲20几个大城市的中心传播开来。人们起初对印制书本的速度和书籍价格的暴跌（据当时估计，一本书的价格是1468年时的20％）持非常乐观的欢迎态度。但到了1500年左右，有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哀叹新的问题。他们抱怨说，印书商逐利而为，赶印出了许多不重文本质量的手稿，而大规模出现的新书又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令他们不再关注最有价值的古代经典。伊拉斯谟在16世纪初抱怨“新书成群涌来”。[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把阅读视为心灵和人格培养的大事，所以格外重视要阅读好书和正确阅读。伊拉斯谟就提出这样的警示：“通过阅读，无声的文字会变成道德（mores）和思想方式，不应该在没有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让生性顽劣和暴力的男童阅读阿喀琉斯、亚历山大大帝、薛西斯一世（Xerxes）或恺撒的事迹。”[5]

任何一种新传播媒介的普遍使用都会带来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效应，而阅读方法是否得当则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这些都是各方人士担心和害怕不良阅读的原因。然而，我们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些害怕，因为看似同样的害怕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今天人们对互联网的害怕也是一样。

对印刷术的担心害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权力害怕它对权威秩序产生破坏和颠覆的效应。另一类是知识人士害怕知识太多，无法处理或管理。这两类害怕并不是绝然不同的，因为前一类害怕也会包含对知识太多的忧虑，而后一类害怕则也涉及了权威问题：以怎样的知识权威来甄别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知识信息。

天主教会毫不掩饰他们对印刷术的敌意，称印刷术为“不出声的异端邪教”。世俗的统治权力也不示弱，他们把印刷术视为对官方权威的威胁。新媒介成了民心不稳的替罪羊，“17世纪公众对官方说法和事件表态非常怀疑、不相信，也不信任。这种情况是与出现众多小册子同时发生的。在剧烈变化的世界里，人们感到不知所措。这被归咎于期刊和小册子在读者头脑里灌输了相互矛盾、夸大其词的信息”。[6]由于印刷术的推广，不同观点的期刊和小册子纷纷出笼，造成了民众的思想混乱和社会不稳定。17世纪许多人“指责印刷术或活字的发明，责怪新技术造成了新闻和小册子的扩散，败坏了道德，腐蚀了良心”。[7]把坏消息归罪于信使，似乎非常荒唐可笑，但如果用它来对照今天对互联网的一些指责，则又像是在眼前发生的事情。

与教会和统治权力抨击印刷术不同，知识和教育人士更担心的是知识太多怎么办。其实，这并不只是担心出版物数量太多，而是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忧虑，害怕读者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有权威和价值的书籍，什么是知识和道德都不值一提的书籍。教育人士对如何指导学生阅读感到束手无策。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 Luis Vives）感叹道，“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书本”，而“书本又如此之多”，那么，“由于每门学科需要花费无穷的精力来阅读这么多的书，不少学生都会害怕和痛恨学习”。[8]老师和学生都抱怨，根本无法阅读这么多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学生的阅读选择便成为当务之急。

布莱尔在《知识太多》一书里指出，16世纪中期，对印刷术的评论经常集中在出版和印刷书籍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积累上。这种不安不只是数量上的，更是因为这些书籍对知识权威形成了威胁。不同的作者对什么是“真相”和如何解释真相有不同的看法，读者需要自己有所选择，决定什么书值得读或不值得读。选择太多反倒成为一种干扰和负担。布莱尔对此指出，“书籍太多的问题不在于书太多，而在于承载着太多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新权威、观念和经验”。欧洲社会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宗教、哲学、文学、历史文本的传统基础上的，“新的或新发现的观点付诸印刷，使得如何协调互相冲突的不同权威成为一个严重的新问题”。[9]同样，今天互联网的超量信息问题也不仅在于“超量”，而且在于承载着太多的不同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因此对政治权力和文化特权形成了实际的或潜在的威胁。

所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比今天学院体制中的学术人士表现出更大的社会知识担当和领导力，或者也可以说，在表现这种担当和领导力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政治限制要小得多。16、17世纪的人文学者或作家很少有不对公众提出阅读指导的，当然，也有的会乘机推销自己的作品。[10]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帮助公众阅读和提供指导的参考书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的是利用旧形式，但改换了新内容（如从笔记精萃变化而来的“文选”[floriegium]），有的则几乎完全是新的形式，“百科全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6世纪的百科全书是处理信息的一种新方式。它力图穷尽搜索、无所不包，“不是因为当时对古代的知识有了了不起的新发现，而是因为人们对寻找和积存信息有了一种新的态度”。[11]要囊括一切知识，并设计出相应的编撰方法把有权威来源的知识摘录收集在一起，这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人做过，虽然有历史学家将其也称为“百科全书”，但是，“百科全书”这个说法却是16世纪才创造出来的，而且是出于对一个希腊说法的错误解释。希腊语的enkuklios paudeia原来指的是“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或“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百科全书”这个说法里被误会成“学识之圆”（circle of learning），即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相互有所联系，如同存在于同一个“圆”之内的不同部分。在后来的百科全书编撰理念里，这个“圆”的隐喻却被保留了下来，第15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百科类目Propædia）卷（首卷）就是用这样的“圆”来解释整部百科全书的编撰体例的。[12]《大英百科全书》上网后，不再强调这个整体的知识之“圆”，网上的维基百科更是用“链接”彻底代替的“圆”的部分与整体关系概念。

