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风筝》钱部长原型，晚辈称她'四爷'，周总理称她'女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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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瑛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女干部，一九二七年五月入党，参加了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抗战后历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川西南工委书记等职。

建国后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她为人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无私，被称为“女青天”。

钱瑛，乳名有生，学名生桂，曾用名陈萍，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农历四月十八日）生于湖北潜江周矶镇。兄妹四人，她排行第四。

钱瑛的祖辈原居湖北省咸宁县的力稼庄（今咸宁马桥），后来迁往潜江县周矶镇经商谋生。她的父亲钱训臣和母亲彭正元在周矶镇开小药店。

在钱瑛幼年时，她母亲因药店生意不好，家中生活困稚，携带她们兄妹回到力稼庄，依靠祖传的几亩薄田度日。她七岁到塘角冲私塾读书，深得塾师喜爱。十多岁又随母亲来到周矶镇，先后就读于私塾和县城半工半读的职业女校。

有时失学，就在家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但她喜爱读书，尤爱好古典文学，向往古代花木兰、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

钱瑛年纪稍大时，决心要同男子一样做一番事业，不许有人歧视她，侄辈们都尊称她为“四爷”。她为人沉静寡言，作风朴实，但意志刚毅。

凡她认为该做的事，绝不半途而废；不愿做的事，别人也难以强求。

有媒人来提亲事，她执意不从。

父亲对她怒斥道：“这事怎么能由得你！”她想；“由不得我，就死！”

一气之下，跑进房中拿起剪刀自尽，幸被嫂嫂发现获救。颈部的伤疤，成了她反抗包办婚姻的见证，从此，家里人谁也不敢再强迫她了。

一九二三年，钱瑛从潜江来到武汉，住在同族钱介盘（亦石)家补习功课。

钱介盘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在武汉颇有声望，对钱瑛爱护备至，经常为她讲述革命道理，提高思想觉悟。

她于同年夏天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方以她幼年缠过脚不便上体育课为理由不予录取，经钱介盘交涉，促使校方将她以备取第二名录取入校。

大革命失败后，钱瑛离开母校，辗转于汉口、九江、广州、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汉口，她参加过劳动代表训练班的学习，南昌起义时，她在九江总工会作组织工作广州起义时，她在广州作兵运工作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

一九二八年，她调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秘书。这时，她和一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谭寿林结婚。

一九二九年春，钱瑛奉命出国到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她不顾身已有孕，毅然起程，在苏联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女孩，寄养在保育院，一九三一年初她回国时，难以顾及，仍只好将孩子寄养，后来下落不明。

她回国后，奉调到湘鄂西苏区工作。四月，她爱人谭寿林在上海不幸被捕，不久在南京英勇就义。

从此以后，她将悲痛化为革命烈火，更加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也没有再组织个人家庭。

当组织和同志们关心她并提及这事时，她总是这样回答：“我过惯了大家庭，不要小家庭。”几十年来，她就这样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钱瑛在湘鄂西苏区，先是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工会常委兼秘书长等职。

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雇农工会及贫农团。

在钱瑛的积极努力下，湘鄂西苏区的雇农工会逐渐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在她的领导下，农村普遍发展苏维埃及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并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也打开了城镇工作的局面。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曾部一个旅乘虚直入，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

那时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形势十分危急。钱瑛果断地指挥赤卫队几百名战士，连夜赶到数十里外的直路河地区，从后面袭击敌人，从而减轻了警卫团正面作战的压力。

这时，红三军主力从襄北赶回，将敌人歼灭。

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九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突围时，钱瑛化装为农村妇女，身穿蓝印花布褂，头戴草帽，混在群众之中，通过了敌人层层岗哨的搜查。

在沔阳通海口处，敌人发现她是外地人，便将她扣留，严加审讯。她机智地说她姐夫童勉之从汉口贩药材来此做买卖，很久未回，姐姐不放心，特地要自己到这里来找姐夫。当时有位农村老大娘当场挺身而出为她作证。

她又通过童勉之的关系，请当地王福记药铺出面作保，因而获释。事后，她到了汉口童万泰药铺二姐处，在汉阳租了一间房间，隐蔽两个多月。

年冬，她乘船去上海找党的组织。

一九三三年初，钱瑛任江苏省委妇女部秘书。四月，因叛徒告密，她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逮捕。

在敌人的审讯室里，当叛徒出面指证时，她怒不可遏，打了叛徒一记耳光。

几个特务蜂拥而上，将她殴打至伤，拖回牢房。在敌人的法庭上，她英勇不屈，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残民的罪行，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在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和南京反省院期间，她发动同监的难友拒绝向敌人“反省”、“悔过”，拒绝向国民党党旗敬礼，拒绝唱国民党党歌。她是狱中几次绝食斗争的领导人之一。

