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的地位有多高你们知道吗？今天为你们讲解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西藏属于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无可置疑的炎黄一脉，藏族人民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西藏因为高海拔的地理特征，气候严寒、氧气稀薄，生存环境恶劣，这里又被称为全球除北极、南极以外的第三极。

藏族人民世世代代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艰苦的生活成为了催生宗教信仰的土壤，藏传佛教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宗教体系，并在西藏维持了很多年政教合一的体制。

藏传佛教中，为了解决教派和寺庙首领的传承，创造了一种独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活佛转世制度，活佛是教派的最高首领，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基本都尊重了西藏特有的宗教传统和民风习俗，往往都承认活佛转世制度，在清朝更是奠定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严密的历史定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社会的稳定，新中国政府承认了活佛在西藏社会的地位，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也促进了藏传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西藏各教派活佛一般都是各寺院上层中的主要成员，除了是一派宗教领袖和教权掌控者以外，有的还是西藏社会的农奴主，对西藏地方政治起着重要作用，是西藏不折不扣的统治阶级。

为解决教派和寺院首领的传承继嗣问题，藏传佛教僧侣集团在适应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基础上，根据西藏古老的灵魂观念和藏传佛教特有的化身理论，创建了活佛转世制度，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传承制度。

藏语称活佛为“朱古”，意为化身，蒙古语中又称为“呼毕勒罕”，汉语中从元代开始将此语翻译为“活佛”。

在佛教教义的化身理论中，佛有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三种类型，其中的应身佛又被称为化身佛。

藏传佛教中的“活佛”指的就是应身佛，应身佛就是佛或菩萨以化身方式转世人间，弘扬教法，指明教理，渡众生，这是活佛转世的理论根源。

西藏的活佛转世最早开始在元朝，13世纪，元朝在西藏地区实施行政管辖，扶持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委任萨迦派首领为帝师，建立了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

当时在西藏教派中，除了萨迦派，还有一个同样影响很大、实力雄厚的噶玛噶举派，萨迦派的当权让噶玛噶举派感到了严重的威胁。

噶举派的教义规定不能娶妻生子，这让教派领袖不能将教权交给自己的嫡亲后代传承，而师徒传承则容易造成自立门户、力量分散，为了不在和萨迦派的竞争中落后，当时噶举派的领袖噶玛拔希决定设计一个确保每一代教派领袖都有足够号召力的教权传承制度。

噶玛拔希最终在圆寂前决定采用化身转世的方式，来解决本教派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

这一举措，首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先河。

在首次化身转世的传承中，噶玛拔希让迥多吉作为自己的转世继承了噶玛噶举派的教权，这一制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确保了教派的稳定传承，也让教派不会因为领袖的传承而造成分裂。

在噶举派成功进行化身转世后，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们争相效仿 ,一时活佛转世蔚然成风，在西藏的各个藏传佛教教派中，如宁玛派、格鲁派等大大小小的教派，都在自己的寺庙内部形成了转世活佛系统，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西藏的转世活佛可谓是不胜枚举。

经过元、明、清直至近代的演变，在西藏的众多活佛传承中，最终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活佛转世系统。

西藏最早被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始于元朝，之后的明清两代，都很注重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

明朝针对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以及西藏地方实际情况，一直采取“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思路，对当时西藏众多的僧俗地方政治势力采取封赐的办法，一方面对他们封授各种名号，另一方面对来京上贡者赏以大量财物。

这种办法既承认西藏地方各个政治势力的统治地位，也维持了西藏地方各个政治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服从关系，从而有效延续了西藏社会的长期稳定。

明朝在封授西藏地方上层时 ,对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通常封以“王”的封号，对包括大活佛在内的各教派领袖人物则封以“法王”名号。

如著名的“三大法王”，就是明朝给当时西藏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领袖的封号。

到明代，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受封为大宝法王，噶举派的势力达到顶峰。

在明朝后期至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格鲁派的势力开始不断扩张，逐渐成为西藏各教派中的执牛耳者，后世西藏最为著名的两大活佛系统：达赖和班禅，均来自格鲁派。

格鲁派在1409年由宗喀巴创立，1474年宗喀巴的弟子扎什伦布寺法台根敦朱巴圆寂，寺院采用转世办法认定根敦嘉措为其转世灵童，这是格鲁派首次用转世办法选任教派上层人物。

