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小说的“故事”在哪里?详述《抚摸》是如何打破传统故事规范
发布时间:2023-08-22 18:38:46 作者:芸芸众声 浏览量:869
在我从前走马观花般的阅读印象中,山西作家吕新总是和赵树理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联系在一起。在我尘封已久的阅读记忆中,吕新绝对与新潮小说无关。然而,当他的中篇小说《手稿时代:对一个圆形遗址的叙述》《发现》和《南方遗事》等呈现在我眼前时,其先锋性的文本形态、语言意识和话语方式彻底颠覆了我的阅读经验。我惭愧于自己对吕新的盲视和误读,我深信把吕新摒弃在新潮小说之外而武断地置他于传统小说的河流之中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吕新注定是一个与传统无缘的典型的新潮作家!面对吕新,我们的评论显然难以逃避那迎面而来的尴尬与困窘。我想,吕新之于新潮小说和新潮小说之于吕新其意义是相同的。没有吕新,新潮小说就会减少一份光芒,而离开新潮小说,吕新的价值也无从呈现。吕新实在是主动而宿命般地登上了新潮之船并义无反顾地分享着新潮的孤独和磨难。当我读到《花城》1993年第1期上他的长篇新作《抚摸》时,我对吕新的感受和认识又加深了一层。这部小说的诞生无疑给复苏中的新潮小说又灌注进了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它独特的叙事和文本价值无疑会在新潮小说史乃至当代小说史上刻上重重的一笔,它不可能被遗忘。然而,我又发现哪怕以最现代性的审美眼光和解读模式都难以对这部新潮小说文本的语言表象、主题意旨、文体类型等进行有效的阐释和言说。本章也只是一种尝试,我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必然会越来越激发起我们的阅读冲动和话语欲望,也许到那时,真正的解读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一
进入每位作家的小说世界,我们总是无法跨过故事的门槛,对故事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正决定了我们对于小说的兴趣。我们对小说任何层面的认同与感悟都根本上难以超脱故事的羁绊。但我们无法以对传统小说故事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去面对新潮小说家提供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故事的意味已经与传统小说规范背道而驰了。他们对“故事”的有意识的淡化、异化和篡改,使读者对他们的小说和故事的接近变得艰难起来。对于这种陌生化的故事内涵和故事操作与呈现方式,我们只有在把无法避免的经验抛弃之后,才有进入的希望。对于吕新的小说,对于《抚摸》亦是如此。
《抚摸》和他此前所有小说一样,其艺术聚焦点仍然没有离开那块他生长其中的晋北山区。事实上这片土地苍凉的风景、铅色的人生和古老的历史被作者以斑驳而新奇的叙述巧妙地编织成了一个幽深、绮丽又有点神神秘秘的虚幻世界,并作为一种背景画面凸现在小说的故事时空里。不过,不同于以往的小说,《抚摸》在故事背景中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战争和动乱。这里战争和动乱也感觉化、模糊化了,在摒弃了具体的历史真实性之后,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象征色彩,它们以一种笼罩性的氛围和存在构成了故事和小说的主体背景。它们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境界横卧在人类走向永恒的路途上,人无法回避它,正如无法回避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大风”和“伤寒”一样,也许只有通过了这种生存炼狱的考验,人类的救赎与超越才有可能实现。
