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蘑菇云阴影：中国曾遭受五次核威胁

文｜王松瑜

1950年11月30日，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看似轻率地发表了美国“正积极考虑”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经过白宫的一番澄清和补救，此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舆论界都没有再公开论及核武器的使用问题。然而，根据美国在此后多年的解密档案文件，此番言论绝非是杜鲁门的一时口误，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国一直考虑、策划“在危急时刻”使用原子弹。

太平洋上空首次笼罩核阴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到7月下旬，战场局势对美国极为不利，朝鲜人民军已将美军赶至周长只有90英里的釜山一带。面对“一塌糊涂”的战局，美国决策层终于认识到，他们不得不用原子弹作为一种威慑，以遏制北朝鲜将美军赶出朝鲜，遏制中国可能的参战和进攻台湾。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军队参战，他将如何切断中国军队的补给通道，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有使用原子弹”，才能将中国军队困在北朝鲜！

7月30日，杜鲁门听从了国防部长约翰逊的建议，下令派遣10架装有非核部件的B-29轰炸机部署到关岛，置于军方监控之下。这是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预先储备核潜力。实际上，他这一步棋是下给中国看的，目的是要警告中国，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将使“可怕的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国务卿艾奇逊还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便将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变得几乎尽人皆知。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被核讹诈吓倒。这些B-29轰炸机也没有参加对朝鲜的轰炸，而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迫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而返回到了美国。在返航途中，一架可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在旧金山附近坠毁。美国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杜鲁门的核恐吓，吓坏了盟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美军和南朝鲜军遭到沉重打击，从鸭绿江边一直撤至清川江以南，并继续向三八线撤退。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叫嚣被彻底击碎。

美国当局因意外而惊慌。11月20日，美国参联会正式建议，应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陆军作战计划处认为，“从军事的角度看，目前局势比7月份更有利于使用原子弹”，建议“一旦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对其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守住防线或尽早向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一贯反对使用原子弹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也要求部下研究确定，“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使用原子弹，可打击的最合适的目标，需要制订何种政策和做何种准备，以确保我们在时机合适时能够使用原子弹。”

当五角大楼还在秘密讨论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曾警告麦克阿瑟要言论谨慎的杜鲁门，却在无意间泻露了“天机”，惊得全世界目瞪口呆。

11月30日，杜鲁门参加记者招待会：

记者：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记者：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记者：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还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杜鲁门还抛出了一句极为令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杜鲁门的这番话还是飞快地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瞬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朝鲜战场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

当天下午，在日内瓦的西方大使们极为震惊，发狂似地向美国使馆打电话询问详情。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的各大报纸纷纷谴责美国试图扩大战争，并对事先未与盟国协商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

反应最激烈的是英国，自从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英国就一直担心驻有美国B-29轰炸机部队的英国领土将成为未来苏联核攻击的目标。在伦敦，大约100名工党议员联名向首相艾德礼致信，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艾德礼不请自到，匆匆于1950年12月4日赴华盛顿同杜鲁门进行会晤。临行前，艾德礼还与访英的法国总理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应当阻止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在各方压力下，最后，杜鲁门被迫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舆论才大体上平静下来。不过，12月初，杜鲁门还是下令把分解的核弹部件空运至远东，储存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以防不测。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核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9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头飞往战区

1951年3月下旬，美国获悉，中国在鸭绿江一带重兵集结，准备发动一场春季攻势，并准备首次使用空军；斯大林则意味深长地命令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解决亚洲问题，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岛南部一带集结了大批潜艇和部队。杜鲁门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人和俄国人准备将美国逐出朝鲜，并“企图占领日本诸岛，以潜艇切断我们通往日本和朝鲜的补给线”。美国人一直认为，一旦苏联人卷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全球战争的开始。

4月11日，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然而，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架B-29轰炸机受命飞越太平洋，接着美军举行了公开的核战演习。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密布朝鲜三千里江山。