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参考书是“选集”（florilegium），这种书从各种知识权威（宗教作家、哲学家、诗人、演说家等）那里集合值得记忆的引文（或称“花朵”）。这种书籍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印刷技术使得以前薄薄的手抄本变成了大部头的印刷卷，阅读这种大部头也就发展出一种称为“查阅”或“参考”（consultation reading）的阅读方式，不是阅读整书，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百科全书与这类选集不同，它不是文摘“选集”，而是知识“大全”。葛雷格·赖施（Gregor Reisch）于1503年出版的《哲学珍宝》（Margarita philosophica）一书的副题是“一切学科最完善的全书”（most perfect cyclopaedia of all the disciplines），用的就是“大全”的说法。这部著作汇集了当时所有的人文学科，以及自然和道德哲学，包括12个部分，涉及16世纪高等教育覆盖的科目：拉丁文法、辩证术、修辞、算术、音乐、几何、物理、自然历史（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与那个时期的许多教科书一样，这部用拉丁文写成的著作运用的是师生对话的形式，书里有雕刻版的插图，在西欧被广泛用作在家自学或在大学里学习的通识教育教科书。这里面的知识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必须学习的。《哲学珍宝》备有按字母顺序的索引、内容目录、分部和子部，既可以部分查阅，也可以整书翻阅浏览。这种两用的阅读方式，正是今天《大英百科全书》也希望提供的方便。

《哲学珍宝》出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德国出生的牧师和学者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1630年出版的《七卷本简明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Septem Tomis Distincta）第一次把“百科全书”用作书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又陆续出现了其他以“百科全书”冠名的著作，有的是专门学科的，有的是多学科的。阿斯特德的百科全书比赖施的《哲学珍宝》规模大得多，每个学科的信息也更加丰富。这是一部参考书，而不再是大学教材，“这部著作不仅涵盖许多学科领域，而且有清楚的知识结构布局和统一的索引，同一主题的条目都放在一起，再区分出子部，就像今天的百科全书一样”。[13]

只要看一下第15版，也就是迄今为止最后一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可以了解，《七卷本简明百科全书》的一些编纂手段和设计还在影响今天的百科全书，最重要的是“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与“大量有用信息”这二者之间的那种难以协调的“张力”。布莱尔对此写道：“早期现代百科全书理念的张力，既重视仔细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又要包括大量有用的信息，后来一直以新的形式顽强持续。……在法国百科全书里，达朗贝尔坚持用字母顺序，同样用“知识树”来显示分散于字母顺序条目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狄德罗则强调交叉引用的重要性，读者可以从一点出发通过交叉引用来建立许多（知识）联系。”

《大英百科全书》印刷的最后一版（第15版，1985年）对百科全书张力的处理办法是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百科类目》（Propædia，1卷），这是整个百科全书的“知识大纲”，采用的就是“学识圆”的隐喻。人类的知识被划分成十个部分：依次为，一、物质与能量，二、地球，三、地球上的生命，四、人的生命，五、人的社会，六、艺术，七、技术，八、宗教，九、人类历史，十、知识分布。知识之“圆”分成九个部分，分别代表人类整体知识的前九个部分，它们如同处于一个转动的轮子内，不断换位，没有高下之别。圆圈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知识的知识，即第十部分的“知识分布”。这是全部其他知识的轴心，是对不同知识部分的总体认知，它的中心位置是不变的，标志着知识永远是人的知识。

《大英百科全书》的第二部分是《百科细编》（Micropædia，11卷），是按字母顺序编列的词条，相对简单，没有贡献者署名。第三部分是《百科详编》（Macropædia，17卷），699篇文章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每篇文章长度从2页到310页不等，平均为24页。所有文章几乎都有参考文献和署名贡献者，这些贡献者的名字在百科类目（Propædia）里按照首字母顺序予以列明。

互联网时代，百科全书与许多其他参考书一样，向数码平台转移。这对它的传统编纂、维持和使用方式都会造成冲击性的影响。搜索功能已经代替了字母顺序的索引，不断扩展的超链接使得交叉引用成为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最方便的移动方式，就是当年狄德罗对百科全书的构想。在维基百科时代，百科全书长久以来的众多贡献人合作发生了变化，维基百科发展出读者反馈，以及贡献者与读者间的互动。但是，正如布莱尔所说，“尽管有这些变化（将来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变化），今天的参考书还是继承了过去许多世纪的遗产。从中立的编纂立场、促进共善，到顾及不同范围的兴趣，以及众多贡献者在同一时间和在时间跨度上持续合作，这些都是在早期拉丁参考书的经验磨砺下发展起来的”。[14]这些特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中立的编纂立场”。

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C．MacIntyre）在《道德探索的三种竞争模式：百科全书、谱系学和传统》一书里区分了三种道德思考方式。其中，百科全书方式是立场中立的。谱系方式与之相反，它从发生及其过程来考察对象，关心的是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传统方式与上述两种都不相同，它依据的是在传统中产生的多样化权威，既然是多种多样，也就无所谓立场中立。[15]

