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对台军机泄密案始末

一百多年前的对台军机泄密案，商人们为了利用舆论的隐权力推动制度保护商人利益，他们不惜在国家危难时刻泄密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

1874年8月2日，紫禁城乌云密布。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东暖阁内空气凝滞。慈禧太后愤怒地将一份报纸丢给恭亲王奕?。

奕?战战兢兢地接过报纸，当即目瞪口呆。原来7月11日出版的《汇报》将军机处一份密件全文刊登，内容大致如下：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日军已经占了台湾牡丹社（牡丹社为当时台湾一个原住民部落），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战死。军机处下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以巡阅为名，妥善处理台湾“牡丹社事件”。该报不仅全文刊载了清廷对“牡丹社事件”的处理谕令，还刊载了沈葆桢上奏的策略等重要文件。

“牡丹社事件”令清廷焦头烂额，而军机处泄密案则令国际局势更加波谲云诡。

鸦片战争后，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横插一脚，可是自其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决定将国际战略的重心放在东北亚。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埋下了一颗致命的棋子——李仙得。这位出生于法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崛起的少壮派将军，退役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厦门领事。他在中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盯紧闽浙地界及周边的一举一动。华盛顿方面的战略意图相当明显：台湾孤悬海外，原住民势力错综复杂，又跟琉球、日本一衣带水，只要台湾异动，美国人的亚洲策略就能完美实施。

早在1870年，时任厦门领事的李仙得就截获了闽浙总督英桂调兵的军事密函，此举震动了大清朝廷，也令华盛顿方面相当被动，美国总统格兰特甚至准备将李仙得调任阿根廷大使。而美国鹰派政客、驻日本公使德隆却力邀李仙得赴日，并图谋将台湾通过李仙得推荐给明治政府。德隆的如意算盘是：由于李仙得手上有大量的台湾情报，而且曾与原住民部落的多位酋长歃血为盟，只要日本方面对李仙得掌握的情报动心，那么日本就将成为美国实施亚洲策略的马前卒。

1872年10月，德隆非常得意地给华盛顿的国务院写信，内容如下：“在目前形势下，我深信已经发现了一个执行我这些计划的机会，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动干戈，可以使那个战争成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指日本）的旗帜下的战争。”德隆希望格兰特总统另外派驻阿根廷大使，因为他认为李仙得将会是美国实施亚洲策略的重要执行者。

当时，华盛顿政府将明治政府视为一只稚嫩的猎犬，这只“猎犬”有着狂傲的基因，但暂时没有称霸的实力。明治维新后，明治功勋们掀起了狂热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导致那些寄生在封建土地上的大名、公卿、武士失去了俸禄，于是政府以公债作为补偿，试图将特权阶层顺利转变为工商资本家。依靠地方武装起家的明治勋臣西乡隆盛开始同情没落的武士阶层，提出日本东亚战略，实施对外扩张。

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帮明治大佬开始琢磨：到底是攻打朝鲜，还是攻打台湾。而明治政府认为，朝鲜只是大清帝国的属国，台湾却归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所以打朝鲜更容易得手。日本政界担心，一旦日本出兵朝鲜，中国为了维护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利益，一定会出兵帮助朝鲜这个属国，日本扩张的锐气将受到严重打击，台湾生番错综复杂，相反清政府的控制力更薄弱，日军进兵台湾的胜算更大。美国人听说日本人要在东北亚扩张，德隆希望华盛顿政府能够支持自己，让自己来驾驭日本这只小猎犬。

1873年，在德隆的安排下，李仙得带着详细的台湾情报到了日本，这让主战派的明治勋臣副岛种臣心花怒放，当即提出：日本如果能够统治台湾，便由李仙得任总督代表日本行使统治权，并答应给李仙得提供与驻日公使一样的优待——每年一万两千美元的高薪。不久之后，明治政府便授予李仙得“准二等出仕”头衔，专门襄助副岛种臣办理台湾事务。

