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弥漫

丁文森下班回到家，脱去他的羽绒服。外面走到半路上下了点儿小雪，这时竟然化了。奇怪，雪花落在身上并不觉得沉，现在一变成水就仿佛增加了重量，可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呀。丁文森拎起他那件加重了分量的羽绒服，把它挂到卧室门边的衣帽架上，这时，妻子毛军对他说：

“刚才咱家来了个人。”

毛军说到这里就停住了，欲言又止的样子。丁文森不知道毛军是什么意思，但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往往指的是男人，不会是女人。如果是女人，往往需要格外费力地指出来。比如报纸上公布代表名单，女人一定要在后面加括号注明：女。还有少数民族，也是如此。把女人这样单独注明起来，真不知是格外尊重还是格外歧视，或者，她们就是属于另一个族别吧。

丁文森想了一下，问：“谁？”

“不认识，”毛军说，“他说他明天还来。”

“他干什么呢？”

“他说让你以后做事小心点儿。”

丁文森看了毛军一眼，他看不出她的眼睛里有什么温暖的色彩，也就是说，眼仁和眼膜黑白分明，那是很年轻的一双眼睛。丁文森走进饭厅，把灯打开，他看见饭菜已经被毛军留好在桌子上，只等他一个人吃了。这倒并不怪他这一阵子单位忙，每天回家很晚，而是因为毛军又围绕想同他离婚的事与他冷战，吃饭都不同时坐桌，不过看在暂时夫妻的份上，不让他饿着罢了。

丁文森这时才想起穗穗。他问毛军：“穗穗呢？”

“她睡着了。”毛军说，“下午有一阵发烧，吃了点儿药好了，刚才还在玩拼图板，现在睡着了。”

穗穗是丁文森和毛军的女儿，九岁了。这倒并不是说丁文森和毛军的婚龄超过十年，而是九年半。他们在穗穗长在毛军肚子里快五个月了才结婚。也就是说，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而且不是一般的婚前性行为。毛军那时候年纪比现在更小，她一阵热衷黑色的衣服，一阵又热衷白色的衣服；一阵喜欢很浓的卡布其诺咖啡，一阵又喜欢喝很寡淡无味的白开水；一阵对激烈血腥的枪战片感兴趣，一阵又对宁静深沉的基督教感觉好奇……她喜欢的似乎永远是事物的两极，矛盾体，正反面，而不是其他。这让丁文森有时候感到世界经常是摇摆的。

穗穗长到四岁时，丁文森和毛军才发现她的智力有问题，属于知障儿童。她没事时嘴里总是认真地喊丁文森“爸爸”，如果问她干什么，她就不作声了。丁文森曾教她简单的数学运算，一颗糖果，再加一颗糖果，她知道等于二。但是丁文森从两颗糖果中取走一颗，问她还剩多少时，穗穗就大哭起来，认为他拿走了她的糖果。

丁文森曾考虑和毛军再生一个孩子，虽然在经济上对他是个压力，然而，更大的压力在于，还没等他劝说毛军与他达成共识，毛军已经出现了婚外情。丁文森见过那个男的几次，不见也不行，因为他是本埠医院的儿科大夫，丁文森经常为女儿发烧感冒的事去找他。丁文森不去找他，毛军也得去找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个男的姓黄，离异，大家都叫他黄医生。他本人不是很认同人家这么叫他，但是正像丁文森因女儿发烧感冒而不得不亲自去跟他接触一样，他也对此毫无良策。他现在不是儿科的主任，否则黄主任会比黄医生好听一些。他的职称是主治医师，可现实中没有人直呼他黄医师，那样听起来不像是搞医术倒像是搞巫术的。

丁文森承认自己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也就是说，几乎在毛军出轨的一周后，他也与一个女人有了那种关系。其实，他和那个叫贺茗晨的女人很早就认识了，甚至可能在毛军与黄医生之前。只不过，他们的关系一直没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不是得不到，而是不想得。他有顾虑。丁文森不是那种玩世不恭的男人，他骨子里很有一种为人处世慷慨赴义的劲道。与社会上流行的两性之间“开始于床上，结束于床上”的情感相比，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上了床，这个女人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他要为此负责。所谓负责倒并不是意味他要娶她，而是在情感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上有所准备。

也就是说，比如碰上他为妻子毛军过生日的时候，贺茗晨打来电话要他陪她去喝咖啡，他能不能陪她？如果不能陪，他将怎样另找时间前去弥补？要命的是，贺茗晨恰恰不这样想。贺茗晨觉得，你只有陪好了自己的妻子，才有放松的心情来陪自己呀，否则心情郁闷，提心吊胆，大家都玩不痛快。人生不就图个快乐嘛。贺茗晨越这样开导丁文森，丁文森越想不开，他觉得她是在掩饰自己，为了不让他难过。也就是说，她大约是爱他的，由此，他也只好爱她，并且不碰她，好为她负责。两个人的心思完全想拧了，却拧在一起，似乎反倒分不开。

贺茗晨最终把丁文森弄到床上，她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那天上午丁文森喝了酒，神情很靡顿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会有兴致做爱的人。而贺茗晨呢，此时也不想要，因为她早晨刚被自己丈夫折腾了一次。丁文森的酒气很大，贺茗晨只是又不满又疼惜地凑近他脸庞说：“嘴里的味儿好难闻啊。”丁文森就一下子扑上去了，把贺茗晨的后脑勺撞在床头上碰得很痛。贺茗晨的意识为此空白了一次。不过，躺在床上二十分钟后，她的意识又空白了第二次。

后来贺茗晨才知道，原来丁文森的妻子不久前出轨了。

当然，丁文森的妻子毛军不久也知道了丁文森的事情。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好瞒的，丁文森甚至是故意让她知道，他对毛军放任自流，以表示他并不在乎她。殊不知时间久了，竟然就真的对她有点儿麻木，这正如“谎言说上一千遍会变成真理”一样。而毛军呢，对他倒是实心实意地不理睬，他这样，有点儿正中她下怀的意思。

现在问题出来了，因为毛军吵着要离婚，丁文森不同意，法院做调解，争议出现在谁是过错方的问题上，而这又直接牵涉到调解无效时的离婚财产分割上。若说按感情出轨吧，可能是丁文森时间在前；若说按身体出轨吧，可能是毛军时间在前。毛军指责丁文森说，是你先出现了问题，你是过错方。丁文森指责毛军说，我只是动动想法而已，无伤大雅，要讲来真的，还是你的时间在前。毛军反驳说，我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哪，和你相比，哀莫大于心死，感情发生转移才属罪大莫及。

两个人就这么争讲着，谁也战胜不了谁。自然，婚姻就像两头怪兽朝不同方向拽动的一辆破车，要么怪兽精疲力尽，要么破车终会散架。

眼下，丁文森边一个人吃饭，边想毛军刚给他说过的那个事情。实际上，丁文森两天前曾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那个人说的是同样的事情：让他做事小心点儿。丁文森追问为什么，那个人没说，倒是反问一句：你说为什么？

二

丁文森第二天下午下班同样晚了点儿。年末单位事多，除了向上级汇报各种数据、资料、接受检查之外，还要筹备几个会议，同时，他所在的化工检验所的化验室，因为另一个同事老邓得了肺癌，在家治病，所有的工作只好由他一个人干了。丁文森有时候觉得一个人陷在一生的工作里，犹如一只蚂蚁彳亍于无边的沙漠中，焦渴而无望。他感觉不到一丝一毫有意义的事情在带动他，更不要说在吸引他。他读到过几十年前某一部书上写的话“工作着是美丽的”，现在他只要一想起工作就是为了养家，为了自己不被饿毙，就觉得浑身无力，恰如两天没吃饭一样。

走在大街上，丁文森稍微有点儿神思恍惚。他上班的单位其实离家很远，不过自从与毛军冷战以来，他就宁愿这么步行。这也就意味着，他愿意早离家和晚归家。

穿过一个闹市区，丁文森正极力摆脱路两边摊床上的香酥鸡、猪头肉、拌牛柳等浓厚气味所勾动的食欲，踽踽独行时，斜刺里一个身影拦住了他。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小舅子毛菊。他的这个小舅子，身材矮瘦，为人乖戾，别看比起他一米七六的个子矮了半个头，打起架来却是一把好手，这还是丁文森跟他姐姐毛军谈恋爱时就领教了的。那时候，他经常跟一些女孩子厮混，几乎隔一周就换一个女友，他要是对哪个男青年看不顺眼或是有谁胆敢同他争风吃醋，他是连半天也不会耽搁就带领一帮人把对方大打一通。

