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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移民(《所谓中产》之三)

发布时间:2023-06-11 06:03:53     作者:互联网收集     浏览量:420    

上海户口加小镇保



上海户口加小镇保

魏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化三股浪潮几乎同时汹涌激荡;你在中国境内各类移民匆匆的脚步声中,既能听到进城打工的民工布鞋声,也能听到频繁跳槽的白领皮鞋声……




“浦江两岸说英语,内环线内说普通话,内环线外说上海话。”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内,朱学勤教授对我转述了这么一段上海“新民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我曾在上海读过书。那时的上海,是上海话的一统天下,外地学生上街购物,经常因讲普通话而遭到上海本地售货员的白眼和歧视。那时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很少,即使在上海读书、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上没有留在上海就业的机会。



但这次我去上海采访时发现,从高级写字楼的白领职员,到茶楼酒肆的侍者,都不乏讲普通话或带其它地区口音的外地人,即使是“正宗”的上海人,也都会“泚泚”地跟你讲上几句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这一看似细微、实则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白领移民


在接受我采访时,朱学勤教授不断提到两个词:“移民”与“中产阶级”。



与上海大学恢宏、气魄的新校园相比,朱学勤的办公室则要显得简朴、狭促得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言谈和思绪的“天马行空” ──



“上海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再造过程,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海的户籍封闭制度,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92年,壁垒森严,妨碍了外来移民的进入,也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一直到92年浦东改革开放以后,给打破掉了。短短十几年,已经开始改变上海的社会结构版图。从那首新民谣来看,新移民打造上海的城市中间阶层、取代过去的老市民,这一过程有多么迅速。”



上海市海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波,就得益于伴随着92年浦东开发而来的上海户籍制度的松动。



我采访他时,田波刚满30周岁,戴着眼镜的圆脸,仍然透着一些孩子气,但他已经是一位年均收入50万元以上的成功律师。他笑着对我说,相对于49年前来自江浙一带的老移民,他应该算是上海的“新移民”:他来自山东沿海一个小镇,父亲是渔民,母亲在镇农行工作,高考时,他考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1998年大学本科毕业,正好赶上上海户籍制度相对宽松之时,就留在了上海。



不过,在田波看来,上海这些年来针对外地大学毕业生留沪的政策,也有着时松时紧的变化──



“我毕业那一年,外地学生留上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时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例如,如果是复旦、交大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么,15%的外地学生可以留沪;如果你曾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也可以留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大概两、三年以后吧,政策一下子就放开了:只要你是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有用人单位接收,你就可以留在上海。那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来到上海求职,包括我的几个高中同学。我有一位在兰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多年的高中同学,也在那时跑到上海来,寻求发展。但最近两年政策稍微又紧了一些,外地人在上海工作,大学本科毕业已经不够了,要至少是硕士毕业。”



尽管由于8年的律师职业训练和12年的上海生活,田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学会了上海话,但如果仔细辨析,你还是能够听出一丝山东口音来:“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外地学生,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更没有家庭靠山,我们择业,通常不会去公检法,而可能更多地选择当律师,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需要更多地靠自己的努力,去开拓市场,开辟客源,建立信誉。其实,上海许多做得好的律师,都是外地人,包括不少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名律师。”



史春也是上海的“新移民”,但准确地说,他应该是两次“移民”上海。



我最初认识史春,其实是在英国首都伦敦。那天晚上,我下夜班赶乘火车,看到前排坐着一位华人,正埋头阅读当天的《金融时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把我下班前拿到的第二天的《金融时报》递给他。



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江苏人,1995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2000年毕业,正赶上上海为吸引人才而放宽户口政策之时,他便把求职目标锁定在上海,并顺利考入了英国渣打银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后来,他又被派往渣打银行英国总部工作。在伦敦,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在城市大学攻读EMBA学位。



我们因此成了朋友。2006年年初,我再次见到他时,出乎我意料,他告诉我,他辞去了英国的工作,决定重回中国上海发展。



我这次到上海采访时,又遇到了史春。当时他正在找工作。不像第一次求职,这一次,他不仅是二进上海的外地“移民”,而且是“海归”:既有在中国外资银行的工作经历,又有在西方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一个洋学位,他信心十足,打算在几个潜在雇主中好好“挑一挑”。


生逢其时


在当代上海无数的白领新移民中,田波和史春的故事颇有代表性。用朱学勤的话说,“1992年以后许多来上海淘金的年轻人,包括留在上海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构成了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主体。”