副岛种臣非常清楚华盛顿政府的算计，决定将计就计，将美国也拖上台湾问题的战车。1874年3月15日，李仙得发电报与美国政府交涉有关日本雇用美海军少校卡塞尔和陆军中尉华森一事，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美国政府的决定足以向世人证明：美国军方已经默认了日军进兵台湾。日本还密令李仙得与美军东印度舰队联系，让军舰“蒙诺加赛”号舰长康兹承诺，到时会率领美国军舰尾随日军军舰，在日军军舰计划停靠的台湾琅峤湾地区为日军助威。

令人诧异的是，日本人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决定向台湾进兵了，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州将军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这一干大员却没有向北京朝廷汇报任何情况。奕?决定将日本进兵台湾一事报告给同治皇帝。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军机处立即向李鹤年、文煜、沈葆桢、罗大春、李宗羲、直隶总督李鸿章发出军事密令，令沈葆桢带领水师舰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妥善处理生番事宜。军机处还向福州将军文煜下达了紧急调兵令。

军机处下达军事密令之时，日本明治天皇御前会议上进行了周密筹划，制订了利用日军攻占台湾南部之机，兴兵一万直取北京，囚禁清帝，令中国十八省瓦解的作战计划。北京方面掌握了日方聘请美国高级官员担任顾问以及军事指挥官的情报。李鸿章立即向总理衙门推荐了耶鲁高才生容闳，建议派容闳携带总理衙门的公函，远赴华盛顿跟美国国会议长理论，希望美国能够遵循中美友好条约，保持中立，撤回雇佣兵跟军事指挥官。

当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双方的计划进行时，军机处的军事密令却出人意料地悉数曝光。更令北京政府尴尬的是，报纸还将英国使馆向总理衙门写密函告知日本进兵台湾这样的外交秘密也一股脑儿地刊登了，这立即让英国陷入被动局面。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方面在台湾更是有恃无恐，血洗台湾，牡丹社等地已经成其囊中之物。

奕?很快就明白了，《汇报》只是泄密报纸之一，《上海新报》、《华字日报》都刊登了军机密函。慈禧太后的暴怒令奕?胆战心惊，这已经是闽浙地区四年之中的第二次军事泄密了，闽浙政界跟军界已经毫无秘密可言。奕立即召集军机处的一干人马开军机会议，军机大臣们认定，报纸泄密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彻查军机泄密案。

以奕为首的军机处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军事机密到底是从哪里泄露的。8月2日当天，六百里密谕从军机处发出，要求跟泄密案相关的一干大臣、督抚、将军，必须在接到调查令第一时间内进行自查，并提交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沈葆桢、李鸿章、文煜、李宗羲、李鹤年、潘蔚等人均为调查的对象。自然，作为当事人的沈葆桢更是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收到密旨后，沈葆桢“伏读之下，且感且悚”。报纸到底是怎么弄到军机密函的，沈葆桢对此还是云里雾里。但无论是军机处的密函还是沈葆桢上奏朝廷的报告，都已经泄露了。沈葆桢自知难辞其咎，于是立即向同治皇帝进行了极为诚恳的检讨，甚至提出：自己甘愿接受御前会议的处理。

同治皇帝收到沈葆桢的报告后，只是在报告上朱批了一句话：“沈葆桢著交部议处。同时，同治皇帝在一份措辞严厉的谕旨中警告官员们，“致误机宜，唯涉案将军、督抚等是问”。同治皇帝决定将查处军机泄密案扩大化，除了东南官场大范围追查外，要求两江总督李宗羲对上海新闻纸刊刻密寄谕旨一案，严密确查。

李宗羲被吓坏了，《汇报》跟《上海新报》就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身为两江总督，自己一直没有给皇帝一个明确的说法，在皇帝眼中就是管辖能力有问题。接到谕旨后，李宗羲立即派员到上海调查。经查，《上海新报》背后是一帮欧美洋人在支持，他们的报道是援引香港《华字日报》。《汇报》是一帮广东商人创办的，报道也是援引《华字日报》。不过，《汇报》却令李宗羲头大。