虽然人们普遍会像麦金泰尔那样认为，百科全书是或者应该是立场中立的知识方式，但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百科全书》绝对是一个例外。莱恩斯（Martyn Lyons）在《西方世界的阅读与写作史》一书中写道：“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与今天众多的百科全书不同，它的目的并不是立场中立地描述当时的知识状态。它当然包括讨论当时最新科学方法的文章，但它也是在以理性改革的精神，对旧制度社会和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们都参与了这部百科全书的工作。”[16]

就许多贡献者合作参与这部百科全书的工作方式而言，18世纪这部法国《百科全书》确实是继承了17世纪上半叶阿斯特德《百科全书》的传统，但空前的贡献者人数规模（将近200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约140人）也超过了17世纪。阿斯特德在他的《百科全书》里为每一科的知识都提供一个概要，每一章还有一个便于记忆的要领规则。他经常不说明知识的来源，后来的研究者经过分析发现，他借助了许多同时代出版的知识手册和论文。他从中挑选并加以重述，然后按自己的需要插入他的知识系统之中。他编纂百科知识的办法不是直接选用权威的或署名的知识来源，而是用归纳和概述来重新处理，所以他自己的个人作用十分突出。他在百科全书里提供的不是零碎的知识，而是那种被纳入一个有机体系中的知识。他承认自己得益于18位伟人，在他之前，“他们已经在用一个统一的组合（Syntagma）来描绘哲学王国的辽阔幅员”。这样的哲学宏观显示了当时学者对百科全书这项知识工程性质的认识。[17]这种工程不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它形成了众多贡献人合作的知识处理模式。

集体合作成为法国《百科全书》的突出特征，标志着一种新型知识权威的形成。它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不依附于教会或政府，而是秉持知识者们集体——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看法不同——所共同尊奉的理性原则。理性是它知识权威的基础。不仅如此，这部18世纪的百科全书还有着一个与17世纪完全不同的目标，它不是要汇总过去或现有的所有知识，而是要开创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知识。既然它的目的是要与过去的知识模式决裂，既然是要对支持现有体制的知识基础提出批判，它的立场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中立客观的了。

然而，在存在专制王权思想钳制的18世纪（在今天世界的一些地方也还是一样），即使是一部实质上立场并不中立的百科全书，也还是需要以立场中立来做掩护，而百科全书这种参考书形式本身就是一个掩护。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一书里指出，与其他许多百科全书贡献者们的“学者”身份不同，“《百科全书》的撰稿人是些‘哲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对过去的哲学思想毫无敬意”。但是，“公开署名的文章……完全是一种毫无冒犯意味的学术；甚至他们论述的问题（除了狄德罗的几篇文章外）也是那种不容许有大胆讽喻的课题。如果我们浏览一下阐述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章，比如说，随便看10篇或100篇，我们看到的无一例外地都是中立的、谨慎的，甚至饱含敬意的言辞”。[18]

但是，这样的“中立”只是表面的，因为它们可能是一种写作者在专制审查制度下的自我保护手段。“无论是狄德罗还是达朗贝尔，都不能把事情说得这么明了；他们不能直接控诉信仰和遁世，不过他们以咄咄逼人的嘲讽笔调进行的谴责已经暗含着这种控诉。他们继承了许多其他作者的事业，他们对经院哲学发起批判，批判它幼稚的诡辩伎俩、空洞做作的赘词，以及摧毁一切理性、扰乱人的常识的推理方式。……针对各种陈旧思想，他们以胜利的热情提出一种真正的哲学为对抗，这就是批判考察的精神，观察实验的精神。”[19]这就像在宣传洗脑的社会里倡导说理和批判性思维一样，它们虽然没有直接抨击强梁的权力或批判不讲理的制度，但它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的“中立”诉求就已经包含了对现状的抨击和批判。采用这样一种立场中立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批判策略。

1751—1772年间，17卷正文，11卷图片的狄德罗《百科全书》能冲破重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得以问世，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没有迂回、妥协的策略是不可能的。从这些障碍和困难就可以看出，这部百科全书不是一般所谓的“纯学术”著作。纯学术著作常常是专制统治能够允许，甚至欢迎的。这部百科全书是世界现代思想史，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几十年法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然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如何评估它的重要性，成为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一种观点是把这28卷对开本的《百科全书》视为最终打开巴士底大牢的思想武器，后来终于摧毁了旧制度下的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和宗教愚昧。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版的第3版《大英百科全书》（1801）就咒骂这部法国《百科全书》是“瘟疫的传播者”，指责它“广为散播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必须也理应受到谴责”。[20]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彻底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没有百科全书曾经有过（像法国《百科全书》）那样的政治重要性，或者能在它那个世纪的国民或文学史里占有如此显要的地位”。

但是，另有一个观点认为，这部百科全书和整个启蒙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完全被夸大了的。把《百科全书》当作摧毁旧制度的思想武器，莫非是说在历史上真的有过广大民众研读这部著作，用它来武装自己头脑？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影响了包括欧洲学者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索雷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就写道：“罗伯特·达恩顿早在1971年就提出，将启蒙思想看作革命意识形态的经典理论已经过时。他指出，启蒙的精英主义根本无心颠覆社会，它承载的是一种开明的改革计划，主张保留而非摧毁等级制度。达朗贝尔赞同各层级间要有清晰的界限，并要求尊重出身带来的先天优势。在《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伏尔泰把启蒙主义者和‘有特权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与‘资产阶级家庭’的思想相对立。就像德尼·里谢（Denis Richet）看到的那样，18世纪的自由主张充满了贵族味道。”[21]

