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背后的世家：曹魏最后的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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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曹芳被废，一代帝王黯然退位。讽刺的是，曹芳被废的理由竟然有“春秋已长，不亲万机”，作为一个自幼便为权臣所欺的皇帝，亲政与否并非是自己能左右的，以此作为废帝的理由，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司马师换掉了不安分的曹芳，必然需要重新塑个泥人在皇位上，在与郭太后的几经博弈之下，新皇帝的人选就定成了曹髦。郭太后想要给自己一个名份，想要维护曹丕曹叡一系在宗室的地位，也幻想着即位的皇帝能够挽回曹魏颓势，重新从世家权臣的手中夺回皇权应有的尊严。

一、维护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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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闲散宗室，又是曹丕的孙子，按照曹魏一直以来的宗室待遇，曹髦原本的人生轨迹几乎与权力无缘。只是天道无常，祸福难料，曹髦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可以入嗣大宗，更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中兴魏室，还是如齐王曹芳一样被废，或者落得个更坏的下场。

但是曹髦确实不同一般，郭太后坚持以曹髦继位，是身处深宫之中唯一能够为曹魏做的事情了。

……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为！”……（《资治通鉴·魏纪八》）

《资治通鉴》中的这段描写其实是复制陈寿《三国志》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年仅十三岁的曹髦一登场就以一个皇权秩序维护者的形象示人。在曹髦的一系列举动中，突出强调了君臣本分。进入京城之后，曹髦首先被安排在了玄武馆的前殿居住，但是曹髦却避开前殿住到了西厢，这是突出天子的独特地位；在对待迎接自己的群臣时，曹髦并未听从司仪的建议，而是平等的态度答拜，这是在刻意表现出臣子的应有的恭敬。除了秩序之外，曹髦还必须坚持皇帝的法理性。在左右臣子已经将曹髦当作皇帝之时，曹髦却以并未有郭太后的正式确认，因此并不能以皇帝自居。

……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魏氏春秋》

《魏氏春秋》是是东晋史学家孙盛撰写的书籍，二十卷。记述的是三国曹魏政权之事，原书已经遗失，这里的记载是从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中摘录的。从其成书年限以及对司马师的称呼为“景王”，就可以明白这段记述是要分开来看，司马师向钟会打听曹髦的品行，钟会的评价极其之高：“文才和曹植等同，武略可比曹操”。一个国家有曹髦这样的继承人是一件幸事，但是在司马氏眼里却不一定了。这样的人是曹魏社稷的福气，必然就是司马家的晦气。

古人早熟，尤其是经历过司马懿将曹氏宗室圈禁在邺城之后，年幼的曹髦也必然能够清醒的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他想以自己身体力行为表率，刻意强化“君权至上”的概念，是他的聪慧之处，也是无奈之举。

二、淮南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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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帝位，曹髦并未就此放松，作为一个被权臣捧上皇位的幼年天子，他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因此抢夺权力才是自己的当务之急。为了能够笼络麻痹司马氏，曹髦利用皇权向司马师撒了满天星，“假大将军司马景王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这样的待遇是司马懿不断拒绝的，也是曹操曾经拥有过的。这是个阳谋，曹髦想要以此来挑起外部将领对司马师的不满，司马师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名位，为篡位做准备。权力的争锋每一步都是在刀尖上起舞，只看谁能笑到最后。

事情果然像曹髦设想的那样，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十二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造反。文钦是曹操时期的将领文稷之子，本人又和曹爽同乡，为曹爽所器重，是曹魏势力的寒门庶族，一身荣华皆系于曹魏，因此于司马师处于天然敌对的关系。毌丘俭虽然是继承了父亲毌丘兴的爵位，却是出身清白，并非士族之后，因此被曹丕选拔为曹叡的幕僚，与曹叡关系亲厚，从个人感情和政治立场来看，毌丘俭起兵也是必然之事。

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又表言：“相国懿忠正，有大勋于社稷，宜宥及后世，请废师，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护军望，忠公亲事，皆宜亲宠，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俭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使。俭、钦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使钦在外为游兵。（《资治通鉴·魏纪八》）