《汇报》的股东有唐廷枢、郑观应、容闳、徐润。这些人都是李鸿章在推行改革时的先锋，尤其是唐廷枢跟容闳两人，更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沈葆桢跟李鸿章本是同科，可是在左宗棠北上的时候，左宗棠三顾沈家，力邀丁忧在家的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成了左宗棠钳制李鸿章的棋子，因而这次事件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李宗羲很快就给北京写好了调查报告，他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的保密警惕性很高：“凡遇秘密公牍，皆由内署缮办，卷存内署，不敢稍有泄露。”李宗羲在报告中还说，《上海新报》跟《汇报》的内容均抄自香港《华字日报》，上海这两家报纸在抄录的时候都特地注明香港的消息是来自福州，这说明问题出在闽浙军界和政界身上。

于是，闽浙总督李鹤年派同知文绍荣前往香港密查《华字日报》。文绍荣很快就摸清了《华字日报》的底细。此报于1872年开始独立发行，是英人所办英文报纸《德臣报》的中文版，当时的主持者为《德臣报》之主笔陈言，他自幼信奉天主教，中英文俱佳。《华字日报》内容取材不外乎翻译西报及转载京报，以及本地新闻而已。

在香港密查期间，文绍荣发现陈言已经离开了香港，他的同事说他去了福州。可是文绍荣回到福州秘密调查后却发现，陈言已经到了台湾府。陈言为何去台湾？他跟闽浙政界、军界何人有勾结？这一切都还是一个谜。李鹤年听到这个调查结果后立即给沈葆桢去信，希望沈葆桢查证陈言是否就在台湾府，进而调查陈言台湾之行的真实目的。

李鹤年在给同治皇帝的报告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到福州后，所有洋务密件皆由信函往来，不经书吏之手。李鹤年还将文绍荣的秘密调查结果向皇帝进行了详细汇报，报告中提到：陈言经过福州到了台湾，其台湾之行的真正目的无法确认，现在自己只能向广东抚臣问讯，并下令让台湾道、福州府彻查根究。

沈葆桢接到李鹤年的信函后，立即对陈言进行了详细调查。令沈葆桢惊讶的是：陈言现在竟然受聘于台湾地方长官黎兆棠。广东顺德人黎兆棠1867年代理台湾道台，与沈葆桢一直私交甚密。在日本进兵台湾问题上，沈葆桢第一个想到的助手就是黎兆棠。因为黎兆棠早年在北京与奕?、文祥等一大帮皇亲贵胄关系密切，而且天天跟欧美的驻华使节打交道，对洋人相当了解。在代管台湾期间，黎兆棠跟台湾绅商交往频繁，洞悉错综复杂的生番利益。

经过调查，黎兆棠听说陈言的英文很好，对洋人的情况很熟，就将其借聘了三个月。黎兆棠坚称，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时从没有看过，不存在泄露给陈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请陈言到台湾之前，报纸就已经刊登了这份军机密件。

军事机密到底是谁泄露给陈言的？

文绍荣在香港秘密调查期间，虽然挖出了《华字日报》的总经理陈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调查出陈言背后那个庞大的广东政商网络。《华字日报》真正的出资人有三位：黄胜、何启、伍廷芳。《华字日报》在聘请同为广东人的陈言为总经理的同时，又聘请王韬为《华字日报》主笔。王韬很有才华，在华人跟洋人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同李鸿章身边的唐廷枢为首的一干广东商帮关系密切。1874年6月，唐廷枢他们创办《汇报》时跟《华字日报》便在内容上进行战略合作，约定报道内容可以相互摘录刊登。

历史总爱开玩笑，谁曾想唐廷枢给李鸿章的一份电报会泄露出有关军机密案的蛛丝马迹。1874年5月13日，唐廷枢从上海到天津面见李鸿章。唐廷枢跟李鸿章说，自己当天收到一份日本电报，内容是日本已经从英国商人那里订购了两艘轮船，还托人在上海购买轮船，招募欧美流浪在上海的无赖之徒，打算让这些人搭乘新购买的轮船赴长崎当雇佣兵。

