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靳辅治黄河道，咋与今天不同？铜瓦厢决口为何改变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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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1855年)6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后，河水“全行夺溜，刷宽口门至七八十丈，迤下正河业已断流”。

洪水先向西北淹及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两股：

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两支，皆东北流至张秋镇，三支会合穿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

东出曹州的一股在咸丰八、九年即淤，另一股遂成为黄河的正流。

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由渤海湾入海。这是黄河历史第六次重大改道。

决口发生后，在维持新道还是河复故道的问题上，朝内大臣议论纷纷，“多存轸域之见，罔顾大局”。

双方争执不下，又适逢太平天国起义烽火正席卷长江流域，清政府正值：

“军务未平，粮饷不继，一时断难兴筑…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

山东地区蒙受极大的灾难。

咸丰九年(1859年)时任河东河道总督黄赞汤经查勘，认为：

“现在黄流直趋东海，尾闾通畅，计自东阿县鱼山起，至利津县牡蛎口，约长九百余里，河面宽广，刷槽亦深，已成自然之势”。“必须因势利导，不能挽黄再令南趋”。

当时最强烈要求河复故道的是豫、直、鲁三省交界地区受灾最重地区的人民，“莫不引领而望兴堵口门，冀复旧业。即东境被水绅富，亦有情愿捐资助堵口门者”。

但是黄赞汤认为当时：

“军务不靖，需饷浩繁，未能集资兴堵。迄今已历五载之久，若再挽黄南趋，不独堵筑口门，挑挖引河需费甚巨，其兰阳以东，直至江南干河各厅堤埽俱已残废，补堤还埽，所费亦属不少，何能有此巨款？自不得不因势利导，就黄水现行之路，东流入海。况由大清河归海，本系黄河故道，并非改弦更张”。

由于同治年间，黄河又多在河南境内决口，如同治七年(1868年)在荥泽决口，下注颍河入洪泽湖。于是又有人提出河复东南入淮故道。

当时以直隶总督曾国藩为首，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马新贻、漕运总督张之万，以及河督、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巡抚均以为河不能骤复旧道。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还以河决张秋，漕运受阻为由，认为“仍以堵合铜瓦厢使复淮、徐故道为正办”。

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由兰仪以下抵徐淮之旧河，河身高于平地约三四丈，风沙成堆，老淤坚结，年来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根本不可能再复活旧道。至于漕运问题，“当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已不能闭关自治，正不妨借海道转输之便，逐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

于是复旧道之议遂罢。

铜瓦厢决口后20年内，水流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冲积扇上自由漫流，从冲积扇的一侧摆向另一侧，水势散漫，正溜无定，洪水陡涨，就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到处决口，鲁西南地区受灾最重。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创修东平以上至兰考南岸的大堤，1876年（光绪二年，一说三年)菏泽贾庄工程告成后，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今天黄河下游河道才基本形成。

铜瓦厢初决时，临背悬差达2~3米。决口以后在口门附近水面有局部跌落，铜瓦厢以上自沁河口至曹岗（今封丘县东南、黄河北岸）逾100公里内，滩槽高差迅速增加，下切部分宽度小于原来游荡的宽度，河道外形变窄深。

1875~1905年东坝头以下两岸修筑了堤防，东坝头至沁河口段出现溯源淤积，河槽一般淤高1~2米，1905~1985年河槽淤高2~3米，东坝头附近现行河道滩面仍低于1855年老河道滩面2.5~3米，相应河槽也低于其2.5~3米。

所以今开封一带自1855年露出的高滩，经历几次特大洪水都不上滩。以后随着河床淤高，洪水来到，仍有决溢之虞。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秋汛猛涨，郑州十堡先是洪水漫过堤顶，后又决口，口门三百余丈，大溜奔腾，分为两股：

一股入中牟，历朱仙镇，由贾鲁河，夺颍入准；一股夺涡入淮。

郑州以下河道“逐渐涸出。东省逢曹州至利津海口，千里长河，节节停淤。测量新淤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连旧淤通计，大清河身淤高已不下三丈以外”。次年十二月才将口门堵住，河复故道。然此时故道已淤高不堪。

1855-1938年黄河下游共决口124次，其中冲决11次、溃决26次、漫决49次、原因不详38次，大多集中在铜瓦厢以下，尤其是艾山以下河段。

由此可见，由于决口后上游河道冲刷下切，决口地点向下移动。

1938年花园口决口，上游河床又普遍下切，秦厂附近刷深2米，出现大片滩地，河道外形比较规则，主槽无显著摆动。1947年堵口后河槽又开始摆动。

1855~1876年的20年内，水流在以铜瓦厢（即现今东坝头)为顶点的三角形冲积扇上漫流摆动，北岸有北金堤作屏障，南岸无堤，洪水泛滥宽逾100公里，地面上形成许多交错的水网。

光绪二年后修筑了新堤，这些残水断流成了黄河大堤内的串沟和堤河。

例如，东明县境内“二百丈中，有刷成串沟五六道大小不等，水深五六尺及丈余，且大溜逼近口门，势甚汹涌”，一遇洪水，便引水顶冲大堤，形成险工。

再则，当时本段河堤，质量较差，从东阿、阳谷、寿张、范县、濮州各境和直隶开州接界河堤，“堤根临溜及距水切近之处甚多，察看堤身卑薄，沙土松浮，并有坍卸段落及丈尺不符者”。

故自20世纪以来黄河险工多在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如1912~1945年的34年中有17年发生决溢，决口达100余处，决口多集中在本河段的濮阳、长垣、濮县、东明、鄄城一带，故本河段有“豆腐腰”之称。