但是，评估一个思潮或一部著作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是否有批判性，或者是否起过什么破坏或颠覆作用，是不能以它的阶级或阶层属性（即便有可能确定这种属性）为依据的。法国《百科全书》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重要性（主要当然是指它对旧制度秩序的破坏和颠覆）？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对立。第一种看法认为这部百科全书对颠覆旧制度贡献甚巨，这是从它的革命性理念（要理性不要迷信）着眼的。这一看法认为，这是《百科全书》的原则问题。第二种看法认为这部百科全书对破坏旧制度无甚贡献，这是从它与旧制度的妥协着眼的，强调的是启蒙哲人对待实际问题的温和态度（如君权体制、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改革要求，等等）。

其实，颠覆和妥协是同时存在的，并不矛盾。《百科全书》的这种两面性也是启蒙思想的两面性。莫尔内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指出，启蒙哲人在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以理性取代迷信和反对一切非理性或排斥理性的权威，必须用启蒙来改变民众的愚昧思维方式——是大胆而明确的，但是，“当从原则问题转向实际问题时”，与在政治问题上一样，《百科全书》表现得“畏畏缩缩，甚至自相矛盾”。[22]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词条中说，百科全书的目标是“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23]他和同道者们要提倡的是一种与天主教耶稣会不同的世俗化学说。《百科全书》要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并向公众和后代传播这些知识。[24]从一开始，这部著作的构想就已经包含了批判和改变现有知识结构与性质的目的。那就是“理性”和一种可以由人的理性，而不是神意或意识形态指示来客观检验的知识。这是一种去除愚昧和迷信的知识。

在由于民众愚昧而得以存在并苟延残喘的专制制度中，敦促民众不要愚昧，致力于将他们从愚昧中唤醒，告诉他们如何从愚昧中醒来，这种启蒙本身就是对现有制度的根本打击和颠覆。它能够针对具体的问题固然很好，但如果由于受到权力的压制和威胁而无法直接针对具体问题，那也没有什么。它同样能有客观的社会批判作用。只要民众能够明白如何改变思维方式，知道如何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事物，他们自然就会对具体问题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看法，想阻挡也阻挡不住。

198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举办了法国《百科全书》的展览，加州大学教授克劳琳达·多那陀（Clorinda Donato）在随后出版的《百科全书和革命的时代》一书中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从理性思考原则上（而非如何看待具体问题）的批判价值。她写道，“百科全书派学人成功地论述和推行了他们的理性和联合知识（unified knowledge）信念，以此让人的意志获得力量，并帮助形成了法国革命将要应对的问题”，尽管“那些手艺人、干技术活或出劳力的人们未必阅读过《百科全书》……但他们一旦觉得自己的工作与知识者、僧侣、统治者同样重要，这种认识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基础，最后促成旧价值的崩溃，造就新价值的建立”。[25]

多那陀所说的“联合知识”可以理解为，虽然参与《百科全书》的那些启蒙哲人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政治或宗教立场并不相同或大不相同，他们有的激进，有的保守，虽然他们许多人对法国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兴趣，但是，作为一个知识整体，《百科全书》有一个总体的理性变革目标，所有文章的集体努力正是奔着这个目标而去。《百科全书》拒绝承认天主教教会是解释科学问题的权威，它也拒绝接受政治权力对知识和艺术问题的规定和限制。它的一些文章里“巧妙地掺进了对国家和教会的批判”。[26]《百科全书》的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不只是因为它的启蒙理念，也是因为它的编撰者和出版者懂得如何与王权和审查制度巧妙周旋和妥协，甚至把它做成了一门“生意”——达恩顿用一部大书来讨论《百科全书》的出版“生意经”。[27]在不自由的制度下进行自由和理性的启蒙，必须利用种种可能的因素。这是启蒙在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冷酷无情的现实之间的夹缝里顽强寻求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技艺。18世纪是如此，今天互联网时代仍然是如此。

如果说立场中立是百科全书的知识方法原则，那么自由就是它的知识政治价值。中立是为了让百科全书拥有尽可能广大的读者，而自由则不仅是为了让百科全书拥有尽可能广大的读者，而且拥有能够自由思想，珍惜思想自由的读者。法国《百科全书》让我们看到，虽然自由是它的知识政治价值，但它自己在诞生和存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知识的政治自由。今天回顾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想主义的人们也许会瞧不起《百科全书》出版中的种种生意人的介入，视之为知识理念的不纯动机或功利因素。