这次部署是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诉诸核武器的准备行动。因为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的9架B-29轰炸机真的携载了核弹头。4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杜鲁门再一次批准将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战区。华盛顿还给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一道指令，授权他针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局势最紧张的时刻，B-29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6月初，美军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

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核威胁的国家，威胁不起作用，即使真的使用核武器也难讨到什么便宜。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当局机关算尽，依然是一筹莫展。1951年6月末，B-29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核打击计划直到最后一刻才解除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此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胜利十分渺茫，和谈亦不见希望。这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抓住朝鲜问题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并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同意采取“强硬步骤”结束这场战争。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应该考虑（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为了结束战争而扩大它可能是必要的”，这成为美国新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主旨。

面对艾森豪威尔的赤裸裸的威胁，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修筑前线工事的运动，其中包括“前线战场的工事，反原子屏障??在山中央挖防空洞”。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在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联会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

1953年2月11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美国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介绍说，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地区2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结有大量的中朝军队和军用物资，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他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亲自参与选定了攻击目标，目的是为了迫使板门店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以减缓国内外的巨大压力。

然而，这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3月30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美国再次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

7月19日，双方谈判代表已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停战协议的签订指日可待。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7月23日的会议上却担心“停战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骗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违反停战协议，我们必须以核力量去对付他们”。在签订停战协议前夜，艾森豪威尔批准把全部核武器移交给军事部门监控，以进行海外部署。

但由于板门店谈判出现转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美国才最终放弃了核打击计划。

毛泽东不吃这一套，美国人有心无胆

尽管美国政府一次次计划核部署，但最终也未敢启动核按钮。美国人恐吓政策的最大失败还不仅仅是欧洲人的过激反应，而是他们的恐吓对象——中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30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杜鲁门的原子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谈“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原子弹只不过是美国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他还曾经对金日成就原子弹问题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恫吓，一种赤裸裸的核讹诈。”如果真的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准备！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攻击朝鲜境内的战术目标，例如对方的军队和物资集结地，但中朝军队都很少暴露在适合于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即使在露天，他们也很少集中兵力于一地。况且，发现和查明这种集结地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三八线附近为中朝部队最可能集结的地区，但使用原子弹会使美军也受到伤害和波及。

此外，朝鲜地形复杂，即使使用原子弹，其破坏作用也极为有限。一枚核弹在山谷里爆炸，对山那边敌方的军队可能触动不大。同时中朝方面的军事目标较分散，用原子弹对付小型分散的目标，实在是得不偿失。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上世纪6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7亿中国人所击败。”美国当局当年不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也感觉到了原子弹不可能使中国屈服。况且，当时中国的军用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袭击中国的基地和供应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贮备还不足以应付如下局面：既在欧洲遏制苏联，又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事实上，其核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一场全面战争，只能顾此失彼：要么用于威慑苏联保卫西欧，要么用于朝鲜战场。

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如果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其核攻击能力更是绰绰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把核武器投放到敌方目标的能力在技术上也受到了限制。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一架装有核武器的美国飞机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至少需要花三个月时间的轰炸，才能使莫斯科投降。到1953年，美国空军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建立了海外基地，又部署了经过改建的能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国更快、更成功地打击苏联的可能性增强了。但是，五角大楼尚未正式掌管任何完整的原子弹，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开始与外国谈判将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附近并没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虽然二战以后原子弹从未用于实战，但核武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战略逻辑。朝鲜战争拉开了超级大国之间核军备竞赛的序幕，到战争结束的1953年，美国的核武库中已经拥有1000枚核弹，1000架核轰炸机，苏联也有了150枚核弹，核轰炸机也急剧增加到1000架。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终于没有使用核武器。拥有核优势，而无法依靠它使对手俯首称臣，想使用核武器又不敢用，这种两难情结确实值得回味。而中国在饱受原子弹威胁之后，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没有核武器受人欺侮的滋味，这不是毛泽东所能忍受的，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摆在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

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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