平日里，丁文森不愿意见他，要是逢年过节全家人团聚在毛军父母家里，那是不见也得见的，只是心上嘀咕毛军父母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儿子。再有，他们把毛军起了个男人的名字，却把儿子起了个女人的名字，真不知是怎么搞的。丁文森知道毛菊结婚后的秉性并没有改变多少，听说甚至还偶尔吸毒。他有时候也跟自己的朋友或同事交流起对小舅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竟然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大家彼此的小舅子几乎全都是蛮不讲理、飞扬跋扈的主儿。看来，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一下，归纳出一种“小舅子”文化也未尝不可。

毛菊喊：“姐夫，你才下班？”

丁文森说：“是啊。”

毛菊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姐夫，你不要对我姐姐不好。”

丁文森从毛菊身上嗅到一股酒气。丁文森随口说：“没有啊，她这工夫还在家里给我做饭呢。”

丁文森的意思是说，我对你姐姐挺好的，不然她能为我做饭吗？再说，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丁文森这个想法还不待延续，就感觉脖子下的衣领被人狠狠地揪住了，毛菊在他眼前摇晃着说：“你应该给她做饭，明白吗？你应该为我姐姐做一顿饭！”

丁文森虽然身处的是闹市的边缘，又是傍晚，可是下班的人毕竟不少，又有往来汽车灯光扫射，他一个有组织关系的大男人被一个无业游民揪着，终是不雅。一急之下，他也一把抓住毛菊的衣领，让毛菊放开他。毛菊想都没想，松开了手，但是随即两手一捋，攥到了丁文森拽他衣领的腕子处，向下一扳，丁文森立刻疼得“呀”了一声。他只好用另一只拳头砸向毛菊。

两个人当街打了起来。丁文森边打边想，前几天因为一点儿琐事，他气得动手打过毛军一次，这事一定是让毛菊知道了，才来显示他毛家人的霸气。两个人打得都很大方，都有些想教训对方的意思，却一时半会儿争不出高下。道路很快被堵塞了，汽车不停地按喇叭，却没有一个人下来拉架。毛菊好几次想把丁文森扭翻在地，怎奈丁文森好歹高出他半个头，又因打架这事是最消耗体力的，只几分钟两个人就疲惫不堪，没多少力气了。毛菊最后只好狠狠地住手，指着丁文森说：“我今天不是喝多了酒，管保叫你趴下当车轱辘。”

丁文森说：“我和你姐姐的事，你以后少管。”

说完丁文森就走了。围观的人有听出这是姐夫和小舅子打起来的，就嘿嘿笑。毛菊立刻指了那些人说：“哪个再笑的？”大家只好噤了声。丁文森自感丢不起人，也没管毛菊是否和那些人继续纠缠，只顾走自己的。

回到家，坐下来吃饭，穗穗跑过来，看他一眼，然后跑远，最后又跑过来，说：“爸爸的脸怎么了？”

丁文森只觉得腕子没力气，握筷子手都抖。被穗穗一说，他凑到镜子前看，原来额角被毛菊打出个青包。毛军这时也从她的卧室走出来，看见丁文森的脸说：“怎么啦？”

毛军和丁文森好长时间就分卧室睡了，这时她走到客厅，不知怎么竟给丁文森一种处在候车室之感。丁文森咕哝一句：“没什么。”他想他那个该死的小舅子也未必没吃亏，又补充一句：“走路，两个人不小心撞到一块儿了。”

“撞到一块儿能撞得这么凶？”毛军说，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走上前要为丁文森抚摸额头。他们姐弟俩的动作姿势太相像了，丁文森感觉毛菊穿着他姐姐的衣服又向他伸出拳头，他赶紧用胳膊挡了一下，说：“没事没事。”

穗穗对着电视里的一个镜头在挤眉弄眼地笑。这是她从没有过的表情，丁文森不知道她从电视里得到了什么样的交流。他顺便瞥了一眼，原来电视上正在采访一个同样是举止可笑的弱知儿童，丁文森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丁文森想和毛军亲热一下。他们还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也就是说，毛军还承担着相应的义务。丁文森不知道该怎样把毛军哄到他的卧室，因为毛军佯作不知，推说穗穗这一阵子睡觉总做噩梦，她要陪着她。丁文森躺在自己床上，虽然有些困乏，却还不肯睡去。毛军正在那边给穗穗讲童话故事，一般来说，这就是穗穗将要入睡的前兆。丁文森替毛军在想，如果今晚自己没做出那个亲热的暗示倒也罢了，既然做了就要等到底，万一毛军被他挑起念头，等孩子入睡后发现丈夫也入睡了，岂不要恼羞成怒。女人啊，就是那么一点儿窗户纸样抵挡的本事。

丁文森还是睡着了。他太乏了。也许是和毛菊打架累的。过了约半小时，他一下子醒了，看见毛军卧室灯黑着，一点儿声音没有，估计两人也已经睡了。丁文森精神抖擞起来，他蹑手蹑脚走到客厅，小声喊了毛军两下，没有回应，他只好说了一句：“哎，你看这是什么？”

毛军走出来，问：“什么啊？”她原来也是太困乏了，没来得及脱去外衣就陪着穗穗睡着了。丁文森说：“叫你过来嘛。”

毛军只好走过来，很强打精神的样子。丁文森将门关上，抱住毛军，毛军用力挣脱了。丁文森再抱，毛军气得踢了他一脚。丁文森干脆动起和她弟弟打架的本事，跟她扭在床上，毛军宁死不从，把他的手背都抓了一道印子。丁文森这才知道毛军是真的不想和他发生什么关系，看来她的眼睛里真的只有黄医生。丁文森想到这里，手下再一用力，只听“嗤”的一声，毛军的衣服领子不小心被撕碎了。

毛军生气地说：“给我赔吧。”

丁文森自知理亏，问了一句：“多少钱？”

毛军说：“发票还留在那里呢，二百三十八块。”

丁文森想了想，真的就去衣兜里翻出二百多块钱，递给了毛军。毛军看了一眼，伸手接过了。这也难怪，他们两个人的钱早就分开算了，虽然住在一起，生活开销却全都是AA制，丁文森弄坏了人家的衣服，自然要付出赔偿。

而毛军接下来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尚未解除的义务。尽管不愿，她也只好去做，生活提供给人的道理如此简单。

毛军临要回到自己卧室之前，猛然想起了什么，尽管她也觉得这句话是非常不合时宜，却也不容含糊：

“那个人傍晚之前又来了，他说一直找你。他要你做事小心些。”

丁文森手里正提着自己的那条短裤。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三

丁文森决定要搞清楚，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

一连三天，丁文森下班有悖常态，早早回到家中。既然那个人喜欢找上门来，也就是说，情知躲不过，他也就乐于居家迎候。奇怪的是，这三天风平浪静，车马无喧，连个邻居都不曾打扰。

丁文森所在的楼是一处独楼。所谓独楼，当然不是说丁文森自己独住一座楼，而是那座拥有几十户居民的楼是一座独楼，未形成群体建筑的小区化管理。丁文森和毛军的单位都是事业单位，工资可保，但分不起房，这还是丁文森他们单位附近的一个部门，自己集资盖家属楼，临了有一个职工工作调到外地，又偏巧与丁文森的一个亲戚是老同学，才将这个房子转手卖给他的。就是这样，也比市面上的商品房便宜许多。一转眼，丁文森在这套房子里已经住了六七年了。

丁文森住在这座楼里不仅独，而且孤。那些住户都是别的单位的，人家是一个系统或整体，只有他们一家三口跟人家素不相识，遗世寂寞之感可想而知。丁文森以前想，毛军是个孝顺女儿，一直想要赡养老人，他们俩曾打算将来卖掉这套楼房，搬到老人那边同住，彼此也有个照应，因为老人那边也非常寂寞。现在看来，事情已不可行，按毛军离婚申请上的意思，她要独占这套房子。