其实,《抚摸》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故事,小说正是由许多故事的群落组构而成的。这些故事具有衍生性、组合性和各自的独立性,一般来说在故事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和逻辑关联,它们只是原生态地通过叙述人的冷静语调呈现在小说中。吕新试图把家族的历史以及主人公们的遭遇、数十年的战乱、民间传说和神话、晋北风情和叙述方式上的实验融为一个艺术整体,因而小说中故事形态也具有了繁复变幻之美。这里有不同家族的故事(“我”家和广春家),也有发生在不同地域(南宋和黄村流域)的故事;有不同年代(童年时代、青年时代)里的故事,也有不同辈分的人(“我”和父亲)的故事;有军队里的故事(小六子和军官哗变),也有村庄里的故事(铜匠暴动);有普通平民(健生和琳)的故事,也有珠宝商、尼姑、道士、和尚(崔燕林、妙香、宝公、丁野鹤)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都是“我”回忆和转述的,因而故事群落又俨然分成了“我”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两个部分,小说的展开的过程也就是“我”寻找和发现故事的过程。正如小说中所说的:“至于故事本身,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探索了好多个年头。”“我在别人的故事外面坐了二三年,我伸出沾满陶泥和血迹的手抚摸那个时期的土漆的陈设,流泻在那些年代里的阳光使人感到炙手可热,目光肿胀。我看到一些离我很近的脸孔远在某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里背水而立。”这样,《抚摸》中的故事就通过“我”心灵的转换而以一种场景和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削弱了许多动作性的情节而具有体验化和心理化的特点。
就思想内涵来讲,这些松散的故事却由对生命永恒的关注这一共同的主题贯穿起来了,它们共同构筑了一幅“世界之夜”降临后的末日图景,以及在这个末日景象中挣扎的群体生存状态和苦难体验。其一,小说展示了众多生命奔赴死亡之门的悲凉景象。可以说每一个故事单元中的主人公都难免一死。“仁慈的义父以身殉职,他在返回家园的途中,踩响了别人埋设在尼姑庵前的地雷。”“舅舅在地毯商和铜匠们共同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中突然下落不明。”“在已逝年代里的这个清冷而阴湿的早晨,侍卫团先遣队无一人生还,使命与信念正是这样夺走了他们的生命。”“悲伤的声音消逝后,无数具横陈竖卧的尸体构成了初秋的田野里第一种首要的风景。”“背景的内容是几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一具同伴的尸体在沉落的夕阳中慢慢地向一条空寂无人的江边走去。”“先前的那支旧军里发生了一次血腥的哗变,那位退伍军官已经面色红润地死去了,他的尸体与其他许多人的尸体都遍布在一座蛇形的山脚下。”……这样,小说中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生命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如父亲所说“历史是男人为女人收尸”的一种过程,它正是以对生命送葬的形式完成了自身。于是我们看到小六子、广春、工匠、蒋尚武、税务官、大丰、长生老爹、表叔、何碧云、宝公和尚、崔燕林、智远,甚至连一向活得有滋有味的流氓柳亭都最终逃不过死亡的劫数。作者正是从死亡这个窗口去观照生命、去观照历史、去理解人的存在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也成了小说的一个结构因素串联和整合了众多故事形态。其二,在小说的故事中到处充溢着人性的恶臭。在小说风景中我们可以看到苍凉的荒原上人与驴子交媾的丑恶一幕,也可以看到燃烧的欲火和妒火怎样驱使女儿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我们甚至还会看到善果寺的和尚怎样谋财害命和士兵们怎样在“守财奴的尸体旁相互凶狠而残忍地厮打起来,像一群争食腐肉的秃鹫”。而士兵们在一瞬之间毁灭一座青砖古塔后,“他们发现里面原来什么东西也没有,空空荡荡的窟窿和格层里积满了面粉般的灰尘。一座塔原来就是无数的砖石堆砌起来的一个空洞的东西,一件事实上等于零的事物,它的千古流传的宏伟神圣的形式像一个庄严而谨慎的玩笑,曾经在不知不觉中诱捕了那么多的人,它的一触即逝的核心使得挖掘者都一无所获而声名狼藉”,但贪欲的行为却导致这些惨无人性的士兵对一个无辜工匠的残杀。