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建有着多个身份，她是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巡视员，是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最受人关注的，还是国务院原总理周恩来的小侄女。
周恩来幼弟周恩寿有六个孩子，其中周秉建年纪最小，大姐周秉德曾任中新社副社长，也是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委员。
“在你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个怎样的伯伯？”今年全国两会间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向周秉建提出了这个“老套”的问题。
慈祥而严格，是周秉建脑海里伯伯最深的印象。对小时候的她来说，心里更多的是对伯伯的亲情，“所以也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她从不喜欢用一套套的语句来向公众描述伯伯。
以前面对公众时，周秉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伯伯要我们做普通人。”今年，周秉建补充了一句：“不仅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孩子们也都是自食其力的人。”
周日和是周秉建的独子。
与母亲不同，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日和更愿意闯荡。他把自己定位为创业服务者，“怎样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火烧得更大，如何在更广袤的空间里服务更多的人群”，这是周日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也是周家后人应该履行的责任。
守业
与众多家庭对长辈亲昵的称呼一样，周日和喊周恩来为“我家老爷子”。
周日和尊重母亲这一辈表达对周总理敬爱和怀念的方式，但与母亲用做普通人来践行承诺的的方式相比，他自己更愿意传承并把周恩来的精神发扬出去。
周秉建这一辈人认为，在平凡的生活中为百姓做贡献，是对伯伯最好的怀念。
而周日和却认为：“周家的后辈都是普通人，但决不做平庸的事。”
今年的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7周年纪念日。
在今年的“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座谈会上，周秉德发言称：“伯父常对我们说： 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将来参加工作，就是普通劳动者。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能依赖家庭。 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
周恩来对晚辈的教育没有放在嘴上，而是让晚辈们过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家人住在胡同里，孩子们在胡同旁边的普通学校念书，平时挤公交车上下学……
1968年，16岁的周秉建赴内蒙古插队。1970年地方征兵时，周秉建和其他知青一样，通过正常手续参了军。
那个年代的青年都愿意到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去锤炼自己，为祖国贡献力量，大家都以参军为荣。而军装更是那个时代最让青年男女们最羡慕、最“时尚”的装束。
当周秉建高兴地来向伯伯伯母报告时，却没想到伯伯建议她脱下军装，回到牧区。伯父对她说：“你可以把机会让给牧民青年，而你就是要回到草原，去住蒙古包和牧民在一起。”
听到伯伯的话，周秉建心中难掩委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转变和心理调整，她很快回到牧区，并渐渐体会了伯伯的良苦用心，也就释然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做普通人的心态贯穿周秉建的生活。后来，周秉建多次把上学、招工、进机关、提拔的机会让给了他人。
“这没什么不好。咱们要给老百姓干事儿，就踏踏实实干事情呗，为什么要职位呢？”谈及原因，周秉建更愿意把这总结为这一代人的革命理想主义。
周秉建把自己的责任总结为“守业”——守住周恩来留下的精神遗产。
在和母亲讨论自己的想法时，周日和会换一种思路：“有一次谈到 老虎 下台的问题，我和母亲说，您这么好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么为老百姓服务，为什么把很多机会都让出去呢？她的态度依旧是要把更高的位置让给更有需要的人。但我认为，如今这个社会并不是当初老爷子所处的时代，如果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是您这样的好人，而是给百姓惹祸的 老虎 们，侵吞了很多国家资产，伤害了无数老百姓的利益，这是不是周家对百姓的失责？”
作为孙辈的周日和把自己的责任定位为“传承”。
“周恩来的精神是一种标杆，当周家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精神，很多人会跟着发扬。”他说。
周日和曾给自己定下目标，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必须来源于自己所创建的，且是能够帮助国家缓解社会问题、服务于百姓的事业。
周日和肯定地对澎湃新闻说，他最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基于周恩来精神建立自己独有的品牌，从做垂直细分行业的创业企业培育开始，来帮助优质的中小企业成长，最终服务到更多的百姓。
周秉建给儿子取名为“周日和”，蒙古语是心脏意思。
“我所培育的，不是当前已经成名的企业，而是一些有极强的创业心、以及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精神的新型公司。”周日和说。
在周日和看来，创业者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作为周恩来的后代，理应为创业者服务。
