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张宝艳：“打拐”13年，24小时不关机

“在买入地，很多被拐的孩子来了之后，全村都知道他是买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村干部去干预、去解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宝艳说，因此希望通过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让这些基层干部敢担当敢作为。

宝贝回家组织的认亲现场。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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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艳随时带着手机充电器。

只要一看见插线板，就抽空过去冲会儿电。作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会长，她手机里的QQ群、微信群、讨论组，“加起来没有千八百也差不多”。

网络连接遍布全国各省份甚至异国他乡的351536位志愿者，也连接着无数个寻亲者。

“打拐”十三年，张宝艳和志愿者们以“宝贝回家”网站为圆心，沿着蛛丝马迹寻找到3338个走失、被拐儿童。在生离死别的背景板下，人性的诸多因素被放大。张宝艳在公益光环之外，还需要将大量精力用来应对质疑、恐吓，以及紧迫但琐碎的工作。

今年两会上，她关于“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等议案再次引发热议。

张宝艳在两会发言。受访者供图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张宝艳将在第二天一早回到吉林通化——“宝贝回家”的总部，按照从前的工作节奏，继续帮宝贝回家。

“大姐”和“代表”

两会期间，张宝艳随时在人大代表和“大姐”之间切换身份。

会场上，她要参与议案、讨论；会后的休息时间、用餐时间，甚至乘电梯时间，则用来“消灭”手机上的小红点。

尽管提前做了交待，两会期间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尽量不要找她，但未读消息还是一条接一条地涌到她的手机里。因循平日里的习惯，大家都称呼58岁的张宝艳“大姐”。

张宝艳参加两会。受访者供图

有家长来和她讨论今年的议案，也有家长说，好像发现了自家孩子的线索；有警察发来消息说，DNA比对有了新线索，希望志愿者核实一下；媒体邀约也接踵而至，因为疫情的缘故，采访大多数以直播的形式进行，张宝艳被叮嘱下载了好几种直播软件，经常要在直播开始前问对方：“用哪个软件来着？” 除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需要开的会、需要填的表陆续发来，来不及处理的，张宝艳就把消息暂时置顶，一有空闲，就继续“消灭”那些小红点。

“打拐”十三年，无数个寻子的家庭、寻家的孩子聚集在“宝贝回家”，他们分布在近千个QQ群、微信群、讨论组里，根据功能不同，这些群又被分成“寻家群（帮孩子找家）”“家寻群（帮家长找孩子）”“民政工作群”“接待群”“编辑部”等等，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也有不同的群，加上临时创建的讨论组，每当张宝艳和志愿者们的鼠标光标滑过电脑右下角的QQ、微信图标，便跳出长长一排未读消息。

他们需要引导寻亲者在网站上登记个人信息，然后将“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等板块中的数据进行比对，查看是否有疑似结果；或是根据对方提供的线索，不断缩小范围，然后实地走访、寻找亲人下落。截至今天（5月28日），已有3338人通过“宝贝回家”找到亲人。

从2018年起，张宝艳开始履职人大代表，她的议案大多围绕被拐儿童的权益，今年，她的议案中有两条继续关注这一群体：建议对人贩子实行终身追责、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

张宝艳说，目前对拐卖儿童犯罪最长的诉讼时效设定为20年，但在现实中，很多被拐儿童直到二三十岁才知道怎么去找家，往往因为过了诉讼时效无法追究、伤害无法补偿。

“你看我回家了，人贩子也找到了，但他仍然可以耀武扬威地在我们面前走。这么多年我爸为了找我倾家荡产，人贩子家里反而盖了新房。”一个被拐的云南孩子在找到亲人后和张宝艳说，“那是用卖我的钱盖的。”

另一条“建议将新发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议案也是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的，张宝艳举例，有个孩子在村里外号叫“万三”，因为他是别人花一万三买来的；还有个孩子被同村人叫“八百”，因为八百就是他的身价。“你说在村里，他的身世还是秘密吗？在买入地，很多被拐的孩子来了之后，全村都知道他是买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没有村干部去干预、去解救，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宝艳说，因此希望通过奖惩机制和考核机制，让这些基层干部敢担当敢作为。

宝贝回家办公室的锦旗和照片。受访者供图

“能找到一个就行”