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战争是怎样异化了人、剥夺了人性,对生命的摧残与伤害可以说正是战争的本质,它是人类存在荒诞性的一个重要根源。其三,“心狱”煎熬中的生命和荒诞绝望的生存。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主人公“我”的绝望心理自传,一个在一本书上躺了40年的风瘫病人的心灵呓语。从童年时光到“白发苍苍”的岁月,“我”在时间之河中变成了一个“废人”,一种痛苦的存在。广春对林少女的思念及对无意伤害他们生命的原罪忏悔也都事实上构成了广春生存心理的主体。而母亲对父亲的刻骨仇恨,“我要把陈家祖上剩下的土地全部卖光,一分一厘地不剩,我想让陈雪泥死无葬身之地”,可以说也正是母亲一生的情感锁结所在。父亲亲睹自己的爱人云漪被人谋杀的惨痛记忆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负担窒息着他的生命?至于宝公和尚和那个隐匿多年的叛徒其生命也都生存在一次血腥屠杀的阴影中,其心灵的绝望焦虑和恐惧情绪是永远无法摆脱的。
这样,在小说描绘的一幅幅末日图景里主人公们都成了“空心人”和“手持声音和言辞的聋哑人”,被置身在一种无意义的荒诞存在中。每一个都是一个生存孤岛无法沟通无法对话。广春承认自己“耳朵完了”,“我”也曾被一个陌生人虚构在故事里被叫着七郎,而“父亲”更是被人当作“汪伦”被强迫作为别人的丈夫……正如义父周永稚向“我”解释《孔子见老子图》时所说:“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话有说够的时候,再在一起就毫无任何意义了。他们哪里也不去,孔子回孔子的家,老子回老子的家,他们知道长期在一起是荒唐的,毫无意义的,永远在一起更是愚蠢的,不可能的。”这也构成了无意义和荒诞的存在版图和存在历史。“我们”寻找一匹也许并不存在的马,“我们的寻找就要变成真正的无期的苦役了,得永远找下去,只要不死,就得像现在这样一直找下去”,其结果是如捕鱼人收网,但“网里没有鱼”。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本身也只是一件偶然性的人类行为,在它面前“一串村落和一个城镇在不久的将来便会灰飞烟灭,永远地消失在地图以外的时间里,与之有关的血泪也会像流畅的溪水一样穿过隐蔽的树桩,在流动过程中慢慢地被土地吸干”,此外别无意义。广春就总结自己的情报生涯说:“一切的情报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纸,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秘密,事情的好坏完全听命于决策者的良心和意志。”那么,人类就注定了无所作为地面对那永劫难逃的沦落吗?沉入黑暗之中的人生还有没有拯救的希望呢?
二
然而,人类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永远都不会停止,从弥尔顿《失乐园》开始的那条人类寻找之路上从来就是熙熙攘攘、人影幢幢的。此在的黑暗仍然无法遮蔽彼岸的光芒,人们一刻也不愿惊破那奔向永恒和超越的美梦。文学由此也成了人类试图摆脱尘俗世界“物”的羁绊,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的一种心理向往和实践努力。作为一种永恒之学,它唤起的是对整个宇宙本真存在的永恒感悟。虽然,在《抚摸》的精神世界里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死亡情绪和末日恐惧,但小说深层却始终深切地关注着永恒和超越。“永恒”是小说世界中所有物象的共同意向维系。吕新显然因对永恒境界的近乎神秘的体悟而心迷神醉而魂牵梦萦。小说可以说正是作者精神漫游的产物,他的心理指向总是朝着久远的过去和遥远的空间倾斜、滑落,他漫游在整个人类历史乃至宇宙历史的极远处。漫游意味着超越,小说时空序列就在极远处的地平线上交相融合并彼此消解,从而构成了一个超越于日常观念时空之外的先验意念世界。