但是，布莱尔并不是这么看的。她认为，正是因为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两卷本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字典》（Cyclopaedia：or，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通常也称为《钱伯斯百科全书》）大获商业成功，“让别的出版商看到了有利可图的商机”，才让狄德罗有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出版商把出版一部新百科全书的计划承包给了当时正在找工作的青年狄德罗。许多年后，他交出的是一部比钱伯斯大得多，由众多贡献者一起完成的百科全书——现在能核实的作者就有约140人。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作者是匿名的。众多的贡献者们集体协力合作而成的这部百科全书有17卷正文，11卷图片，“从此确定了现代多卷本百科全书的模式（众多作者、附有插图、字母顺序编排）”。然而，当时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这部百科全书的编纂形式，而是它那些明显“带有折中色彩的文章，有的是从其他地方复制而来的老生常谈，有的是重要启蒙哲人亲自撰写的文章，不仅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还有孟德斯鸠、杜尔哥（Turgot）、伏尔泰和其他作家”。他们在文章里“掺入一些对教会和国家的批评”，“这与启蒙哲人通过精英思想来推行改革是一致的”。[28]

狄德罗等人利用介绍知识的机会，巧妙地暗示自己的自由思想和批评意见，但并不把这样的批评推到前台。这种试探专制统治对自由思想容忍尺度的策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打擦边球”。这是一种必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手段，“正是因为他们对大胆观点采用了巧加掩饰的办法，大胆观点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面世。例如，他们把大胆的想法暗暗藏进看似无害的文章里；他们避免言及一些敏感作家的名字，却悄悄地采用他们的观点；他们运用交叉引证的办法来引导有倾向性的联想”。[29]直到今天，在专制审查制度下写作的作家也还是在运用这种拒绝沉默，但又多加小心，保护自己的“曲线文章”办法。

莫尔内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揭示了启蒙哲人的“曲线文章”的意向和手法。他同时也指出了启蒙哲人们在原则问题与实际问题上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和自相矛盾。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下独立思想者们常见的知识政治特点。18世纪启蒙哲人们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君主专制体制下，他们无法想象或看清与这种专制体制不同的未来可以是怎样一种不同的景象。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理解，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他们。莫尔内指出，“《百科全书》只是在颂扬和证明它的理想，而丝毫不在意虔诚派信徒的理想。但二者之间处于完全的斗争状态，哲人们的对手十分顽强……他们只能以智谋和巧计进行战斗。……怎样才能将这些大部头的对开本书籍秘密运进法国呢？因此必须争取当局的好意。书中的文章后来经过了正统神学家出身的审查官的修改。一切直接涉及信仰的内容都是正统神学家编订的”。这些就是所谓“内容敏感”的文章。狄德罗对此表示不同意，但他必须采用“谦卑的服从口吻”。他只能在与审查官的周旋中尽力而为，“在精心编排之下，读者可以在满怀敬重的文字背后看出讽刺的意味，可以在高呼和平意愿的同时进行战斗。百科全书派也坦言了自己的策略。达朗贝尔曾说，当人们栖身于‘受谬误支配的辽阔天地’时，‘这种半攻击行为、这场未公开的战争’更为明智”。[30]

自由的启蒙需要保护好启蒙者自己，这就需要懂得妥协、学会迂回。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从事他的启蒙工作。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可以说明启蒙者不得不运用的迂回策略。一名负责运送精神病人的司机因为疏忽，中途让三名患者逃掉了。为了不至于丢掉工作，机灵的司机把车开到一个巴士站，许诺可以免费搭车。最后，他把乘客中的三个人充作患者送进了医院。

一位有心人想了解这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从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他问甲：“你被关进精神病院时想了些什么办法来解救自己呢？”甲答道：“我想，要走出去，首先得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你是怎样证明的呢？”甲说：“我说：‘地球是圆的’。我想，这句话是真理，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是精神病吧！”“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针。”

有心人接着问乙，“你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乙答道，“我和甲是被丙救出来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报了警。”“当时，你是否想办法逃出去呢？”“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前总统是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是布莱尔。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领袖的名字时，他们就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了！”“那么丙是怎样把你们救出去的呢？”乙答道：“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甲乙丙三个人都相信理性，相信真实和真相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说服和证明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疯人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真实——启蒙理性的根本理念——已经不起说服作用。疯人院有疯人院的逻辑：甲说的是一个太简单明了的真实，居然拿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证明，一定是个疯子。乙说的是太遥远的真实，居然拿这种没用的事来说事，一定是个疯子。唯有丙能对自己的处境做出正确的判断，他知道，他的当前要务不是直接去向疯人院证明什么它不可能相信的真实，因为真实的对立面不是不真实，而是疯狂。他需要先保全自己，逃出疯人院，到一个有人倾听真实的世界，这样才有可能把甲和乙从疯人院里解救出来。

一个政治不自由且民众普遍愚昧的社会跟寓言里的疯人院差不多。在这种状况下，从事自由的启蒙事业就不能运用自由环境中的自由策略。知识不再是唯一的解救之路，不同的知识也不再是不分彼此、同等重要的了。在这种处境下，首先要针对特定的不自由和愚昧现象，确定什么知识在此时此地比较重要，并给予这些知识优先的对待。也就是说，知识者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什么是最为迫切的知识，“每当一种全民性偏见应受尊重时，那么这种偏见就应该在其（百科全书）条目中郑重其事地加以阐述，且须带有所有似是而非、颇具诱惑力的点缀物；但另一些条目则以可靠的原则论证相反的真理，参阅这些条目则可推翻这座烂泥堆起来的大厦，使其化为齑粉”。[31]