丁文森眼下思考的问题是，他住在这座独楼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别说是彼此陌路的生人，就是他单位的领导、同事，包括寻常的一些亲戚，也根本不知道他住在这里。丁文森在单位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化验员，没有人给他送礼，也没有人打他溜须，自然无人登门造访。他的朋友也不多，亲戚也不熟，即便是碰上实在挨不过去的事情到他家里来，下次也都忘记了地形和位置，何况这样的事情在丁文森的生活中一年顶多只碰上一次。那么，丁文森想，那个陌生人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儿呢？

据毛军帮他推测，可能是他被跟踪的结果。这话初听有道理，可是一秒钟后便经不起推敲。既然跟踪了，就说明对方眼里一直出现丁文森这个人，那怎么不当面跟他说，还要回回扑空呢？尤其是又过了两天，丁文森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等他再回家时，毛军又一次告诉他：那个人又来过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丁文森忍不住大声喝问，仿佛会把那个已经走掉的人从看不见的地方重新喊回来似的。

毛军也无所适从地摇了摇头。人类的表情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展露一种表情时，总会给另一个人带来之外的感受。毛军在展示她的无所适从时，丁文森突然感到这种无所适从等同于一种遥远！丁文森想，怎么偏偏这几次他不在家，那个人才来找他，又偏偏都由毛军告诉他。丁文森想求证于同时在家的穗穗，问问她是怎么回事，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穗穗说什么都是不能被当真的啊……

丁文森凭直觉认为这几天应该是毛军在威胁他。前思后想，他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也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唯一的难解之结，就是他和毛军行将离婚的财产分割问题。他知道毛军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丁文森记得以前经常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某个妻子给丈夫买了保险，后来谋杀了丈夫，骗取保险赔偿金。联想起近日的种种表象，包括那天毛菊半路拦他打架，丁文森越发相信这是毛军、毛军的弟弟，甚至还有毛军的情人黄医生合起伙儿来威胁他，逼他让步。

不过，实在来说，毛军威胁是威胁，还不至于真的杀他。

这么一想，丁文森也就轻松了。

丁文森轻松了就可以去找情人贺茗晨见面。贺茗晨给他打过许多次电话了，前一阵子都被他推脱了。他觉得一个女人如果不爱他那挺可怕，但一个女人爱上他那同样可怕。贺茗晨在一家公立的幼儿园做幼儿教师，长相可以，体形更可以，曾有许多家长（当然是做父亲的）借教育孩子的机会频繁跟贺茗晨接触，都被贺茗晨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打发掉了。时间长了，围绕她产生的流言蜚语自然很多，但她却并不在乎。丁文森弄不懂贺茗晨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因为自己实在是一个太普通的人。丁文森认定贺茗晨喜欢自己的理由如下：贺茗晨约他出来的时候，他偶尔会拒绝；可他约贺茗晨出来的时候，她从来就没拒绝。

但这一次，贺茗晨在电话中说：不行。

为什么？丁文森问。

贺茗晨在电话中说，瑞士刚刚搞了一个全国比赛，看谁把手机扔得更远，主办方就奖给谁一只新的手机，你说可笑不可笑？

丁文森不知道这句话里有什么含义，他问，你说什么？

贺茗晨说，南斯拉夫新改的国名你知道吗？它们不到一百年改了七次国名。一位五十多岁的当地人自我解嘲说，他出生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他的儿子出生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他的大孙子出生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现在小孙子要出生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了。嘻嘻嘻嘻……

丁文森说，小贺你到底怎么了？

贺茗晨把电话撂了。

这是个星期天，丁文森心情有点儿郁闷。一般来讲，每逢星期天，他们两个人都要去郊外的植物园约会的。那里有山、有水、有几十家餐饮娱乐场，他们最喜欢去的一家叫“渔夫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一排排毗连的屋子，可以烤鱼。而且，屋子里有炕，不是电热板，是那种木火烧起的热炕，人坐在炕上，很舒服。尤其对男人来说，有了那种热，会格外气升丹田，血脉勃张……

丁文森觉得回到家里也没什么意思。毛军一定又把穗穗送到娘家了，她去跟那个什么黄医生会面。想起黄医生……丁文森呸了一下，他决定自己去喝酒。当然不会去“渔夫广场”。

丁文森独自把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接到贺茗晨打来的电话。他这时想她的愿望已经不是太强了，因此就不太想理她。出于关心，他还是问了对方一句刚才怎么了？

我丈夫当时在身边，我不便说话。贺茗晨说。

哦。

我只好装作是同事打来的电话，跟你开一开玩笑。

丁文森没说什么。他知道她的丈夫大刘，据说是一个痞子。

喂，你听着么？

听着。丁文森嚼着花生米。

我们以后可能要注意了，不会很容易见面。

为什么？

他好像知道了我们俩的事，昨天他还扬言，谁跟我有事，他就要杀了谁。

丁文森左右看了看，酒馆里冷清得很。

你出来吗？丁文森问。

当然不会。

那你打什么电话？

是让你以后……小心一点儿！贺茗晨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丁文森自己摸了一把脸，又看了看摸脸的那只手掌。他现在有点儿弄明白了，连日来威胁他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说到底，妻子毛军虽然正跟他闹离婚，但还不至于连他的生命也要夺去，那样对她也没什么好处。贺茗晨的丈夫就不一样了，甚至连贺茗晨是怎样想的他都搞不清楚，毕竟人家两口子是法定夫妻，也许，她丈夫知道的消息正是她告诉的呢。丁文森又记起以前看过的一个新闻，情妇打电话告诉情夫，她丈夫要杀他。情夫说，我不怕。情妇过几天又打电话说丈夫要杀他，情夫还说我不怕。

等到第三次打完电话的时候，她丈夫果然去把他杀了。后来电视一采访，得知情妇打电话的时候，她丈夫就在旁边，而且是她丈夫让她打的。情夫再三说不怕，她丈夫只好把他杀了，因为丈夫感觉太没面子了。那个冤死鬼呢，他屈就屈在根本不知道情妇的丈夫就在旁边，还以为情妇偷偷给他打的电话呢，他当然只能说不怕了……丁文森眼下想，刚才贺茗晨给他打电话，她丈夫大刘会不会在旁边呢？听口气不像。那么下一次呢？下一次会不会？这有点儿不好说。下一次，丁文森想，我应该说，好，我听你的，我会注意。

丁文森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接下来好几天，他都没有搭理贺茗晨。不完全是怕，而是不想主动找麻烦。人家已经说了么，让他以后小心点儿，这话虽然不是亲自从大刘而是从贺茗晨嘴里说的，但那也未必不代表贺茗晨的意思——或许贺茗晨是另有新欢却又怕他继续纠缠——所以打出她丈夫的名头。也正好，丁文森近日为全市化肥生产的质量检验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一切除工作之外的事情都没有心思打理。他现在很想念同室的老邓，当然他不可能来上班了，听说他的肺癌越来越重。那么，今年能新分配来一个大学生就好了，或者，还有更好的美梦，那就是自己能换个工作乃至晋升。

丁文森这一天进到楼道内已经是暮霭沉沉了。刚才打扫卫生的老头儿冲他打了一个招呼，问他吃了吗，他才又感觉自己下班太晚了。这个念头存在于他的脑海里没多久，他已经慢吞吞来到了二楼。他家在二楼。他按了一下走廊里的老式电灯开关，正要掏出钥匙开门，一个人从身后站过来，问：

“你叫丁文森吗？”

丁文森回过头看了那个人一眼，是个男人，三十多岁，个子同自己差不多，穿着一件布面的羽绒服，目光沉暗，眼角有一道伤疤。丁文森马上意识到什么，他说：“是。你有什么事？”

“我们来找你好几次了。”

丁文森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们”。走廊里很静，丁文森不相信旁边还埋伏有其他人。他暗暗把钥匙揣回兜里，回身面对着那个羽绒服男人。

羽绒服男人说：“你是不是记得有一次，几个人一起敲过你家的门向你问路？”

丁文森一下子想起来了，那还是在毛军第一次告诉他有人找他之前。那一天，他一个人正在家里拖地，有三四个装扮不一的男人敲门，问一个叫王栋的人是不是在这里住。丁文森当时把门开开，有点儿不耐烦地说，不认识，你们敲错了。