我们知道,在《抚摸》的生命存在中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诞已经沦为一种宿命般的黑暗,但在这令人战栗的黑暗景象中人们仍然没有放弃哪怕是无意义的对“意义”的寻找。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宗教态度。也许人只有在“极境”中才可能迸发出自己全部辉煌的生命本质,生存“乌托邦”思想的幻灭并不能消泯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虔诚、崇拜和彻悟。正如乌纳穆诺所说,有意义的生命永远只存在于“此在”的行动挣扎中,“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也许如此;然而,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毁灭吧,再说,如果等候在我们面前的是‘空无’,那么我们不应当在意它,否则它将成为不可改变的渊薮”。拿父亲来说,他对存在的拒绝可以说是决绝的,青年时代他绝弃了美貌的母亲,并且“他在新婚之夜的仓促紧张,甚至虚晃一枪的做法也使我自出生以来一直多灾多病,他的稀里哗啦的动作赋予了我一个耽于幻想、敏感多疑的心灵和一具无法向世界索求的弱不禁风的肉体”,而晚年回“家”之后他更是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这是一个异常卑鄙龌龊的世界,所有的都无耻到了极点,猪狗不如”,“我不愿意看见任何人,我太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我清楚他们是一种什么东西。我可以不吃不穿,但只求能保留这点权利,不要让我与任何人相遇……与人相遇,我感到害怕和难受”。但“这个被时间和典籍中的妖术折磨得头破血流的人对于石头、汤锅、火焰和丹鼎的狂热迷恋”,本质上则是对生命的一种“抚摸”和“崇拜”,他拒绝存在但并不拒绝生命,长生不老的生命幻想和得道升天的希望正如他最终的“乘风而去”都象征了人类超越此在向往终极彼岸的生存理想。
我发现,在《抚摸》的故事里其实横亘着一个关于寻找的神话,每个主人公都在寻找着什么,期待着什么。就是“故事”也是在“我”的寻找中呈现出来的。“我”一生都在寻找着父亲,广春多年来渴望的正是这样一个使他安心而温情的供他养修精神之伤的地方,宝公和尚终生生活在对叛徒的寻找中并企盼着由此而来的对罪孽的解脱。而陌生人则对“我”说:“他要寻找一种现象,这是他漂泊多年的唯一的一个目的,至于那种现象能否如期再现,他对此毫不介意。”“他老在回忆一个典故,不能完全肯定他要寻找的那种现象是否源于这个典故,但或多或少它与这个典故有关,我们其实至今都说不清山的颜色是什么,我想谁也不会阐释清这种现象,我们曾经居住过的那座山,就在天的附近。”这样,“寻找”就有了一种哲学和宗教的意味而成为一种文化“仪式”。也许“寻找”的结果最终永远也不会与“意义”发生关联,正如“我”对典故大师所说:“我是一个牧羊人,可是我始终无法接近山,无法接近贮存草的谷仓,以及所有长草的地方和一切河流。”但关键在于这个“寻找”的过程,过程比结果更有意义。
在寻找的前方天宇中一直有两道最美丽的彩虹,这就是家园的构想和童年的迷恋。现代人真是太需要一个抚慰自己伤口的精神家园了,我们在小说中能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们的那种“回家”的欲望。广春从军的日子里时刻忆念着自己的家园,并最终登上“辽阔雪景里猝然出现的一辆马车”,驶向了“梦中的家园”,他“感到旧年的青烟正由棋子的四周慢慢随风而去,善果寺深厚苍郁的钟声像道道纹理明晰的树轮一样在四周回荡,盘绕”,“流动在这个花园里的气息和视线中各种一尘未变的设施使广春产生了一种魂归故里的感觉。他不停地呼唤重复童年时的种种愿望和声音,但花园里平静得出奇,预料中的人语和声音都没有出现”。他就这样终于心满意足地死在他梦中的花园和梦中的椅子上。而小说的第三卷的主体也正是写了三个主人公“我”、父亲和崔燕林的回家:“我带领着我的手,几十年如一日地行走在流域两岸,寻找我所认识的那个冬天……我找到了我们从前曾经拥有过的那个花园。我带领我的伤残的身体,有如一个行动缓慢的长毛动物一样潜入某个门洞时,我望见四十年前的山冈一片碧绿,女人们手中的镰刀像天空里弯曲如钩的月牙和士兵们孤独而寂寞的眉毛。”“穿过风中的树叶,我的父亲陈雪泥手持一卷橘黄的丹经,突然出现在家乡的土地上。这个多年来一直流落、隐匿在时间之外的人,神情瞑漠地打量着故乡的一切。半个世纪以来的逃亡生涯使他的嗓音变得南腔北调,听起来陌生而滑稽。”珠宝商人崔燕林“在一个细雨迷蒙的傍晚时分弃舟登岸。……黄村岸边苔迹上潮冷的阴风将崔燕林的靛蓝长衫在顷刻之间吹成一团,这最初的情形使他连日漂泊奔波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沉郁的阴影”。