虽然法国《百科全书》文章的写作者们精明老练，他们的批判目标也非常明确，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故意采用装傻、装天真的策略。他们“一般并不表现得公开大胆”，而是让文章包含“某种单纯和天真，例如，在‘教会法’‘圣经’‘四旬斋’等条目中，作者都声言自己的意图是纯洁的，并且完全服从教会的决定。……此外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象征说法、插入语、影射和讽刺等等”。[32]深思熟虑的批评显得像是临时想到的念头，无关宏旨，不必在意。这种麻痹对手的手法有时候不过是掩耳盗铃，低估了对手的警觉和灵敏嗅觉。但对于文章作者，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于不能从知识政治或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了解这些18世纪专制制度下启蒙人士如何艰难写作的批评者来说，启蒙作家当然显得在实际问题上摇摆不定、无所适从。不过，这样的批评见解是肤浅和自以为是的。

现代百科全书的一些主要编纂方式，如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条目、细目标题（topic headings），以及便于查询的格式，如双栏、栏外标题（running heads），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经过早期现代时期印刷参考书的改进和改良，渐渐完善，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参考书特征，其中以交叉引证最为常见，也最为有用。今天的网上百科全书已经将此改变为关键词的链接，看上去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是在新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对早先方法先例的重新运用。

我们现在熟悉的参考书的知识权威也是逐渐形成的。最早的百科全书都是某个编纂者的杰作，他就是知识权威。编纂者使用别人的材料，一般是不加说明的。后来（直到18世纪），百科全书基本上都是多位或众多贡献者的合作成果，但如何处理知识来源和权威却并没有统一的规则。约翰·海因里希·泽德勒（Johann Heinrich Zedler）编著的《德国百科全书》不提贡献者是谁，也不提有多位贡献者的事。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则是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类似于中世纪或早期现代参考书编纂者的角色，淡化自己的作者身份。他只是在报告别人说什么，无须为他们所说的内容承担责任。这是躲避思想审查制度的一个办法。

但是，这使得狄德罗原先关于集体作者和作者文责自负的计划复杂化了。这部百科全书第1卷出版后即招致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使得许多贡献者不再愿意公开身份。狄德罗先前在前言里允诺，凡是他个人撰写的文章都会以星号标识，但他可能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后面几卷里的文章很大一部分都是他自己写的，却没有标以星号。这使得贡献者的真实身份辨认变得困难。另一重困难是，一些多产的贡献者是把写作外包给写作助手的。[33]在当时，这么做是正常的，不像今天会被视为剽窃。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如此，人文学者可以出钱雇人代为阅读，写成阅读笔记供他使用。这叫学术外包。今天一些教授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使唤，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学术伦理变了，人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容忍，而是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学术行为。

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成功和声望在欧洲带动了许多仿效型百科全书。在知识面上，有专门知识的，也有一般知识的；在立场上，有赞同启蒙哲人的，也有反对的。但绝大多数都在信息上秉持立场中立的原则。[34]仿效狄德罗模式的百科全书变得规模更大，插图更丰富，而且也是大开本的。到了18世纪末，大开本基本上都改为较小的开本。这样更便于携带，也便于阅读。

1768—1771年出版的3卷本《大英百科全书》（第1版）用的是四开本的格式，后来又再缩小。《大英百科全书》成为一个品牌，一版又一版地更新和增加内容。这在18世纪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1820年代末爱丁堡出版商亚当·布莱克（Adam Black）收购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版权，出版了第七和第八版。第九版也被称为学者版，它是从1875年至1889年出版的，其中包括了众多著名作者写的、非常深奥的学术文章。有人称它为英语百科全书历史上的顶峰。当时有英国人认为该书的权威性“仅次于上帝”。[35]《大英百科全书》的目前版本有4000多名作者，其中包括当代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有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5位美国总统。

百科全书的内容若不及时更新，就会过时，失去其参考书的价值。今天人们已经不会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当作一部参考书，而是视其为一个思想史或文化史的文献。美国有一个叫“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百科全书》”的网站，由志愿者把这部百科全书里的文章翻译成英文，集中在网站上。[36]这是保存历史文献，供进一步学术研究的好办法。

《大英百科全书》能够存在两百多年，与它在内容上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但是，它的内容更新无论如何都根本没法与网上百科相比，网上百科添加或更新内容几乎可以与时评一样迅速，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例如，谷歌下属公司Deepmind的新版程序AlphaGo Zero的报告于2017年10月19日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上，维基百科马上就出现了有关词条，且不断更新，提供“非原创性”知识，也就是只报告有关的信息，自己不加评论。在互联网时代，《大英百科全书》必须重新寻找生存之道。历经了244年的漫长岁月，《大英百科全书》出版方2012年3月13日宣布，市面上库存的第15版的纸本百科全书卖完后，将不再推出印刷版，内容全面数位化。为纪念印刷版本的“光荣退役”，《大英百科全书》网站自3月13日起提供免费浏览一周。网上《大英百科全书》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第15版“Propædia”（百科类目）卷的前言里说，“想要对某一个论题有所完整学习者”可以找到所有与这个论题有关的知识。Propædia意指百科全书词条的整体知识体系。[37]