有一次，狱中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进行绝食斗争。

钱瑛听说后立即组织政治犯以监狱的物质生活太坏为理由提出五项要求，宣布绝食，以声援牛兰夫妇。

绝食到第七天，典狱长被迫答应了大部分要求，斗争取得胜利。

在监狱中，钱瑛处处关心难友，得到大家的爱戴。

狱中有一个年纪最小，外号叫“小骆驼”的难友，钱瑛常常热情帮助他学文化，讲革命道理。“小骆驼”在她的启发诱导下，经常为难友传递消息，对狱中的斗争起了不小作用。

“小骆驼”出狱时，她做了一个书包送给他，上面绣有“任重道远”四个字，鼓励他长大后继续做个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人。

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钱瑛由于带头坚持斗争，曾遭到单独监禁及种种折磨，但从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

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经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交涉，钱瑛等十三人，于九月二十五日获得释放，回到了党的怀抱。

钱瑛获释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即派她到湖北工作。

十月，中央决定由郭述申、陶铸、钱瑛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由钱英负责农委与妇委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她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为了重建和发展湖北党的组织，她不顾身体虚弱，以坚韧的革命毅力，奔走于武昌、汉口、汉阳之间，审查原有党员和发展新党员。

她明确规定：

对于党员或发展对象，必须逐个经过严密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恢复其组织生活或吸收入党。

经过钱瑛等人的努力，到三四月间，中共武昌区委、硚阳（硚口、汉阳）区委、汉口区委相继成立。与此同时，她还派人到鄂西等地去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春至九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由组织部部长钱瑛负责，在武汉举办党员训练班。

党训班开设了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史、哲学以及游击战争等课程，分别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负责人讲课。

钱瑛分工主讲党的建设。

她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常常穿插许多先烈在敌人法庭和刑场上英勇斗争的故事，生动深刻，发人深省。

有一次，她讲课时向学员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党员被捕后，他自己是坚定的，敌人为了制造假象，用他的姓名在报上发表退党启事，他知道后应该怎么办？”

在革命遇到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最严峻的考验，所以有许多学员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讨论后，对这些问题的印象很深，甚至几十年后仍然铭记不忘。由于她的作风平易近人，工作耐心细致，学员们亲昵地称她为钱大姐。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汉三镇相继失守，湖北省委迁往宜昌。

这时，省委书记郭述申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由钱瑛代理省委书记。

她针对武汉沦陷后的形势，明确提出：

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日寇已占领了武汉和鄂东、鄂中广大地区，还可能渡过汉江西犯鄂西。

省委决定不再随国民党党部、省政府行动，而是要把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着手创建荆（门）、当（阳）、远（安）工作据点。

她向派往这些地区工作的干部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

鄂西北各县要加速建党，准备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要不理会国民党的阻挠，大胆放手的干，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在她的领导和部署下，鄂西地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创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一九三九年初，钱瑛到河南竹沟参加中原局召开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鄂豫边、鄂豫皖、鄂中等区党委。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敌后，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钱瑛调任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

钱瑛返鄂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

一面独立自主地发展党的组织和人民武装，一面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建立统战关系，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要同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

她指示荆门地区的党组织组织供给部，在枣阳地区建立军民办事处，动员和组织几百个运输队，帮助友军解决运输困难。她还指示要应国良党一三七师的再三要求，派干部去帮助做政治工作，对一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及开明士绅，也团结他们一起抗战。

一九四○年二月，钱瑛调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月，她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敌人的严密封锁，奔走于重庆、鄂西之间进行工作。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初，钱瑛任南方局派驻川西特委代表和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

有一段时间，她同张清华住在成都市郊九仙桥。张是成都市委妇女部长。

她们自称姐妹，说是从川东流落此地的。当时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八路军办事处每月发给她们的津贴不足买一斗米，主要靠半饭半菜充饥。

在此期间，她曾多次遭到特务的盯梢，甚至跟踪到厕所，但由于她的机智沉着，摆脱了险境，完成了党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夏，钱瑛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钱瑛刚到延安时，也被怀疑和受审查。但她沉着冷静，坚持实事求是，相信问题会搞清楚。她两次向社会部据实介绍地下党斗争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帮助搞审查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对白区地下工作有所了解。她还为张清华、密加凡、余杰等同志作证，澄清问题，使他们恢复了自由。同志们都十分敬佩她坚持真理的精神。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钱瑛作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大会。是年冬，她回到重庆，任党的重庆局（原南方局改名）组织部部长。