尽管,当他们踏上现实的“家园”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理想家园”的崩塌,但比起居住在黄村流域岸边废船上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比起一生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漏网叛徒,比起黄村客店里那一对叫琳和健生的陌生过客,比起在异域他乡企盼立地成佛的宝公和尚来,他们终究是幸运的了。至于对童年的神往和迷恋更是小说中主人公尤其是“我”和广春的精神指向之一,它事实上也构成了《抚摸》的一个重要主题,吕新是一个活在童年世界里的作家。他的孤独、封闭的性格,保存了一颗纯洁无瑕的童心。《抚摸》的题记就是“昔日顽童今何在?”而“左手写字的人”给义父周永稚的信中也质问:“沉船启动了,岸上的顽童何在?”对童年的寻找其实正体现了人类一种生存理想,一种重返本身自我的渴望。如果说《抚摸》留给人的是一种灾难记忆的话,那么“我”和广春在童年时代只不过是灾难的旁观者,“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幻想。“我”可以幻想那飞奔的马车,也可以做振翅欲飞的梦,广春可以亲手制作他神往的简板,也可以天真地谈论尼姑的乳房,“我们”事实上是游离在现实的苦难之外而另有一片纯净的天空。但自从从军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参与苦难,并成了苦难的牺牲者,广春迷失在他那疯狂的逃亡路途上,而“我”最终也成为废人,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堆目前还尚能勉强呼吸的器官,一堆一文不值的下水,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我的影子在天空青色的背景下,看上去像一堆没有生命但永不腐烂的瓷器。像一个虚幻的设想,像一个传说,像一种被假设出来的并不成立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对童年的缅怀与伤悼正是主人公们拒绝现实存在的一种方式,一种特殊的自我观照手段,也是对生命的另一种“抚摸”。
而在我看来,《抚摸》寻找的终极目标无疑是对时间之门的穿越。正如小说中所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比较顺利地穿越时间,这路途不但坎坷而且遥遥无期。”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抚摸”意义的另一种理解,它不仅如我上文所指的是对生命和精神伤口的抚摸,它更是对历史、对时间的抚摸,对存在意义本身的抚摸,恐怕还没有哪部小说对时间的理解有《抚摸》深刻。小说中人物甚至有一种对时间的崇拜倾向,正如父亲所说:“只有时间才具有这种力量。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故作姿态,都会在时间中腐烂。”而出现在小说中的宝公和尚就像“一枚重见天日的玉佩或璎珞一样突然从那种修茂浩荡的野史中凸现而出,在墨迹斑驳的泥墙下眺望来去匆匆的时间,眺望无数的信念和使命在时间的形式中化为青烟或灰烬”。正因为时间本质上铸造着人生、历史和意义,它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又给人一种压迫,“时间是一种无法把握的颜色,遗忘了这颜色里的黑白部分就是迷乱的预兆”。因此,它也滋生了人们超时间向往永恒的强烈渴望。父亲深信“时间使我忘记了一切”,他把时间化作了“焦虑的烟云”,“紊乱的回忆和烦琐而冗长的计算中的困难使他丧失了找回寻谜一般的几十年动荡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自称“我已成仙,我已得道”而“乘风”消逝了。我相信,至少他是在心灵上超越了时间,超脱了自己。此外小说中反复出现尼姑、道士、和尚等人的朦胧身影,其旨意也正在传达一种超越的欲望,只不过他们由于自身的死亡而滞留在时间之门外,最终没能完成超越罢了。那么,在作者的意识中真正的超越之路和永恒之路在哪里呢?《抚摸》告诉我们这最佳的精神征服方式就是阅读和写作。“写作是一种毁灭性的日常行为”,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语言和文字的“气泡”,语言的写作和时间具有同样的改写、创造历史和故事的功能。小说中“我”、广春、周永稚等都是以日常的阅读和写作来编排、改写时间并超越自己的人生苦难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和阅读也正是一种“抚摸”,并从而有了一种哲学意义。
