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阳采薇”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仁哲大义，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

伯夷和叔齐在我国历史中是两个颇为特殊的人物，他们“宁死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这种行为在我们当前看来很难理解，甚至觉得有些愚蠢。但他们这种行为，对数千年的儒家却影响至深，它不仅寄托了儒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更是一种不屈的民族气节。

作为文化符号，“首阳采薇”的精神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骨髓。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中华民族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从苏武到文天祥再到于谦、史可法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时代反应。

如果不是伯夷、叔齐这两个传奇人物，恐怕我们都不会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曾经存在“孤竹国”这么个地方，既然我们的主角是孤竹国人，那我们很有必要把“孤竹国”的历史搞清楚。

关于“孤竹”的名字，我们在殷墟甲骨文和商朝金文都可以见到其记载，在今天的河北卢龙、迁安和辽西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也曾有“孤竹”的铭文。据史料记载推测得出，孤竹国应该是我国北方地区一个位于商朝边境的小国，其范围大致在今天的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西边与燕国接壤，南边则是齐国。

对于“孤竹国”国名的解释，国内学者有几种解释：一是“孤竹”也通“觚竹”，“觚”是青铜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孤竹国”这个国名反应了这个诸侯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根据颜师古注解的《急就篇》中“觚者，学术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得以推测出“觚”与“竹”皆是书写用具。三是北方很少产竹，“孤竹”之意代表竹子稀少的地方。第四也有学者认为，“孤竹”代表男性的根，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也是氏族图腾。而“孤竹国”的建国时间，应该是商汤十八年，约公元前1600年。

而“孤竹国”的灭亡也有几种说法：一、根据《春秋》和《国语》所记，山戎侵燕，燕国求助于当时霸主齐桓公，齐桓公发兵救燕，“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意思是说大约齐桓公二十二年，孤竹国被齐国所灭。二、根据《管子》记载，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彻底征服了孤竹国，孤竹国纳入燕国疆土，孤竹人则融入山戎和燕人之中。三、根据《卢龙县志》所记载，周景王十五年（公元前530年）晋灭肥国，肥子奔燕，燕国将其安置于孤竹地，建肥子国，此后史料中再无孤竹国之名。

大致来说，孤竹国应该始建于夏朝末年，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建国到灭亡一共940多年，是血统很纯正的古诸侯国，这个古国正是孕育出伯夷和叔齐两个贤人而闻名于后世，那么伯夷、叔齐与孤竹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相传伯夷与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伯夷具体情况不得考，叔齐名致，字公达，谥齐，后人称之为叔齐，是孤竹国三王子，他被孤竹国国君立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坚决遵循古礼要把王位让给兄长伯夷，伯夷说：“你为国君是父命，怎么可以随便改动呢？”于是便从国都逃跑了。而叔齐认为废长立幼不合礼制，再加上自身恬淡的性子不适合当国君，所以也逃离了国都，后来他们二人结伴而行，隐居在渤海之滨，等待清平之世的到来，孤竹国的百姓无奈之下，只好拥立了二王子继承了王位。他们兄弟二人以国家想让，体现的更是一种天下为公的精神。

历史上，父子相残、兄弟阋于墙的悲剧比比皆是，主要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所以见怪不怪。而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互相退让不愿当国君，出乎常理，所以显得格外传奇。他们之所以互相退让，一来都遵循着内心的礼教坚守，二来也对当时商纣王的暴政表达不满，所以并不愿意与之合作，于是宁可放弃王位隐居山野。

后来他们听说周族在西方强盛起来，周文王也是天下闻名的仁义之君，于是他们长途跋涉前往周国的丰邑，当他们到丰邑时，周文王已死，武王即位，武王听闻二位贤人从孤竹国远道而来，派周公姬旦前往迎接并对其妥为安置。

在伯夷叔齐投奔周文王时，念着周文王是当时大贤，虽“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虽然实力庞大，但对当时天下共主商朝中央还是服从的，所以伯夷、叔齐二人认为这是一种美德，这也正是他们投奔文王的主要原因，然而周武王即位后，周国对殷商的态度慢慢发生了转变。

有一天，伯夷、叔齐遇到了武王伐纣的大军，他们二人以老弱残躯勇敢地把大军拦了下来，他们对着武王说：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武王麾下大将群情激愤，听了两个老头不合时宜的话，就准备要杀了他们二人，太公姜子牙及时阻止了将军们，他对将军士兵们说：“这两个人都是仁义之贤者，不要为难他们。”不久后，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商纣王败亡，周朝遂立。

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没有起到作用，商朝灭亡后，周朝新立，新的时代从此开始，一批批新贵族到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封国，原来商朝百姓被当做“顽民”强制发配到新的地方居住。

在周国丰邑居住的伯夷和叔齐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居住了，他们认为周武王暴力夺权，是属于非正义的，自己兄弟二人既是商民更是商臣，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背叛故国，于是他们再次结伴逃离了丰邑，渡过黄河来到首阳山隐居起来，他们甚至为了表达自己的气节，连周朝官员送来的粮食都不吃，只以山上的野菜为食，这就是著名的“采薇而食”。