“现在告诉你，那些人就是我们，其中有我一个。我们来确认你的住址和长相。”

“你们要干什么？”丁文森又问。这时候，丁文森家的房门突然开了，原来是屋里的毛军听见走廊有说话声，就好奇地推门看。她看见丁文森和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却看不清那个男人是谁，因为这时走廊灯突然自动灭掉了，她以为是他的同事。毛军将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蹭，丁文森立刻闻到一股馒头的气味。毛军说：“站在门口干吗？进来吧。”

丁文森说：“不用。”

“进来吧。”毛军说。

丁文森把门连同毛军用力推回去了。他想，这个男人是因为贺茗晨的事情来的，进了屋说出话那算个什么事。因为走廊暗着，他就又把灯的开关打开。

与此同时，丁文森家的房门又开了。穗穗吃力地端着一盘苹果，探头探脑地对羽绒服男人说：“叔叔，进来坐吧，给你吃苹果。”

丁文森再一次把门关上。停了一会儿，他不知怎么心里涌上一股酸楚。他问面前的那个人：“你叫什么？”

“叫我雷子好了。”羽绒服男人说。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灯又灭了，这回是雷子走过去把灯揿亮。“就是要最后一次告诉你，”雷子的话竟让丁文森大感意外，“南联农资公司的那批化肥，你不要找什么毛病！”

丁文森想了一下。春耕在即了，当地企业的化肥生产已如火如荼，全面铺展。按照国家规定，化肥质量需当地有关部门严格检测，不允许劣质化肥卖到农民手中。丁文森所在的化工检验所，已经采集到全市所有的农资公司生产的化肥和农药样品，正按序在他的化验室进行检验。南联农资公司生产的一部分化肥，已严重过期。国家规定化肥有效期两年，可他们只是更换了包装敷衍了事。

丁文森没说什么。知道了陌生人不是为贺茗晨丈夫的事而来，他稍微有一点儿轻松。然而，也多了另一些沉重。

“你刚才回家的时候，应该看到楼下停了一台黑色轿车，那里面全是我们的人。”

这个丁文森倒没有注意到。也许它没有眼前的事情重要。

“你如果不听话的话，就会给你颜色看！”

“是南联公司叫你们来的吗？”丁文森问。

“这个我们不知道，反正有人安排我们这样做。”

雷子说完，灯又灭了。丁文森听到短时间就远去了的脚步声。

四

早晨一上班，丁文森照例走进他的化验室。那是一间仓库式的办公室，到处堆满了电脑、仪器、试管等玻璃器皿。此外，就是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密密麻麻包装好了的化肥和农药产品。它们作为抽样产品来自全市。丁文森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坐镇指挥的将军，他指挥着全市所有农耕土地的施肥、生产，让无数农民为此忙碌。有时侯他又悲哀地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混在这些农药堆里，他也变成了一种一次使用掉的农药，毫无特点，任人挥撒，苦不堪言……此时，化验室内正弥漫着刺鼻的农药气味，丁文森不知怎么一下子想起了老邓。老邓在这里干了半辈子啦，成天泡在这种气味里，保不准他的肺癌就是与此有关……

上午，丁文森再一次仔细地查验了南联农资公司的那批化肥样品，事实表明，这些化肥的有效成分每千克不足百分之三十，已严重过期，按有关规定，要立即封存。至于罚款，因为尚未销售流通，不构成违法所得，可以暂不考虑。

丁文森中间接了两个电话，被告知事情。一个是朋友的弟弟结婚，另一个是同学的父亲病故。丁文森想了一下，分别打了电话请人捎去礼金。这种红白两事同在一天的活动，丁文森以前也遇到过，他基本是不去的。一个人在一天里心情得到两次极端转换，这让他感觉一生仿佛在一天里过完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所长让他把今天的化验结果报给他。丁文森如实地把南联农资公司那些过期化肥的化验单打印下来，签上姓名，交到所长手里。所长看了一下，问：“南联公司的过期化肥总共有多少？”

“据检查应该有七十多吨吧。”丁文森说。

“这么多？”所长吃了一惊。

“嗯。”丁文森匆促地点一下头，他也觉得这不是个小数目。

“好，”所长说，“我明白了，这个事情我们要按规定办。”

丁文森走出房间。从这个时间直到下午六点二十分，丁文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下午六点，他准时走出检验所大门；六点零八分，他走在邮政局门前；六点十三分，他经过甘露桥，桥下面有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位，他想买二斤栗子回去，可不知怎么想想又算了；六点十八分，他拐入宁静路，这条路正像它的路名一样，车辆并不是很多；六点二十分，在一辆大货车呼呼地与丁文森同向驶远之后，一辆黑色的捷达轿车从身后超越丁文森，在他身边停下来。丁文森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车门一开，跳下来三个人，围住丁文森不容分说大打出手。丁文森被打得晕头转向，毫无招架之力，最后不知怎么跌倒在地，后脑勺被狠狠踹了一脚，然后那三个人快速钻入轿车扬长而去。

回到家里，丁文森的手机响了。他放在耳边，一个声音低沉地说：“就是让你放明白一些。”

刚才打他的三个人中没有穿羽绒服的那个雷子，但是现在，丁文森听出这是雷子的声音。

“这不关我事！”丁文森把胳膊支在沙发扶手上，他头痛得厉害，全身也难受。

“那就是我们打错了，下次吧，下次重新打一次。”

“我只管化验，处理方案由领导定。”丁文森说的是实话，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说话有小人意味。

“对啊，”雷子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你们领导确实把这事定下来了，南联公司下午已经接到了处罚通知。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对处罚通知不感兴趣，我们只关注化验结果。”

丁文森明白了，对方暂时还不想将所长怎样，他们要收拾的是自己。

“因为在这个时候，”雷子忽然又冒出一句，“领导相信的只有你。”

丁文森愣了一下。他感觉雷子一定是话中有话。虽然，他设想以雷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说话并不一定懂得什么叫双关，但还是给了丁文森一个启发。他想，听雷子的意思，自己的领导也未必喜欢自己这样做，但人家毕竟是领导，必有他的聪明之处和做事规则。丁文森这样做，其实也是在难为他的领导，只不过人家不动声色和不好表白罢了。雷子说“领导相信的只有你”，其实不就等于说“领导看这事你该怎么办”嘛。

这样独自一分析，丁文森感觉自己再一次被几个人给包围了。

对方不知什么时候撂了电话。

毛军一直在旁边奇怪地看着丁文森，她隐约从电话里听出了什么。丁文森满身泥巴，脸色苍白，精短的头发上沾有一丝血迹。毛军说：“是我说过的那个人干的吧？”

丁文森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你这个样子，先别吃饭，赶紧去医院看看。”毛军说，她用手抚了丁文森额头一下。

丁文森说：“不用。”

“这个时候，医院可能下班了。我打电话帮你找黄医生吧？请黄医生帮你联系安排一下。”

“我说了不用！”丁文森突然十分生气地说。

毛军只好不再作声。在这短暂的沉默里，丁文森却猛然想到，他确实应该去一个地方，但不是医院。

十五分钟后，丁文森打车来到辖区派出所。在值班室，一位着装严谨的民警接待了他。

丁文森详细讲述了被打经过。那位民警认真地做了笔录。末了，民警问他：“你记住那辆车的牌号了吗？”

丁文森摇了摇头。

“打你的那三个人，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丁文森接着说，“我只知道此外还有一个他们的同伙。”

“叫什么名字？”

“叫雷子。”

这回是民警摇了摇头。“你这等于没说。”民警说，“你还有别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有相关的利益集团在操纵，他们在做更加危害社会的事情。”丁文森把他推测的南联公司可能雇佣打手的事情，跟民警说了一遍。

“你能断定是他们干的吗？”民警问。

丁文森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想起他曾问过那个雷子，是不是南联公司叫他们来的，雷子说：“不知道。反正有人安排我们这样做！”

民警见丁文森犹豫，又准确地问：“你有证据证明是南联公司干的吗？证据？”

丁文森只好摇了摇头。

民警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走到丁文森身边，让他展示他的伤情。丁文森只觉得腿、腰、肩都很痛，可是民警查看了一下，并没有什么伤痕。至于他的头部，民警最后仔细地端详一下，说：“不太好办。”

