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来看，“隐”分为几种？元朝士人对仕和隐抉择

仕和隐这两种文化元素始终存在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世界中，构成了他们的二元时空。仕或者隐，是一个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士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何时仕与何时隐，为什么仕与为什么隐，以及仕者欲隐、隐者欲仕等等充满纠结与徘徊的矛盾心态已经深深烙入他们的灵魂。

仕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孔子说：“不仕无义。”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俨然将出仕视为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至于为什么出仕，则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忠君”，“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另一个是行“道”，“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至于仁而已”，士人的责任就在于推动“道”的实现，这也是他们的理想所在。

最常见的一种是作为仕的退路而存在，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实际上都是在“仕”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此后许多士大夫的身上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如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等。第二种“隐”是以退为进，即将“隐”作为通向“仕”的手段，例如唐代卢藏用将隐居终南山作为“仕宦之捷径”。至于完全无欲无求的道家之隐其实并不常见，多多少少都带有前两种隐的影子。

如果仅用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仕与隐之间做抉择其实并不难，无非是看天下“有道”还是“无道”，理想的实现究竟有无可能，二者仍然处于可以调和的状态。

但中国传统思想虽以儒家为主，却并非只有儒家一脉，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到了宋元之际，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形成，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派。

朝代的变迁与华夷政权的更替也使得仕与隐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而是牵扯到诸多方面。因此，宋末元初士人在面对仕与隐时所作的挣扎要比前人复杂与沉痛得多。而在仕元词人身上，更是存在着多重矛盾。

先秦儒家的“忠君”思想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具有很大的弹性。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可见君王的权威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如果他的存在没有助力于“道”的实行，那么就可以弃之而去。

关于这一点，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表现得更加决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

如果君王的存在阻碍了“道”的实行，他也就不再是君王，而是“残贼之人”，应当除去。“道”是比“君”更高的存在，用荀子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从道不从君”。

君君臣臣之间拥有的也是双向选择的权利，孔子、孟子周游各国正是为了寻找明主实现“士志于道”的理想。秦汉统一以后，为了强调君王的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对于“忠君”思想进行大力改造和宣传。

西汉董仲舒宣称君权神授，提出“三纲五常”，并进一步认为忠只可以针对一个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

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则作《忠经》，并强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君”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魏晋乱世以来，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因为受到佛、道两教的冲击而有所动摇，直到“程朱理学”的出现。

“程朱理学”继承了汉代“三纲五常”的观念，将“忠”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并说“君道即天道也”、“君德即天德也”，因此，即便人君有过，也要忠言直谏，“既不肯听，虽当救止，于此终不能回，却须求人君开纳处进说。”

这与孔子说的“以道侍君，不可则止”已相去甚远。同时，忠君是人臣之大节，也是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标准。

《春秋》记载周朝有一个叫凡伯的臣子曾对来朝拜天子的戎人无礼，后受到戎人的报复，“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二程集·经说卷》注曰：“言‘以归’”，则非执，凡伯有失节之罪。”

也就是说，因为凡伯不是被绑回去的，有投降敌人之可能，因此被判定为失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念由程颐提出，经过朱熹的宣传而日益深入人心，这表面上是在要求女性，但实际上“臣道”与“妇道”为一，遭遇亡国的士大夫与孀妇一样都应该为国为夫守节。

因此，“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才会相提并论，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谚语。“忠君”观念与士大夫理想在承平时代其实并不具有二元对立的矛盾，甚至二者是可以互相服务的。

但一旦经历世变亡国，二者之间就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还没有实现，那个需要“从一而终”的君主就不见了，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

如果世界上有新的明主出现，是要选择忠于旧主、为之守节，还是投奔新主、实现理想？这种选择外化为仕与隐，成为摆放在宋元之际经历过亡国的士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他们徘徊纠结、痛苦挣扎，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宋室王孙赵孟頫。很多士人在宋亡之时不过二三十岁，正是大展宏图的最好年纪，要说他们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应该是不大可能的，赵孟頫也是如此。

他在诗中时常表达自己对于明君贤主的思慕和施展抱负的渴望，试看其《古风十首》。

第一首诗从孔子说起，孔子作《春秋》之时正是人生遭遇困境之时，王室衰微，礼法废弛，而他周游列国也没有找到英明的君主可以实现安邦定国的理想，所以只能借微言以晓大义。

“凤鸟久不至”，说明明君贤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愁来不得语”，只能弹琴暂时排遣。