现在，“宝贝回家”的规模和名气越来越大。不断有亲友或媒体追问张宝艳做这件事的初衷和契机，无数次陷入零零碎碎的回忆，她最终把答案指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张宝艳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超越谋杀的罪恶》，讲述了几个家庭儿童被拐后，父母寻找的过程。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4岁，她觉得“挺可怕”，总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同一年，她的孩子在商场走丢了。当母亲告诉她时，张宝艳“头发都竖起来了，一边找一边哭”，直到晚上，外公把孩子送回了家——发现找不到外婆后，孩子自己跑去社区活动室找到了外公。

虚惊一场过后，张宝艳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还会打电话去安慰丢子家长，很多人表示，此前他们从不知道“人贩子”的存在。

后来，张宝艳开始着手写剧本，以在大学计算机中心工作的爱人为原型，讲了一个建立寻子网站的故事，希望能给家长们“提个醒”。

剧本没拍成，但张宝艳和爱人把剧本里的故事搬到现实里，真的建了寻子网站。

2007年，“宝贝回家”正式“出生”，起初只有张宝艳和爱人两个人打理网站，打电话给丢失孩子的家庭，劝说他们在网站登记信息。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野心，“能找到一个就行”。过程也确实坎坷，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有人说他们为了作秀，还有人认为他们肯定有所图。没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长途加漫游”，电话费动不动就几百块。

2017年，认亲现场。受访者供图

那一年，张宝艳的儿子读高三。高考前，学校放了一周假，让考生们回家改善伙食。张宝艳夫妇忙着鼓捣网站的事，最后儿子抄起锅碗瓢盆，给他俩做了一星期饭。

一晃十三年。如今儿子已经毕业、工作，成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张宝艳夫妇依然没日没夜地鼓捣网站的事。

十三年里，志愿者队伍已有34万人。2009年，北京人可可在电视上看到一对中年夫妻寻找被拐儿子的故事，又感动又愤慨，报名成为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第二年，贵州人依依也在电视节目的打动下加入。

宝贝回家工作人员。受访者供图

“可可”和“依依”都是“代号”。“寻亲”“打拐”，必然触及人贩子和买方利益。大姐夫秦艳友曾接到过恐吓电话，对方准确地报出了他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称有人出价买他的胳膊和腿。从那以后，他们尤其注意自己和志愿者们的安全问题，除了使用“代号”之外，志愿者之间不能询问个人信息，外出走访必须三人以上同行；出差参加活动从不提前透露行踪，只有在离开某地之后才发朋友圈。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只有大姐张宝艳和大姐夫秦艳友实名出现，“要是我和我爱人都不实名，谁敢相信你？”张宝艳说。

张宝艳和爱人秦艳友。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这个从剧本搬到现实中的网站越来越成熟，像一张网把寻亲家庭笼在一起，然后按图索骥，寻找各自的团圆。后来，他们的故事又被写成剧本，《失孤》、《找到你》、《亲爱的》等电影的原型，全都在这个网站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度过了无数个艰难跋涉的白天和夜晚。

“家长们需要的不是安慰，只是倾听”

在电影《失孤》里，刘德华饰演的寻子父亲说：“只有在路上，才会觉得对得起孩子。”

志愿者们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发现，孩子被拐对家庭的打击极其相似，“有的真的是家破人亡。”他们形容。

志愿者帮寻亲者登记信息。受访者供图

孩子被拐后，很多夫妻之间原有的情感链接紧跟着打破，有的陷入自责，有的不停埋怨和责备爱人，有的甚至怀疑是对方故意把孩子卖掉了。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会在漫长寻子路上做出离婚的选择。

在这些家长眼里，他们要一直被希望和失望的交替折磨，日复一日，“在大街上看到残疾人乞讨，会想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被弄成残疾人了；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会想为什么悲剧发生在我身上。”可可说，“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受刺激，没有尽头。”

一个叫罗长美的重庆女孩被卖到福建，父亲受不了打击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了。罗长美被找到后，志愿者把消息告诉母亲，老人一直喊“美美”，并在第二天一早跑去村口等。

母女相认时，她拽着女儿往山上跑，跪在丈夫坟前，说，女儿回来了。“疯了”三十年的老人在女儿回来后“清醒”了。志愿者哭了一片。

痛苦最容易在深夜里爆发。张宝艳曾在凌晨接到电话，对方是电影《亲爱的》的原型彭高峰，正站在一座楼楼顶，开口第一句就是：“大姐，你要是没接这个电话，我就跳下去了。”