在互联网时代，上网参考《大英百科全书》的读者有多少还会关注其“百科类目”呢？网上阅读改变了人们运用传统参考书的方式，基本上都已经只是“参考阅读”（consultation reading）的方式了。今天《大英百科全书》最大的竞争者是网上的信息。许多人更喜欢使用搜索引擎，如Google、雅虎等来搜索他们需要的信息，不过这样的信息往往是零乱的，而《大英百科全书》一个来源就可以提供众多组织严谨的信息。在零碎、片段阅读成为一种主要学习方式的时代，《大英百科全书》的价值虽不再被大多数人重视，却是绝对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

互联网时代，网上百科全书似乎又回到了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那种贡献者匿名的做法，这也引出了网上百科全书知识是否可靠，谁对知识负责和如何确定知识权威等一系列的问题。历史学家丹·欧苏利文（Dan O’Sullivan）曾这样比较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网上的维基百科，“和维基百科一样，法国《百科全书》是许多作者和技术人员通力合作的结果。就像今天的维基百科，狄德罗及其伙伴们需要借助最新的技术，才能解决如何设计一部最新百科全书的种种问题：应该包括怎样的信息，在不同的文章之间如何建立连接的关系，如何尽量扩大读者群”。[38]这些是百科全书的老问题，但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让维基百科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方法。百科全书的分类结构以及不断更新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电脑格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多数主要的百科全书现在都已经不同程度地电子化了。光盘（CD、DVD等）出版物拥有携带方便、成本低廉的优点，同时电子百科全书还可以包含各种传统媒体无法承载的多媒体格式，例如动画、音像或视像。概念有关联的文章之间的相互动态链接也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新的信息几乎可以立即被呈现，而不用等到下一次的出版。

网络百科虽然有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已经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公民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国家社会里，百科全书作者只需要遵守公共言论的基本规范，不必像18世纪狄德罗及其同伴们那样害怕思想和言论的审查与迫害。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网络百科全书还远不是自由的。涉及政治、宗教的文章也会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立场、语言使用者的影响，导致出现编辑战、审查或屏蔽。这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就网络百科全书本身而言，人们对维基百科的批评性注意一般集中在三个技术性的方面。第一，内容的表达和语言还相当粗糙；第二，条目选择和内容有偏见；第三，学术不上乘，学识上缺乏专家权威。这三点都与网上百科全书的基本弱点有关——由于网络百科是共笔性质，少有专业人士审核，这影响了它的知识公信力。网络百科的多数编者往往只是义务参与撰写，不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这更让人们不放心它的知识质量。

拉里·桑格是维基百科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维基百科的命名人。他于2002年离开维基百科，并成为维基百科的一位批评者。他在《维基百科之后的专家命运》一文中专门讨论了网络百科的知识质量和可信性问题。他指出，维基百科有两个结构性基础，一个是知识的自下而上生成，另一个是知识的平等主义。这二者都是对传统知识权威的颠覆。不能设想维基百科会放弃知识自下而上生成和平等主义这两个原则，放弃这两个原则意味着维基百科将失去存在的理由。问题不是要改变维基百科的这两个基础原则，而是如何让它的知识构成结构变得更开放，从而给专家意见（expertise）也留下一席之地。[39]

维基百科的巨大成功似给印刷文字时代以来一直享有当然权威的“专家知识”造成了危机。如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所说，“我们既面临知识的危机，然而同时，也面临着一场划时代的知识的提升。一方面我们为曾经深深依赖、给我们提供可信知识的机构而担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到一种文化脉动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来自于知识的网络化”。[40]维基百科不只是代替印刷书籍的百科全书，不只是把原来的百科知识从书籍里搬到网上，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形态。

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展的时代，这种知识形态的出现有其机遇性和偶然性。维基百科的前身是Nupedia。桑格在与记者保罗·沙厄斯（Paul Sawers）的访谈中回忆道，Nupedia原本是一个有稿件质量审查和编辑制度的网上百科，但进展极为缓慢。2000年的网络泡沫对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公司根本不可能有经费为这个项目编程。就在这时候，桑格从一位熟悉维基（Wiki）的朋友本·科维兹（Ben Kovitz）那里得到了灵感，想到用维基的共笔模式来做这个百科项目。

维基是一种在网络上开放且可供多人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由沃德·坎宁安（Ward Cunningham）于1995年首先开发。沃德·坎宁安将Wiki定义为“一种允许一群用户用简单的描述来创建和连接一组网页的社会计算系统”。使用者用Wiki文本进行浏览、创建和更改，这种创建、更改及发布的代价远比Html文本小。与此同时，Wiki系统还支持那些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为协作式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最后Wiki的写作者自然构成了一个社群，Wiki系统为这个社群提供了简单的交流工具。与其他超文本系统相比，Wiki有使用简便且开放的特点，让使用者在一个社群内共享某个领域的知识。

用维基来做网上百科完全是经济窘境逼出来的，桑格自己对此也没有把握，当他在Nupedia咨询委员会上提出这个建议时，大家都说是个“感觉荒唐”的想法，公司总负责人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却对他表示赞同。运用维基共笔的最大隐患是，“这个模式能行得通吗？有什么办法能不让破坏者想改变什么就改变什么吗？”不过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等这种事发生了，“改回来就是了”。然而，奇迹发生了，运用共笔模式的维基百科“在几天之内刊出的文章数量就已经超过了Nupedia的所有文章。虽然文章比Nupedia的要短，但在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收到长文章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我们的长文章数量就超过了Nupedia，质量也毫不逊色”。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技术措施之外，维基百科能站住脚，得益于一种新文化的形成，它是公开的，平等的，尊重他人的。桑格称其为“维基文化”，“我经常想，维基不过是一个工具，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变了人们使用共笔写作的方式，大概许多人还没有看到这个功劳”。工具并不能决定人们怎么使用它，善用或滥用工具，都是事在人为。互联网本身也是这样的工具。桑格认为，维基百科的成功是“幸运”所致，碰上了好时机，又歪打正着地选对了方式。[41]

