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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曾国藩传》:农村青年的奋斗史

发布时间:2023-05-23 01:06:36     作者:互联网收集     浏览量:483    

曾国藩 野史

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被誉为是具备“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德的圣人,也被称为是挽救晚清的第一功臣。这样一个几乎被“神化”的人其实起点并不高,曾国藩智商平常,考秀才就考了七次,身体禀赋也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他的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但最终是通过各种事件的磨砺和持续奋斗抵达“三不朽”的境界。

曾国藩 野史

曾国藩跌宕的一生伴随着晚清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他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光是命名为《曾国藩传》的书籍就有很多种,如朱东安、萧一山、唐浩明都曾写过曾国传记。

曾国藩 野史

最近,磨铁出版了张宏杰写作的《曾国藩传》。张宏杰的博士论文与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张宏杰还出版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张宏杰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了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的《曾国藩传》。

曾国藩 野史

分享会现场

《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细节:一生遭遇过五次重大挫折;二次出山前蛰伏在家为什么让其性格大变;与左宗棠、沈葆桢等晚清名人一生恩怨纠葛;一心为国却成为“卖国贼”等。

张宏杰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本《曾国藩传》跟市面上已有的不一样。“朱东安老师的《曾国藩传》虽然写得很扎实,但是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的痕迹太明显,剩下的好多《曾国藩传》都是从成功学的角度去解读的,也有很多把大量野史放在里头,比如引用巨蟒转世等典故,这本《曾国藩传》,我重在写别人着墨较少的地方。比如天津教案,我认为是他一生的光明点而不是污点。”

值《曾国藩传》出版,张宏杰也在3月17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及记者访谈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了曾国藩。

《曾国藩传》书封

曾国藩的交友

张宏杰谈到,如果给曾国藩的出身定义的话,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出身不好,身体也不好。“曾国藩从30多岁开始,长期的耳鸣,40多岁时开始常年失眠,每天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睡四个小时就非常好了。他30多岁开始得了严重的皮肤病,有传说说他是巨蟒转世,其实是因为他每天不停给自己挠痒痒,一挠就往下掉皮屑,皮肤病是非常痛苦的。”

在奋斗中,曾国藩很注重处理人际关系。“首先曾国藩在性格上进行了很大的自我修正,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其实是洋洋自得,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跟人家吵架的状态,但是他每天写日记反省头一天有什么事做得不对,这样慢慢心态就越来越平和。其次他愿意为社交去付出,在北京期间,他每天起码有半天的时间拿出来社交,他每天都至少要和十个八个朋友往来。”

曾国藩在带领湘军之后性格更加妥协和容忍。比如他和沈葆桢的关系,沈葆桢是下级,但是基本上他都是在包容沈葆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李鸿章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寸步不让,曾国藩晚年把接班人的位置给了李鸿章。在处理“天津教案”之后,在湘军裁军之后,分别把军权和外交权转移给了李鸿章。

此外,曾国藩做事心眼比较实,不懂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总是表里如一。他练湘军,本来这不是他的职责,皇帝让他办团练,办一支民兵,他说办民兵不管事,一千多人对扭转国家的局势不起作用,我要练,就练一支真正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招募了两万人,花了几年的时间,练成了一支湘军。曾国藩做事的特点,就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

而他的学生李鸿章就不同。他喜欢从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做。比如要创立一支海军,皇帝、太后也愿意花这个钱,他就花钱购买最先进的军舰,打造了当时亚洲第一强的海军。要真的把一支海军练成,还要抓管理、抓训练,特别是抓武器的更新换代。北洋海军建成之后十年,是整个世界军事史上,海军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李鸿章接下来就放松了,因为他做的主要就是门面工程,给别人看的。接下来的海军经费,干脆拿去给太后修颐和园,海军的管理也乱七八糟。所以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知道,如果是真打一仗,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

曾国藩还有一个社交特色是不越界,他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尺度,他不会和谁如胶似漆,天天一起吃饭喝酒,这样的话那个人一倒他也跟着倒了。他的一生很谨慎,做事懂得规避风险。他跟肃顺、穆彰阿的交往也是他风险意识的一个体现,这两个人都倒了,但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交往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的交往。

曾国藩与皇族

张宏杰对咸丰的评价是很低的。曾国藩认为咸丰有种妇人之识,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他只注小处,不注重大处。书中也有写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与英法两国争执的都是一些礼仪上的事情,比如你不要在我这里派外交使节,比如见面要磕头,不磕头不见。

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到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四国使臣驻扎在北京。签完了人家退兵后他又后悔了,接受不了他们到北京来不磕头,他就让大臣把这个推翻。他是好面子、注小节的人,他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思维,他和曾国藩的冲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方面。曾国藩一直主张在对外交往中注重大处,注重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关于面子的小事,咱们能不计较就不计较,实际上就是针对咸丰提出的理念。

慈禧从政治从能力上说比咸丰高很多,但是她和咸丰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她的知识结构比较差。她好在不会太受君臣、华夷之防的束缚,她一上台就知道必须要重用曾国藩,依靠曾国藩。曾国藩在私下里跟赵烈文是无话不谈,很多话他在日记里绝对不会写,对恭亲王的印象啊,对慈禧的印象啊,他都不会写,幸好这些他都给赵烈文谈了,赵烈文也写日记,都记下来了,不然大家永远不知道。

曾国藩几次挫折与应对

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所以现在我们说,一个人的能力有一种叫做逆商,就是说我们除了情商和智商之外,还有一个逆商——逆境商数,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逆境。

像曾国藩这样天资比较平庸的人,从小经历了无数的挫折,所以他的逆商很高,他能够做到越挫越勇。特别是多次考秀才失败,但是他锲而不舍,洪秀全和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洪秀全也是多次考秀才,但是考了三次之后,就精神崩溃了。

曾国藩刚到北京做官的时候,确实也有挫折感。因为他作为一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带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家境又那么贫寒,来到北京,见到那么多世家大族的子弟,那么多有学识的人,那么多名儒。所以跟人家一比,他确实是有一种自卑感,但是正是这种自卑感促使他立下了要学做圣人的志向。也是立志要对自己进行一次巨大的超越,这是他离家学做圣人之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就是咸丰七年被解除兵权,也正是因为这次挫折,他的为人处世、他的胸襟、他的性格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就从“申韩之术”转换为“黄老之学”,懂得“水利万物而不争”,胸襟更广,层次更高了。所以说曾国藩一生确实得益于挫折,如果没有这次挫折,他也不会像后来那样顺利地平定太平天国,做官也做到比较高的段位。

后来的剿捻失败,包括“天津教案”处理的结果,对他确实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这两个挫折在他人生当中发生的都相对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的精力、体力都已经比较衰退了。所以这两个挫折,对他来讲负面作用比较大。特别是“天津教案”的精神打击,是造成他在六十岁出头就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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