按照文钦与毌丘俭的作战计划，起兵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取消司马师的执政权力，交由其弟司马昭掌权，司马家的司马孚和司马望也可以担任要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挑起司马氏内部分裂，瓦解抵抗；其次也是向庞大的世家势力表明态度，避免争端进一步扩大，树敌过多。

可是这样的策略看似聪明，实则是畏首畏尾。司马师能够登上高位，甚至擅行废立，不是个人有多少手段与能力，而是作为世家势力的代表以及司马氏家族的掌舵人才拥有的力量。与庶族起家的曹操不同，世家力量并非依赖于个人存在，而是一个个门阀互为奥援，集结而成。

毌丘俭留下老弱驻守寿春，亲统六万精锐渡过淮河，急速行军，深入中原六百里，意图速战速决，直抵洛阳，寿春、合肥防线历来乃魏国首要军事重心，因此毌丘俭所率领的淮南大军都是善战的老兵、精卒构成，一路破关拔城，势如破竹。眼见胜利就要到来，为司马懿所提拔的邓艾却日夜兼程率领军队将淮南大军堵在了征程之中。之后，各地与世家相互联系的军事将领也陆续集结在司马师麾下，在幕僚的建议下，司马师采取分兵包围，消耗淮南军的策略。被堵的毌丘俭发布檄文，邀请各地出兵勤王，可惜的是无人响应，六万淮军已成孤军。最终在司马氏纠结的世家力量连续绞杀之下，烈臣毌丘俭身死，文钦父子逃亡。

三、趁势出手

曹魏王室最后的军事柱石连同军事力量，在以司马氏为领导的全国士族势力及附庸武装联合打击下，就此惨烈收场。世家门阀借着这次战役实现了执掌曹魏的夙愿，不需要再匍匐于皇权之下，更不需要与皇权分享权力。但是这次“淮南勤王”事件并非一无所获，当初，文钦之子文鸳带兵袭营，司马师惊吓过度，再加上本来眼睛上就有瘤疾，经常流脓，致使眼睛震出眼眶。于正元二年（255年）正月二十八日痛死于许昌，终年四十八岁。二月，曹髦素服临吊，谥号忠武。

司马师的死让世家权力出现了短暂的真空，这就给曹髦留出了机会。

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魏纪八》）

曹髦借口东南地区刚刚平定叛乱，命令司马昭留守在许昌，这样就剥夺了司马昭涉足中枢权力的机会。同时又要求傅嘏率领大军返还京师，进一步架空司马昭权力，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完全夺取司马师所拥有的权力。此外，如果计划成功，曹髦还打算进一步发动政变，完全消除司马氏一族对皇权的威胁。可惜，这样的计策被出身世家，惯于权谋的傅嘏和钟会识破，在这二人的谋划之下，司马昭带兵返回了京师洛阳，这一来，曹髦的计划完全落空。为了避免引起更多冲突，只能捏着鼻子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承认了司马昭对全国军政的权力。

这次夺权失败是曹髦对权力游戏的误判，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指望一个皇帝名头和一纸诏书就能轻易实现夺权目标，是十分幼稚的。可是即便这样，曹髦的这次谋划也不失为一次充满血性的尝试。

四、少康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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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机夺权没有成功，只能眼睁睁看着司马昭坐实了权臣之位，年幼的曹髦心中却并未就此放弃。

身处深宫的曹髦虽然权力完全被司马昭架空，但是作为皇帝的他仍然接受着大儒的教育，常与司马望、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参与曹髦这种文学学术沙龙的几乎都是来自世家门阀、与司马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这些人其实就是世家势力为了控制曹髦思想而埋下的种子。但是曹髦心中并没有将司马昭与世家势力联系在一起，在他眼中权臣只是出自司马氏，因此他也想要借文学讨论的机会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的向世家大族表明志向，曹髦故意引出“夏少康与刘邦谁的功劳更大”的辩论。

帝慕夏少康，因问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鉨，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魏氏春秋》）

对于夏少康，很多读者并不熟悉，大家可以将他作为幼主复国的典范来看待。少康的父亲相被权臣寒浞所杀，少康作为遗腹子逃脱死劫，长大后在有仍氏管理放牧事务，后来又逃至虞国，担任负责掌管饮食的长官。虞国君主将其女许配于少康，帮助姒少康积极争取夏侯氏遗民。少康志在复国，不断联络心怀夏朝的各个部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攻灭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大有作为，史称“少康中兴”。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背景，事实上这里的故事横穿百年，期间有“太康失国”这样的历史事件发生，还有后羿这样的传说人物参与其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资料。