“我如果不去做，难免会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没做好，就一定会有批讽的声音；如果做好了，也一定会有个别人认为这是靠着家里背景做好的。”周日和很明白，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压力，他要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他在任何方面都极其谨慎。
对于儿子的创业劲儿，周秉建表示理解他自食其力的想法，不会强迫儿子随自己的意愿。
而这也是周恩来一贯的教育理念。
宽容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记者李普曼时说：“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4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竟被拘捕。羁押期间，周恩来被南开大学开除，他的学籍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由校长张伯苓亲自宣布恢复。
周日和与南开也有一段故事。
2005年，大二学年甫一结束，周日和就做出了离开南开大学的决定，下海创业。
“在大学，说实话我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小时候父母很少陪在身边，后来家人都在一起有那么几年，再一出去，立刻就像撒出去的鸽子，到处跑，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在当时，周日和还是个不安分的年轻人。
周日和解释，所谓创业初期肯定是做市场调研，然后就和身边岁数比较大的朋友开始游历全国，一边走一边分析当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在预设行业上进行定位和布局战略路径。
“全国走一圈就是两三年。像我这种创业，绝对不能着急拿钱的。”回忆自己的后大学时光，周日和很坦然。
和每个普通大学生一样，刚进入大学的周日和就开始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和工作担忧。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斥着各种想法，在大学里自己做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项目。
私自逃离南开时，周日和不敢告诉父母，没过多久却被母亲知道了。
令周日和十分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没有发火，可也告诫他一定要多听一些与今后创业相关的课程，多自学一些对今后发展有用的知识。
谈及与儿子的代沟，周秉建虽然无奈，但尊重儿子的选择。在她看来，教会儿子如何做人最重要。
在周日和读高中时，周秉建就对儿子说：“不论你以后去拾荒还是做富翁，都必须自食其力，必须遵纪守法，必须注意安全。”
这样一种民主、宽容的教育模式，贯穿着周日和的成长。
周日和的父亲拉苏荣是蒙古族人，也是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中央民族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拉苏荣有草原人的开放和大气，在儿子成长过程中，他最担心儿子学习压力太大，不在乎考试成绩，只希望儿子能轻松快乐地生活。
在大学未毕业这一事上，父母的宽容，让从学校出来的周日和长嘘一口气之外，也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在心里，周日和对于父母是歉疚的。于是，他暗自下了个决定，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以证明自己。
这个家庭的民主风格亦继承于周恩来。
周秉建回忆说，伯伯一般不会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得知侄女参军了，周恩来劝比自己小54岁的小侄女回内蒙古草原，依然用一种商量的口吻：“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呢。”
“我能领会到，在伯父商量的口气里，同时也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周秉建能领会伯伯的用心，“每个人都有自尊，他也很知道需要保护年轻人的自尊。我感觉到了这一点。”
重返草原后，周秉建回到马背，放牧牛羊。她住在西乌珠穆沁旗一户牧民家里，成了这家的一个孩子，从装束到言行、情感，都越来越牧民化。
从1968年到1994年，周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26年。“草原就是我的家。”面对媒体，周秉建毫不掩饰自己对草原人的感情。
26年在内蒙古的日子甚至给她的语言表达带来了一些改变。在与澎湃新闻记者聊天时，周秉建用“老乡”来称呼牧民，用“内地人”形容城市里的人。
多年来，她被蒙古人的善良、大气打动，如何与人为善是牧民们给她和其他知青们最好的教育。牧民们甚至改变了她对死亡的看法：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顺应大自然，尊崇规律。
如今，只要有空，周秉建夫妇就会回到内蒙古，看望以前的牧民朋友们。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周秉建也不忘为“老乡”们说点话。
今年，周秉建带着几个提案上会，其中的一份就写满了她对草原生态的忧虑。
在关注养老、农民工子女上学等热点问题之外，周秉建会记着“老乡”们的呼吁和诉求，带着他们的声音上两会。
有人曾问周秉建：“为什么你总站在牧民那边为他们说话？”在她看来，内蒙古作为离北京最近的边塞，维护民族团结对国家的重要性和社会的稳定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且牧民们是最基层的劳动者，是善良的少数。
作为周恩来的后代，周秉建认为，自己理应为他们说话。
(原标题：周恩来后辈谈家风：周家的后辈都是普通人，但决不做平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