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盖因昆虫而得名一说，果真如此吗？

王萌/文

2016年12月24日晚,我信步走进杭州市体育场路一家名为“晓风”的书屋,徜徉中从推荐新书台上随手拿起一本装顿设计典雅的《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不经意一翻,竟然正好是“说阆中之巴'ー文。

作为资深的考古学家、著名的文物专家孙机老人因倡导通过文物去探求历史的奥秘、探求文化的变迁、探求古人的精神世界，近年来频频出现在一些重要媒体,但这篇最早刊載于核心期刊《考古》杂志上的文章我尚属第一次拜读。

孙老以文物专家的独到视角,从族群板楯蛮的归属演变和地域分布,到巴人常用青铜兵器“短骹”上的所谓蝉纹与战国时古文“良”字书写的比较得出了象形的螳螂即“良'字与古文“良'字之形基本相同的结论并引证甲骨文学者、历史学家陈汉平,历史学家、考古学者王仁湘等人相同的观点推论出“或以为巴蜀图形符号与中原的甲文、金文并无关系这种说法不宜绝对化。就整体而言,巴蜀图形符号是自成体系的但不排除其中个别图形的结构曾受到古汉字造字原理的启发,此良字即是一例。”

又说'矛上的良字在此处应读阆,即阆中的阆。古代川中有些地名与昆虫有关,比如朐忍就是一例。据阚骃《十三州志》说:‘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名。’或谓朐忍即蚯蚓。则该地因多蚯蚓而得名。阆中则可能是因多螳螂而得名……矛骹以良字,足以表明此类矛的制作者为阆中之巴,或者至少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的(《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孙老有关“阆中'盖因昆虫而得名一说目前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无疑也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探远古文明的窗户。但或许是智者千虑,文中将后来引申为地名用字的“阆'与作为汉字本义原的“阆'混为一谈了。査《康熙字典》关于'阆”的注释达八九种之多。

若按孙老之说也即是基于出土文物考古的研究发现,“阆”字最早应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賓人即板楯蛮聚居地巴国,而问题在于周庄王的儿子,东周第五代国王周惠王(?一前652)即姓姬名阆,显然早于春秋战国时期长矛兵器上出现的阆字刍形,且可见“阆'字最先还是用于人名的。

况且,若是因“虫“(螳螂)多赋予地名“阆”,其早期繁体字“阆”的外框就不应是“門”(门),面应是“鬥”(斗)更合乎情理,因人与虫'(巴蛇吞象的典故即出自巴国，这一带又有将蛇称之为'长虫'的习俗)相斗也隐含了巴人尚武好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有道是“例不十,法不立”,用文物考证作推论尤其需要更多的实物量才能支撑,如果青铜器(兵器)上的纹饰(巴蜀图形)恰好又与一个地方(名称)有直接的关连性，其长期积累下的重要物证、文献就应是非常丰富的。

笔者不妨狗尾续貂按孙老的思路推论出另一种可能：巴这个族群(历史上关于巴的最早记录是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上有殷王武丁的夫人妇好“伐巴方”一词)最早生活的地方多有类似于“螳螂”的一种昆虫,后在长期的繁衍生息、征战迁徙岁月中,巴人逐渐将此虫作为图腾崇祭或民族记忆,直至将钟灵毓秀、富庶秀丽的这方沃土取名为“阆中”，时间大致就在作为姬阆的封地之后、巴国迁都灭亡之前。

姬阆 周釐王姬胡齐之子，东周第五任君主，在位时间：前676年-前653年）

换而言之,“阆”字现在虽作为地名专用字,但最初也许并非土生土长而是先民们与生俱来的舶来品。孙老在文未还写道：“巴蜀古史的底蕴诚难一举揭开,但对阆中之巴的地位却似应给予更加充分的重视。”此言倒是不虚。

诚如已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所言: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原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须由巴蜀文化来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