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在北京淘到的书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赵凤山

一

记不清什么时候萌发的“淘书”意念。1948年底，家从东四本司胡同，搬到朝阳门（即“齐化门”）外的神路街。那时父亲有老乡住在神路街，他们一起在琉璃牌楼下面，做些小生意。父亲有空时，带我步行进朝阳门。朝阳门内，路北有摆地摊卖旧书的，差不多向西延续几十米，离南小街路口不远。大多是斯大林的单行本，那时译作“史达林”。也有旧小说但是不多。父亲买过一本《侠骨柔情》，我后来看过。

1954年秋，我升入六年级，也是从这年开始，我喜欢读长篇小说了。那时读的是袁静、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还有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这三部书都是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性比较强，有时在课堂上用课本遮挡着偷看入迷，书被老师没收不是一两次。当时还第一次读了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

真正自主买书也是在这一年。1954年9月，坐落在西直门外的苏联展览馆竣工（1958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更名为北京展览馆）。展览馆竣工后，即在10月2日至12月26日举办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我们小学组织六年级学生前去参观，我在参观中自己做主买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的4本书：戴文赛的《天文知识》、张荫朗的《机器是怎样制成的》、周继佶的《工业与国防》、程明陞的《工业的动力——电》。

如今活到80多岁，回眸人生才发现，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演绎着我的人生剧本。1954年买的四本书，有几个关键字词“天文”、“国防工业”、“机器”等，竟然和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读过戴文赛的《天文知识》，懵懂少年竟然有了梦想——想当个天文学家，一生探索浩渺的星空宇宙。时代的风雨中，梦想破灭了，我弃学入职的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代号七七四）属于国防工业，环境、待遇都是不错的。入职后的第一个月，就给师傅打下手，装配661冲床，亲自体验到“机器是怎样制成的”，然后又与机器结下了多年的缘分。

曾经读者在东安市场内的书店里看书。

二

我真正开始淘书，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偶尔还能淘到民国版的书，价格也比较低廉。常去老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中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中国书店崇内门市部、中国书店隆福寺东口门市部，以及老西单商场旧书店等地。兜里没几个“银子”，只能淘一些便宜的书。有人淘书是为收藏，有人淘书是为增值，有人淘书是为装门面，我淘书是给自己看、压箱底。

淘书不易，有点像沙里淘金，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翻来倒去。淘书的乐趣在过程，有心仪的书太贵，买不起也能望梅止渴，随手翻翻也过手瘾，当然还是最希望有所收获。淘到老舍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时，就是这种兴奋感觉。

这部小说是1934年，老舍在山东济南执教时写的，1934年9月至1935年10月，在《论语》半月刊49期至74期连载，1936年3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1948年3月，作为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第十二种，《牛天赐传》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每册定价国币20元，我在东安市场旧书店，花了0.3元淘到手的，就是晨光版初版。

《牛天赐传》讲述了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被遗弃路边，被本无后嗣的牛家收养，取名“天赐”。牛天赐的养父牛老者，是个有着若干店铺和房产的商人，牛老者一心想把牛天赐培养成一个精明的商人，承继自己的家业；养母牛老太太，则是出身官宦之家的妇人，一心想把牛天赐培养成为一个“官样”的儿子，以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却事与愿违，牛天赐的成长道路与牛老太太的期待截然相反。“拐子腿”和“私孩子”两个标签让牛天赐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感受到周遭世界对他的歧视和冷落。“想象”成了牛天赐抵抗的唯一工具。“想象”让牛天赐在自己的世界里得以喘息，却也阴错阳差地，让他背负了对于自己养父母死去的愧疚。于是，一个既不“官样”，也不“体面”的“民国文艺小青年”，就这样在时光的步履中蹒跚成长起来。在《牛天赐传》中，老舍先生把“京式幽默”真正的香味烧了出来。在幽默之余，还将他对孩子的喜爱、同情以及对成长的思考都融入到这部小说之中。

大约在2006年左右，中国作协组织会员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当天由馆长舒乙接待，在舒乙接待空闲时，我与他交谈几句，告诉他我手里存有老舍先生晨光版《牛天赐传》，他说：“这书你好好存着吧。”后来参观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老舍故居，我特别注意老舍先生故居里，众多的老舍著作中，没有看到《牛天赐传》的身影。工作人员得知我有此书后，立刻询问我能否转让，记起舒乙的话，我摇了摇头。

《牛天赐传》不是老舍先生最知名的作品，没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那样耀眼，但它那浓浓的京味幽默，的确是别具一格，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部被忽视的老舍佳作。2019年，方旭等人把《牛天赐传》搬上话剧舞台。5天的演出票，全部售罄。

三

巴金散文集《点滴》，也是在老东安市场旧书店淘到的，原价0.35元，我淘到手花了0.1元。《点滴》是巴金1924年客居日本时写的，然后寄回上海开明书店，1925年4月初版，1949年2月第11版，书里收录22篇散文。《点滴》也是一本稀缺书，巴金则是我十分敬重的作家。