这些白领移民与上海老市民相比,一是年轻,二是文化程度高,三是有国际视野,四是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再加上他们赶上了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这一千载难逢之机,他们很快成为上海金融业、法律业、信息产业等新兴行业的精英,成为上海经济复兴大潮的弄潮儿。



“今天你到上海浦江两岸的写字楼看看,确实大部分人是外地人。” 朱学勤感叹说。



朱学勤本人是上海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移民”:他中学毕业就离开了上海,随后的下乡当农民、进厂当工人、入校读研究生,都在外地,辗转15年后,他才重新“移民”上海。



上海最初是个小渔村,是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但后来的居民迁徙状况,却如一位上海记者所概括:49年前,有进有出;49年至92年,只出不进;92年至今,只进不出。



其实,上海的新移民史,也是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国“先富起来”的大、中城市的故事。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当代的移民城市。如果说上海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开放潮“冲积”而成,那么,深圳就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二波开放潮“冲积”而成。深圳居民的主体不说当地方言,而说带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因为他们都是第二波开放潮从全国各地“冲”到此地的,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只能说普通话。



1949年时,北京据说只有100万居民,如今的1000多万居民,自然也是被50多年来一波一波的外来人口进京潮“裹挟”而来的。但无人否认,规模最大的进京潮,仍要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毕业生进京潮、民工潮、外地人进京经商、求职、“撞大运”等浪潮。各色人等涌入北京,甚至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北漂一族”,他们在“皇城根下”挣扎、奋斗、憧憬、渴望的故事,颇为类似19世纪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外省人闯巴黎、碰运气的故事。



广州本来不是移民城市,广州话难懂、难说、自成一体的排斥性,与广州相对封闭的历史互为因果,但改革开放后,广州也一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者的“入侵”,如今,外来人说普通话,居然也可以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畅行无阻。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频遭外地人“围攻”、并最终被“攻陷”的城市,恰恰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就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悉尼等新移民最多的都市,恰恰也是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的城市一样。


父母在,亦远游


京沪穗深的移民故事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重庆,这个虽为“直辖”、但仍属“西部”的并不富裕的城市,也充斥着外来移民。我这次去重庆采访的“中产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原籍并非重庆。



但参观了重庆的“湖广会馆”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也并非四川,而通常认为最具“川味儿”的川菜、川酒和川剧,也并非四川原住民的特产。



一进“湖广会馆”,我就看到一个巨匾,上书五个大字:“湖广填四川”。大字之后的迂回蜿蜒的展览馆,则以陈列的丰富历史文物,详细描述了外省居民、尤其是湖广行省(即现今湖北、湖南两省)居民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



这里说的“大规模”非同小可。曾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历史上曾因战乱、灾荒和瘟疫而人口剧减。如今的四川居民,如果追溯祖籍来源,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外地人”。据考证,仅重庆地区的外来移民,比例就高达85%以上。



其实,与俗话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相悖,中国人是个热衷于移民的民族。闽粤居民下南洋、赴欧美的故事尽人皆知,暂且不表;即使是一般认为喜欢死守故土的北方人,虽然缺乏移民海外的传统,但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迁徙的故事,也绝对不乏其例,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乃至明代驻守“天津卫”的官兵多为安徽人、导致天津话与附近河北方言迥异的传奇,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记忆之中。



移民现象亦非炎黄子孙或农业民族的专利,游牧民族,逐草而居;渔耕岛民,乘舟漂洋……种种迁徙与飘游,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但传统移民与现代移民、蓝领移民和白领移民,显然有很大区别:农业社会的出现,也许以随草而迁的牧民最终定居一方土地作为标志;工业社会的出现,也许由固守土地的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工厂而揭开序幕,但中产阶级的崛起,却是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之后,又一波都市人白领化、知识化大潮的产物,至少要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为前提。例如,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想必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最新一波现代化进程的特异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化三股浪潮几乎同时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交相激荡;你在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甚至大小城市之间几乎纯属单向的匆匆脚步声中,既能听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布鞋声,也能听到频繁跳槽的白领“中产”的皮鞋声……



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2006年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如今问这个问题好像很蠢,但在2006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一年,我还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曾经前往中国跑了一圈,采访了50多人,试图揭开中国这个新崛起阶层生活的一角。2007年,这组系列报道和相关讨论获得了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卓越解释类报道奖,后来又由中国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成书,名为《所谓中产》。如今我将不定期地把此书内容分章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下面是此前发在公众号上的《所谓中产》一书的章节:


1)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所谓中产》之一)


2)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所谓中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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