丁文森吓了一跳，以为头部有什么重创，他到此为止都没敢自己摸过一下。他问：“怎么了？”

民警将丁文森的头发捋了捋，然后又重新看了一下：“你的头皮被擦破了，但是面积只有三平方厘米啊，没事。”

“没事？”

“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头皮擦破超过五平方厘米以上的，才算轻微伤。你这连轻微伤都算不上。”

“这是什么意思？”丁文森恼羞而好奇地问。

“就是说，”民警望了一眼窗外，似乎短暂地走了一下神，然后不急不缓地对丁文森说，“把人打成轻伤，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判刑；把人打成轻微伤，这属于治安处罚，不能追究刑事责任。你这连轻微伤都算不上，一般来说不予立案。”

“那什么叫轻伤呢？”

“颅骨骨折、肋骨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这些都是。”

丁文森略略吃了一惊。他记得小时候看战斗电影，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他那时候心里讥笑，以为轻伤不过是一点儿表皮伤，谁又能为此下火线呢？没想到，听民警一讲，连骨头折了都算轻伤，可见当年那些战士们多么勇敢。

“像我头上这样的伤呢？怎样才算轻伤？”丁文森不依不饶地问。

“头皮撕脱伤面积达二十平方厘米。”

丁文森揣想了一下，那差不多是整个脑袋的面积了。他感到一阵眩晕。“这么说，我这是被人家白打了？”

“那倒不是。关键看你能否提供给我们足够的线索和证

据。”

“那又怎样？”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们。”

“找到了又怎样？”

“给予口头警告和训导。”民警做了一个结束谈话的姿势。

那还不是等于被白打了。丁文森心里想。

五

丁文森一个人在化验室继续检验南联公司的另一批化肥和农药时，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时候，窗户已经是开着的，户外的空气并不使得室内显得多么温暖，因为这是二月，是一个早春。视线里，土地还干涸得发黄，树梢也不见朦胧的绿色，可是在天地之间，在人的鼻息里，隐隐有一种久别的气息，像是跟牛奶或幸福有关的东西，一点点缭绕。丁文森知道，这叫春天。

春天来了，快种地了。丁文森想。可是室内的那些白色的化肥，让他感觉是铺在心头的一片冰雪。经过采用四苯硼酸钠容量测定法，丁文森吃惊地发现，南联公司不仅仅存在化肥过期的问题，他们最新生产的一批农药，竟然属于甲胺磷、磷胺农药和高毒性有机磷农药，而这类农药，国家农业部已于今年元旦开始严格禁止销售和使用——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作为一个从事农药检验十多年的化验员，丁文森明白，其实早在多年前，国家已明令禁止使用DDT、六六六、除草醚等农药，而像这种甲胺磷、磷胺、高毒性有机磷农药，虽然联合国早就禁止，可中国因为国情原因，放缓期限直到今年才开始禁止。然而，这终归是实质性的进步和转折。它们如果再继续被使用下去，数不尽、望不断的土地会一年年板结、失效，河流会被污染，农药残留物会通过农产品在人体内一代代蓄存，乃至影响生育和成长……

可是眼下，南联公司怎么可以这么干？丁文森在办公室内踱着步子，烦躁地想。原来他们不只化肥过期，原来他们不只化肥过期。看来——一个念头冒出来，雷子这些人之所以曾经殴打了他，并不仅仅是针对化肥过期的事，那里边也在提醒他下一步遇到事情该怎么做。

这一想不要紧，想过之后，丁文森忽然觉得他的难受期已经提前经过，因为他已经被人打过了，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他觉得这有点儿类似一个叫海明威的外国作家说的：“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再死了。”需要在他手里检验的，是一批比上次数量多得多的违禁农药。丁文森知道他该怎么做，那无疑是如实打出化验结果，签上名字再次递交到所长手里……

六

丁文森第二次被打是在一天上午，星期天上午。那完全可称是光天化日之下。阳光很好，空气很好，街道很好，人也很好。丁文森去超市里给穗穗买一盒蛋卷。他最初看到一种包装很精美的蛋卷，职业习惯使他查看日期，蛋卷的外包装印着如下字样 “生产日期标于包装背面右上角”，可当他按提示找到那里时，却看到上面印着这样的字样：“讲究卫生，用后不乱丢”。

丁文森觉得哭笑不得。这真是一种东方式的虚伪或智慧。丁文森只好选了另一种叫做“米老头”的蛋卷，虽然它的价钱要贵一点儿。

走出超市没几步，几个男人就从不同方向悄悄围上来了。丁文森只觉得最先是背后的腰部被人猛踹一脚，他踉跄几步总算没跌倒，但眼看着手里的蛋卷像被磁铁吸走一样飞了出去。接着他就听到“噼噼”两声，然后两颊一片潮热，他这才反应出被人扇了耳光。他用尽力气想挥舞拳头予以还击，可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支报废的圆规一样，全身手脚被几个人死死架住。“你就是没玩儿够是吧？”丁文森看见其中一个人掏出一把刀子，在他眼前晃动。那把刀子长长的，尖尖的，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丁文森觉得目光一阵抽搐。他搞不清，一把刀子，只具有世间最简单的形状，何以生发出那么大的威力。这时从超市门口，闪出几个超市的保安，他们以为有人哄抢摆在门口的货物，见与他们的判断风马牛不相及，便又重新回到超市里边。说实话，即便是置身光天化日和行人的目光之下，丁文森还是感觉这些人很可能杀了他。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甚至还屡屡发生。

“你们千万不要乱动！”丁文森紧张地说。他自己乱动不了，所以他本能地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

“知道你做了什么吧？”拿刀子的男人恶狠狠地说，他出其不意，用一只拳头猛地打在了丁文森的太阳穴上，丁文森还不等喘息一口，他的头部就被旁边的几个人给按住了。紧接着，那个拿刀的男人把刀尖抵在他的鼻头上，一点点划动，血瞬时淌了出来。

丁文森压抑地叫起来。他不敢剧烈地喊叫，他怕面部动作幅度太大会促使对方把自己的鼻头割下来。好在对方适时收住了手，他们用刀逼着丁文森，不让他靠近，然后齐刷刷转身跑掉了。

五分钟后，“110”警务车来到了现场，大概是围观行人中的哪一个报了警。警察来到丁文森身边的时候，丁文森正用手帕捂住鼻子，他的那里已经不出血了。那几个歹徒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警察询问了围观的人有没有认识跑掉的人当中的某个，没有一个人应声。警察只好把丁文森引上警务车，拉上车门，向公安分局驶去。

在公安分局的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一胖一瘦两个警察开始了解情况。在正式问话之前，两个警察请一位女警察用乳酸依沙吖啶溶液，也就是黄药水，替丁文森把鼻子上的血清洗干净。丁文森详细讲了一下刚才事件的经过。讲完之后，他停顿一下，他想借此表示他即将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想把上次被打的事同时向警察托出。但是胖警察的一句问话，使他觉得讲出来也毫无必要。

胖警察问：“你认识打你的那几个人吗？”

“不认识。”丁文森说，“不过我知道一个叫雷子的，可他没有出面。”

“叫雷子的全市有两千多个。”瘦警察说。

“他们为什么打你？”胖警察对瘦警察点了一下头，表示对他同伴的回答有同感，然后他问丁文森。

“南联公司生产的化肥和农药有问题，我是化工检验所的化验员，因为怕我据实暴露情况，所以他们指使人来打我。”

“你这样讲，有证据吗？”

“你们难道不会去调查吗？！”丁文森忍不住悲愤地嚷道。

丁文森的话似乎提醒了胖警察，他走到了丁文森面前，低头端详了丁文森的鼻子一会儿，然后掏出香烟，点着吸了一口：“告诉你啊，这样的事我们很难去调查。一，你说的那个什么公司生产有问题的化肥和农药，这事不归我们管，至于你怀疑他们指使人殴打你，这需要你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存在这种关系。二，我刚才验了你的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人体伤残鉴定标准》，你的面部划伤长度不足四厘米，所以连轻微伤都够不上，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立案，更谈不上去侦查。”

