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臆读—弁言三：先秦时典礼上和酒吧里都放什么音乐

提要：《诗》作为“经”虽是后世经学产生之后的事，但《诗》最初的编订也并不是为了文学，先秦人也并不把《诗》当做文学。除了前文所言，《诗》除了作为一种社交语言系统诗经臆读——弁言一：《诗》在成为“经”之前是什么，以及“诗言志”之外，诗经臆读——弁言二：先秦时的个性签名《诗》的另一大用途就是“乐”。

在经学产生后，《诗》被尊为“经”，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诗》是经孔子删定的，孔子又被看做圣人，那么孔子删定之《诗》，就如同《春秋》之有微言大义一般，也必别有深意，故称《诗经》。因此，《春秋》寓褒贬，《诗经》含美刺，就成为经学的一种普遍认知。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诗》是孔子删定的。

《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历来争论不休。孔子删《诗》之说出于《史记》，儒者莫不从之，至唐宋而后才有人怀疑这个说法，从此论争不止，至今日也未能达成共识。今人刘毓庆认为，《诗经》之编订过程有三次，一为周宣王时，二为平王东迁之后，第三次才是孔子最后编订，似为争论之调和。

孔子是否删《诗》，虽未有定论，但是《诗》是经过有意的编订，而这种编订是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则是可以确定的。

《诗三百》之诗，其时代，则西周初至春秋中期，上下五百余年；其范围，则十五国风之所在，约略如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数省之地；其作者，则帝王、朝臣、士大夫以至民间贩夫走卒。时间跨度之长，地域之广，作者之杂，其作品非是一人或几人之力可搜罗编订的。即使是在现代各种工具极其便利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个人也很难完成，而那可是连纸都没有的时代。编订这样一部诗集，耗费的人力物力应是不小的，若没有国家支持，怕是不大可能。

耗费如许力气，编订一部《诗三百》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文学吗？不是的。那时没有纯粹的文学自觉，根本就不会有这个想法。《诗》的编订是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诗经》之编订，以往有“采诗”“献诗”之说，认为每年固定时间，有专人到各地采集歌谣，或官员士大夫献诗，目的是“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但这种观点并非共识，质疑者甚众，并认为所谓“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是后人增饰之词。“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却很难求证，这只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动机，现实中是如何用之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的，那就不知道了。

我们只能从更现实的层面找到一点《诗》的应用线索。除了先前所言赋《诗》应对，“诗言志”之外，另一重要作用就是礼乐。

《诗》与乐合，历来无甚争论，当然，也有人认为《诗》不仅与乐合，也与舞合。《诗》本是入乐的，自无疑议。有疑议者在于：是全部入乐，还是部分入乐。现在一般认为，《诗三百》是全部入乐的，《诗经》是一部乐歌集。《诗》入乐，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歌曲的功用，让人可以“弦歌之”就完了。它还有更现实的作用。

周朝既以“礼乐文明”著称，其祭祀、燕飨、射御、聘问等礼典之上，皆有乐合。合乐，是礼的一部分，此乐即《诗》之乐。此皆可征之于《仪礼》和《礼记》。比如《仪礼·乡射礼》，宾客进退揖让后，在射前合乐：“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蘋》《采蘩》。”射时又“奏《驺虞》以射。”

何定生认为《诗经》乐歌可分为三类，一是用于典礼，如上所述。二是用于歌舞，三是只为享乐之用——实际上所谓享乐之用，是用于宾客宴饮的。何定生的分类，大抵是可靠的。知此，则当知“乐歌集”与“民歌集”实有莫大之差别。

典礼用乐，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然并不陌生。虽然如今典礼似是少了些，但婚礼、葬礼，店铺开业，国庆等，这些人们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些典礼自然都会用到相应的乐，没有乐的典礼，总是少些什么。乐用于歌舞，那就更熟悉了，不必多言。古人宴饮时，奏乐助兴，以作消遣，是常有的。如今之音乐餐厅以及酒吧，倒是与此风相类。

《诗》用于乐，作为“礼”的一部分，是取其声，还是取其义，又是一个问题。罗倬汉《诗乐论》曰：“始而切其意而用其歌，继而离其意而用其歌，终则离其歌而谱其声。”但实际上，即使是切其意，亦如赋《诗》一样，也有一定程度的“取义”。

《诗经》用于礼乐，又有赋《诗》、引《诗》。于是一部《诗经》，便有“编诗者之意”“赋《诗》者之意”“引《诗》者之意”，后来《毛诗》又有《序》，阐发每首诗意，又有“序《诗》者之意”，但这些，都是后人应用之意，皆非“作诗者之意”。后儒说诗，种种穿凿附会，皆因据此数种意为说，所以失之。唯以“诗”观《诗》，差可得作诗者之意。前人论之已详。但还有一个问题：《诗经》中所载诗歌时间跨度很大，范围很广，那说明“作诗”风气持续时间很长，范围也很广。那这种持续时间那么久，范围那么广的“作诗”之风，后来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这个问题是马宗霍提出来的。他认为：若民间本有作诗之风，则不当为朝廷停止采诗而亡；诸侯卿大夫本有作诗之风，“雅”“颂”不当为周室衰微而绝。然先秦见诸文献记载之人，包括对《诗》推崇备至的孔子，为什么都只是引用《诗》，而不自己“作诗”呢。

马宗霍据1959年政治运动造成举国上下“作诗”热，推论《诗经》之作，亦如此类。非自发而作，实是朝廷授意，是政治任务，是运动号召。故诗之作随周室衰弱而止。这当然只是一个说法，要证成，还要面临大量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故录于此，聊备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