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良：上海保洁员的悲情一跪，跪出了疫情之下底层人的辛酸

文｜孙玉良

最近，上海浦东某商场一位中年女性保洁员给年轻领导下跪的视频火遍全网。据媒体报道，事情发生在11月8日，因为受疫情影响，商场经营不景气，保洁员已经七个月没发工资了。保洁员处在社会最底层，本来就收入微薄，没有什么积蓄，七个月不发工资，在高消费的一线城市上海生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温饱都出现了问题。因此，她采取了极端的方法，给那位年轻的“小领导”跪下了。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位中年保洁员虽然不是男性，但不是被生活逼到了一定程度，谁会牺牲尊严给一个年轻人下跪呢？哪怕她是“领导”，也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劳动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人被生活逼到了一定的份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再说，颜回“穷乐”的日子也不能持久，刚过而立之年，31岁就在穷苦中辞世了。世上有几个像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呢？大多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活命牺牲尊严的主。

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多了男人卖身为奴，看多了女人卖身为娼。看多了跪地哀求只为一斗米，看多了卖身丧父不顾脸皮……，这是底层人的辛酸，不要责怪他们没有骨气，“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当然值得称赞，但我们在称赞“穷不丧志”的同时，也要给予饱含辛酸的这些跪地哀求者一些同情，他们实在无路可走，总要活着吧。

三年的疫情，在民间不知上演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悲欢离合。要知道，在我们国家，月收入低于一千元的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的还有九亿人。我们的国家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财富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我们得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有许多人的财富在平均值以下，是“拉国家后腿”的。这三年的疫情，处于底层的人民群众可能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但经济压力已令他们不堪重负，有人夜里哀嚎发泄，有人抑郁跳楼，也有人如上海保洁员阿姨一样，要跪地讨要一份工作和工资，满足生活的最低需求了。

上海保洁员下跪以及诸多疫情次生事件的发生，促使我们要反思如何更精准的防疫，以做到两权相害取其轻。疫情是世界遇到的重大灾难，如何将灾难减轻到最小，考验着政府应对的智慧。我们的国家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悲剧，但相比美国死亡110多万人来说，我们遭受的伤害比美国小的多。所以，我国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相对来说是最科学的。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些官僚以“一封了之”的心态理解“动态清零”，且长时间封控不关心被封控区域人民的生活，才酿成个别悲剧而被人民反感甚至厌恶。

中央出台了科学防控疫情的“新20条”举措，是兼顾防疫与发展经济的新版手段，仍然是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采取的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既要做到精准防疫，又要关注民生，杜绝因为民生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重演。同时，我还要提醒的是，我们是“有温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的冷漠的资本主义国家，规劝那位年轻的“小领导”，还是把那位跪在你面前、和你母亲岁数一样大的阿姨扶起来吧，如果连点对穷人的同情心都没有，不配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的中国人，当然有穷人也有富人。我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富人应该更慈悲，更富有博爱和奉献精神，只有拥有这样的胸襟，财富才会形成良性循环，也才会被人民拥戴和做为奋斗的榜样。在富人的队伍里，我最佩服的有四个人，曹德旺、任正非、俞敏洪、陈光标，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给富人们做出了榜样。尤其是俞敏洪，在结束新东方的事业时，结清了所有员工的工资和客户的欠款，还把近8万套价值5000万以上的课桌椅捐了出去，为人磊落坦荡，才不愧为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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