而“达赖”的称呼由来，是源于1578年。

当时，蒙古族的顺义王俺答汗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的仰华寺，并赏赐了称号——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达赖一词来自蒙语，意为“大海”，喇嘛则是藏语，意为“上师”。

万历十五年明朝又封锁南嘉措为“朵儿只唱达赖喇嘛”，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的地位，锁南嘉措本人为第三世，前两世为一、二世达赖喇嘛。

到了明朝末年，蒙古固始汗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率军进藏，帮助达赖五世，也就是宗喀巴第五辈大弟子阿旺罗桑嘉措以及格鲁派首领罗桑吉坚赞建立了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政权，格鲁派成为了西藏的统治者。

蒙古固始汗在帮助格鲁派确立了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后，又推举格鲁派首领罗桑吉坚赞为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吉坚赞即班禅四世（前三世为追认）。

班禅四世死后，达赖五世为之选定“转世灵童”，建立了班禅转世系统，自此格鲁派初步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但此时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明显不及达赖。

在明清鼎革之际，眼看明朝已经岌岌可危，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商议派人同入关前的清政府建立了联系。

1644年，清朝入关后实行了扶持格鲁派的政策，支持其执掌西藏地方政权，1653年，顺治皇帝封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予金册金印。

“瓦赤喇怛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阿旺罗桑嘉措即达赖五世。

从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系统在西藏的政教统治地位。

此后的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必经中央册封，成为定制。

1713年，由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册金印。

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也成为了定制。

清朝册封五世班禅，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削弱达赖实力，实施“分而治之”，这也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并列的名号及其地位。

活佛转世制度在藏传佛教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制度尚未完善的前期，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寻访转世灵童，一直被教派中的上层僧侣和宗教贵族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

这样一来，教派中的上层人士，实际上可以在寻访转世灵童时选择自己内定的对象，导致转世活佛基本都出自宗教贵族家族中，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有效掌控。

清朝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弊端，到了清朝中期，乾隆皇帝决定整顿活佛转世方式，加强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及其转世事务的管理措施，将格鲁派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为此，乾隆皇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活佛转世管理的历史定制。

每次挑选转世灵童时，都由驻藏大臣将数名“灵童”的姓名、生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上，转入金瓶内，然后诵经七天，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格鲁派上层贵族的操作空间。

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管理藏传佛教活佛及其转世事务的历史定制，制订了有关行政法规，使活佛转世制度按历史惯例延续下来。

班禅是清政府为了削弱达赖势力而正式册封的，从清朝开始，班禅一直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密，在多个历史关键时期，有力维护了西藏的安定和统一，中央政府也一直对班禅信赖有加。

达赖和班禅作为藏传佛教的两大领袖，虽然宗教地位平等，但由于达赖的辖区较大，属民众多，这无形中提高了达赖的地位，影响了班禅系统的发展。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为了加强班禅的统治势力，将后藏全部和阿里地区划归五世班禅管辖，虽然五世班禅最终只领受拉孜、昂仁、彭措林等三个宗，但这三个地区原本也是由达赖管辖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达赖的势力。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一日，十世达赖圆寂。

按照惯例，达赖自圆寂到亲政期间，由摄政暂摄西藏事务。

于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皇帝降旨，由七世班禅代理摄政，掌办商上事务。

七世班禅虽以年迈为由推辞，最后不得不勉强接手，在摄政一年后辞去职务。

由此可见，班禅在西藏有着不逊于达赖的地位和影响力。

民国初年，在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在西藏大搞“新政”，旨在削弱中央政府的影响，实现西藏独立。

作为班禅系统，则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

在清代，历辈班禅忠实地执行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每当西藏地方发生矛盾和纠纷，秉承中央政府的旨意，进行化解工作，有效维护了西藏地方的稳定；每当中央政府在治藏问题上遇到困难，历辈班禅总是挺身而出，积极维护中央权威，为政府分忧解愁。

因此，在民国初年，九世班禅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渗透，反对西藏独立，积极配合驻藏川军，“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有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1923年，由于受达赖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排挤，为了自身的安全，九世班禅出走内地，班禅的西藏的统治地区也被达赖势力所侵吞。

在流亡内地的10余年间，九世班禅一直拥护中央政府，反对西藏独立，维护西藏的主权地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积极宣传民众团结一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直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上世纪40年代，九世班禅去世后，十世班禅继位，继续反对西藏独立，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在新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返回西藏，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

直至今天，十一世班禅依然为维护袓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

《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星全成等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