第二首诗先是写了秋风落叶、草虫促织，这一切都表明时光匆匆、难以淹留，从而让人夜不能寐。心急如焚。“昔为闺中秀，今作市门鄙”，是赵孟頫在宋亡前后身份变化的真实写照。

纵然身为贵胄、正当盛年又怎么样呢？仍然是流落市井、一贫如洗。“岂无膏与沐”，难道是没有才华吗？当然不是。既然如此，又怎么能甘心任岁月蹉跎而一事无成呢？

第三首诗和第二首诗要表达的差不多，“功名会有时，生世苦不早”，也许成就功名的机会早晚都会有，但是时光并不等人，盛年也难以重来，此时的自己就像一匹徘徊在空旷原野上的骏马，茫然四顾，不知该驰向何方。

在这三首诗中，赵孟頫表现了他在宋亡之后仍然想要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以及不遇明主、不得其时的焦虑。但与此同时，作为亡国宗室之后，赵孟頫心中又常怀黍离之悲、故国之念，他的《咏逸民十一首》赞扬了伯夷、叔齐、鲁仲连等一大批古往今来的逸民，并有以此自勉之意。

前一首为赵孟頫于宋亡之后拜谒岳飞墓时所作，诗中谴责南渡君臣不以苍生社稷为念，苟安一隅，终致亡国，而天下再无岳飞这样的英雄力挽狂澜。

后一首名为怀古，实为伤今，以汉、商的灭亡喻宋，虽然千古兴亡都是如此，但身逢其时，仍然免不了忧从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赵孟頫将亡国的原因归结于南宋君臣的不作为以及千古兴亡的自然规律，一方面或与新朝的政治压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于世事冷静的思考。

在出仕以前，赵孟頫无疑经过了反复的犹疑与挣扎，新朝统治者“黄金聘辩士，驷马迎从人”的礼遇条件吸引了他，他也渴望能够借此机会实现心中的理想，“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

这一片幽心正是其隐秘的出仕之意；然而碍于其特殊的身份，他又不能够坦然做出“朝为刻骨肉，暮作歃血亲”的举动来，故只能用“何为慕荣禄，抱此长戚戚”、“虚名诚无益，不见斗与箕”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

学而优则仕，这是天下士人共同的理想，因此赵孟頫没有否认自己的出仕之心。同时他又认为自己所学于时无用，隐而不出正是因为有自知之明，“非苟为是栖栖也”，这当然是自谦之词。

赵孟頫与吴澄同荐于朝，此时吴澄翻然辞归，赵孟頫无疑陷入一种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去，则践行初心、实现理想的机会将付诸东流；留，则与吴澄之归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汲汲于名利之嫌。

所以赵孟頫只能将一切归结于天命，穷为天命使然，达亦为天命使然，自己虽有心放浪于山水林泉之间，然而“造物者不吾舍”，自己也只好乐天知命。

诚然，赵孟頫出仕并非被迫，而是心之所向，但他却在这条仕元之路上饱受心灵的折磨与灵魂的撕扯，等到功名之心在现实的重压下日渐冷却，剩下的就只有无限愧悔以及欲归不得归的怅惘。与赵孟頫同荐于朝的张伯淳也有类似的经历。

张伯淳少举童子科，在南宋中过进士，做过幕僚之类的小官，因其为人公正廉明，又有治理之才，故深受上官倚重与百姓爱戴。

入元以后，授杭州路儒学教授，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不久又擢为福建廉访司知事。或许是有人觉得以张伯淳之才做个八品的知事未免大材小用，便再次向元世祖举荐了他，“帝问冗官、风宪、盐筴、楮币，皆当时大议，所对悉称旨，命至政事堂，将重用之”，但张伯淳不肯接受，遂为翰林直学士。

据程钜夫《翰林侍讲学士张公墓志铭》记载，张伯淳为官期间曾数次辞归，为按察司知事二年，“五祁闲，不遂”，修国史成，“即请急以归”，后又“请老，不许”，最后“病，终于官”。

要出仕则为名节所挟，要隐居终究心有不甘，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他们纠结徘徊，他们犹疑不定，即便迈出了前进的脚步也要犹犹豫豫地四处张望，一旦发现前路艰难便又萌生退隐之心。

终其一生，别别扭扭，战战兢兢，活在文化、时代以及他们自己共同编织的大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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