这样,由于《抚摸》总是从缤纷的意象、朦胧的人影中寻找历史的底蕴、人生的意义、哲学的真谛、时间的秘密,因而这部寓意深刻的小说总体上就成了一部关于历史、命运、人性的哲理长诗。
三
《抚摸》的最重要的成就在我看来还是在它独到的叙述和语言方式上。小说的叙述者当然是“我”,“我”的回忆和精神漫游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纷繁故事与人生。某种意义上,小说也可以说是“我”晚年精神抚摸的结果,“我”在“床上抚摸我从前亲手打造出来的这面光辉灿烂的铜镜,我在镜子里看到了我的脸,它是潮湿的,却又看不到任何的水分。一双耳朵像一种凭空附属在某种势力之外的裙带关系。多少日子以来,失去知觉的下肢使我像一种干枯的记忆一样无可奈何地日复一日地停留在床上,我成了床上的一个局部,与我为伴的是那些从前的被褥,与阳光的长期远离,使它们散发出深重的老味”,“对于黑胭脂与铜器的双重抚摸,使我找到了生命与物质的交汇之处,我摆弄铜器的时候,黑胭脂在一旁显得落落寡合,无所事事。我亲近黑胭脂的时候,铜器灿烂的光芒又使我常常不寒而栗,如履薄冰。”而且,“我”在这部小说中也不仅是单纯的“叙述者”,而是具有一种哲学和超验意味。“我”在这个玄幻的世界上如透明的幽灵般玄幻地无声游荡。“我”从不曾以自身的任何行为或语言来证实自我的存在,相反,“我”的存在仅仅是为“我”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提供证明:“我”绝不是个纯粹、完整的人,也即如小说中一位军官所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你形同灰尘,你只是一堆无处堆放的废铜烂铁。”但“我”至少是一双“眼睛”,一双巡视世界即眼前之存在的眼睛,“我”是存在世界的证明者,“我”使一切存在着的物象不断地在被发现中呈现,这就是《抚摸》变幻的故事和变幻的人生的来源。此外,除“我”之外,小说还伴有几个次叙述者。第一卷中的故事离不开广春的《战地笔记》,“我”是在对广春“叙述”的阅读中重温战地故事的,正如小说第一句所言:“有一天我在一只藏有印泥与笔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战前的合影,照片上移动的云彩遮去了一行翔实的日期,剩下的人奄奄一息。”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总括和故事总纲。小说第二卷中的义父周永稚“春天以来,开始致力于民间风光方面的描写。他描述了流域上下一百年间的人文风光和种种自然现象。……他的沉默多年的姿态显然是要努力忘掉一些什么。他想把已经发生过的已经遥远了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文字来化为乌有,只留下一种模糊而短暂的面目全非的印象在跟踪,他想建造一种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他觉得只有文字才具有这种非凡的可能性”。他显然用他的文字帮助“我”完成、丰富了故事,实现了小说的主题。这样许多“我”视线之外的人文景观也能顺理成章地在小说中出现,即如那个古典时期的女贵族丽思夫人的形象一样。小说第三卷中的宝公和尚也同样具有这种叙事功能,“大约距此两年以前,我在他的一卷《中秋赏月》里发现了一段关于对收割烟草的农妇所持有的砍刀和钩镰的生动描写,炙手可热的文字涉及了最初淬火的细节和霍霍磨砺的过程,蓝色的火星和砂石纷纷坠落”,而他的梦境更是直接提供了关于武工队和漏网叛徒的故事。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不同的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整合,《抚摸》中各种情况和氛围中的故事才能熔铸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和思想整体。