刘邦其人其事读者朋友们就比较清晰了，斩白蛇、进关中，楚汉相争，一统天下。少康与刘邦这两人最大的不同一人是汉朝的开创者，另一人却是复国中兴的实践者。曹髦故意将二人功德相互比较，其实就是想要从舆论的角度指明自己的合法性，以及曹氏皇权复兴的必然性。但是参与筵席的大儒都是人精，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来自世家的代表开始了反击。

顗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圣德应期，然后能受命创业。至于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魏氏春秋》）

出身颍川的荀顗是荀彧的第六子，陈群的小舅子，自然是世家势力的核心人物。在他看来，能够开创皇朝的帝王，是身负天命；而复国成功的人却是凭借前人功德来实现的。刘邦身负天命，少康依赖祖宗，二者高下立判。潜台词就是即将开创新朝的司马氏是身负天命的，比起依靠祖先功业的曹髦不知高了多少，希望曹髦能够顺应天命，不要再折腾了。

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少康生于灭亡之后……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克复禹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后，社稷几倾……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魏氏春秋》）

曹髦自然反对荀顗的天命之说，在他的观念中，少康是因为德行才能够从一片废墟之中复兴夏禹的天下。而刘邦只是趁势而起，借着秦末乱世的机会，倚仗一时的权术，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同时刘邦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因此刘邦是无法与少康相提并论的。很明显这是暗示司马氏只是钻了空子，趁着国君幼小才、仰仗权术，才能取得天下大权，其德行绝对无法与曹髦所匹敌。

顗、亮等议曰：“三代建国，列土而治……逮至战国，强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争。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鉨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赞、毓、松等议曰：“少康虽积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内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谗慝，不德于民，浇、豷无亲，外内弃之，以此有国，盖有所因。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论德则少康优，课功则高祖多，语资则少康易，校时则高祖难。”（《魏氏春秋》）

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并无准确答案，角度不同，则答案必然也会不同。世家势力并不想就此与曹髦产生过多冲突，因此在第二天的讨论中，他们将问题一分为二，论德行应该是少康更高，论才智则应该以刘邦为最。同时还强调了世殊时异，二者无法放在同等地位上相互比较。这样说法也是希望曹髦接受现实，明白如今的天下大势，并非能够如曹髦设想的那般美好。与其不断挣扎，不如安心效法汉献帝，顺应命运。

之后，曹髦与世家又针对这个问题继续讨论，曹髦以时间久远，记载少康事迹的典籍遗失太多，因此无法给出更加准确的例子论证少康比刘邦更为伟大。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这种盖棺定论的方式相当于将此事画上了句号，为了避免争论继续扩大，中书令虞松陈赞曹髦睿智，并要求记述今日曹髦的观点，永传后世。曹髦自然不会同意，但是钟会却仍旧在会后记载了下来。

这次辩论其实更像是皇权与世家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交锋，曹髦想要挽回局势，就必须从思想伦理上判定司马氏是非法无德，而世家想要夺权，就必须以天命在司马氏，强调司马氏劳苦功高，不是躺在祖宗功业上的曹髦所能比拟的。

虽然这次争论影响不大，只是曹髦又一次向司马氏表明自己的态度，身为帝王，绝不甘愿将祖宗基业拱手相让。

五、皇躯玉碎

如此心智与血性的皇帝若非生不逢时，或许我们又将在历史书册中夺了一位汉武帝般的帝王。可惜的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永远只有遗憾。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不甘沉沦的曹髦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决定孤注一掷。五月初七，曹髦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在东止车门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及其部众，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可惜的是曹髦势单力孤，在司马昭羽翼包围之下，最终被杀，死时年仅二十岁。一身傲骨，血性刚烈，曹髦以另一种方式为帝王正名，以生命为代价，与残酷的命运抗争。

曹髦不是第一个因为皇权与世家的相互争斗而献出生命的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世家不会因为皇帝身死而心怀恐惧，皇权也不会因此就自甘沦丧。权力游戏从一开始就没有输赢之分，可怜的是无数鲜活的生命却因此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