李鸿章跟唐廷枢详细地分析了日本兴兵局势，他们认为如果日本真要向朝鲜发兵，那么日军应该在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由西南之长崎征发。李鸿章跟唐廷枢的看法一致，判断日本将兵发台湾，因为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日本政客们向报刊透露出征伐朝鲜的虚假消息，意在声东击西，麻痹清政府，消解中国备战之心。

在与唐廷枢一番分析之后，李鸿章立即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将日本电报以及台湾形势向皇帝进行了汇报。他向皇帝建议，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传达日本军界的动向。福州军界跟政界一定要进行军事和外交筹划，如果日本兵船开到，福州军区台湾部队应第一时间狙击日军，给福州以及北京留出更多筹划时间。

李鸿章的报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干中央领导干部参加讨论。当天，同治皇帝就向军机处发出谕旨，令沈葆桢以巡阅之名，带兵赴台。那时，唐廷枢还在天津，有关李鸿章的汇报，以及5月14日北京御前会议的内容，他都可以从李鸿章处详细了解到。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反复磋商用轮船招商局船只运送淮军入台的事宜。唐廷枢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断跟沈葆桢讨价还价，自然洞悉沈葆桢赴台的部署。

《华字日报》与《汇报》刊发的报道不仅有5月14日御前会议讨论的内容，还有沈葆桢防卫台湾的详细部署，尤其是购买铁甲船的计划。李鸿章跟沈葆桢在书信中多次讨论铁甲船采购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银行贷款购船的计划。沈葆桢派出特使赴上海跟英国、德国商人商洽购船。身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同时身兼多家外资公司董事之职，对洋商的情报了如指掌，李鸿章自然委托其协助沈葆桢所派特使购船。

唐廷枢真的泄露了军机吗？

无论是闽浙还是两江政界跟军界，没有任何人将目光投向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汇报》为了跟当时上海报纸老大《申报》争夺话语权，在摘录了《华字日报》的军机泄密文章后，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风头盖过《申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政客商人，都将《汇报》视为圭臬，《汇报》成为上海滩了解北京政府的窗口。

广东商帮创办《汇报》，一方面是为商人争取话语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舆论阵地影响政府。通过舆论的公开透明，让行政阳光化，政府的信用才得以监督。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摸索国有资本改革，到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民营资本改革，资本成为权力的附庸，商人犹如摇尾乞食的乞丐。军机泄密案只是商人的敲山震虎，意在警告北京政府，由商人控制的舆论可以影响政府，甚至引发战争。

商人们的计划逐渐变成现实。北京朝廷跟各地督抚也正不断地通过报刊了解战争，掌握世界局势的变化。日本进兵台湾后，皇帝的谕旨、军机处的密令、总理衙门的报告，以及封疆大吏们的六百里加急，经常会援引新闻纸的消息。舆论的隐权力开始向中央及地方渗透，进而影响政治、军事、外交的权力生态系统，最终推动了政治清明的改革，在制度上确保商人的利益。

广东商帮控制的《汇报》泄露了军机，这娄子捅得实在太大了。慈禧太后的盛怒、专案组的调查、督抚们的汇报，这些都意味着爱新觉罗王朝已经意识到舆论的力量，一旦这种隐权力无节制地膨胀，那阳光化的监督将会约束皇室的威权，甚至会动摇帝国的体制。皇帝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皇权打压舆论隐权力。

广东商帮是幸运的，因为在军机处成立调查专案组之时，同治皇帝龙驭上宾。奕?忙于同日本人和谈，沈葆桢谋划台湾的海防跟经济建设，慈禧太后将抓捕陈言的任务下放给两广总督。新任的两广总督张兆栋担心一旦抓住陈言，以沈葆桢为首的汉族集团将难逃干系，甚至会查出广东商帮的后台李鸿章。张兆栋一直拖延不查，随着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军机泄密案不了了之。

作者：李德林

编辑：卫中

*摘自《改革现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