“把我打轻了是吧？”丁文森说，“如果打成轻微伤就好

了。”

“打成轻微伤也不能判他们刑，如果抓到的话，只能按《治安处罚条例》处理，拘留他们几天，然后罚款——嗯，数目不能超过二百元。”

“不超过三百元吧？”瘦警察插话说。

“不，二百元。”胖警察说。

“就这样？”丁文森问。

“就这样。”瘦警察说。

“也就是说，”丁文森站了起来，他的腿有一些疼，但是不用看，他知道那肯定是表皮伤，“我现在拿不出证据，但即便拿到了证据，你们抓到了他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是吧？”

“我不是一直说这个问题嘛，你看，你把话又给绕回来了。”胖警察多少有些同情丁文森，“我再说一遍，把人打成轻伤乃至重伤的，肯定判刑。噢，我补充一下，这种情况下证据不足的，由公安机关去补充侦查；把人打成轻微伤的，只能拘留和罚款；连轻微伤也算不上的，那就——那就——”

“那就白打了。”丁文森拉开分局的玻璃门，他要走了。

两个警察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是谁规定的？”丁文森又探回头问了一句。

“《刑法》。”瘦警察和胖警察几乎同时说道。

七

丁文森接到电话时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知道迟早会接到电话。只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三天了。电话仍是雷子打的，打在他的手机上。雷子的声音似乎显得极度烦躁，他说：“哥们儿，事情要完了。我们的老板对我们很不满意，南联公司第二批农药的处理结果这几天就会下达，如果是不好的消息，你恐怕就死定了，最次也是废掉了，绝不会是前两次那样的下场。你记着！”

电话撂了之后，丁文森按照来电号码查询了一下，知道那是一个街头公用电话。

丁文森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什么都不想做。贺茗晨这些天打了几次电话约他，都被他推辞了。他现在有点儿后悔当初对待南联公司化肥和农药的态度，可是，那不光是他的工作职责，那更牵涉到无数土地污染和人的身体健康呀。何况，他的自尊心也摆在那儿，再怎么也不能让别人一扳就倒。他觉得值。只不过这种值，换不来什么价，因为他感觉没有一个人肯于帮他，或理解他。他也不知道该求助于谁。他现在有点儿明白，像雷子这些人，其实是很熟悉法律的，否则不会在法律量化的范围内精确地行使他们的动作。同时，他们也熟悉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以看起来最小的物理打击引发最大的心理后果。而心理决定行为，由此逼使他就范。

不是吗？丁文森想，就凭他们在大街之上人群之中扇过他两个耳光，虽然够不上轻微伤，但失去的尊严简直不亚于受了重伤，法律难道只能可笑地对他们予以批评和劝导吗——那不如说是更加鼓励了他们。丁文森分析这两次为什么被人打时对方能屡屡得逞，一是他们人多，这样哪怕他盯住一个人扭打，其他人也会拉开他；二是他们有刀子，有刀子就使他连打都不敢打。丁文森想到这里突然灵感一现，我为什么不弄一把刀子呢？这样，就是打到不可开交处，他们捅我一刀子，我也可以捅他们一刀子，我受伤了走不了，他们受伤了也走不了，这样就不会让他们顺利地打完人逃之夭夭了，也就不会让警察找不到人和线索了，也就会顺藤摸瓜立案侦查，直到水落石出。

最次，丁文森恨恨地想，也让他们尝尝我的滋味！

这个想法竟然一下子鼓舞了丁文森，使他不马上实施简直就对不住头上被他大口吸去的空气。他立刻去农贸市场和日杂商场转了一圈，对比再三，买了一把雪亮锋利的刀子。摊主说那是杀猪的，当然用来杀羊也行。丁文森回忆了一下雷子那帮人对他掏出的那把刀子的模样，他觉得自己这把比那把漂亮多了，也残酷多了。尤其是刀柄，手握上去简直像按照他的手形订制上去似的，觉得有无穷的力气在凝聚。

丁文森回到办公室，用两张厚牛皮纸将刀刃包上，刀柄露外，掖在腰带下，衣服一遮，谁也看不出来。

丁文森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找他，因为他去问过领导两次，对南联公司第二批产品的最后处理意见还没有下达。但看样子不会太晚，也许随时都可能下达，这样，他那把刀子随时都揣在身上。

晚上回家的时候，毛军还在做饭，丁文森打了个转儿，一个人下楼，来到附近小学的一个操场上，掏出那把刀子，在月夜里练了练。不练不行，丁文森知道好多人其实拿了刀子都不会使，弄不好还割伤了自己。他练习横刺，下抡，上挑，刀子在空气中发出细微而踏实的风声。还真是实践出真知，练了一会儿丁文森悟出，要想刀子出击有力，并不仅仅靠胳膊的力量，而应该用身形变化加以配合，以腰部带动力量。接下来，丁文森又假想了一下，对方猛然从侧面攻击怎么办，突然从身后袭击怎么办，直到他为各种意外都找到应对的方法，才揣好刀子回家。

一进楼道，丁文森就感觉缓步台那里发出一声细响，好像有人埋伏在那里。丁文森想，不会这么快吧。他沉着地摁亮灯，慢慢走上去，什么也没有发现。进了屋，丁文森对着窗口发了一会儿呆。他家是二楼，一楼装着防护栏，而他家没装。他不是不想装，他去年就准备装了，但是楼上不让。楼上住着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男的是精神病，靠老伴每天哄着。丁文森去年找来安装工人准备安防护栏的时候，那个精神病就大吵大闹，威胁要跳楼或割颈，理由是小偷会顺着二楼防护栏爬到他家里去。丁文森要他家也装一个，精神病说没钱。丁文森万般无奈，说那我出钱帮你装。精神病哭了，他说那万一楼道着火了怎么办？楼道着火了他本来可以从三楼窗户跳出去，可装上防护栏不把他堵死在屋里了么？

这事闹得很大，许多人来看热闹，甚至“110”巡警都给找来了。丁文森最后缠不过，只好作罢。

现在，丁文森又在想这个问题。那些扬言要报复他的人，如果趁他和家人夜里睡觉，从一楼爬上来怎么办？他可不想为此连累毛军和穗穗。可是，要想说服楼上人家允许自己装防护栏，那就几乎同让雷子这些人不再纠缠他是一样难的事。看来办法只有一个，让毛军领穗穗这些天回娘家住去。他自己好办，睡觉警醒点儿，出门有防身刀具。再说，穗穗白天有时候还在楼下玩儿呢，毛军有时候一个人离家出门，他们如果被人跟踪伤害了的话，可就麻烦了。

丁文森把这个想法跟毛军说了，毛军近日来也陆续听丁文森讲过一些他的事情，虽然更多的被丁文森隐瞒了。丁文森让毛军领穗穗回娘家的理由当然不能说怕夜晚有人从窗户进来，那样会显得他太草木皆兵，胆小如鼠。他只说为他们平常的出行安全着想，而他没事，他身上有刀子，再说他毕竟是一个男人。

毛军有些被感动的样子，她摸了摸丁文森的衣襟，又摸了摸他的袖子。丁文森态度那么坚决，她只好离开。当天晚上，丁文森一个人躺在床上，四周很小的声音哪怕是自来水管发出的动静，都会让他侧耳谛听好久。他左思右想，翻来覆去，几乎一宿未合眼。

第二天上午在单位，被失眠折腾得睡眼惺忪的丁文森正在读一份材料，就接到雷子打来的电话，话筒里只传来一句“你死定了”，然后挂掉了。丁文森立刻知道南联公司的产品一定是彻底被清理和查封了。他坐在椅子上，渐感额头冒出一层细汗。他环视房间，房间比平日里显得更加阔大，空旷，让人没有藏身之感。想了再三，丁文森终于决定放弃步行，他打车来到了距单位不足三百米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律师咨询他的对策。

“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位律师自称是一位海归派，可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衣服穿着很像一位画家。他听了丁文森的担忧和恐惧，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国情。”

“他们已经再三威胁要杀我，我相信他们很快会干出来。”丁文森说。

“可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不能说他们有罪，你只能说他们对你进行了恐吓，而关于恐吓，我们现在的法律并没有设立‘恐吓罪这一款。”

