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讨彩礼闹上法庭的年轻人

“女方，领证两年，我和他一直异地生活，现在要离婚。当初的12.8万彩礼，我父母不想退。一开始爸妈说退6万，后面又说不退。我能不能起诉我父母？”社交平台上，一名女性在留言区咨询夏思琴。

夏思琴是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处理过不少彩礼诉讼纠纷。与这位咨询者类似的遭遇，夏思琴在法庭上也遇到过，“有些女生态度是比较主动的，愿意把彩礼返还给男方，反而是她们父母不愿意”。

“我接触的案子中，绝大多数家庭，彩礼是掌握在女方父母手里的。大部分女方家里有弟弟，父母很在意这笔彩礼”，夏思琴经手的一个彩礼纠纷案，在法庭调解阶段，女生当场跟父母打电话，跟他们商量在某个时间点内，将彩礼转账到自己账户，以备返还之需，“女生要确认拿到这笔钱的日期，双方才好继续调解下去”。

夏思琴经手的彩礼纠纷诉讼，委托人一般都是男方。他们打算讨回的彩礼，额度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大部分男女在相亲阶段就谈妥了彩礼数额，18.8万是夏思琴听到最多的数字，她接触的案子中，最高彩礼额度是40万。

额度较高的彩礼，“大部分男方家庭是东拼西凑来的，像40万彩礼，当中有10万是男方借来的”。

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发布，自2024年2月1日起实行。

《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如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后“闪离”等情形的彩礼纠纷处理，进行了规范。

《规定》的亮点之一，是将男女方的父母纳入诉讼主体。如果彩礼掌握在女方父母手中，给付彩礼的一方就可以将彩礼的实际使用人——女方父母作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返还。

“他们对婚姻，没有太多的感情诉求”

夏思琴接触到的彩礼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一些，男女双方基本上都来自农村家庭，通过相亲认识。

“因彩礼闹崩，或者因其他原因双方感情破裂，男方回过头来讨要彩礼的案子，各自占了一半。”

夏思琴的委托人中，有些跟女方还未结婚，有些跟女方经历了短暂的婚姻。这些感情关系的共同特点，就是从相识到结婚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都是相过亲之后，一年内完成订婚、过彩礼、结婚整个流程，有些甚至已经怀孕了”。那个付了40万彩礼的当事人，和女方认识3个月便结婚了。

根据夏思琴接触的情况，男女双方在认识之前，男方一般都在深圳打工，女方大多在老家生活，两人通过相亲确定关系。婚前，双方大部分时间处于异地状态，相处机会很少，感情基础很不牢固。

因结婚，或者因女方怀孕，两人搬到一起生活，简单相处后，就发现矛盾越来越多，最终闹到感情破裂。

夏思琴在与委托人沟通时发现，这些男性对婚姻的诉求很“简单”——“结婚生子，完成对父母的交代”，他们接受了父母的意志——选择一个老家的结婚对象，最好女方父母健在，将来能帮他们带孩子。“

感觉他们对伴侣，没有太多的感情诉求”。

“很多人在选定对象前，已经相亲很多次了，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相亲过程中已经很麻木了，最后选择的对象，可能就是他相过的人当中，各方面最满意的，或者长得最好看的，总之，是让他们最愿意掏彩礼的”。

夏思琴还接触过一类彩礼纠纷，女方收了男方的彩礼，两人还未领证结婚，感情破裂了，但此时女方已经怀孕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夏思琴接待的此类当事人中，年纪最小的女孩是00后。

“接待怀孕的女孩，还有她们的父母时，有时候他们的态度让我很意外，女孩讲自己的经历，我怀孕了，我流产了，就好像在描述别人的事情。父母在一旁听着，脸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触动，就说我孩子都为你（男方）堕胎了，你还要（彩礼）钱。”

“我觉得太草率了，有一种把生育能力，当成可交换资源的感觉”。

“怀孕了，彩礼是不是不用退”等类似的问题，夏思琴遇到过几次，“这在法律上很难主张，你是成年人，你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不是说怀孕就可以免责，不用还彩礼了。我们只能主张，由此产生的妊娠终止的费用，营养费用，可以从彩礼当中扣除”。

“感觉他们的亲密关系教育，性教育，是非常匮乏的”，夏思琴说。

白领的一种婚恋观：“用钱来证明爱”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刘亚娟律师团队的韦莉芳律师，也接触过不少涉及到彩礼的纠纷。不过，因业务方向的差异，韦莉芳观察到的彩礼纠纷群像，与夏思琴又不一样。

“我们团队接手的彩礼纠纷诉讼，额度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都有，这里面多数包含了房子。

我们团队几年前接过一个千万彩礼的案子，男方直接把钱转账到女方账户里。千万级别的彩礼，应该算是比较少见的案例。”

韦莉芳所在团队接触的案子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双方离婚或者分手涉及到析产时，彩礼作为一个附属问题出现，双方的核心问题还是围绕在房产上。

“婚前，男方要买房，或者男方已经买了房的，女方要求加名，这个是主要矛盾和症结。

因为现在房价摆在那里，虽然不是彩礼，但也相当于结婚的一个条件，这个价码其实比彩礼更高一些”。

“像彩礼，如果只是几万块的话，在诉讼里面也就是提一提”。

在韦莉芳的观察中，她接触的此类纠纷当事人，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不管是彩礼，还是婚前大额财产分配产生的纠纷，我感觉女方来自父母和传统环境的约束不大，主要是女方自己的意愿，希望男方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

韦莉芳判断，这部分女性当事人，自身经济能力也不错，会更实际地考虑在深圳定居的问题，少部分不排除受身边亲友的影响。一位男性委托人在陈述案件情况时，提到女方曾跟他说过““我姐妹、我闺蜜结婚时，她对象怎么怎么样”，“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她身边的朋友，男方在婚前，给女方一定的彩礼或者金钱支持，是很正常的现象，有点你给我多少钱证明你的爱的意思”。

在韦莉芳接触的委托人中，婚前涉及到高额支出的纠纷，男方的经济实力都很出众。“来找我们的时候，多数会抱怨女方图他钱，这是放在桌面上的分手理由”，韦莉芳所在团队遇到过一个涉及数百万彩礼的离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