儿子被拐的申军良也曾在深夜打给张宝艳，凌晨三点半，正站在黄河边上，张宝艳不敢挂电话，一直到确认对方回到了家里。

申军良在贴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还有人在社交媒体发了三封遗书，然后手机关机。张宝艳得知消息后立刻报警，然后逐一给志愿者打电话，最终同城的志愿者找到了他的居住地，警察看到了一桶汽油。

于是，张宝艳和志愿者们养成了24小时不关机的习惯。张宝艳的爱人睡眠不好，夜里醒了就很难入睡，她便把铃声关掉，夜里听到手机震动，就立刻拿起来去其他房间接听。志愿者说，“大姐”说话轻声细语的，让人安心，更多时候，家长们需要的也不是安慰，只是倾听。

负责网站管理的志愿者则需要全天全职在岗，吃饭和休息都要做好网上交接班。工作中的志愿者们很像影视作品中的侦探，根据寻子家庭或是寻家孩子提供的线索抽丝剥茧。比如一个孩子说，自己儿时调皮，有一次把家里纱窗给剪碎，被爸爸打了一顿。有家长说自己孩子小时候把邻居家纱窗给剪碎了，打了他一顿。经过核对，这个孩子就是他家丢的孩子。

电影《失孤》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跟死神赛跑”

2007年“宝贝回家”网站刚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有人说我是为了骗钱，我就想，要是接受捐助了，人家一看果然是为了钱。所以有点自证清白，谁给钱我也不要。”张宝艳说。

但随着网站规模越来越大，办公室房租水电需要钱，宽带上网需要钱，志愿者培训需要钱，对困难家庭提供救助也需要钱。张宝艳自掏腰包支撑不住了，有人劝她：“你应该考虑的是么能持续发展，怎么帮更多孩子，你就算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

2009年“宝贝回家”开始接受社会捐助。

这一年也被张宝艳视为“打拐”工作的转折点。公安部开始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并在宝贝回家的建议下建立了DNA数据库，通过被拐儿童与父母双方的血样比对，提高寻亲效率。

志愿者们整理寻亲者寄来的信件。受访者供图

技术的助力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显现。2015年起，人脸识别系统开始应用到“宝贝回家”的寻亲工作，通过对失踪者照片的搜索识别缩小寻亲范围；随后，定向推送技术也开始应用推广，通过将失踪者信息精准推送给相关地点的用户，提高了寻亲效率。

网站刚刚创建时，张宝艳想：能找到一个就行；通过网站找到第一个孩子后，她想，要是一年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愿望达成后，她又“变本加厉”：要是一个月能找到一个就好了；慢慢地，“欲望”越来越强烈，逐渐成了“要是一周能找到一个就好了”“要是一天能找到一个就好了”。

到2015年，这个“狮子大开口”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宝贝回家帮助找回400多个走失、被拐儿童；到过去的2019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2。

2019年，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王桥村，王永福和阔别19年的父亲相拥而泣。受访者供图

张宝艳和志愿者们都觉得，规模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高。但紧迫感也如影随形。

前年，志愿者们根据线索帮一个孩子找到家了，联系当事人时发现，孩子在网站登记后的第二年，跳湖自杀了。

还有孩子DNA比对成功当天得知，母亲在一天前去世了，计划里的认亲变成了送终。

“很多七八十年代丢失孩子的父母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很可能找到孩子时已经天人永隔了。”志愿者依依说，“大姐就经常和我们讲，我们就是跟死神赛跑。”

与之对应的是张宝艳个人时间的压缩。不仅要处理“宝贝回家”大大小小的事物，还要周旋在不同关系中，有时志愿者之间闹了矛盾，也要“打到大姐那里让她断官司”。

张宝艳只能画饼充饥。过去母亲身体不好，常说“这儿疼那儿疼”，张宝艳和她说：等有时间了，就带你去松江河和露水河，把手机一关，泡温泉去。

她也不止一次和爱人说起，等有空了，我们休一周的假，什么也不想，出去玩。

五年前，母亲去世，温泉之旅一直没能成行；直到现在，和爱人一起休假的愿望也没实现。“说实话，要是真关了手机，我可能都没有魂儿了。”张宝艳说，“干到干不动那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