丁文森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说起来也是奇怪啊，”海归派的身体在转椅上转了一下，“欧洲许多国家都设有恐吓罪，呃，不说欧洲了，就说亚洲吧。据我所知，台湾设有恐吓罪；在新加坡，如果有人说‘我要杀了你，这个人马上会被判三个月牢；而日本呢，早在1908年就设立了恐吓罪……”

“我想找到提前防范的办法。”丁文森小声嘀咕一句。

律师的表情昭示着他想听听丁文森的高见。

“我难道不可以提前请求公安机关保护我吗？”

“哈哈哈哈……”律师几乎笑出了眼泪，他用手指着丁文森，“我不是笑你啊，我是笑你这句话产生的后果。你的意思是最好有两个警察每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你是吧？不，哪怕上班时间，每天八小时。这样，我们十三亿人口，需要二十六亿警察，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几乎都遇到过这样被人威胁的话……这是国情。但是我告诉你，因受到威胁而让警察提前保护你，这根本做不到，谁也做不到，也许除了省长、部长、国家领导……”

“我贴身揣一把刀子用来防身可以吧？”丁文森说。

律师坐好身体，断然止住了他：“那可不行。《治安处罚条例》规定，私自携带管制刀具，是要被处以拘留的。”

丁文森只好苦笑着开了句玩笑：“那样就会有警察保护我了。”

八

丁文森接到贺茗晨打来的电话，贺茗晨刚说了一句“喂”，丁文森就说，“我去不了。”

贺茗晨说：“我找你有事。”

丁文森说：“什么事？”

贺茗晨说：“电话里说不稳当，太复杂，你来见面说吧。”

贺茗晨这一阵子打了许多次电话约他，都被丁文森推了，他确实忙，再说没心情。这一次，见贺茗晨说得这么郑重，丁文森只好去了。

他们在一家宾馆里见了面。午后的阳光有点儿刺眼，丁文森只好把房间的窗帘拉了拉。坐下后，丁文森问：“什么事啊？”

贺茗晨一屁股坐到丁文森怀里：“没什么事啊。”

“那你叫我来干什么？”

“人家想你了嘛。”贺茗晨委屈地说。

原来如此。丁文森看着贺茗晨，她的头发有些潮湿的亮光，散发香气，半明半暗的室内光线下，她的面容也一半显得梦幻，一半显得天真。她显然是刚刚洗过澡。丁文森感觉她玲珑曼妙的身体坐在自己怀里，不能不激起他的一种欲望。于是，他把她抱到床上，和她一起脱光了衣服，躺在被窝里……

两个小时后，丁文森醒来了。他太疲倦了，因为晚上几乎休息不好。贺茗晨早就睁开眼睛了，却不敢起身，怕吵醒他。现在看到丁文森看着她，就低头亲了他一下，说：“你再歇一会儿吧，我给你烧水喝。”

贺茗晨跳到地上穿衣服，他们的衣服也都堆叠到一起了。丁文森刚要伸出腕子看看几点钟了，猛听见贺茗晨大喊一声：“啊！”

丁文森第一反应是看房门，那里有没有什么动静，他担心贺茗晨的丈夫大刘这个时候会闯进来。等到他定下心去看贺茗晨时，看到贺茗晨光着身子弯腰盯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啊？”

丁文森看了一眼，是那把刀，刚才脱衣服放在那儿的。“有人要杀我。”丁文森回答。

“啊？这么恐怖啊？”贺茗晨小心翼翼躲开那把刀，戴上她的乳罩。

“所以这一阵子你不要老是来约我。”丁文森说。

“谁要杀你呀？”

“我怀疑是南联农资公司的胡经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化肥和农药有问题。”

贺茗晨一听，立刻来了气，“一个公司的破经理，他的胆子竟然那么大，他不想好啦？”

丁文森有时候不爱听贺茗晨说话，可能是做幼儿教师做的，说话过于娇气不说，有时候简直就像没头的苍蝇，话题到处乱撞，没个由头，让人哭笑不得，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但是刚才这一句，却一下子给丁文森提了个醒，使他一瞬间佩服上了贺茗晨。“是啊，”丁文森心想，“他胡经理不想好啦？”

丁文森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看了一眼手表，时间还早，于是一骨碌坐起来，套上衣服裤子，洗了把脸，把那把刀子又重新掖在腰间。

“你要干什么？”贺茗晨问。

“单位四点钟还有个会，我不能缺席。”丁文森说，甩上门，噔噔噔下楼了。

二十分钟后，丁文森独自来到了处于闹市区与郊区结合部的南联农资公司大楼内。他记得几年前因为工作曾陪同一位副所长来过这里，但是早已记不得胡经理办公室在几楼了。他装作彬彬有礼的样子询问了一下门卫，门卫耐心地告诉了他。

丁文森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里面很快传来一声“进来”，听语气对方以为是自己的员工。

丁文森走了进去。胡经理就坐在他的眼前，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丁文森轻轻吸了口气，说：“你不认识我吧？”

胡经理是一个近五十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精明，像是乡镇企业家那样的精明。丁文森觉得几年不见他有点儿老了。

“你是——”

“我是化工检验所的化验员，我叫丁文森，这些天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拦住打我，还威胁要杀我。”

“哦。”胡经理欠了一下身子，“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丁文森回身伸出胳膊去把房门关上，却不料动作刚刚完成，腰间的刀子“咣”一声掉在地上。

丁文森看见胡经理的脸一刹那白了一下。丁文森只好慢慢弯下腰，装作此前是故意示威的样子，把那把刀夸张地拾了起来，然后握在手里，找到一个沙发坐了下去。

“我明白了，”胡经理说，“你以为是我干的吧？”

“你如果这么说，我还真懒得去反驳。”丁文森觉得刀子在手，心里从容和镇定了许多。

“这事我听说过一些，但具体是谁干的，我们也很恼火！”

“胡经理你把话说明白一点儿！”

胡经理掏出一支烟扔给丁文森，也不管他接不接和抽不抽。丁文森急忙用两只手接了，刀子险些第二次掉到地上。胡经理自己点着烟抽了一口。

“自从你们检验所两次下达不合格和违禁产品通告后，我们南联农资公司一直抱着积极配合和及时纠错的态度，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说老实话，我去年生病去外地疗养了一段时间，过期化肥更换新包装的事情是我手下一位销售副厂长干的，我已经批评他了；那些超标农药问题，责任在我，因为国家农业部关于有毒农药禁销的文件是2007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前，时间太短，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事情发生后呢，我们公司一方面按规定封存产品，另一方面呢，春耕时间抓点儿紧还来得及，我们积极筹备转产或生产新的合格产品……”

胡经理说得很慢，也很斯文，既像是给属下员工做报告，更像是给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在这种情境中，丁文森只好听了下去。

“但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哇！”胡经理的嗓门高了一些，“就在我们准备生产新的合格产品投放市场的时候，我听人说起了你的事情，说是我们南联农资公司雇凶杀人。唉，全市生产化肥和农药的企业不止十几家啊，我们历史上一直算是龙头企业，有多少人巴不得南联公司立刻垮台呀！在这个时候，我们产品被整顿，又传出我们雇凶杀人，这不就是想在社会上完全搞臭我们，把我们驱出市场嘛……”

丁文森没想到胡经理会这么说，或者说，他没想到事情还会存在这种可能。丁文森坐在那儿想跷一下二郎腿，又觉得这样的气氛显得过于随便了，就只好那么僵硬地坐着。

“我估计，”胡经理继续说道，“说全市十几家企业都能跟我们竞争，那也不现实，但起码有那么两三家强势企业吧，对我们虎视眈眈。小丁，你应该多花精力调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谁家在雇凶杀人，然后放出口风，造我们的谣！”

丁文森听不下去了，他也不想再听了。他一直找不出话题插进去，但是胡经理刚才的一段话，让他找到一条通道，闪出自己明亮的口实：

“我不管是谁，谁再动我一下，我就叫他死。”丁文森坐在那里，把刀在沙发的硬扶手上狠狠拍了一下。

胡经理愣愣地看了他一眼。

“胡经理，你说，”丁文森问，“雇人打断一个人的一条腿需要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胡经理摇了摇头。

“我打听过了，也就几千块钱吧。那我再问你，雇人杀死一个人需要花多少钱？”

