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走中国煤矿，还当选美国总统！揭晓胡佛骗取矿务局背后的故事

招商局与三菱株式会社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空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工业化变革；第二次是1945年前后，日本战败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第三次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这种对比，有时候实在让人有点莫名的宿命感。

今天的专栏说一件很可比照的商业往事，时间点是1884年。

那一年，盛宣怀成了当时朝廷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过去的13年里，这家企业“官督商办”，其经营活动一直由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两人把持。在企业站稳脚跟后，国营体制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联名禀报李鸿章，称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唐、徐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如果能够依此执行，洋务运动将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是，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他找到机会把唐、徐两人清除出局，派来自己的心腹盛宣怀。

盛宣怀上任之后，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大有出入，为了权力，他背叛了13年前的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在十余年后，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盛宣怀让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的“白送”。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1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百年后回视那条历史迷雾中的十字路口，令人哑然无言。

美国总统的“中国骗局”

胡佛是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30年后，他出任第31届美国总统。

1900年前后，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洋务派最重要的矿务实业——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走了。这个骗局牵涉英、德、美三国，甚至还是由一个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的年轻人操盘的。

开平煤矿由李鸿章决策、大买办唐廷枢于1877年创办，1895年后落入官商之手，恭亲王的亲信张翼出任督办。煤矿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资金，朝廷没有资本注入，张翼又不愿意让商股在总股本中占据优势，于是他选择了对外举债。1899年9月，张翼通过德国顾问德璀琳向英国墨林采矿公司借款20万英镑，以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代表墨林跟张翼谈判的是一个时年25岁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的美国人。他在30年后成为美国的第31任总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的胡佛是一年前来到中国的，他对勘探金矿充满了兴趣。在成为墨林公司驻天津代表后，他写了一份《开平矿务局报告》称，“这决不是投机，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天津起事，京津一带惊恐万状。胡佛在天津公馆内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张翼也躲进了英租界的家中。一个多月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某日，英国驻天津领事带兵冲进张宅，以张家养有大量鸽子为由，“疑与拳匪相通”，逮捕了张翼。

“通拳匪”是一个不用审判就可以杀头的罪名，张翼被吓得魂飞魄散。在被关押了两天后，德璀琳出现了，他告诉张，天津煤栈被烧毁，唐山矿区乱成一片，为了避免战火，他建议将开平煤矿挂上英商的招牌。他随即取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护矿手据”，内容是委任德璀琳为矿务局总代理人，可以自行处理一切事宜。德璀琳说，只要张翼签了字，由他向各国使馆担保其性命无虞。张翼签字，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7月30日，得到“便宜行事之权”的德璀琳跟胡佛坐在了一起，前者代表开平矿务局，后者代表墨林公司，签订了出售合约，价格是象征性的8英镑。根据这份合约，“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胡佛把合约带回墨林公司后，得到了5000美元的奖赏，这在当年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接着，墨林又转手将开平卖给一个名为“东方辛迪加”的英国财团。12月28日，新组成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在签署正式“移交约”的时候，昏庸的张翼又被耍了一把，中英文合同存在明显的表达差异，中文为“保管、托管”，英文则为“出售”。为了安抚张翼，胡佛则答应他可以担任终身“驻华”督办，持有的3000股开平老股可换成7.7万新股，此外还给他20万两白银用于打点上下。第二年2月下旬，英军进驻矿区，胡佛被任命为新公司的总办，并得到8000股的公司股票。

开平矿务局被骗走后，闯下大祸的张翼一直对内外隐瞒此事，直到1902年11月，当时煤矿悬挂了清朝黄龙旗和英国米字旗，英国人认为转卖事宜已经抵定，就强行降下黄龙旗，骗局才告白天下，顿时引起朝野震惊。清廷责成张翼赴英国起诉墨林公司骗取煤矿一案，随张一起去的是翻译了《天演论》的著名学者严复。这场国际官司一直打到1905年底，花费百万白银，经过14次的开庭审理，法庭最终的判决却是承认墨林有欺骗行为，但以“无法强制执行”为理由将煤矿判给英方。清廷不敢得罪英国，此事不了了之。

胡佛在1904年还曾向南非斯互金矿输出华工，收取了43万银元的佣金。至此，他成为美国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百万富翁。1913年，胡佛携大量财产返回美国，成为商界知名人士，1921年出任商业部长，1928年11月6日当选总统。在他任内，爆发了著名的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中国真的是一只晚起的鸟吗？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后世史家常常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洋务运动开始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刚刚完成国家的统一，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某种意义上，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不足100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71年，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还操纵着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俾斯麦的指挥普军大获全胜，开进巴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就在1868年，一洋之隔的日本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月3日，武士西乡隆盛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首先，1870年前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工业化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也颇接近；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第三，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耐人寻味。

1871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日本政治家、在二战后把日本经济带入正轨的吉田茂曾追述说，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他们访问了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功能及运作、法院权力、三权分立机制等等。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颠覆式的变革，奠定近代学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6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而清廷一直要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实行立宪。明治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同时，经济改革亦紧锣密鼓地进行，明治政府宣布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银行，大量工厂相继建成。

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常常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的论调，他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尔小岛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