然而，维基百科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幸运，而是一件在集体认识论上可以得到解释的事情，而互联网时代让人们更体会到这种集体认识论的重要意义。迈克尔·林奇在《失控的真相》一书里谈到了这种集体认知，但还只是限制在“生活常识”的范围内。他指出：“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来思考网络是否可以认知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个人意见的集合可以为我们提供可能是单个人无法给出的准确、可靠的信息，这样说来群体当然可以产生知识，例如无处不在的在线生活功能：排名。以前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个电影、餐厅或书籍是否适合自己的口味，唯一的方式是征询专家的意见，而现在我们有了星级评价系统。我们能参考的不再只是一篇评论意见，而是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评价。除了‘定性’评论之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总体排名，即个体对产品评价的平均值。这些信息是否有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些系统也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其中最明显的是：参与评价的人越多，平均分值就越可靠。”林奇认可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2004）中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大集体汇集起来的智慧可能会超越某个人，甚至是某个专家”。[42]

维基百科并不是索罗维基或林奇所考虑的“常识”知识，但他们所强调的“在某些情况下”在维基百科的共写模式那里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能设想在一个知识水准普遍低下、民众普遍愚昧、对知识普遍缺乏兴趣的平庸或傻子社会里创造出像维基百科这样的事物吗？我们能设想在一个严格控制思想的社会里诞生像互联网这样的自由理念，并让它成为一个现实吗？著名的“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对集体意见正确程度的评估就包含了“在什么情况”下的考量——只有当参加意见者的知识水准普遍比较高的时候，共写结果才可能有比较可靠的结果，群体越大，概率就越大，或者接近100％。相反，概率就越小，或者接近零。维基百科的出现和成功或许是一个历史时机中的偶然或幸运，但是，它产生在一个民众知识水准普遍较高的自由民主社会里，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怎么又不是偶然中的必然呢？

[1] 萨缪尔·约翰逊网站：http：//www.samueljohnson.com/twokinds.html。

[2]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3.

[3]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第103页。

[4] 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p.19.

[5] Cited in R．W．Bushnell，The Culture of Teaching：Early Modern Huma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27.

[6]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74.

[7] J．Raymond，“Irrational，Impractical and unprofitable：Reading the News in the Seventeen-century Britain”，in K．Sharpe and S．N．Zwicher（eds.），Reading，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86.

[8] Cited in R．W．Bushnell，The Culture of Teaching，p.118.

[9]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p.48，57.

[10] Frank Furedi，Power of Reading，pp.76-77.

[11]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12.

[12] “Propædia”of Britannica，1991，pp.6-7.

[13]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170.

[14]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172.

[15] Alasdair MacIntyre，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Encyclopedia，Genealogy，and Tradition．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0.

[16] Martyn Lyons，A History of Reading and Writing，p.113.

[17]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p.170，171.

[18] 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65页。

[19]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65—66页。

[20] John Lough，“New Light on the Encyclopedia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History Today，Volume 15 Issue 3 March，1965.

[21] 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9页。

[22]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68页。

[23] Denis Diderot as quoted in Lynn Hunt，The Making of the West：Peoples and Cultures：A Concise History：Volume II：Since 1340．Second Edition，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7，p.611.

[24] Denis Diderot as quoted in Isaac Kramnick，“Encyclopédie”，in Isaac Kramnick（ed.），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Toronto：Penguin Books，1995，p.17.

[25] Clorinda Donato and Robert M．Maniquis（eds.），The Encyclopédi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Boston：G.K．Hall，1992，p.12．

[26]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260.

[27] 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

[28]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260.

[29]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260.

[30]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66页。

[31]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66—67页。

[32] 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第67页。

[33]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262.

[34] Ann M．Blair，Too Much to Know，p.261.

[35]《大英百科全书》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B％B1％E7％99％BE％E7％A7％91％E5％85％A8％E4％B9％A6。

[36] 见网站https：//quod.lib.umich.edu/d/did。

[37] “Propædia”of Britannica，p.9．

[38] Dan O’Sullivan，Wikipedia：A New Community of Practice？Farnham，Surrey：Ashgate，2009，p.45.

[39] Larry Sanger，“Who Says We Know：On the New Politics of Knowledge”，https：//www.edge.org/3rd_culture/sanger07/sanger07_index.html.

[40] 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第11页。

[41] Paul Sawers，“Larry Sanger on Co-founding Wikipedia and How Online Education Could Change the World”，Insider，Nov 19，2011．https：//thenextweb.com/insider/2011/11/19/larry-sanger-on-co-founding-wikipedia-and-how-online-education-could-change-the-world.

[42] 迈克尔·林奇：《失控的真相》，第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