胡经理再次摇了摇头。

“我也打听过了，也就几万块钱吧。”丁文森终于还是跷起二郎腿，“我还以为得花几百万块呢。我的意思是说，胡经理，如果收拾一个人得花几百万块，那么你是老板，你有钱雇得起，我雇不起；可要是就那几万块钱，你雇得起，我也雇得起！你信不信？”

丁文森看见胡经理的脸这回红了一下。

“除非有人杀死我，听说公安局那边小伤小闹的不立案，但如果出了人命，他们可就要追查到底了，那时候任谁也活不了；如果杀不死我，我就要杀死他。”丁文森说着站了起来，走到胡经理面前，用刀尖对着他，“你信不信？”

“别，别指着我。”胡经理在桌子后面站起也不是，稳坐也不是。

“不管怎样，我就认准了你了——”丁文森看着胡经理束手无策的样子，第一次感觉威胁一个人确实挺好，“我如果再被人动一根毫毛，首先杀死的就是你——听懂了么？”

“哎……哎……”

“听懂了吗？”

“听、听懂了。”

丁文森拂袖而去。

九

毛军晚上回来了。她把穗穗放在孩子的姥姥和姥爷家里，她一个人回来了。那时候，丁文森刚刚一个人对付完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一个省长正在讲话，要大力抓好社会治安。社会治安现在太乱了，据调查，老百姓对它的关心程度已经超过了钱存在银行里毛还是不毛。

丁文森说：“你回来干什么？”

毛军说：“我担心。”

丁文森问：“你担心什么？”

毛军走到窗前，指着外面：“我担心晚上你睡觉，坏人会从一楼爬上来。”

“那又怎么样？”

“我回来陪你。万一那样我帮你跟坏人一起搏斗。”

丁文森正在换电视频道，听毛军一说，又把频道换了回去，好像他没听清毛军说什么似的。

毛军却不说了。过了半天，她忽然来了一句：“我和黄医生黄了，我离开他了。我们不适合呆在一起。”

“噢。”丁文森挠了挠头。

“我觉得还是你对我好，关心我。”

丁文森看了毛军一眼，他觉得她的眼睛里确实有一种感动和温情。

毛军靠到丁文森身边，说：“我昨天在我爸妈家碰到我弟弟毛菊了，我们一起吃的饭。我对毛菊说你再别冲你姐夫那样了，他不容易，什么时候你找到你姐夫，大家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

“噢。”丁文森把脑袋找了个舒服的沙发位置靠上。

“穗穗的姥姥说，秋天，把穗穗送到外地一家特殊教育儿童学校，我表哥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当校长。他说，穗穗这样的孩子没太大问题，将来弄好了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电视上开始放一个探索知识的节目。

“咦？那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宇宙中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叫什么‘阿波菲斯，它要在2029年撞上地球，美国科学家正在考虑怎样改变它的运行轨道，别碰上我们。”

丁文森不作声。

“‘阿波菲斯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毛军回头看丁文森，他已经睡着了。他闭着的眼睑下，似隐隐映着一颗泪。

十

丁文森觉得到处都有人盯梢他。生活的不安定感在加剧。随着每一天的过去，他觉得危险就近一步来临。他以前以为生活像是一只热气球，他站在外边，围着它走，很快可以看清它的全貌。现在看来根本不是。他每走一步，热气球就膨胀一下，他越走，它越膨胀，这是成正比的。直到他被他想看清的东西完全覆盖和笼罩。

他确实有点儿搞不清到底谁要杀他。然而，有人要杀他，这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事。丁文森有几分后悔那一天去找了胡经理，他觉得自己已经打草惊蛇了。他好像对胡经理讲过类似的话，谁再动他一下，他首先杀的就是胡经理，因为他认定了是他干的。现在想来，这不是逼胡经理就范么？胡经理觉得横竖是一回事，会加大决心除掉自己的。而且，他会干得更隐蔽，不留痕迹，让自己不为人知地死掉。这些人为了钱和利益，为了扫清和报复他们的障碍物，什么事干不出来？

可是，如果万一不是胡经理指使的人干的呢？比如，他们的竞争对手，甚至生死冤家，敌对面，他们在做暗渡陈仓和移花接木的卑鄙勾当，陷南联公司于不义之地，那么，就更加可怕了。他们听说丁文森威胁过胡经理只认定他干的，就会更加幸灾乐祸并加大动手力度。他们也许不足于取自己性命，但是，那些打手们狂妄的刀子会掌握好分寸吗？一刀捅下去，怎样会致残？怎样会致命？这真是天知道！

——何况，丁文森愤愤地想，为什么，我就活该挨那一刀子？

一连三天了，丁文森再没接到任何电话。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事情。以他的推测，这事不论是谁干的，都不会善罢甘休。那么，一连三天没有电话，只意味着一件事实，对方把上次电话看成最后通牒，剩下的就是伺机动手了。

丁文森这几天走在路上十分小心。他的感觉和行动变得十分敏锐，他不认为这是多余之举。说到底，一个人善于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哪怕失之乖戾，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恰恰是无上光荣的。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和生命的尊严更宝贵呢？

有一次他中午没有回家，独自在一个快餐店里吃饭，看见有一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点了菜，却又不吃，站在门口向外瞭望。看他瞭望的样子，又不是等什么别的食客，因为他只摆了一套餐具。丁文森一边暗中观察他，一边悄悄换了一个座位坐下。他刚才的座位挨着墙角，一旦动起手来容易被对方逼于绝境，而现在就好多了，有回旋余地，再说离后门也近，便于撤离。后来，那个人还是匆匆忙忙吃了一点儿就走了。

还有一次，是傍晚，穗穗不知吃什么腹泻了，丁文森出去给她买药。走在大街上，一辆出租车突然无声地从他左边抢过，横在面前。丁文森大惊，以为那里会冲出人来，他一耸腰，已经把刀子掏在手里了，却见那辆出租车打了左转向灯，原来只不过是在他面前掉一下头，回去拉一位招手的乘客。

还有一些时候，丁文森明明看到有人在身后跟踪他，可是他一去寻找，那人就不见了。这些跟踪的人好像经常更换，像值守一样。甚至有一次，丁文森认出其中一个就是雷子。雷子，他们好久不见了，丁文森想，来吧，不管是谁，老子已不是前两次了！

时间说不好是快还是慢地一页页度过。周末的一天傍晚，丁文森应约去看望老邓。老邓可能已经不行了，处于弥留之际，正在医院急救。同事们给丁文森打来电话，约好一同去看望。丁文森接电话的时候刚好吃完饭，于是他撂下筷子，像往常一样，怀着复杂而警惕的心情走上街头。

华灯初上，夜色迷离。这个时间，属于生活状态紊乱时间，也就是说，街上车流不息，人来人往，既有刚刚下班往家赶的人，也有吃完饭从家里出来散步的人。还有扫马路的人，“沙——沙——沙”一下一下的扫帚声像是站台上的火车汽笛，带给人一种生活的清新或疲惫。

丁文森在人行道上匆匆地走着，他在保持目光向前方扫望的同时，心里不由得暗暗感慨起了老邓。他想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退休之后，能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一部手机，走到哪里捏到哪里。他想起老邓有一次跟单位出去旅游，背了一大包他老婆手绣的裤腰带，人家走到哪里都尽情玩儿，他走到哪里却四处兜售他的“纪念品”。就是节俭了一辈子的人哪！临了，连退休都没熬到，就……

一阵脚步声骤然从身后传来，追赶丁文森。丁文森从对老邓的怀想中转过神，意识到这种声音对他构成什么，于是本能地向前方跑。但是后面的脚步太快了，简直像神话一样快，丁文森猛然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挣扎中，说时迟，那时快，丁文森用熟练得不能再熟练的动作，掏出刀子，向后一掣肘，把刀子捅在身后人的肋上。

“呀——！”丁文森听到意料中的一声大叫。

他回过头，定了定神，在夜色下仔细一看，竟然是毛菊！

“姐夫，”毛菊一只手无力地扶着丁文森肩膀，另一只手拍着丁文森的脸，声音断续而痛苦，“我就是看见了你，想跟你谈谈我姐姐的事……”

这个时候，丁文森满眼在街上紧张寻找的，是一辆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