叙述之外,《抚摸》的结构方式也令人称道。由于小说没有贯穿性的中心情节,故事又是散装性的以感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小说就采用了意象联结方式,这不仅赋予了小说思想内涵上的象征性关联,而且也构成了众多故事形态物质层面上的想象性关系。“大风”和“炊烟”就是这部小说的两个统摄性意象,“大风”不仅象征着现实的灾难,而且也象征着历史狰狞的一面,“炊烟”则是日常宁静的家园生活的梦想。但“大风”总是把“炊烟”吹得无影无踪,“大风”吹走了粮食和工具,“使日常的炊事突然变得困难起来,失真起来”,“大风”也“吹跑了女眷们华丽的首饰和羊毛披风,披散的长发和飘舞的旗袍长裙使她们看上去形同一群长期生活在典籍和野史中的冤魂”。“门”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联结着沦落和超越,既是死亡之门、灾难之门,又是永恒之门、时间之门。“在门的数目不断增减的过程中,有关时光和往事的附属物如同描红的折扇一样招数百出却一触即逝。隐秘的岁月里袒露着往昔的痕迹,一种徐缓的含辛茹苦的语言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他们途经那道废弃的石拱门下时,发现浇花的老人早已不翼而飞了。灾难其实就是从那座苍老的石拱门的下面开始向外面逐渐延伸出来的。”“拱形的城门突然在我的面前关闭了。”“偏离城门后,牛车和马匹开始在岸边狂奔。”我们发现《抚摸》中的众多生命正是在门内外的进出中演化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此外,小说中还充满了诸如“马车、蜜罐、狗、圆形水塔、花园”等饱含叙事意味的意象,作者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梦境”使那些“隐身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的著名的温文尔雅的典故像是被施了妖术,一再地重现,图文并茂,古色斑斓”。但梦又是非理性的,“梦中的诗句长短不一,浓淡的失调,绝望而忧伤的情调使所要表达的有关线索和因果关系变得像一种失传多年的绝句和哑语”,也正因为此小说故事和意象的结构才显出了它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意象的成功的运用也带来了这部小说语言的特殊魅力,语言的“物性”消融在一片空虚无垠的像梦呓般飞飘无序的意象画卷之中。吕新的语言不仅高度纯净,哲学化了,语言的指向总是流于“永恒”的超验境域,语言为“永恒之水”所浸透,我们从每字每句中均可以体验到和感受到“永恒”的神韵弥漫。而且他的语言也极富造型功能、描绘功能、宣泄功能,既有纷纭变幻的色彩和画面又有铿锵作响的声音,可以说它最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我对他的语言是如此喜爱和神迷,以至于在本章中实在无法抗拒一次次引用他小说原文的欲望。小说这样描写宝公和尚梦中的孔祥云:“孔祥云的神情像一个骑在驴背上的来自古代社会里的苦吟诗人,一双失血的耳朵像两片透着寒气的白果树叶子。”小说这样展示崔燕林意识中的“炊烟”:“雨雾中飘来的一阵沉闷而悠久的钟鼎之声使崔燕林阴冷潮湿的记忆里长起了一缕姿态袅袅的炊烟。升起的炊烟有如温软的丝绸,舒缓漫卷,翩然而行。升起的炊烟是一种民间的日常的生态格局,它下面的鸡犬之声温馨如初,日常的器皿在有条不紊的起居之间叮当作响,裙裾丝带拂地而过,窸窣有声。”而“死亡”在小说中则以这样的文字呈现出来:“在文字覆盖下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里,几个巨大的名字将一只蜡染布包袱从书中的某一章里排挤了出去,沉重的包袱沿着山冈上舞蹈般的纹路一直向山下滚去。”……无须赘例,吕新的语言总是充满象征的寓意和隐语,而话语方式上又总是陌生于日常的言语形式,像“甲骨文的手段秋毫可鉴,淋漓尽致”,“我看见文字的黑脸和短腿在缓慢周旋,原地奔驰,形同半坡时期沉默不语的农人”,这样的句式总是给人一种崭新的美感和阅读享受。我想吕新小说的语言魅力应该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探讨的目标,我在本章对《抚摸》的解读文字对之只能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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