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到一九四六年，钱瑛先后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京局（重庆局迁南京改名）组织部部长。

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机构撤走后，中共中央指示由上海局领导蒋管区党的工作，她调任上海局委员，分管川、滇、黔、湘四省及武汉市地下党和平津一部分党组织（主要是学校党组织)的工作，并负责领导整个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兼管上海局青年组和上海市学委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蒋介石彻底撕毁协议，全面发动内战。

钱瑛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有关在蒋管区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革命群众运动，进行第二条战线斗争的指示，在南京、上海召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情况，分析形势，部署工作，着重全面地阐述和贯彻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

在钱瑛等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积极地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白区工作方针。

所以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尽管蒋介石采取异常残酷的镇压办法和狡猾的特务手法，仍然破坏不了我党散布在各地的地下组织和所领导的蒋管区城市群众革命运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后，在钱瑛领导的“南系”党组织和华北局领导的“北系”党组织互相配合下，迅速发动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抗暴运动。

这次抗暴运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为主体，在取得教授、社会名流的同情和支持下，于十二月三十日举行了有万余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

钱瑛抓住时机，立即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配合这场斗争。各大城市的广大学生纷纷起来响应，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

全国参加人数达五十余万，超过了一二九运动的规模。这次抗暴运动，是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蒋管区学生运动反美反蒋斗争的第一炮，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新的高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局在南京举办学习班，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干部参加了学习。

钱瑛在学习班作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党员气节教育的报告。

四月，经中央同意，钱瑛转移到香港，与华南分局合署办公。上海局决定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举办学习班，分批抽调川、滇、湘、黔四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市的地下党委及“南系”平津学委负责干部到学习班学习。学习班由钱瑛主持，刘晓、刘长胜常去讲课。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钱瑛从香港、上海、北平先后抽调不少干部到武汉，加强武汉的工作。

她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给中央的电文中，较为详尽谈了她对武汉的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具体部署。

她认为白崇禧为着控制武汉，争取时间，积极扩充其实力，其目前方针是以和备战，中心准备撤退，进行破坏现已将三十兵工厂、被服厂及汽车修理厂的一部分迁移至柳州，并积极准备迁政府到鄂西。

她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重要工作，是加紧培养干部，宣传党的各项城市政策，积极组织群众，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保卫城市。

在策略上，她认为要扩大与加深桂系与蒋系和地方的矛盾，争取团结地方元老中的开明分子及工商界，依靠基本群众，配合解放军，粉碎敌人破坏、屠杀的阴谋，彻底解放武汉。

为了适应川、滇、黔地区解放的需要，她从川、黔两省抽调一批领导干部，集中到香港，于四月间亲自将这批干部带到解放区，并在武汉解放后来到武汉。

其中除个别同志派回川、黔向地下党传达中央关于迎接解放的指示外，其余都留下参加武汉市的接管工作，使他们从实践中学习经验，为日后迎接四川、贵州的解放作好准备。在促进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钱瑛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全国解放初期，钱瑛在武汉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妇委书记，中南军改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部长等职。

一九五二年初，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要职。

她忠贞不渝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坚决与破坏党的路线、方针的行为和不良倾向作斗争。她经常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一九五四年六、七月间，她带领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三个省、六个市、二十多个主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着重了解了工矿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执行国家生产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在报告中，她指出了一些工矿企业的党委领导干部包办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以致有的厂矿长期闹不团结，生产无人负责；干部中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不良倾向，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

为此，她建议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和改善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这个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批发给全党。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间，钱瑛不顾自己身患疾病，多次率领工作组到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的地方，调查情况，纠正“五风”，处理违法乱纪事件，平反冤假错案，解除人民群众的危难。

一九六○年冬，她带领工作组到甘肃省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那里一些地方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群众思想有问题或坏人捣乱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购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她还发现有的领导干部对于敢讲真话、敢提意见的好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她对此极为愤慨，除向有关党委汇报外，并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中央拨粮救灾。中央当即调拨了粮食，赈济甘肃灾民。

地方有关党委根据她的意见，也开始甄别平反冤错案件，调整领导班子，处理违法乱纪事件，使那里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钱瑛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时，总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考虑，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对冤、错案件，坚决纠正平反，但对处理正确的案件，绝对不准翻案。

她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纪律检查和监察机关的领导工作期间，鞠躬尽瘁，刚直不阿，成绩显著，不负党的监察战士的光荣称号。

因此，她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好评。刘少奇曾经赞誉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

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是我们的‘包公’”。人民群众称她是“女青天”。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好女儿，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及时清理了钱瑛的冤案，她蒙受的冤屈已经得到彻底昭雪。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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