陶城埠以下黄河河道，原系小盐河和大清河（从鱼山至海口）。大清河在铜瓦厢决口以前，原是一条运盐河，河床窄深多曲，从东阿鱼山至利津海口，宽不及一里，深至四五丈。

当铜瓦厢决口后，洪水注入，河身不能容纳，沿河多有冲决。因为当时黄河下游尚未筑堤，泥沙大部分沉积在河南境内，流入大清河的含沙量不高，河道淤积不严重，反而因不断冲刷加宽了河床。

同治年间开始，山东境内黄河两岸修筑民埝。同治六年(1867年)修筑完竣。北岸张秋至利津民埝（由沿河居民在大河主堤坝内自费修筑，以保护其村庄、田产的便堤）长850余里，南岸自齐东至利津民埝长300余里。

光绪年间河南境内修了大堤，河道约束，蓄洪拦沙作用减弱，输入下游大清河的泥沙有所增加，使河床迅速抬高。1875年（光绪元年）时，河岸高出水面1丈4尺至2丈不等，到1883年（光绪九年）两岸离水面高者不过4尺，低者仅2~3尺，前后还不及10年。

于是从光绪九年开始，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筑堤，十年培修完竣。

南岸东阿、平阴、肥城依傍山麓，地势较高，无需修筑，由长清下至利津共长330里；北岸上接金堤，自东阿至利津共长498里，利津以下改筑两岸民埝共长160余里。同年接修两岸民埝共长1080余里。

这次是铜瓦厢决口后30年来首次大规模修堤，耗银二百万两，完成了山东黄河两岸的堤防工程。

修堤以后，河道淤积迅速。光绪十一年(1885年)黄河大清河段，“河身已与地平，甚有高于平地一二尺者”。

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大堤临河滩面已较背河地面高出1~2米，平均每年淤高0.2~0.3米。由地中河变成了地上河，决口漫溢之灾，与日俱增。当时人指出，山东河段的特点是曲、淤、窄。

故在伏秋大汛，最易出事。同时在自长清至利津河段民埝和大堤之间有数百村落，民埝逼近湍流，河唇淤高，埝外地如釜底，形成悬河中之悬河。

而且此处还有凌汛问题，因“山东黄河自南而北，上下游气候不齐，下游海风凛洌，解冻稍迟，而上游坚冰先开，蔽河直下，如遇坐湾窄曲处所，堆磊山积，壅遏水流，易致陡生奇险”。

所以光绪年间，决口大多集中在大清河新道上。尤以章丘以下至利津河段为最多。

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山东巡抚陈士杰奏：

“黄流东徙以来，三十二年中，南决入小清河者四次，北决入徒骇河者三十余次”。

晚清时期黄河山东段的河患频繁，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据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张曜奏，山东沿河被灾情况：

“滨河地方，连年被淹村庄，计有十六万余家，至今浸于水中者，尚有三万余家，迁徙无地，赈抚为难”。

当时还曾引进法国机器挖泥船，疏浚山东河段，旋因黄河“沙淤靡定，无论立桩不稳，机无所施”而罢。

于是朝廷中对治理山东段黄河议论纷纷，有人提出：

“开通故道，引河南行，诚足救山东河患之急”。有的建议分三分黄流入徐淮故道。有的建议分流小清河、徒骇河。

然而旧河所经的“淮、徐、海三州旧河共长九百余里，黄流北徙三十余年，杨庄以上沙碛淤填，高低不一，除屯田而外，间有穷民耕种，兼有积潦之区，旧设志桩无存，无以考证。然淤垫已久，无复河形”。

重新疏浚、筑堤，所费太大，根本不可能实行。而欲分流小清河和徒骇河也有难处，因“徒骇河以数十丈之河面，断难容纳黄流”。且也有分水减缓水力，有加速淤积之弊，故均未实行。

据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实地调查后报告，山东河段堤外平地低于滩地1~8尺。同年李鸿章报奏，也称山东河段“二十五年以来，已决二十三次”。

由此足见当时因河患严重，治河者都有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由大清河入海的黄河尾闾段变化也很大，一直处于淤积、延伸、摆动、改道的循环变化过程中。

1855年改道后，黄河夺大清河经铁门关至肖神庙之东牡砺咀入海，称铁门关故道。

1890~1897年逐渐向南摆动至丝网口入海。1904~1925年逐渐由铁门关故道向北摆动，分别由老鸹咀、面条沟、大洋铺、混水汪、滔二河入海。

到1926年又返回到铁门关故道入海，在72年内完成了一次河口三角洲南北循环摆动。1929年开始又向南摆动，由宋春荣沟和甜水沟入海。

据粗略统计，1855~1938年尾闾段较大的摆动改道就有11次。1949年后，又由甜水沟改趋中经神仙沟独流入海。1964年在罗家屋子破堤转向北部入海。1976年改由南部清水沟入海。在河口三角洲作南北循环摆动。

三角洲不断向海中延伸，自1855年以来河口造陆已达两万多平方千米。

从1855年到1949年间，黄河最大决徙有两次：

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上游的磴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二百多千米内决口有52处，造成极大灾难。

另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不积极抗日，企图利用洪水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西进，于该年6月初，扒开花园口大堤，全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洪水沿淮泻入洪泽湖、高宝诸湖，汇入长江。

受灾面积达54000平凡公里，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所造成灾害之严重为史所罕见。直到1947年，国民政府才在联合国救灾总署的帮助下封堵住缺口。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企图以“黄河归故”为名，阴谋“以水代兵”来淹没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照顾黄泛区人民的利益，说服故道河床内40万居民进行迁移，并自1946年4月起与国民党先后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在“先行复堤，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堵合龙”的条件下，同意河归故道。

可是国民党背信弃义，企图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水淹解放区，以配合其军事行动。1947年3月违约在花园口堵口，黄河复归故道。不久黄河下游地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全部属于人民，黄河的历史才开始了新的篇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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