巴金的小说，我年轻时，全读过，而且不止一两遍。他反封建、呼唤人性的呐喊，到现在犹在耳畔。巴金散文的价值，不输于小说价值，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点滴》也不例外。老舍和巴金两位大师的珍稀旧作，我拿来压箱底，是不是太奢侈了？

我很怀念老东安市场，它是1903年开业的，也是北京建立最早的一座综合市场，因临近皇城东安门而得名，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1966年更名为北京东风市场。我淘的书大多来自这里。1993年至1998年翻建，新东安市场开业后，我基本上就不去了。虽然房子建得又大又好，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为了淘书，我还跑到离家较远的西单。果然不虚此行，在老西单商场旧书店，淘到了一本胡怀琛编《中国八大诗人》。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初版，1927年7月三版，定价每册大洋三角，我用0.2角购到手。这本书有个特点，言简意赅，评论公允中肯。同意别人已有评论处，不再复述；不同意别人评论之处，说出不同意的原因，直言不讳风格，值得赞赏。《中国八大诗人》初版，也快100岁了。

中学生杂志社编青年文艺集《挣扎》，是在中国书店崇内门市部淘到的，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2月初版，1948年6月再版，定价每册国币一元，淘到手时花了0.1元。《挣扎》是一本文学青年的作品结集，有小说、诗歌、散文等。1948年1月20日，叶圣陶先生写的序。叶圣陶先生一生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序中对青年学子和文艺青年的热爱与关怀跃然纸上。

我淘的书中，最辛苦的是淘到《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斯大林全集》原计划出版16卷，于1946年开始出版，到1951年出至第13卷，以后各卷未能出版。中文版《斯大林全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根据1946年俄文版翻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至1956年4月间出版。那时候，可能印刷量太大，各处的旧书店，都有散落的《斯大林全集》单本书，我一本一本地拼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凑齐了一套13本的《斯大林全集》。

上世纪三十年代，位于隆福寺的保萃斋藏书处门脸儿。

四

20多年间，几经搬家，费心血淘的书，一直不离身边，保存至今。

淘书不易毁书易。1966年8月，在红卫兵“破四旧”声浪中，听说谁家有“四旧”，可能会上门抄家。旧书属于旧文化，肯定在“扫四旧”之列。看着家徒四壁的陋室，几本旧书无处藏身，静静地躲在旮旯一角，显得十分扎眼。我和母亲犹如惊弓之鸟，趁着晚上没人串门，母亲让我把父亲的线装版《三国演义》《荡寇志》及《侠骨柔情》几本旧书撕碎，偷偷倒在路灯底下的垃圾堆里。

毁掉的旧书都看过，体验过它们的温度，结束它们的生命，虽然实属无奈，还是有感情的。1981年，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发行了《荡寇志》，1982年，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花3.1元买了一套《荡寇志》（上、下册），算是对毁掉旧版《荡寇志》的心理慰藉吧。

去年12月，趁着精力还行，我开始为存书减负，先行淘汰了几百本。《斯大林全集》，几经斟酌，还是割舍了。出于念旧，留下了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这本书是1970年4月6日，在东风市场淘的，算是对老东安市场更名的见证吧。

《柏生新闻作品选》，为我的淘书生涯画上了句号。2011年后，我已年过七旬，住在京西五环外，不可能进城淘书了。那次去演乐胡同看发小，路过中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心里痒痒，眼手也痒痒，便进了书店，在一堆旧书中，一眼瞟见《柏生新闻作品选》，就想买下来。陈柏生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备受尊敬的新闻界前辈，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赴晋察冀解放区。她是采访开国大典的人民日报记者之一，发表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第四版上的《开国大典》，被誉为“震撼世界的声音”。

待翻阅书后，更是一阵惊喜。彭真为封面题字，华罗庚写的序，扉页是周总理给她的题词。这本沉甸甸的书，50万字是毕生心血的结晶，很值得学习收藏。

从小就喜欢书，也读了一辈子书。母亲曾说我：“书是你的命！”

2000年5月，我提前退休，在深圳工作期间，每天与母亲通电话，在有限的时间里，母亲总会告诉我，孙子从书柜拿走了什么书，孙女从书柜拿走了什么书，好像母亲的使命，就是替我看好几柜子书。因为母亲知道，我的书不是摆样子的，是要看、要用的。有时连我也不知道，哪本书什么时候要用，到时候“不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是“书到用时不见了！”

人到晚年，各有各的活法，不可能整齐划一，谁也不能规定，我该怎么活下去。

我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有价值。就要坚持适度运动，还要坚持以书为伴，继续学习成长！

书不会欺负人，你爱它，它就爱你！

什么都可以忘记，“开卷有益”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