有一天山中一名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吃周朝的米，但是你们采摘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呀！”妇人的话提醒了他们，这个天下周国已成天下共主，无论走到哪里，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周朝的，也是他们为了气节，连野菜也不吃了，两位老人就这样绝食数天，生命危在旦夕时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乙衰矣！

伯夷、叔齐这两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就这样带着无尽的悲叹，在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中离开了这个令他们失望的世界。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杀身成仁的决绝和勇气，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不屈意志。显然，他们是反对周朝的，但却获得了包括周武王在内的周朝人的尊重，他们作为“忠臣”、作为“遗民”，第一次被史书大书特书，也正是这种精神在主导。

鲁迅先生曾有小说《采薇》，借人之口对伯夷叔齐发出质疑，这是对的吗？

鲁迅先生有一篇小说《采薇》，但他没有像传统文人一样赞扬其骨气，而是用他们的不知变通来讽刺世人，他还借小说主人公之口对伯夷、叔齐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伯夷、叔齐既然不吃周朝的粮食，那么首阳山的薇菜就不是周天子的吗？伯夷、叔齐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知道？

站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人需要气节，更需要生存，也许生存才是第一要务，所以他对伯夷叔齐的批判无可厚非。然而站在现在的史学角度上而言再看，鲁迅先生这种质疑其实是有一些强词夺理的。

首先，即便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百姓缴纳的公粮税赋毫无疑问是皇帝的，其余自己种植的粮食还是自己的，并不能说全部是皇帝的，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来看，“采薇”不算周天子的。

其次，周朝的建立，是实行的分封诸侯制，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区域只有镐京和洛邑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都封给了诸侯。而诸侯管理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能算是周天子的，这也是为何伯夷、叔齐二人非要渡过黄河，到首阳山隐居的原因。首阳山在当时属于晋国，他们兄弟二人脱离了周天子控制的范围，隐居在首阳山“采薇”，实际上并不算是周天子的。

最后，周朝时期诸侯主要管理城邦，大的范围有“方百里”，小的范围“方五十里”，而抛开主要城邦范围外的广大土地，其实是属于他们口中“野人”的，所谓“野人”，就是当地土著居民，他们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并不受领周天子管辖，周天子也不会因为这些野地去征伐他们，而当时的“首阳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地土著居民可以自由采薇，也可以自由蓄养放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首阳山名义上是周天子或者晋侯的，但其实是无主之地，与周天子无关。

为何鲁迅先生要质疑伯夷、叔齐的行为呢？这主要从周武王的立场看待问题，鲁迅先生认为周武王武装夺权推翻商朝，是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是替天行道，是顺天应人。而伯夷叔齐维护旧的统治秩序，是有悖于历史发展的，因而对他们这种精神持怀疑态度。

那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历史记载实在太少，我们无从作出准确的考察判断。他们的事迹也就是“兄弟让国”、“叩见武王”、“首阳采薇”三个密切相连的故事，有着更多虚构的成分，然而，其事迹对后世影响却非常之大。

春秋时期开始，便有各个学派对他们有高度的评价。孔子即称其为“古之贤人”，在《论语》中更是多次夸赞伯夷和叔齐，评价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韩非子更是直接赞曰：“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第一次将他们抬高到圣人德地位。至于后世的儒家士子，更是评价甚高，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伯夷、叔齐单独列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更是写过一篇《伯夷颂》的美文对他们这种精神加以颂扬。

伯夷、叔齐这种行为非常符合儒家的“忠君”思想，更符合了儒家的价值观。对于儒家而言，人的价值并非在世的功名利禄，而在于你对社会做了什么贡献，也就是说在后世的评价中来体现你的人生价值。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史学家、文人学者、帝王将相等都对伯夷、叔齐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伯夷、叔齐的风骨精神，不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更是影响到了周边国家，朝鲜使者柳梦寅就写过一首《夷齐庙》来表达对伯夷叔齐的崇拜之情，可见周边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武王伐纣代是一种历史的演进，代表着一种正义。而伯夷和叔齐则代表着另一种正义，虽然他们各有坚守，虽不相容但却各有道理。这就好比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七国，从手段而言，其他六国的百姓自然认为其是非正义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秦始皇的敬仰和肯定。而伯夷和叔齐则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坚守，忠心爱国、矢志不渝，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来表达对周朝的一种抗争。

夷、叔齐之于中华文明的价值，正是在于这种不断塑造与时代引申中所显露的垂世风范，他们虽有愚忠于君王之嫌，也不乏非议，但终究成了植根于我们民族的丰满精神图腾。正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的预期，才会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一旦失去这样的精神，恐怕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用生命告诉世人，人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该坚持自己心中的“道”，让自己始终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而这点，正是我们这个浮夸的时代所欠缺的。

伯夷、叔齐二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华夏文明在面临义利时的操守与准则，对于中华文明谦恭的民族传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是非分明、绝不与非同道者调和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会在三千多年社会中一直维系着社会信任、忠诚及伦理，所以韩非子将其列为“圣人”，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参考文献：《论语》、《史记》、《春秋》、《国语》、《管子》、《急就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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