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袁泉：作为湖北人，主动请战参演《中国医生》

电影《中国医生》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已破2.7亿。这次《中国机长》原班人马回归，从乘务长到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袁泉说，听说要拍这部电影时，作为湖北人的自己就主动请战要求参加拍摄。

袁泉说，自己的这个角色，是很多在疫情中奋战在一线的女性医务人员的缩影。她在做人物小传时，对角色的定位是，身上具备着临危受命时候的沉着、冷静，和长年积累的专业的经验、判断，在疫情当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作为湖北人，主动请战拍摄《中国医生》

问：你当时是基于什么原因接这部戏？

袁泉：我就是湖北人，这是我不可能拒绝的一部戏。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也好，它的价值也好，是超出一部电影本身的。所以当时其实还没有看到剧本，什么都没有，但知道要拍这部戏的时候，我就主动请战了。

问：那当时武汉暴发疫情的时候，你在哪里？

袁泉：我在北京。我的同学、很好的师长，也有亲戚，在武汉。每天从新闻上，或各种渠道接收到来自湖北的所有信息。漫长的封城期对于我们来讲，感受到的恐慌不安、担心的程度，可能不比身在武汉的我的同学们、朋友们少，大家是同呼吸、共命运。

拍摄期间曾连续8小时穿着防护服

问：这次在疫情中，那些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其实也参与了咱们整场的拍摄。你进组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袁泉：当时在剧组，我们知道有非常专业的医务人员，也是在疫情第一线经历过来的。冉晓老师，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ECMO小王子”。还有我们的刘雪晴老师，还有熊薇老师。他们三位是专门派过来，在拍摄之前，前期帮我们培训，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惑疑问，给我们技术上的支持。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力量，特别乐观。我们会去问当时你们是怎么经历过来的，但是他们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都特别的质朴，会说“就是扛过来的”。你相信专业的力量，然后拼尽自己全力，去把手上接到的每一个病人安排好，做好护理，好像那时候脑子里想不了别的，没有别的，这就是一个职业精神吧。

问：您在拍戏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穿防护服的时间，您一天穿最长的时间是多长？

袁泉：我没有记过，因为每天就是开拍了穿上，然后有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脱的，因为要等待。有的时候也是不愿意自己在休息的时候换衣服，因为换了衣服一下就舒服了，舒服下来给你感觉可能就不对了，所以还是会接着穿。

对，这次医疗专家组还有江苏援鄂医疗队的，贾主任、陶主任他们带的一个队伍，也非常谢谢他们。他们队里有一个女生叫大林，特别可爱的。在他们走之前，有一次她跟我说，袁老师，你知道你最长的一次穿防护服穿了多久吗？我说我不知道。她说8个小时。她说我们在看着，你穿了8个小时。我自己没有印象，也没有去想过。

问：在演绎医生的时候，有一些专业性的东西是必须要呈现出来的，有没有什么细节？

袁泉：全方位的。除了技术上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些手术的过程，还有一些启示，包括作为一个医生的自我修养。我们经常会聊，也会询问就是在这种时候，你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坚持下来，比如说在手术当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怎样去寻求帮助，把这个手术还是圆满地完成。会有很多细节，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上的操作，它在操作的同时是需要很强的心理支持的。所以坦白讲在拍摄当中，你只是学到了这一套操作，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病人，操作的时候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问：那在操作方面有哪些细节？

袁泉：很多其实都很难的，像上ECMO，然后插管这些，还做过一个气胸的手术。因为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病人很多，突发的状况也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手术都是在临时突发状况下，要迅速去做判断，确定要给病人做什么，才可以救命。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戏，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真的在现实中发生的时候，医生的每一个判断，连带影响到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得有多么强的专业、经验、以及信心，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用眼神演戏的技巧就“告诉自己不要慌”

问：其实疫情对于大部分的医务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完全突发的状况。你在拍摄过程中，会不会给稍微设计一点点小慌乱的过程？

袁泉：我觉得这都不用设计，因为本来就慌乱。我其实一直是在控制不住地慌乱当中寻找那个稳定感。

一个成熟的医务人员，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的专业学习，到临床的经验积累起来的感觉，真的不是说你半年几个月，掌握了技术流程就可以觉得心里很有谱，说我做到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中国机长》到《中国医生》，我的感觉就是，你想进入一个专业领域，你真的会不再是单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其他的所有的职业，你会觉得每个职业都很神圣，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就进入的，都是需要别人去花他自己的大半生，才能成就他在这个职业上的成就，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的。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去任何地方看到不同职业的人，都心生敬畏。这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的特别难得的经历吧。

问：因为咱们这部戏所有人大部分时间只露出眼睛，穿着防护服，只有眼睛来传达情绪。大家都说袁泉老师的眼睛全是戏。

袁泉：可能在别人看来眼睛大是一个优势，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反而是要更多的控制，控制情绪……因为在这个职业上，有的时候你的个人情绪是不能流露太多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反控制其实是一个难题。

问：那你能跟我们透露一下，控制自己的眼神，让它尽量地不流露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什么技巧？

袁泉：别慌，就是不要慌，永远在告诉自己不要慌。但是不慌不太可能。所以我拍这个戏一直在告诉自己：沉住气，不慌。

“亚文把角色塑造得很有性格魅力”

问：这次在《中国医生》里，您觉得您跟张涵予老师是一个什么组合？

袁泉：我觉得文婷跟张院长之间，就是多年的战友的感觉。这种熟悉，对彼此的信任，不用过多的交流。好像张院长在接病人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这么多病人，重症能不能够承担得了，可能因为同事文婷在那儿。他会觉得这种彼此的信任是可以跨越很多困难的，像战友吧。

问：那您的角色跟朱亚文老师的角色性格反差是比较大的，跟朱亚文老师的合作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某场戏？

袁泉：陶峻这个角色在整个戏里是比较跳脱的，亚文把他塑造得很有性格的魅力。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好像在比较严峻和沉重的气氛当中，有的时候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鲜活，特别积极的转变，会挺有意思的。

问：你跟欧豪的对手戏有什么感受？

袁泉：欧豪真的很好，从《中国机长》到现在，这次再在组里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真的觉得他身上有很优秀的、作为很好的演员素质跟品质。在这部戏里我跟他的对手戏大概只有两三场，镜头也不多。但我会相信他好像就是个外卖小哥。就是让你的对手相信你就是这个角色，欧豪做到了。

问：那在您看来，我们现在《中国医生》这部电影他有什么样的必要意义？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意义在哪儿？

袁泉：虽然我们看过了很多的纪录片，但作为电影的呈现，确实还是会让人很期待的，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一些当时发生的事情，和不同的人处在当时疫情之下的不一样的状态、心态，和通过疫情之后大家的成长。

它像是一个纪念吧，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可以为大家做一些细节上的科普，比如说ECMO，可能之前大家所知道的这一个名词，那它究竟是怎么样，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如何操作的，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并不了解。包括新冠病毒，可能你逐渐地了解了之后，你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去做防护的时候，你的恐惧就会没有那么多了。反正方方面面吧，通过这个戏的拍摄，我也有了更细致，让我知道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做哪些，能够怎样去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问：其实咱们这个“中国医生”是指中国所有的医务工作者，您想对他们说一句什么？

袁泉：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真的，很伟大。他们很伟大。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校对 苏云

来源：紫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